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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侯杰、朱文广：朱启平《落日》见证日本战败投降

1945年9月2日，《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出现在日本战败投降签字仪式的现场，他撰写的名篇《落日》记录下这一庄严神圣的历史时刻。
《落日》是怎样写成的
《落日》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撰写的名篇，记述了他在东京湾的美国舰艇“密苏里”号上见证日本战败向盟军投降的历史时刻。朱启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美国太平洋舰队随军记者，所以当他得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准备工作将由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负责时，就搭乘美军军舰赶到日本，为见证这一历史事件做好准备。
朱启平随美舰驶入横须贺海港时，细致地观察到曾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此时此刻所露出来的破败景象：“受了重伤的大主力舰‘长门’号很狼狈地停在港口……一张小小的日本国旗垂头丧气的吊在船桅的顶上。几个日本水兵在甲板上蹒跚着，就像在一座破坏了的古庙里被遗忘了的和尚。”他看到一只蝴蝶朝大海飞去，不禁触景生情：“我忽然感到那就是日本命运的象征。日本的勇敢是可以作征服世界的企图的，但是世界之于日本犹如大海之于蝴蝶，蝴蝶是永远不会渡过海洋的啊。”（朱启平：《横须贺港安静荒凉》）另外，在横须贺港的“岸上一堆栈外面，一个卫兵形单影只地执枪踯躅，见我们来，停步注视。港内有小运河，两岸小山对峙，山下都是穴洞，一个接一个，如卫兵列队，但洞门都紧闭着，这些当是军火库。河口停着五六艘驱逐舰，舰上不见一人。驱逐舰中混着两条登陆舰，是仿照美国制造的，也无丝毫生气。许多日本特有的双人潜水艇拆散了堆在岸上。岸上这时多了几个兵，可像守冷庙的和尚，有了他们，更显得周围的寂寞。”东京和横滨等城市大约百分之七十都炸平了。朱启平通过细腻的笔触，向国内外的《大公报》读者展现了战败之后的日本之景象。
与此相反，朱启平对采访日本战败投降这件事情充满希望，并渗透到字里行间：“日本降使将登密苏里号签订降书。我站在衣阿华号的甲板上，可以看到密苏里号同着三只驱逐舰很雄壮地领导着整个舰队前驶。衣阿华号在它后面不太远的地方徐徐前进。海水呈现着绿色，就好像过去一向也没有比现在更绿过似的。风激起了白色的跳跃的波涛，飞鱼不时在波涛的顶上停落。我们就这样去占领日本，收获在长长的年月里由成百万人民流血流汗换来的果实。”（朱启平：《在相模湾盟舰上望日本》）
为了详细地报道好密苏里舰日军投降仪式，朱启平将代表着装、出场顺序、麦克阿瑟的讲话时“严肃缓慢”的声调、重光葵拄着拐杖“苦痛”的形态、各国代表签字的顺序都率先报道给《大公报》读者，并发布预告“全部典礼约共费时三十分钟”。（朱启平：《日本降书签字，典礼昨晨完成，和平实现》）后来，他又将日本投降仪式过程写入《落日》，发表在《大公报》上。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朱启平不仅出现在日本战败投降签字仪式的现场，而且以新闻记者的方式，记录下这一庄严神圣的历史时刻。在《落日》的开篇，朱启平即写道：“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十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在20厘米口径机关炮上临时搭起来的木台上，朱启平站在距离签字桌约两三丈远的地方，可以全景式地观察和记录这一时刻。签字的地方在战舰右侧将领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上。用来签字的桌子，原来准备向英国舰艇“乔治五世”号借张古色古香的木案，因为太小，临时换成士官室一张吃饭用的长方桌子，上面铺着绿呢台布，摆放了四五个扩音器。桌子靠里面是盟军签字代表团站立的地方，靠外面的留给日本代表。桌前站立着包括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在内的各国将领。桌子后面架起一个小平台，为拍摄电影和拍摄照片的摄影记者们提供方便。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紧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水兵乐队和陆战队、荣誉仪仗队整齐排列，煞是精神。
只听麦克阿瑟向日本代表团大声说道：“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重光葵走近签字桌，把帽子放在桌上，仔细阅读投降书，过了大约一分钟，才在两份投降书上签字。梅津美治郎随即签字。麦克阿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并邀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签完字后，他回到扩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尼米兹步出行列，并请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
接着，中国代表徐永昌走到桌前庄严签字。朱启平特别强调了从联合国代表中最早走出来的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哔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整个代表团的五十位海军将领和五十位陆军将领是“以徐永昌将军为首”。随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依次签字。朱启平还特别强调：由于加拿大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签低了一格，占了法国签字的位置，法国代表顺着签错了地方，随后的各国代表跟着也都签错了行。最后一位代表苏赛兰予以更正，并在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作为证明。朱启平不由感慨道：“倒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是干干净净的。”
整个签字仪式结束后，朱启平“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他不禁想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事端，进而侵占了中国的东北；1933年，强迫与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的时间恰巧也是“9时18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真是“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14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经过顽强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朱启平在采访结束之后，和《大公报》的同人黎秀石合影留念后，马上奋笔疾书，完成了这篇着名的新闻通讯《落日》。《落日》在《大公报》刊出后，获得读者的热烈欢迎，争相阅读，洛阳纸贵。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为该文赢得“状元之作”的美誉，并被大学新闻系列为经典教材。
日本虽然投降但不承认战败
新闻背后的新闻是，朱启平在采访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的过程中，“深感到日本目前的投降是临时的休战”，并不愿意承认战败的结局。因此，他发出：“盟国对日必须严厉公正，以永绝战祸，中国对日尤须谨防万一”的呼吁。朱启平感觉到，日本并没有真诚的悔罪、认罪的态度，尤其是官方、军方的态度，更加明显。对此，朱启平较早予以关注和报道。在1945年8月17日的专电中，他指出从日方的宣言来看，“没有一个字提到日本愿与其余世界共享和平的意愿，他们依然认为他们的作战目标是正确的，他们甚至连军阀主义也没有责备一句。他们虽然战败了，可是他们的陆军并没有破坏，他们的领袖还在呼吁全国团结。他们之所以接受投降，只是因为战败了。这样的敌人是有恶意的，而盟军也难以处理，尤其是在中国。”
在日本本土，依然弥漫着一股“本土决战”的气氛。日本沿海分布着众多防御工事，仅东京湾上要塞就有巨炮162尊，还有“许多机关枪阵地沿岸散布。我在各处看见无数军人，大概是刚退伍的。他们那副敌忾神气，说来几乎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某次我乘火车，旁边是个年轻军官，我请他抽烟，他万分不得已地接过烟，点上火，抽两口，便狠狠地把烟丢出窗外。一时之间竟使我糊涂了，究竟谁是战胜者？他还是我？这类军人我后来到处遇到，发现的神情或有不同，基本的态度总是一般的”，（朱启平：《日本是投降还是临时休战》）更有“一群一群的日本人在皇宫前切腹自杀”，将自己送上日本军国主义的祭坛。（朱启平：《驶入东京湾》）
应为战争负责的天皇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并操控着日本的议会。朱启平称之为“庙堂式的议会”。他发现，在议会主席台上有一个小讲台，后面在深幕重幔中是座高台，摆放着皇座。小讲台两翼是政府官员席，其下是议员的席次。开会时，每一个政府官员、议员都要先向空空的皇座深深鞠躬，然后步上讲台，执稿诵读，读毕下台，还要向皇座深深鞠躬，然后才能归座。其它任何人出入讲场时也是如此。朱启平“觉得是进了一所庙堂，听见方丈台上念经，众僧台下打坐。那皇座当是三世如来佛像。议会气氛，不知何在？”
日本民众对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盟军充满了敌意，态度极不友好。朱启平在采访中发现：“人民对我们的反应……充满着了阴冷和仇恨。”火车站上“本来是拥挤喧哗的，但是等到我们走上候车站，大家渐渐都不动了，不交谈了，约五分钟后，要是火车不动，汽笛不鸣，站上便是一片死寂。我们立在一处候车，不久我们发现我们被包围在日人圈内，离我们的四五尺，四周都站着日人，一个个木然不动，向我们怒目注视。这四五尺之地像是两军对峙的中间阵地，满眼的仇恨呀！我们候车有半小时，这样被注视了半小时，我终生不会忘了这半小时。”（朱启平：《日本是投降还是临时休战》）在日本印刷、发行的报纸上，充斥着“美军暴行”的新闻。“飞机场附近美军对妇女有强暴行为，街上行人的东西被抢了，谁家的衣包被拿走了……有声有色，把美军个个都写成强盗、恶徒！有时候实在找不出‘暴力’新闻来，便拿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记者开玩笑。他们的记者找中国记者交谈几句，第二天报上就登出来了中国记者从未说过的话，借以迷惑、麻醉日本读者和各界人士，如说日军怎样坚强，日本人民怎样好！有时候中国记者不和他们谈话，他们的描写中仍然肉麻地形容我们怎样骄傲！同盟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步伐一致，异口同声。”（朱启平：《日本是投降还是临时休战》）至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如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等，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朱启平在采访引导盟军入港的日本领港员后，终于得出了“这场大战从日本方面而论，果然是由军阀领导发动，但是人民大体上也一心一意拥护战争，没有反对。因此战争的责任不能单由军阀负担，日本人民也不能辞其咎。”（朱启平：《日本是投降还是临时休战》）的结论。因此说“无论是日本政府或身的。他们的检讨只集中在何以战败一点。换句话说，这仗是应该打的，如果打胜了，便万事如意，皆大欢喜。不对之处，就是在打败了。”
中国当自强
朱启平在采访中一次又一次地切身感受到，日本人不愿直面战败的现实，缘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取得的成功，带来了大和民族盲目自大的心理。在他们的观念中，“天下强食弱肉，优胜劣败。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征服了自该被奴役，被消灭，这是合乎自然法则的。至于大和民族，天下最优秀的民族，日本本土是神圣的净土，强迫大和民族低头，占领神圣净土，自然是罪大恶极。南京大屠杀理所当然，美军的一切行动都是暴行。”
朱启平还了解到，虽然日本普通人民知道战争的发展对他们不利，但还期望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投降仅仅是个意外。他们认为战败的原因第一是原子弹，使得日本无从抵抗。第二是苏联参战，使亚洲大陆上军事形势彻底改观，无法继续战争。他们“拒不承认今天的失败是多年侵略错误的结果，而冠冕堂皇地硬说他们的投降是由于避免人类间大屠杀。”（朱启平：《日本是投降还是临时休战》）值得深思的是，日本始终未提中国军民的14年抗战。对于中国，他们仍然非常蔑视，认为中国贫弱分裂，就应该被侵略。“中国对日本人依然是地理名称……他们报上称我们为重庆记者，而不称为中国记者。和日本记者谈话，他们对我们的收复东北认为是‘并吞满蒙’”，认为中日战争是“日本和蒋主席之间一点小误会。字里行间，好像大多数中国人是欢迎日军的侵略占领似的，”（朱启平：《日本是投降还是临时休战》）恶意歪曲历史事实。
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朱启平发现，日本人认为投降只是一时挫折，将来仍有翻身之日。在他们开来，目前的失败投降不过是一时的挫折，哪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中没有挫折呢？跌倒了是可以爬起来的啊！（朱启平：《日本是投降还是临时休战》）这是日本人信奉的准绳。
朱启平曾到富士山游历，并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情招待。临别时，主人还要折花相赠，由此他感到：“日本何尝没有美丽纯朴？”但他认为，日本要想保持这种品德，想重入国际社会，成为世界一分子，则完全取决于“日本人民是否有大决心，大勇气，痛认以前六七十年的侵略史真正是错，目前的失败是侵略累积的结果，而自动消灭侵略成性奴役本族的统治阶级的，排斥一切损人利己的行为。”（朱启平：《日本是投降还是临时休战》）但是，他感到实现这些目标困难重重。在日本举行会议的时候，天皇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从日本内阁的组成来看，带有明显的旧时代特点：首相东久尔和昭和关系密切，在他翼护下的则是一批昔日军阀内阁人物。内阁虽解散了七百万日军，但组织犹在。日军武器并没有全部交出，许多武器随时都可以使用。有关军事的档案不是烧毁了，而是被秘密收藏起来。
这说明，日本军阀、财阀及天皇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及权力。从记者的观察来看，日本没有悔过之心，只是暂时休战。于是，朱启平大声疾呼对日本的处罚一定要“严厉公正”，不许日本财阀、军阀继续掌权，削弱日本力量，使其没有再次侵略的机会，因而对美国处置日本的方法，极为赞同。当时盛传日本将被美方大幅度损毁工业基础并惩罚军国主义，对此，朱启平评价道：“美方这样的计划是极扼要，极正确的。日本黩武主义者消灭了，日本便无人妄念再起战端；工业没有了，即使有人想闯祸也无此力量。现代的战争如果没有重工业，根本是寸步难行的。把这两端掌握在手，日本当永世不能再为祸世界。”（朱启平：《日本是投降还是临时休战》）
如果将希望寄托在盟国之上，也是不可靠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日本会被削弱到何种地步，盟国对日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而中国“虽然胜利了却颇为疲弱。”《大公报》记者援引徐永昌的话讲道：“中国为一爱好和平之国家，而处处以诚待人，故就吾人观点言，应教之以诚，使其确实认识和平之含义，而后中日两方可永保和平。但此点究能完成百分之几，须看日本悔祸之程度与认识罪过之勇气如何”，表达了对中日关系的担忧。
朱启平则认为中国人应该“民主团结以求国内和平，全民奋发建设工业国家！唯有这样我们才不但根本不怕日本的复仇，而且可真正负起看管日本的责任”，对于外力切不可“过分依靠。”
（作者侯杰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文广为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