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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蒋建农：一部不被关注的抗战史书——《抗战文选》及其他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到相持阶段到来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战动员和宣传的中心有两个：一个是已经受到学界广为关注的武汉，另一个是西安。这里就介绍一部那时在西安出版的有着浓厚中共背景的抗战书籍。
从1937年10月20日到1938年底，大革命时期就加入共产党的向愚和刘雯夫妇，依托西安二中（后成立战时出版社），编辑出版《抗战文选》1—8辑和包括《毛泽东最近的抗战主张》《朱德最近的抗战主张》《张闻天最近的抗战主张》《正在开展的华北游击战》《死亡线上的日本》等在内的33种抗战书籍。据西安市红色藏品收藏家张国柱同志考证，《抗战文选》第一辑就连续再版加印了5次，印数达2万册，《抗战文选》第一至八辑，总印数达10多万册。而那33种抗战书籍，每版少则印3千册，多则印8千册，总印数也应在15万册以上。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混乱局势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一民间出版机构（或者说是举两人之力）编印这么大量的抗战书籍，受到众多读者的追捧，可以说是个奇迹。可惜的是，近80年的时光荏苒，当年曾产生很广泛影响的这些书籍，七零八落地尘封在陕西及全国的一些图书馆和民间收藏人士手里，已经没人可以窥其全貌。
《抗战文选》及其系列抗战丛书当年能够在西安问世，不是偶然的。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南京国民政府召集国难会议，就有过定洛阳为行都，经营大西北的设想。那时的西南地区，仍处在刘湘、龙云和王家烈等川滇黔地方实力派的严密控制之下，蒋介石的势力尚无从渗透。因此，国民政府为防范日本的侵略，起初并不是把西南而是以西北为战略大后方的，西安的地位随之凸出；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加快了平津地区文物、文化机构和一些企业、机关等南迁、西迁的步伐，据有陇海铁路和同蒲铁路之利的西安，自然成为重要的承载地；1935年10月2日，张学良正式出任西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责），东北军主力调往陕甘，随之而来的不只是其幕僚、办事机构和东北军将士的眷属，一些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学校和团体，如东北大学的一部分和东北救亡总会等，也迁到西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过程，更是使西安举世瞩目，成为新闻媒体和中外记者云集之地；随着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西安又成为连接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不仅如此，在东南沿海等地被日寇占据后，西安因为陇海铁路延伸线和公路，与兰州、迪化乃至苏联相连，是西北地区的首府，是沟通西南、华中和山西、河南等地的中枢。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前后，西安的战略地位和政治经济文化辐射作用，只有武汉堪与其可比。因此，在西安编印抗战书籍，进行抗战宣传，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自然能出现需求者众，传播面宽，影响深远的特点。正如《抗战文选》的编者向愚在第一辑的“编例”介绍他编辑此书的原因时所指出：“自神圣的抗日战争发动以来，中国文化重地如京、沪、平、津各处，均遭日本帝国主义很残暴的破坏，内地读物来源中断，一般青年学生感到最大的文化恐慌，加之国难教育的逐步施行，国文教材抗战文字的补充，也就非常必要。”
《抗战文选》及战时出版社编印的其他抗战书籍，最大的价值在其内容。这主要是：
第一，《抗战文选》编印的内容紧扣时代脉络，具有时事新闻的效果。每一期的书稿，都辟有“战地通讯”的栏目，第一时间报道前方的战况。如第一辑就刊发了“卢沟桥畔”“血战居庸关”“南口迂回线上”“察哈尔的陷落”“退守雁门关”“保定前方”“北方前线”和“淞沪战区远足”等，使读者对最新的战况能够了然于心。对于政局的变化，该书编者也同样敏锐并注重报道的时效性。救国会七君子是1937年7月31日出狱的，该书随即选刊了《时事新报》8月1日的采访。沈钧儒说“我们不因出狱而高兴”，“我们决不改变我们的宗旨，决定和过去一样的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他铿锵有力的表态，激励着数以万计的青年读者抗战到底的决心。国共合作协议的正式达成，是亿万中国人关心的问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到一个月，10月20日印发的《抗战文选》第一辑就收录了这两篇文稿。不仅如此，同时收录的还有宋庆龄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这样，广大读者不仅及时了解了国共合作的真切情况，而且通过阅读最具代表性的爱国进步人士宋庆龄的感言，获悉和领会国共合作将给抗日战争产生的巨大威力。不要说当年是在事件发生的不到一个月内，《抗战文选》就收录了这三篇文稿，即使是在如今信息化十分发达的情况下，要找一本同时收齐这三篇文稿的书，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该书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第二，《抗战文选》所收录的文章及其作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很强的权威性，因而其影响力巨大，传播面很广。它分五个栏目，即：一、论着（收集讨论各种抗战问题的文章）；二、抗战文艺（收集描写抗战的散文、诗歌、戏剧）；三、战地通讯（收集各大报记者南北战地通讯）；四、抗战史料（收集讲演、谈话、宣言、通电、书信等）；五、杂品（收集关于抗战的各种杂品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蒋介石、孙科、李宗仁、孔祥熙、陈诚和宋哲元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又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明（陈绍禹）、彭德怀、任弼时、董必武、叶剑英、林彪、贺龙、萧克、项英、刘伯承、王若飞、傅钟等中共军政领袖（甚至还有越南籍的红军将领洪水），还有各界的大量名流。名流中有亲共的或与中共有某种历史关系的，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茅盾、陈独秀、施复亮、陈豹隐（陈启修）、李公朴、沙千里、郑振铎、郁达夫、胡愈之、冯乃超等，也有在国民政府及其研究机构任职的，如罗家伦、傅斯年、张其昀等，还有已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文化界人士，如陆定一、潘汉年、李初黎、张仲实、钱俊瑞、艾思奇、丁玲、成仿吾等。更多的是对国共之间的政治分野不是那么分明，但同样是追求爱国、民主、进步的，如马相伯、马君武、马哲民、胡秋原、张志让、范长江、巴金、徐盈、陈白尘、白浪、杨朔、谢冰莹、陆诒等。《抗战文选》甚至还选录了一篇《鲁迅大病时的抗战意见》。上述这些人物是各界的精英，有的德高望重，有的是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翘楚，深受全国各界群众的敬仰和信赖。《抗战文选》编辑和印刷他们的抗战言论，以他们的阅世之深、爱国之诚、报国之切和见识之明，来感染、鼓舞和教育青年投身抗日，无疑是最简洁、最有效的宣传途径了。即使是从现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角度说，假如你想了解80年前先进的中国人是如何主张抗日救国的，阅读《抗战文选》仍然是最便捷的方式。
第三，《抗战文选》既是宣传全国抗战的，更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战行动的。《抗战文选》的文稿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从全国公开发售的报刊和通讯社的电文中辑选的，二是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提供的。《抗战文选》的编者向愚和伍云甫是着名的湖南第三师范（和湖南一师一样也培养了大批的共产党精英）的同学。据向愚的女儿向刘骝老人介绍，向愚还是伍云甫的入党介绍人。从三师毕业后，二人同在湘南地区搞工农运动和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二人都参与了湘南地区农民暴动的组织发动工作。有所不同的是，伍云甫一直坚持在革命队伍中，向愚则因被捕而与党失去联系。西安事变后，向愚夫妇辗转到西安，想就近与中共恢复联系，他们分别在西安省立二中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书。从而有机会与伍云甫恢复联系。据张国柱同志的文章介绍，193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西安东大街青年会约请各界人士座谈，向愚在会上发言，引起周恩来的注意。第二天，他在伍云甫的陪同下来到西安北大街二号向愚的住处。向愚和刘雯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历史情况，并提出想去延安学习和工作，回到党的怀抱的请求。周恩来认为他们以现在的身份进行抗战宣传工作更有利，建议他们继续在西安从事手中的工作。这样，他们一直用战时出版社的名义编印抗战书籍，直到1938年底应徐特立之邀回湖南创办五五书店。
查阅这一天的《周恩来年谱》，确有“在西安各团体代表座谈会上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报告”的记载，但没有记述与向愚见面事。目前也没有发现其他材料可证明，当时中共方面有意识地要通过这一渠道宣传自己的抗战主张和行动，但是从《抗战文选》的内容看，其共产党的政治背景十分明显。粗略统计发现，《抗战文选》1—6辑，选刊蒋介石的文稿7篇，李宗仁2篇，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官员被收录也只有孙科、孔祥熙、陈诚和宋哲元4人，而且各只一篇；而中共方面，朱德8篇，毛泽东5篇、周恩来5篇、彭德怀4篇。其他共产党人（包括当时尚未公开身份的胡愈之等）的文章比比皆是，不下于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至于被外界戏称为“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郭沫若，他的文章竟然收录了18篇。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共产党人的文章被收录，一来是因为向愚和刘雯夫妇的曾是共产党员的历史背景，使他们热衷于宣传，而且善于分辨出什么是共产党的声音，可以引为共鸣；二来就是有伍云甫的渠道，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直接拿到来自中共中央或八路军总部的文电。
《抗战文选》对中共中央的抗战言论的布示，对八路军抗战行动的宣传，是非常系统的。从中共中央的宣言、通电和中共领袖们的抗战言论，到八路军的整编过程、出师经过，再到沿途群众眼中的八路军和八路军的战时宣传与群众工作；从八路军的战术展开和每一次战斗经过，到八路军的战果和八路军将领对游击战术的总结，再到战地记者的报道与战区群众和全国百姓对八路军战果的欢欣鼓舞，可谓是无微不至。
1938年1月30日战时出版社专门编辑了一本专辑——《晋北游击战争纪实——第八路军英勇的战绩》。这里照抄其各篇文章的篇名，读者可窥其斑：
出动中的八路军
誓师出发上前线
开到了晋北
晋北复活了
在晋北民运活动写真之一、之二
大战平型关纪实之一、之二、之三、之四
平型关战斗的经验
平型关胜利的回忆
……
这本专辑的作者，除一些记者的身份不明外，其他的全部是八路军将领和中共地方工作负责人。该专辑中的《大战平型关纪实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实际就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所写的《平型关战斗日记》。他详细记载了战场侦察和部队提前埋伏时的艰辛；他明确记载了八路军参战部队是5000人；他记述了日军的数量（“汽车上有约千名的敌军，后面跟着少数的骑兵，押送着车辆”）和战斗的经过；特别是他在第一时间以亲眼目睹记述了这次战斗的主战场上被歼敌军的数量，他写道：敌军的尸体“这样一堆一堆的，特别在汽车旁边一条五六里长的山沟里，差不多被摆满了！大略的数了一下，至少也有五百以上。马路上，山坡上及其他角落里还不算在内”。萧向荣的记载是研究平型关战斗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对澄清关于平型关战斗是否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质疑，是重要的史证。
《抗战文选》陆续出版于1937年10月到1938年底，记述内容的很大一部分是八路军出征第一年的历史，其起止时间与八路军配合友军、参与正面战场战斗的时间，大体吻合，可以说记述的是八路军正面战场抗战史；这段时间又基本与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的时间相等，恰逢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文章的撰写和刊印因而免去其他方面制约因素的影响和某种对抗情绪的干扰，更加真实、客观。
《抗战文选》发表了朱德的《日本并不足畏》和《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彭德怀的《什么是游击战争》、林彪的《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和《抗日战争的经验》、刘伯承的《我们怎样打退了正太路南进的敌人》、贺龙的《晋西北抗战经过的概述》、叶剑英的《论北方的战局》、萧克的《论平地游击战》，甚至还发表了项英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等。这些文章是八路军将领对日作战的实际体会和感受，是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付诸实践后的真实体验。在当时对八路军、新四军即将转入开展的大规模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各友军有重要启发作用；在今天对于史学工作者认识八路军将领如何更加自觉地贯彻和发展毛泽东游击战战略（部分将领是由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化过程）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6年7月到10月，美国记者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一年后出版《红星照耀中国》，成为向世界宣传中国苏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第一位外国友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1935年5月开始历时10个月深入中国西北采访，特别是客观地报道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长征踪迹和刘志丹红军在陕甘的活动，出版《中国的西北角》，誉满全国；在1937年10月到1938年底，宣传和客观记述中共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的抗战行动，向愚和刘雯及其《抗战文选》，既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但是，就记述内容之真实、客观、深入、全面和系统，没有出其右者，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