翁同龢-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翁同龢-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

康有为在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是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趁入京应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上的第一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近，翁同龢后人将珍藏多年的翁同龢手抄《第一次上书》影印出版（注：见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1998年8月初版。）， 孔祥吉同志也有专文论述（注：见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载《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7月出版。）。蒙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惠赠， 我据以校雠《南海先生遗稿》中的康有为手稿以及已刊各本，感到翁氏摘抄的印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和翁同龢的重要资料，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手稿，还是可以信赖的。
一
较早刊行《上清帝第一书》的是《救时刍言》，此书序文撰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冬十月”，署“桂林冷风热血斋谨序”，谓：“自顷余过友人家，得有南海康孝廉祖诒奏议书策诸稿，观其所作，已在前数年时矣。”查康有为于1894年入京会试，7月（六月）返粤，8月（七月），余晋珊劾以“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请禁《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康有为乃于11月（十月）游广西，住风洞，“寓桂林凡四十日”，此书即刊于是年。接着，1896年上海时务报馆代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录有《上清帝第一书》。此外，《皇朝经世文编》、《康有为书牍》等也都登载。后来，上海有正书局发行《康南海遗稿》，内有《上清帝第一书》手迹和批件（以下简称“康本”）。我在编录《康有为政论集》时，曾据《南海先生遗稿》中的《上清帝第一书》手迹，参校《上清帝第四书》各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98年8月， 我到北京大学参加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蒙孔祥吉同志赠以《晚清佚闻丛考》，其中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9月又去常熟， 参加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学术讨论会，蒙翁氏后人翁万戈教授赠以《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看到了翁同龢抄件影印件（下简称“翁抄”）。发现“翁抄”是从康有为奏稿摘抄而成，两本内容虽有详略，但“康本”还是可信的。
“康本”原文共十五叶，每叶左、右各十行，每行约25字，除去不少抬头、空格外，共约6000字。“翁抄”用松竹斋十行纸，每叶左、右各十行（第一叶写成十一行），每行约28字，共约1500字，仅有“康本”的四分之一，正如孔祥吉同志所说：“二者内容详略有明显差异”；孔同志还举出三例，说是“康本”有“刊落”，“康有为对《第一书》进行“改删”。录如下：
比如，康氏在论述中法战争之后，中国面临列强交迫之危局时，《遗稿》称（注：《遗稿》指《南海先生遗稿》，即“康本”，下同；又下引文中着重号均为孔祥吉所加。）：
“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
翁氏《第一书》摘抄本则作：
“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其一已在伊犁北之穆哈喇，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得罗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
又如，《遗稿》所刊《第一书》谓：
“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卫藏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矣。”
而翁氏摘抄本则谓：
“英一日而举缅甸，与我滇仅隔怒江之夷，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卫藏也，在道光十九年，今乃作衅焉。”
再如，《遗稿》所载《第一书》在论述须慎声色之防时云：
“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声色之防。”
而翁氏摘抄本则云：
“皇上大婚伊始，庶政将裁，血气未定，宜慎声色之防。”
翁氏不惜气力，对康氏第一书详加摘抄，但是，无论如何，摘抄本只能比康氏原呈字句减少，而绝不可能任意添加，上引三段文句中大多数加点的字句，在《遗稿》中都刊落了，我以为这些地方都是康有为对《第一书》进行改删的明显证据。至于在个别词句方面，《遗稿》所刊《第一书》之改动痕迹更是枚不胜举。（注：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载《晚清佚闻丛考》。）
经过校阅，发觉孔祥吉同志所举，即“翁抄”原文旁加点的，都是“康本”原有，而经删除的，“翁抄”则是未经批改修删之本。加点处的增改，是经沈曾植“手批”增改的。
二
《南海先生遗稿》封面下有“沈寐叟手批”字样，首叶又有“《南海先生遗稿》，并沈子培先生批，门人徐勤敬题”题署，知所收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是经沈曾植批改的。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钦用主事，观察刑部，签分贵州司行走。1888年，康有为上书吁请变法，沈曾植曾参与其事，并手批奏稿，这在《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一岁”中，有明确记载：
“时讲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计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值祖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韬编修绍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实左右其事。”
说明沈曾植对《第一次上书》“实左右其事”。沈曾植去世后，康有为在《哭寐叟四兄哀辞》又说：
“戊子初上书，变法树齿牙，先生助相之，举国大惊哗，恼传下刑部，纷来求衅瑕，君力劝括囊，金石穿幽遐”（注：崔斯哲：《南海先生诗集》卷一五《游存庐诗集》。）。
可知沈曾植对《第一次上书》“左右其事”，并“助相之”。经查沈曾植手批的“康本”书眉和正文中确有不少眉批、批点、修改，如上引孔祥吉同志所举三例，就分别有沈曾植的批改。为了弄清“康本”、“翁抄”的源由、异同，有必要将“康本”中的沈曾植手批（下简称“沈批”）以及修改情况作一说明。
“沈批”大体有如下几种批改，其一是有关上书格式：
例一，“伏惟皇太后、皇上聪听彝训，乐闻谠言”（第53页）（注：所注页数，据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沈氏在“彝”氏旁加三个圈，并提行抬头。
例二，“臣到京师，见兵弱财穷”（第52页），眉批“京师应抬头”。
例三，“伏惟皇太后、皇上，敬天勤民，法祖宗，用耆旧，圣德之美，愈越今古”（第56页），沈氏眉批：“祖□□□宗，似宜三格，提行另列，但以下屡述，篇幅已长，占行太多，□酌之。”
其二是以为原稿语气轻重不当，或“称法不妥”的：
例四，“上有土木之工，下盛赏花之宴”（第52页），改为“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此后各本照此改。
例五，“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而能□晏保全者也”（第53页）。眉批：“此意太说烈，与本旨不甚相应，须显揭一二句”。改为“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此后各本也照此增改。
例六，“皇上大婚伊始，庶政将裁，血气未定，宜慎声色之防”。即前举孔祥吉同志所举第三例，改为“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第60页）。
其三是有关避讳、称谓的，如：
例七，“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崩，皆非常之大灾也”（第52页），改为“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崩”，旧称皇帝死为崩。《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用“崩”，不妥，故改为“倾”；“非常”，改为“未有”，语气也较轻。
例八，“奉天根本之地，山涌川溢”，改为“奉天大水，山涌川溢”（第52页），“根本之地”删去。
例九，“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栗震悼，率群众痛哭戒誓”，改为“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惶震悼，戒励群众，痛哭戒誓”（第52页）。“悚栗”改为“悚惶”，语气较轻。
其四是事实出入，内容修改的：
例十，“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其一已至伊犁北之穆哈喇，二三年内可至珲春”（第54页）。沈批：“两事恐系一事，穆哈喇即□哈尔也”。并将“其一已至伊犁北之穆哈喇”删去。以后各本亦无此句。按：此即前引孔祥吉同志所举。
例十一，“英一日而举缅甸，与我滇仅隔怒江之夷”（第54页），沈批“苦隔怒夷，今无此隔矣”，并改为“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此后各本同。此即前引孔祥吉所举。
例十二，“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法无攻我之心，未足言战也。”沈批：“已开仗，此二语似可删”，“康本”据以删去（第55页）。
由上可知，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是经过沈曾植批改的，今传“康本”，即经过沈的批改。这是因为沈曾植旅京日久，任职刑部，熟悉掌故，对官场习俗自较康有为了解；沈曾植又精研历史地理，对边疆领域亦曾潜研，因而看出第一书的事实出入。今传各本，基本上是根据沈曾植手批本印布的。康有为说他“左右其事”，并“助相之”，确是事实。
问题是，经过沈曾植批改的“康本”，和翁同龢摘抄的“翁抄”关系又是如何？为什么“翁抄”又有“康本”已经改动的事例？
上面谈到，“翁抄”仅有“康本”四分之一，那么，翁同龢是在什么章节加以删节的呢？我看大体下述两种情况：第一是议论、举例较多，酌存要点，或全部删节。如“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一段（第55页），仅存“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今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不患无学”数句，其余删去。又如“伏惟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至“尤宜妙选仁贤，…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第56—59 页）， 共1360字，删存“伏惟皇太后忧勤”、“皆列圣所经营也”，以及“臣所欲言者三，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等不足70字。下面对如何“变成法”、“通下情”的具体措施也仅摘要点。
第二是叙述国内危急，危言耸听的，如“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至“我既弱极，则德、奥、意、丹、葡、日诸国亦狡焉思启，累卵之危，岂有过此，臣所以日夜忧惧也”（第55页）一段，全部删去。前面一段，虽大多札录。但末后“金田之役，将复起矣”（第54页）则删去。
由于文字删节，有时大段删除，在删除字句中也有略增几字，以便连接的，但不涉文义。
至于上引沈氏批改后的“康本”和“翁抄”删存部分，他们之间的异同，则从上举十二例中，除例一至例三，属于格式；例五、例九、例十二，“翁抄”删去外；尚有例四、例六、例七、例八、例十、例十一为“康本”原有，而经删除的，“翁抄”则是未经批改修删之本，前引孔祥吉同志所举例六、例十、例十一即属这类情况。例四也是如此。而例七则“地震山崩”，也改作“地震山倾”，而“皆非常之变也”，“非常”二字却没有改为“未有”。例八，“奉天根本之地，山涌水溢”也删去“根本之地”四字，与“沈批”的“康本”同。既然“翁抄”、“康本”的异同，主要是就沈批“康本”缮录，其中虽也有未经改动的，那可能是缮交翁同龢时没有按照“批改”，稍后康有为又略有增损，或以为不必改动。一般说来，还是主要依据“沈批”缮呈翁氏的。
本文所以不惮烦地考查“第一书”，只是为了说明康有为后来没有“改删”，《上清帝第一书》是可信的；“翁抄”据以摘录，不仅可以证明沈批“康本”之可信，而且还有其特殊意义。
三
翁同龢将《上清帝第一书》摘录，反映了他对《第一书》的重视，心目中对康有为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有为本来是崇《周礼》、尊周公的，他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以周公为“有德有位”，以六经为“周公经纶之迹”，渴望有“以时王为法”、“颁行天下”的政典，也渴望能有扶助成王那样的周公其人（注：见拙撰：《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载《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在第一次上书时，曾对在朝大臣，多方奔走，寄以厚望。
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时掌户部，康有为曾托盛昱上封事代递。《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有记录，以为“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
对曾任军机大臣、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康有为也两次上书，用了周公“吐哺握发”的故事，希望“闻尊主庇民之略，俾足副沧海大塞之观”（注：康有为：《与潘宫保伯寅书》，光绪十四年，载《万木草堂遗稿》卷四。），大声疾呼：“失此不图，后虽欲为之，外夷之逼已极，岂能待十年教训乎？”指出“感悟之法，在一二元老面对直陈”（注：康有为：《与潘文勤书》，光绪十四年，载《万木草堂遗稿》卷四。）。
他向吏部尚书徐桐上书，“陈大计而责之”，望其“牵踞痛哭，感悟上意”，“忧国如家”，“翻然图治”（注：康有为：《与徐荫轩尚书》，光绪十四年，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50—51页。）。
他还向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上书，以为祁“以大儒总台纲”，望能“扶士气而维国家”（注：康有为：《上祁子和总宪书》，光绪十四年，抄件。）。
然而，这些活动，没有达到康有为预期的效果，位处高位的既没有周公那样“吐哺握发”的接待，康有为且饱受各种各样的讥讽。据说，潘祖荫“垂接颜色”，“教以熟读律例”（注：康有为：《与潘文勤书》，光绪十四年，载《万木草堂遗稿》卷四。）；祁世长“雅不善西法，门下士有愿为总署司员者，公闻之辄蹙额，相见必力阻之”。康有为请屠仁守、盛昱交祁，祁又以“患鼻血请假”。以顽固着称的徐桐，更以“狂生见斥”（注：康有为：《与徐荫轩书》后康有为亲笔注语，见《康有为政论集》，第51页。）。衮衮诸公，“龌龊保位”，欲求如周公其人，又何其难也。
只有翁同龢，看到《第一次上书》后，态度和上述诸人完全不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十月二十六日”记（注：据《翁文恭公日记》“十月二十六日”两见，而二十七日无，此应为二十七日，因二十六日已记“伯羲来未晤”。本日又记“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来”云云，知盛昱两至翁处，应为“二十七日”。）：
“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覆谢之”。
知《第一书》是托盛昱提交翁同龢的。“成均代递”，“成均”，古代称大学为成均，唐高宗时，改国子监曰成均监。后人亦称国子监为成均。翁同龢看到《第一书》是十月二十七日，而《第一书》上于十一月初八日（注：据《南海先生遗稿》，原题“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后改为“初八日”。），也就是说，在《第一书》递送前十天，翁同龢已经看到，并予摘抄。他之所以摘抄，当然是对《第一书》的重视，并经他核阅后再行摘抄的；他看到的折稿很多，偏偏对《第一书》亲自摘抄，可见其重视程度。至于摘抄的目的，无非是录以备忘和准备有机会向光绪面呈。此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为光绪看到，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当与翁同龢看到《第一书》，对康有为留下印象，进行密荐有关。
至于翁同龢虽然摘录《第一书》，却没有代递，孔祥吉以为“未递《第一书》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康有为上书前没有取得同乡京官的印结，与清代上书体制不合，故未能代递”。这是可信的。翁同龢日记中所说“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也是他没有代递的另一考虑。只要看《翁抄》中对一些语气激烈、危言耸听的未曾抄录，即其例证，说他是“保护之不敢上”（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也并不为过。
“翁抄”的发现，预示着翁同龢对康有为留下深刻印象，并为日后帝党和维新派的结合准备了条件。
《第一书》是在中法战后草拟递送的。当中法战时，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等“清流”指斥时政、震动朝野，但随后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以“失败”谴责，“清流”随之解散。
1887年，光绪“亲政”，一些官僚、文人、名士不满后党腐朽，以拥帝相标榜，其中有过去的“清流”，也有“清流”游移观望，主张“旧学为体”的。“清流”有升沉，人员有变迁，翁同龢竭力接纳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发展为帝党。帝党中的沈曾植、黄绍箕、盛昱对“第一书”或者手批，或者代递，“实左右其事”，自然对翁同龢发生过影响而心仪其人，加以垂青。这与甲午战后，帝党和维新派的结合是有关连的，从而在北京强学会成立时，帝党的主要成员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黄绍箕都列名参加。沈曾植且有“正董之名”（注：汪大燮：《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图书馆藏；又汪大燮于同年十月初三日《致汪康年书》谓其原为“总董”。）。等到强学会被劾，封禁事起，他又有“图复意”（注：汪大燮：《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一年腊月二十七日。）。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又主报务。至于翁同龢，则强学会筹议时，梁启超曾往请谒。《翁文恭公日记》中也有关于强学会的记载，如“申正归，沈子封（沈曾桐）来，南城因封禁强学会，众汹汹，有烦言”（注：《翁文恭公日记》卷34，第124页。）。他和陈炽、沈曾植、 文廷式经常联系，故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书》称：“康南海倡为强学会，主之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5页。）。
至于上海强学会，帝党列名的主要人员有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张謇等。
强学会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早的政治团体，翁同龢曾予支持，帝党骨干也分别参加，手批《第一书》的沈曾植且有“正董之名”，可知《第一书》对翁同龢及其为首的帝党深具影响。因此，“翁抄”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翁同龢和戊戌维新的关系。那种只看到避免贾祸，自行改缮的《翁文恭公日记》，说翁同龢与变法无关，是不符合事实的。
“翁抄”是看到沈曾植手批后的《第一书》的，经过“翁抄”和沈批“康本”的考核，也可证实《第一书》的可信性，康有为没有“改删”。同时，从翁同龢的摘抄中，也可观察翁同龢认为《第一书》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什么地方只需录其要点。
翁同龢摘抄手迹《上清帝第一书》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运动和翁同龢的重要资料，也证明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手迹还是可以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