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略议“口述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闻一多-略议“口述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略议“口述史”

略议“口述史”
――兼及口述采访的若干体会
闻 黎 明
盼望已久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在扬州召开的时候，我由于难以分身没有出席，仅提交了一篇体会兼感想式的短文。会后，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几位先生仍建议我再写点，盛情难却，权作是还债吧。
“口述”的“史”及其目前的地位
“史”始于“口述”
谁都知道，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所有的思维活动，其累累果实都只能通过口述这种形式授受相传。其实，即使文字产生后的相当长时期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寻找食物填饱肚子是头等需要，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字，仍然掌握在统治集团中少部分人手中，大部分历史故事还得依靠口授这种最古老的方式承传延续。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五千年灿烂文化，若说源头，几乎全部是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说”，以至“传说”二字在中国语汇中，称得上是资格最老的前辈。
不啻如此，即便中国文化经典之祖“十三经”中的《诗经》，也实乃一部口述记录。这部宏篇巨着的原始创作者，是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在还没有文字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歌”来抒发对生活的各种体验与美好追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多么朗朗上“口”的歌词。还有，《诗经》中屡屡出现的“兮”、“噫”，也同样是不同感叹的注脚。今天“诗歌”二字已组合成一个名词，实际上它原本是由“诗”与“歌”两个单词构成的，而且后者的出现要比前者早得多，因为只能是有了文字之后，才可能把“歌”记录下来，之后“诗”才能应运而生。古人云：“歌以言，诗以志”；也有人说“‘歌’的本质是抒情”，“‘诗’的本质是记事”(闻一多《歌与诗》)，都说明了它们的区别。由此看来，把“诗”记录成“歌”的过程，就是古人所做的“口述史”工作。如今，《诗经》早已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在史学家笔下，它被剥去神秘的说教外衣之后，便成为了解远古社会与先民生活的一面镜子，淋漓尽致地发着它的史学功能。
在封建社会中被作为道德规范教化蓝本的《论语》，说起来也是口述的记录。《论语》并不是孔子本人所作，而是孔门弟子们所辑成的孔子语录。除了这些私家着述，被推崇为皇皇“正史”的二十四史，列于首位的《史记》也同样采纳了大量的口述材料。所以，倘若要为口述史工作的前辈建一先贤祠，那么将司马迁的画像和牌位置于最中间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口述史的现今位置
口述记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中，它却不身不由己地逐渐衰落了。这怪不得别人，只能怨它自己不争气。
无须讳言，口述史料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弱点，因此自从有据可凭的文字记录产生后，它就不免相形见绌了。“口述”的弱点，主要在于它作为“史”时所固有的不确定因素。用“口”叙述某件事，即使在今天，也会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对象，而出现不同的表述。另外，口述本身也很容易走形，很难避免随意性，如果出现曲解就更不得了了。你想，司马迁若是果真保留下“命根子”，那么今天人们所知的西汉历史，怕就是汉武帝的“口述”了。类似之事，不胜枚举，可见“口述”要摆脱“适者生存”法则的约束，确实难度不小。
再者，先人留下的文字史料可谓浩如烟海，取之不绝，既然有这么多可考可查可据的根据，“口述”就是再不情愿，到了出阁的时候也不能不出嫁，而且嫁出去不是做正室而是作妾，比起在自家当姑娘，自然矮人三分。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西方的口述史工作比我们发达，但在史料学科中也仍然处于从属的补充位置，只不过好比是侧室而不是妾，境遇比我们好些。这种客观事实，估计很难改变。说句得罪人的话，在史料学这个大家庭中，口述史可能永远熬不到当婆婆的份，今天我们之所以特别提出“口述史”，实际上争的是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媳妇的身份。
口述史仍有顽强生命力
话虽这么说，其实“口述”的生命力仍很顽强，虽然它不是须臾不可离，但人们还是需要它。看看书店里一排排体裁各异的回忆录，形式上似乎是“心述”，谁又能说它们不带“口述”的属性呢。对于史学研究而言，从事近现代史特别是当代史的学者在从事研究时，除了利用能够获得的文字资料外，哪个不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采访当事者或知情人，只不过大多数采访成果只是片断或专题记录，不甚符合现代意义上“口述史”工作标准罢了。因此，口述史若要寻找一个向一门学科方向迈进，现实地说，还得从这里为起点。
西方现行的“口述史”工程，建立在强大经济后盾的基础上，它们成立有专门的机构，聚集了众多的专门人才，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可惜，这些条件国内均不具备。眼下（也可能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内的史学耕作，主要还是“小集体企业”甚至“个体”经营，除非动用国家力量，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没有力量构筑西方式的口述史大厦。这一点，怨不得国家，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型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提倡市场经济，在这种现实面前，作为无形遗产的口述史既不能成为一种产业，也不可能马上得到丰厚回报，剩下的路，就只能靠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了。以我私见，史学家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自己够将口头史摆在足够重视的位置上，并且在运用文字史料的同时，主动采撷口头史料以资补充。这，也许是目前口述史建设最起码的工作。
当然，如果哪家大型“国营企业”意识到口述史的潜在价值，肯在这上面投资，我们真是求之不得。目前，在某些个别项目上，如新疆维吾尔族音乐、藏族史诗方面，业已有不小的投入，扬州大学这次举办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也显示了不求成本而着眼于学术建设的魄力，我们衷心希望能长期坚持下去。
我个人的一点体会
说起来真是惭愧，尽管我多么期望口述史能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科，可本人却很晚才有这种意识。不过，我倒从事过口头采访的工作，因此还算得上与口述史沾了点边。
从我的一部书说起
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是一部兼有传记性质的史料编年，我的本意是希望通过相对彻底地收集与公布当时所能获得的与谱主有关的原始材料，以便让有兴趣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学者们，能够节省寻找资料的时间。令我没有料到的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哲学系邀请校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评选向研究生推荐的阅读书目时，这部书经过无记名投票，忝列选读书目之一。（此次共评选出古今中外必读和选读书目各30种。）2004年，台湾出版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何柄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说：“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这些评价对我个人来说自然十分荣耀，但它同时也证明参加评选的各位专家和何柄棣教授，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口述史工作，因为《长编》中容纳了大量当事者与知情人的口头访问资料，它们不仅充实了已知的闻一多生平，而且也填补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白。由于文字材料总能有发现的机会，因此我个人觉得，《长编》之所以得到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抢救了相当数量的口述记录。
坦诚地说，我为编写《长编》收集资料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口述史范畴，只是为了谱主历史的系统与完整，在1986至1989年的三年中，先后到武汉、重庆、昆明、贵阳等地查阅资料，其中仅昆明就连续去了三次，前后共有六个月。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度过了两个冬天。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整整三年，我除了查阅了凡是能找到与谱主有关的旧报刊、旧杂志和历史档案外，还走访了五六十位与谱主有密切往来的同学、同事、朋友。当年的访问记录，累积有十个每册80页的笔记本。
当然，《长编》中的回忆资料也不全是“口述”的，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有些只能通过信访获得。虽然这类材料不是正式发表的专文，而是就某个专题的答复，但这种“笔述”似也可算作“口述”的另一种形式。在我保存的百余封信函中，就有顾毓琇、谢冰心、吴泽霖、王力等前辈的亲笔复函。
这里，有件长期埋在心底的感激，也想借机说出来。1924年，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时，写过一首英文诗《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我请住在我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永安里宿舍）的“九叶派”诗人袁可嘉先生翻译了这首诗。其间，一位热爱新月派诗歌的美籍台湾学者廖玉华女士拜访袁先生，袁先生说我就住在他家楼上，于是介绍我们相见。会面时，我提起自己很难得到台湾资料，如果可能的话，想与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取得联系，因为梁实秋《谈闻一多》的插页有一封闻一多信的书影，我推想也许还有其他信函，要是能得到那些信函的复印件，真是再好不过了。当时，我也只是这么说说，不曾廖女士利用返台探亲机会真的找到了韩菁清，而韩菁清也居然将梁实秋先生保存了60余年的闻一多十余封信函原件，托廖女士回北京时转给了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我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将这段往事公布于众，只好在这里对袁可嘉先生、韩菁清女士、廖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口述资料能够解决某些关键问题
在为《长编》奔波收集资料时，我既没有听过“口述史”这个词，也没有这种意识，甚至连录音和拍照都没做到，结果当时的访问只留下些零散记录，今天想起真是后悔莫及，遗憾至深，恨自己太缺乏远见。不过，我总算多多少少接触到部分属于口述史范围内的工作，并且有些访问材料确实填补了史实所缺，补充了过程细节，其中对个别历史问题的澄清，也显而易见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下面，举几个例子为证。
过去，人们对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闻一多在美国发起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和回国初期从事的国家主义活动，仅从梁实秋和李璜的回忆录中有所粗略了解，但由于这两个人都被视为阶级敌人，故有的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回忆，有的人则尽量从善意出发加以解释。为此，我利用顾毓琇先生到北京访问的机会，专门拜访求教。顾毓琇先生当年在美国与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共同发起大江会，是参与当时活动的仅存者。顾毓琇当时以及后来在给我的信中，都强调大江会就是“青年中国”。顾先生将他们早期的国家主义活动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青年中国”相提并论，这无疑为客观认识这些爱国青年的政治倾向，提供了可以参照对比的镜子。
再如，1943年清华大学解聘刘文典一事，与当时的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过去所有记述中，仅王力说他曾找过闻一多为刘文典说情。而这件事的起因、过程，是在访问西南联大学生萧荻时，才初步搞清楚的。后来，我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看到刘文典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使此事全貌得到恢复。原来，这件事戏中有戏。1943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以优厚的报酬，邀请刘文典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刘文典赴普洱后，西南联大议论纷纷，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认为刘文典不足为人师表，坚持将其解聘，并得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支持。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促成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竟然是皖南事变后疏散到那里的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和进步骨干。而刘文典的到达，也起到客观掩护这批学生的作用。
还有，许多文献都记载了闻一多对1945年“一二一运动”的贡献，但所据者基本没有超出业已发表的史料与回忆，而我对领导这次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负责人洪德铭的访问，则了解到闻一多参与筹备11月25日反内战讲演大会、“一二一惨案”后代表民盟与民青的合作等重要史实。这样，不仅使闻一多与“一二一运动”的关系得到从未有过的反映，而且表现出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他已学会运用斗争策略与初步掌握了斗争艺术。
口述史迫切需要抢救
由于我个人在上述工作中尝到了一些甜头，思想上对口述史的重要性，感受也较深刻。就拿《长编》来说，幸亏当年我动作的还算早些，才能面对面地采访顾毓琇、谢冰心、陈岱孙、吴泽霖、蹇先艾、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侠、臧克家、王瑶、吴祖缃、季镇淮、范宁等前辈。而这些前辈，不久相继逝世，任何人再也无法获得他们对我讲述的史实了。从这个角度说，《长编》中保存的他们的口述，真正是“唯一”。
2002年，我开始从事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这个研究室的科研方向是以中共党史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相比其他研究室，对于口述史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上任的第二年，就开始与诸同仁一起策划口述史课题，鉴于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核心工作的前辈已经日渐凋零，我们将口述课题设计为“新政协筹备研究”。这是由于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下限为1949年，而1949年最重大的事就是新政协召开，尽管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材料公布了许多，但从中共五一口号提出到新政协正式期间的筹备过程，还有不少曲折。例如，五一口号提出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三个政党共同召开新政协，后来如何发展成由中国共产党召开；这一阶段里，各个民主党派对于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也存在着统一认识的过程，与人们印象中的一呼而应不尽完全相同。因而，我们决心抢救近代史最后一年中发生而大多数人还不甚知晓的史实。可是，当我们向民革中央、民盟中央了解时，得到的消息是当年的新政协代表绝大多数都不在世了，在世的也大多年高体弱，仅有个别人能够接受采访，但每次采访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小时。结果，我们设计的主要采访对象，只能是外围的知情者。假若这项工作得以进行，我相信还是可能抢救些材料的，可惜的是课题没有通过。一年后，计划采访的20人中，一半以上逝世，他们了解的史实，就这样彻底埋葬了。面对这个结果，我除了无奈，还能有什么表示呢。
“新政协筹备研究”申请失败后，我们不甘心，遂于2003年又提出“金若年口述历史”的课题申请。我们之所以将口述对象集中于一个人，是由于一年前那项课题没有通过的原因之一，听说是采访的人太多了，研究所难以付给这么多采访对象的酬资。这个申请，在我们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讨论时，也曾有人问“金若年又不是知名人物，为什么要做他的口述史”等等。我们提出的口述者的确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大人物有什么标准？大人物又有多少？大人物就那么容易让你做口述史？其实，作为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的金若年也不是小人物，他是1944年民盟云南省支部建立后加入民盟的最早成员之一，亲身参加了云南民盟的许多重要活动，是那个动荡年代中发生的“一二一惨案”、“李闻惨案”的目睹者与见证人。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刺后，昆明的美国领事馆将十几位民主人士接到馆内加以保护，金若年也是其中之一。现在，经历过云南民主运动的民盟核心人物，除了年近百岁的冯素陶和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的费孝通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金若年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接近并了解云南民盟领导层活动的前辈。为了使这项口述史课题获得批准，我在课题审批会前，在下面做了不少解释，总算得到通过。“金若年口述历史”是近代史研究所建立50年来正式列入科研规划的第一个口述史课题，为此我兴奋了好长时间，可是就在我们即将开始采访的前夕，金若年先生身患了癌症，这项课题只能停滞下来。
实施中需要注意的几个环节
回顾上述工作，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体会，从事口述史采访所应注意的问题至少有下列数点：
首先，需要提前准备好访问提纲，只有问题提出的越具体，采访对象才越容易回答。开始，我访问时，提出的问题比较抽象，相对宽泛，结果往往时间与精力花去不少，效果并不很理想。后来在写作中，心目中对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有了底细，这时还有哪些问题应该提出就比较明确了。于是，以后采访中，我基本都是目标集中，针对性地提出一二三四具体问题，结果立竿见影，颇有收获。
采访需要这样，若开展口述史工作更应如此。前面提到的“金若年口述历史”课题，尽管对于口述者的生平与经历我们已经了解的不少，但在设计申请前，我们还是与口述者进行了反复磋商，然后才制定了详细的采访提纲。那个提纲的要点，完全按照专着的章节体例，几乎就是成书后的目录。同时，对于采访进度，我们也列出了时间表。
其次，采访时千万不能带有个人倾向。我做《长编》，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是，由于我与谱主的特殊关系，使我无论到哪儿都能受到热情接待，尤其听了我绝对以客观态度努力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自述后，他们都非常理解，尽力告诉他们所知道的真实情况。不利的一面，恰恰也是由于我是谱主嫡孙，以至有个别时候，采访对象对我能否坚持客观心存怀疑，因而不愿触及某些一度敏感的问题。其实，我的确没有什么框框，思想也没有什么束缚，《长编》中写到1926年闻一多在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大打出手一节，是过去无人提及的，而我则在《长编》中摘引了大量北京《晨报》的连续报导，最早完整披露这段史实。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首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史学工作者，而一个史学工作者最起码的准则就是尊重历史。
再次，通过采访获得的资料，还需要分析与鉴别。这是由于时间久远，访问对象难免记忆错位，这就需要使用访问资料时务必与文献材料相互参照，弄清楚自然最好，弄不清楚又有价值的，可以并列存疑，加以说明，给读者留下判断的空间。
最后，有必要提醒一下，即对一些至今仍存在不同认识的问题，或牵扯到人际关系的事情，要尽量避免直接提出。比如清华大学解聘刘文典一事，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毕竟刘文典是个大学者，曾经当面顶撞过蒋介石，并且抗战爆发后不远千里随校南迁云南边疆，其志可嘉。因此，当我还没有搞清刘文典的人际关系时，便贸然请教一位曾经有抵触情绪的老先生，尽管老先生的口气十分客气，但我知道自己碰了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上面仅据个人在采访中遇到问题所联想到的一点体会，这方面，真正从事过口述史工作者的专家，体验肯定更多更深刻。
(2005年2月24日，北京慈云寺)
（原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