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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武：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西语世界中国研究肇始于“耶稣会士汉学”，迄今已有400年的历史。400年来，这种研究尽管因时因地而异，步趋并不一致，但由此累积起来的关于中国的着作和文章，单是数量就已十分惊人。据袁同礼编纂、195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文汉学书目》统计，仅1921年至1957年英、法、德文（另有一些研究澳门的葡萄牙文）有关中国研究文献即多达1.8万多种（不含论文）。从195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西语世界关于中国的研究文献无疑更仆难数。如此浩瀚的西方中国研究文献，共同汇成了一部引之弥长的西方汉学史或中国学史。
回望这部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在法国。之后，中心则转移到了美国。西语世界中国研究中心的位移，不仅意味着世界汉学空间格局的重组和裂变，更标志着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学院化汉学的兴起
法国汉学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欧美中国研究的中心，19世纪法国第一代职业汉学家雷慕沙曾这样说：“欧洲人殆在16世纪末与17世纪上半叶中，始对于中国风俗文学史有正确认识，要为当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传教士安文思、曾德照、殷铎泽、卫匡国诸人之功。法国教士始与诸人竞，不久遂以所撰关于中国之着述凌驾诸人之上。”这就是说，在早期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描述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传教士的贡献远比法国重要得多。
但是，这个局面很快就被改变和超越了。1814年，法兰西学院率先设立汉学教授席位，法国汉学迅速职业化和学院化。法国汉学权威戴密微后来在一篇题为“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的演讲中特别提到这件事说：“1814年11月11日，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席位的创立使汉学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这不仅是对法国汉学，而且对整个欧洲汉学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日子。对中国的研究列为大学学科，这在西方世界还是第一次（在俄国直到1851年，在大不列颠直到1876年才进入大学学科，在欧洲其他国家那就更晚了，美国是最后，他们的汉学研究最近才取得了迅速而惊人的发展）。”
确实，无论对法国，还是对欧洲的汉学而言，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置，都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此后，法国的东方语言学院、法兰西远东学院，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俄罗斯的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汉堡大学等着名学府相继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此外，意大利、瑞典、美国等国家的许多大学也正式设立了汉语课程和汉学教授席位。汉学由此进入“近代学院式研究”阶段。
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法国汉学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挫折，甚至停顿，但始终处于欧洲汉学的领先位置。法国汉学家以学院为基地，建立了严格的学术传承和绵密的学术谱系，涌现出一批博大精深的堪称大师的汉学权威，雷慕沙、儒莲、毕欧、巴赞、沙畹、考狄、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等，就是其中的享有国际盛誉者。他们的学识和努力不仅构成了法国汉学的内在景深，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欧美汉学的发展。
与欧洲特别是法国汉学研究群星璀璨相比，美国的汉学研究不免瞠乎其后，相形见绌，显得相当寥落。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从事东亚研究及汉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过50人，对中国研究根本不成气候。来华传教士的一些着作是当时最主要的中国研究成果，如恒慕义的《清代中国名人传略》、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等。俄籍汉学家叶理绥对当时的美国汉学曾做过一个比喻：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的“罗马”，美国则是汉学的“荒村”。然而，法国汉学的领先地位和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三位法国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和伯希和的相继去世，迅速衰退。而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却因缘时会，乘势而起，成为继法国之后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另外一个中心。
美国中国学当然不是从二战后才开始的，此前美国早已在耶鲁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等着名学府设立汉学教席，并分别聘请卫三畏、傅兰雅等来华传教士担任教授。美国的一些学术社团如太平洋协会，也曾开展和推动中国问题的研究。但基本上未脱欧洲汉学的巢臼，并没有形成足以与欧洲汉学抗衡的研究典范。直到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国学才逐步确立起自己的强势地位，并彻底改变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固有格局。
这个巨大的变化是与费正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以哈佛为基地，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一方面自觉地将研究重点由古典时代下移到近现代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力作，由他本人撰着和主编的相关论着就多达60余种;另一方面他又以造就中国研究人才为己任，为美国中国学作育出一大批顶尖的中国学家，当代美国中国学的中坚力量多出自他门下，列文森、史华慈、孔飞力、柯文等，就是其中尤为声名显赫者。正是凭借他卓越的组织和领导，美国中国学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如今，美国中国研究机构已遍布大学、政府、军队、企业和各种智库，从业人员之多，研究领域之广，影响之大，西语世界无人可与争锋。
需要稍作补充的是，在这个过程中，1949年前后一大批无奈“去国”或因故滞留美国的中国学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批学人包括陈荣捷、赵元任、萧公权、洪业、杨联陞、刘广京、王际真、陈世骧、刘子健、刘若愚、夏济安、施友忠、房兆楹、杜联喆、袁同礼、胡适、吴国桢、陈伊同、黄仁宇、周策纵、何炳棣、邓嗣禹、瞿同祖等，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对中西方学术都有深刻的体认和精深的研究，他们以美国为“且住之地”，寄居和集聚美国，其中有些人在美国着名学府中取得教席，设帐讲学，从事着述，他们的学术成就成为美国中国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留下的许多着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那个时候美国中国研究虽不乏谨严者，但“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并非鲜见。
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中指出：那时“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着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颖，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书石川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杨联陞对此亦深有同感，1960年他在华盛顿大学主持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比较中美学者短长，指出中国学者长于搜集史料，美国学者长于论断史实。两者应当相辅相成，使前者不至于见树而不知林，后者不至于“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在这种背景下，这批学术精英的存在就显得异常重要。余英时在一篇纪念杨联陞先生的文章中指出：由于杨先生的存在，西方汉学界在五六十年代减少了许多像魏复古那样把“浮云”当作“森林”的事例，也使得许多后起之秀知所警惕，不敢妄发空论。弭患于无形，这是他对汉学的一种看不见的贡献。这批来自中国的学术精英以群体形式存在，为美国中国学提供了一种可以遵循的标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战后美国中国学的基础。事实上，费正清早就承认，他们的存在，对形成期的美国中国学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还不仅仅止于此，对中国文化而言，他们把一个多义的中国带给西方，把他们对多义的中国的理解，以及由这种理解所内含的真知灼见带给西方，他们也把自己的博雅与智慧带给西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用余英时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他们是“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遗憾的是，他们的存在及其成就，至今仍未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更没有做过系统的整理与研究。
从汉学到中国学
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并不是一种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学包含汉学，又广于汉学，它涵盖了汉学和现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因此，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国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个转变不仅意味着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空间格局的重组与裂变，更重要的是它内含着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汉学时代的中国研究，大都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讲究典籍的校勘、考据与注释功夫。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许多天才
着作，如马伯乐的《古代中国》，葛兰言的《中国人的宗教》，伯希和的《甘肃中世纪藏书》和沙畹的《史记》等，都被长久地奉为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诚如戴密微所说，“他们与过去的耶稣会士不同，仅仅是通过书本了解中国，他们的着作的准确性和评论水平远远胜过前人并完全与当时欧洲人文科学、尤其是在历史和哲学方面取得的进步相一致。”那个时代的汉学大家，虽然取径和风格各异，擅长的研究领域也很不相同，但无论是法国的儒莲、沙畹，英国的理雅各、德庇士、翟理斯，德国的卫礼贤、福兰阁、佛克尔，瑞典的斯文赫定、高本汉，还是俄国的比丘林、扎哈罗夫，荷兰的施莱格尔、哥罗特，美国的傅兰雅、卫三畏等，注重的更多是中国古典人文传统，基本上都以中国历史语言学、古典宗教、哲学和艺术为研究领域，以学问的精深为追求目标，恪守以文献学功夫为基础的汉学家法，并以精湛的造诣在世界汉学史上铸就了各自的辉煌。
然而，辉煌是理路的巅峰，也是理路的止境。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研究取向因为无法回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迁，从20世纪初开始，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质疑直接导致汉学研究重心的转移，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逐渐成为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热点”，一批关注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开始建立起来。二战以后，尤其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这种趋向进一步强化，其中尤以美国、日本和前苏联最为明显。出于战略上的需要，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中国研究的力度，使这些国家的中国研究得以快速崛起，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取向和风格。
与比较注重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欧洲汉学有所不同，美国、日本、前苏联的中国研究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化，研究领域广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内政、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虽然不能说他们已放弃对中国历史、文献、语言的探索，而且每位汉学家的兴趣往往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更多地关注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与研究重心的转移相适应，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也不再拘泥于考据、注经式的微观研究，开始广泛地借鉴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曾于1957-1958年间遍访美国东亚研究机构和学人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发现：“我们所进入的美国根本不同于人们基于媒体介绍而想象的那样。尤其是德国的，大概也包括欧洲的学术界，针对美国科学界和科学家仍然比较傲慢的态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在东亚研究领域，美国人远比我们有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设备和物质条件，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更为强烈的合作意愿和更迫切的开放思想。在德国高校，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仍然在各个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欧洲以外的文化只是顺带得到关注;而在美国，可以说是从两扇敞开的窗户往外看，一扇是穿过大西洋望向欧洲，另一扇是穿过太平洋望向亚洲。人们早就认识到，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及其文化的研究不能只在单一的学科内开展，而应该与欧洲的语言文化划分方法一样，在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进行。就组织机构而言，大多数的美国大学也考虑到这一认识，并为有关科目招揽相应的专业人员。”（见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美国中国研究的优势正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多学科研究基础之上。
受这种学术思潮和学术趋势的牵引，传统汉学的重镇，欧洲的中国研究也开始发生显而易见的转向。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及社会学家开始涉足并致力于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柏思德在回顾欧洲汉学这段历史时说：“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从传统汉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典研究仍然占据欧洲汉学的主导地位，很少有人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大学的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设置现代、当代中国研究教职。如今，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在这种背景下，即使那些坚持拒用中国学这个名称的学者，也不得不重新界定汉学的内涵。荷兰学者卡雷尔·范德莱乌就曾对汉学进行重新定义：“汉学或曰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奇特的领域。它开始是作为关于汉语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后来扩展为关于凡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的研究：国家自然地理、经济、历史、政治结构、哲学、科学以及文学等等。”由此可见，重新定义后的汉学与中国学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就这个意义上说，从汉学到中国学，就不仅仅是名称和概念的改变，它包括着更为深广的内涵，即西语世界中国研究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的典范转移。由于美国的中国研究率先实现了这种转移，而且从业者最多，影响巨大，有的学者干脆把这种转向称作中国研究的“美国化”。
中国形象的变化
谈到典范转移，便不能不谈及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另一重更带根本性的变化，即整体思维的调整和改变。
作为一门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独立学科，无论是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还是以研究现当代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学，尽管其内涵极其繁杂，取向和入径各不相同，但都以中国为对象，都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为目标。
但是，认识和理解一个对象，总是通过特殊的认识主体或理解主体来进行的，因此，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总不免受到认识主体或理解主体的“前视界”的影响，往往带有时代性和个体的差异性。特别是当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一个处于强势一个处于弱势的时候，这种时代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就更加明显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以及汉学家与汉学家、中国学家与中国学家之间，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这个意义而言，一部世界汉学史或中国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形象不断被重构的历史。
当耶稣会士络绎来华传播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中国虽已步入“帝国晚期”，但对于西方而言中国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即使后来这种优势逐步丧失，中国与西方之间“大分流”还没有真正形成，差距并不明显。因此，当耶稣会士把他们的目击、观察和体验变成一部部着作在欧洲出版的时候，他们笔下的中国是一幅技术昌盛、物产丰饶、政修人和的理想化形象，成为那个时候欧洲许多知识精英称羡的对象，伏尔泰就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哥德斯密更在《世界公民》一书中把中国描绘成“如此卓越伟大，相形之下，我对其他所有国家都不禁鄙视厌弃”。英国汉学家约·罗伯茨说，18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
然而，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语），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的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迁，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
而中国则从绵延百余年的盛世急遽地进入了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时代，一个内外交迫的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中国在西方汉学家和知识人的笔下变得面目全非，耶稣会士所构筑的理想化形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中国形象：停滞不前、沉睡不醒、“没有历史”的“愚昧国家”。美国人爱默生在他的笔记中甚至说：“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这样的傲慢与偏见，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描述中可谓俯拾即是。于是，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中国走向失败的记录。在这个记录中，形成了几个关于中国的核心看法：一是西方体现文明，中国体现野蛮;二是中国文化是停滞不变的;三是中国只有通过外来的强刺激才能从沉睡中惊醒，其结局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文化。当西方学者用现代化理论作为研究中国近世史框架的时候，更强化了中国的这种形象。
19世纪西方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对后来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甚至带有某种支配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研究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但是，那毕竟已是“世殊事异”!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快速地从一个地理的大国和平发展而为经济的大国、政治的大国和文化的大国，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世界，这种关注，以及由这种关注产生的对话与交流，使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真实性、深刻性、全面性和远瞻性。中国学由此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变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中国研究的内涵和取向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变化莫过于“中国崛起论”的蕴育与成形。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尽管仍陆续出版了《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冲突》、《中国即将崩溃》、《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一类持“中国崩溃论”的着作，但这种声音已远不如先前那样强势了。与此相反，另一批被称为“中国崛起论”的着作相继问世，并在西方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这些着作包括《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龙廷的宝船队，1405—1433》《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1774—1873》《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以及马丁·雅克轰动一时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等等，它们的论题和论旨各异，取径和方法亦不尽相同，但都自觉地摈弃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讲述中国历史的模式，更多地着眼于中国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和积极因素，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部失败的记录。越来越多的西方中国学家从绵延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内在活力和创造力远远超出西方人的想象，这种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正在成为中国崛起的最本质的力量。
西语世界中国研究植根于海外的学术语境，随着世事的变迁和中国地位的沉浮，在不同时期先后出现过上述三种最具普遍性的典范，即“中国完美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失败论”（自西力东渐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崛起论”（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这三种研究典范前后相继，每一次典范转移，都曾经深刻地影响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由此形成的中国论述与中国形象亦随之而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当然，历史是复杂的，西方中国学史也不例外，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在“中国完美论”盛行的欧洲启蒙时代，批评、贬抑中国的并不乏其人;在“中国失败论”甚嚣尘上的年代，理性地思考、研究中国，甚至为中国辩护者亦大有人在。至于“中国崛起论”，迄今为止远未成为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主流论述，它究竟能走多远尚未可知，但它至少代表一种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不同以往的理解，这种不同以往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又预示着西语世界中国研究整体思维的调整和改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