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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朱曦林：“日记”中的历史——兼谈日记的文献价值

“日记”文献最早可溯源于西汉时期，此后经宋元两代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蔚然大观。晚近以来，随着大量“日记”的刊行，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的材料，对文史研究颇多推进。陈寅恪先生曾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着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也就是说，不管是官书，还是私着，都各有短长，在研究中只有“合观慎取”，才能避免偏信一端的情况。对于私着而言，日记无疑是其中文献价值较高的一类。揆诸史论，就针对的阅读对象而言，日记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另一类是被当做着作，以作身后为他人阅读的。而由于着者的不同，在内容的记载方面呈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备忘录，近似流水账，内容较为简略；另一种则是有意地保存着者的所见所闻，凡政治、经济、舆地、人文等方面皆备载其中。当然，不管是哪一类的日记，在学术研究中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第四辑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下称“丛刊”）共收书12种，收有近现代人物日记9种，其中就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地方。
“日记”中的人生经历
在历史长河中，虽然正史、方志、文集等文献中多有传、志一门，记录个人的事迹。但仍有许多人物由于声名不显，着作散佚，或相关编着者的有意摒弃，以致在历史文献中多有缺载，难以勾勒其生平事迹。在具体的研究中，时人就曾感慨“时代远者，固多散佚，而时代近者，又少流传”（《清儒学案书札》，《名人墨迹书札》第12册，第16页）。而日记作为记录个人事迹的文献，一般能较为系统地反映撰着者个人的历程（如生卒、家系、通籍、升迁、撰着、交游等），这就为后世的研究，或传、志的撰写，提供了参考。
如黄秉义即是一例，对于他的生平，此前罕有可靠的材料，但他现存的日记中则为我们呈现了从1902年10月到1918年4月间的详细记载。据他在1917年闰二月十四日记中的自述，其生日在“五月廿八日”，又称其八字为“甲戌、辛未、己巳、丙寅”，并称在1902年时“余年二十有九”，由此可推知黄秉义生于甲戌年五月廿八日（1874年7月11日）。而关于他的早年经历，在辛亥年（1911）五月初二日的日记中更是详细说道：“时幼，承马蔚林老伯取名沅，送考供事，方在十岁，格于例章，册填十六岁，于光绪九年考取詹事府供事四十六名，旋于是年十一月咨送国史馆当差，是年十二月复送武英殿当差……十年四月初一日，因恭修穆宗毅皇帝圣训全书告竣，议叙列为一等，经部题覆准以本项应得之缺归于双月升选二缺之后选用……至光绪二十年甲午科赴省乡试，改名秉义，纳监入闱不售。就于光绪廿四年由湖北赈捐，加捐同知职衔，至廿八年壬寅复行入闱不售。念及供事尚可藉此出身，至三十二年赴部，请领供事执照，方至上年入都商定，即由从九指分省分候补，仍用沅名而已。今名仍用沅，所取秉义名作为小字，号质诚，即家谱中亦是如此书录矣。”从这份自述中，可知黄秉义原名黄沅，曾考取詹事府供事，并先后在国史馆、武英殿当差。至光绪二十年，黄沅为参加乡试，又鉴于曾虚报年龄在京当差，故改名秉义。此科乡试，黄秉义未能中举，此后又参加了光绪二十八年的乡试，皆名落孙山，仅由湖北赈捐得同知职衔。其间，黄秉义曾多次希望通过捐纳获得出身，自称“余自十馀岁即有报捐主事之想，迄今二十馀年”（辛亥年六月十六日），但直至辛亥革命前，仍然在积极托人捐纳，最终却因纳款上涨未能及时交付，而错失最后一次捐官的机会。进入民国后，他积极参与乡里事务，并在1918年当选第二届国会众议员。由于他的日记坚持“日有所事，登诸记簿，不得始勤终怠为要”，因此他中年以后的事迹，多可从中考见。
又如王锺霖，在《历代日记丛钞》中，编者曾称其“生卒年不详，事迹缺考”（《历代日记丛钞提要》，第169页），但通过梳理其日记，其生平亦能大致勾勒。关于他的生年，在咸丰八月廿九日的日记中曾说，是日“为予生日”，而在翌年二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又自述道“予年廿一岁，丁酉腊，住在乡间完姻”，丁酉为道光十七年（1837），按古人传统的计岁方法推算则其生年当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即王锺霖生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廿九日”。而在咸丰八年二月初八日的日记中，王氏曾称张殿栋为其“甲辰（1844）科同年”，又在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说“吾历陈雨人先生（即陈霖，寄籍山东历城）”，可知王氏为山东历城人，并举甲辰科山东乡试。另外，关于王氏的仕宦经历，在日记中亦间有提及：“道光己酉（1849），王芝山明府自博兴调潍县，相约至潍，校阅潍阳书院课艺，得与邑之文士相接”“予于庚戌（1850）冬来潍，应王芝山明府聘以书记兼西席，并校试文”“予前在潍，壬子春（1852）春闱罢归”“咸丰四年（1854）夏，奉檄署金乡学事”“（咸丰丙辰1856年）予在陵三年（主讲三泉书院）”“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五日，到吏部候签，掣得兵部……十一日……予得车驾司”“同治元年壬戌（1862）春，余由驾部改运判，次年实授蓟永分司”。通过上述的梳理，可知王锺霖早年曾在潍县参幕，不久奉檄任金乡训导，随后在陵县主讲书院三年，至咸丰八年由掣签得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同治元年外任天津长芦盐运使，翌年实授蓟永分司运判。
历史进程中的“大人物”“小人物”
不同的人物，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待同一事件，则会呈现出不同的看法。相对于“大人物”的亲身经历，“小人物”的记载可能出自传闻之言；而相对于“大人物”的有意隐晦，“小人物”大体能据其所知秉笔直书。通过对同一时期、同一事件、不同身份的日记进行解读，可以体察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物的感受。如戊戌变法，唐烜和江翰就因个体的差异和记录旨趣的不同，在日记中则呈现出“不对等”的记载。是时，唐烜任职刑部，其日记又喜将所见所闻“悉缕述无疑”，故对京中时政多有记载。变法初起时，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898年7月18日）的日记中，他就记录了康有为受任用的过程，虽多有微词，却也承认“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迄于“六君子”就义，在日记中，唐氏不仅以参与者，也以经历者的视角，详细记载了“奉口谕严拿康某”的过程、刑部关押判处“康党”的情形，并表达了他对变法“摇动人心、败坏风气”的否定态度。唐氏日记的价值，黄彰健、孔吉祥、李在全等学者都曾有专文讨论，并指出是书“堪称近年来发现的有关戊戌维新颇为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而江翰虽然与康有为、梁启超、杨锐等人都有交往，甚至于戊戌年初，江氏尚与梁氏共饮、寄函杨氏，但在日记中对变法之事却未置一言。这除了因其日记“属日常备忘性记录，少有议论”而“未有意识地记录论时务之事”外，可能与他不支持变法有关，在江氏少有的涉及时局的记载中，曾记录了曹元弼“痛诟康有为、梁启超及蒯光典”之事，其态度不难窥测。
又如辛亥鼎革，王振声和黄秉义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同的感受。王振声是同治十三年进士，曾任会试同考官、监试官，徽州知府等，与一时政要载振、赵尔巽、铁良多有交集。他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捐升遗缺后，即奉调入京。鼎革之际，王氏虽已远离政坛，但在他简要的日记记载中却清晰地记录了从“湖北革党攻陷武昌省城”到“皇帝辞位，定为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时局变迁。其中，王氏最为切身的感受则是“江宁、江西、浙江均有警”“苏浙闽粤均无安报”“齐化门东直门内抢掠烧大乱”等混乱景象，于是在辛亥年底遂“携眷东避于乡”，在致信友人时更称民国“大局摇摇”“民不聊生”。有这样的感受，无怪乎在张勋复辟的当日，王氏即在日记中改用“大清帝国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
而远在台州的黄秉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当时的报刊和友朋间的交流。在辛亥年八月三十日（1911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他首次谈及对武昌起义的看法，认为“武昌彼据、汉阳彼占，深为可虑”，清廷应“水陆兼程并攻”。迄于清帝逊位，在近四个月的日记中，黄秉义“每月即记完一册，日均记逾千字”，除了根据报道做出对局势的判断外，他也在不断思考导致起义的原因，最终将矛头指向了张之洞，认为清廷“听信逆臣张之洞邪说，废科举、出洋游学、停书院，编设学堂，以致革命之贼处焉”，进而说“总而言之，‘停科举，瓦解人心；设学堂，倡言革命；练陆军，干戈倒击’二十一字致有今日之祸”。至民国肇始之日，黄氏更宣称“我朝之万世罪人在张之洞一人耳”。当然，黄氏的“一家之言”代表的是因科举的废除而丧失“读书——做官”之路的读书人，但他的记载中，其身边群体言及湖北战事，“革命党战胜，其色喜；官军战胜，其色忧”，则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南方世风的倾向。
“日记”中的生活
20世纪初，梁启超以“新史学”为倡导，批评中国的旧史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提出历史研究应重视“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关文化史、社会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推陈出新，近年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更是趋于深入。“日记”作为记录个人经历的文献，涉及了着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着者生活时代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家庭宗族、岁时节日、社会风俗、礼仪服饰、艺术品鉴、宗教习俗等，皆会不同程度地在日记中呈现。
如古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居民的用水问题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关于北京城内居民的供水用水问题，侯仁之、蔡蕃、熊远报、邱仲麟、余新忠等学者都曾有过论述。在王锺霖的日记中也有相关北京城内“水屋子”的记载，他在咸丰十年五月廿九日记道：“京中内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车自拉外，馀皆水屋按时卖给，凡有水屋皆山东登州人，无论大风雨必须送到各门挨卖，他人不能有此长功夫，亦不敢卖，只成一霸。……京中居民不下百万家，皆仰给此水车之水，亦多不肯得罪他，盖水屋各有分界，他处不能越送也。”通过这则记载不仅有助于了解晚清时期北京城居民的用水方式、供给来源，也能丰富文献记载的类型。
至于北京城排水系统的情况，在王氏日记中也曾有涉及，他说：“当雨大泥深，各街巷难走已极，而水车不能避趾而不送也，大街尚易行走，如小巷业经存水，复经三套大水车压过，辙深一二尺，且高低掀翻，他车愈因难走。”甚至于雨后兵部附近的胡同“臭水几没车轮”。六部附近尚且如此，他处可想而知。曾有学者指出“由于清代城市普遍缺乏完善、通畅的下水设施，街道也坑洼不平，存在大量的臭水沟、污水潭”，据王氏的记载亦可见一斑。
科举考试是帝制时代的重要内容，举子的备考及落第后的心态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粟奉之的日记，就详细记载了他五次参加会试、五次落第，最终大挑考授四川知县的经历，展现了普通举子“皇皇北上，行橐犹虚”的赴考情境。同时，他的日记“凡有闻见志之，旁及土俗物产，以尽其变”，对赴考、宦游途中的舆地物情、风俗人文、商业变迁等多有记载。如游云南时，粟氏就记录了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方列强的商品渐销内地，致使素以产玉着称的云南，“向时巨贾无一存者，滇空受产玉之名，而生计坐是大减”，从而感慨道：“人第知洋人通商，夺细民职业，沿海受其害，乌知僻在西南之滇，害亦如之。”而后他赴蜀任职，在途中又亲见顺庆府盛产的红花，“其利为洋产所分，业此者遂寡”的情形，遂再次感慨：“洋人通商，事事攘中国之利，红花虽微，是可慨矣。”而从这些记载中，也不难看出当时西洋产品对普通民众原有生计的冲击。
日记文献，除了少数是写给“他者”看的外，多数是写给自己看的，因此多未被修正润色，具有原始性、私密性的特征。日记的内容，包罗万象，凡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皆会载其中，但同时也由于着者的地位、学养、旨趣、立场、撰着目的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以故每一种日记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桑兵、徐雁平就曾分别指出日记文献存在“原始性”“互记中的不对等”的问题。所以在解读日记时，不仅要注意参酌同一时代、同一事件、相关人物的文献材料，还要将其记载放在更为广阔的时事背景中进行考量，在充分了解着者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利用、挖掘“日记文献”的价值。
刘跃进曾说“史料的价值永不过时”，“丛刊”的结集即旨在“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为读者“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诚如王国维所说“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随着“丛刊”的陆续出版，无疑将极大的丰富这类史料，对近现代的文史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丛刊”第四辑共收书12种17册，分别为《江瀚日记》《英轺日记两种》《胡嗣瑗日记》《王振声日记》《黄秉义日记》《粟奉之日记》《王承传日记》《唐烜日记》《王锺霖日记（外一种）》《翁同龢家书诠释》《甲午日本汉诗选录》《达亭老人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