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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高义：中日交流有四大阶段

10月28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办“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公开讲座，讲述了中日两国之间长期相互影响的历史。
傅高义认为，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双方之间相互交流与影响有四大重要阶段：唐朝时期、1895—1937年、二战时期以及1978—1992年。
傅高义介绍，在唐朝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主要体现为日本向中国大规模学习。日本曾十余次派遣使团来到中国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与文化。这些使团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涉及语言的完善、国家机构的建构、宗教的发展等众多方面。当时日本修建的大型寺庙是基于中国的模型；一些城市，例如京都的布局规划则是以长安为范本；政府设八个部门也是以中国为模板；儒家思想、诗词文学等也被融入日本文化之中。他表示，在这期间，僧侣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行使宗教职责，还帮助传播文化。
而在1895—1937年间，中国则开始了一种广泛而分散地向日本的学习。19世纪中期，日本意识到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但当时清政府却闭关锁国。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派出使团在全球了解现代化情况，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处于落后地位，因而把学习方向转向了欧洲，并开始建立起自信心，甚至滋生了傲慢。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并不在于武器装备的精良，而是在于其更有组织性、纪律性以及从西方学到的管理体系。甲午战争之后，一批中国人认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相比欧洲，去日本学习更便捷可行。在那时，大约有2万名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曾在日本学习，寻找改良或革命之路；李大钊、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也都曾留学日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也是从日本引入中国。傅高义称，这段时间是一种广泛、分散的，而非整合、统一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加深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
二战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正面对峙初期双方仍存在一定的交流。
到了1978—1992年左右，中日两国关系一度步入缓和、友好的新局面。邓小平对日本进行的访问备受欢迎，双方领导人释放出善意和友谊。当时很多日本人也承认犯下的罪行，并愿意为中国提供技术等方面的帮助。文化交流以及年轻人之间的交流也在此间得到了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在整体上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