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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柯文：历史与神话化——以义和团为例

神话化与可信度
假如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也会在无意中制造神话的话，那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流的神话制造者绝不会完全无视历史事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义和团的神话化达到新高潮的情况下（更不用提历史上的其他各个阶段了），而且在没有任何中国历史学家鲁莽地对神话化过程公开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有些历史学家幸运地没有参与进来），媒体向中国公众展示的义和团的形象也不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这个时期政府主导的美化义和团的活动增加了表面上的历史可信度。正如我们看到的，关于黑龙江大屠杀的文章，补充了俄国方面的许多官方和非官方资料，以及幸存的目击者的证言，使内容更加充实了。1967年春红卫兵活动高潮时期为攻击刘少奇而写的介绍红灯照的文章，广泛引用了亲历者的记载、口号、歌曲以及其他资料。《光明日报》甚至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录自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并注明了出处。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努力当然还有许多疏漏之处。资料的引用也许很精确，但引用者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和鉴别。例如，人们从未想过，能证明红灯照参加过战斗的证据实际上是非常之少的。更为有害的是，神话制造者往往在引用资料时断章取义，以支持自己的论点。前文提及的《光明日报》史料专版上，有一条用于说明义和团和红灯照都是英勇无比的战士的史料：“拳民死于教，死于兵，死于法，无不视死如归。”原着中紧随其后的一段话未予摘录，内容是说，义和团不怕死的原因之一是，当神一附体，他们就会进入神志恍惚的状态。（当然，如果神附体是他们具有勇敢精神的原因之一，会使他们的爱国英雄形象大打折扣。）
最后一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者们都毫不难为情地选用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文献资料。我所看到的文章中，没有一处提到过红灯照的法术，特别是她们御风飞行的奇技。天神附体、刀枪不入和各种法术，尽管是义和团与红灯照的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这些东西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神话制造者试图塑造的光辉形象不符，所以都被故意遗漏了。
除这些具体的不规范做法外，还有政治动机促成的许多更具综合性的歪曲历史的做法，其后果是：展开了对黑龙江两次大屠杀的讨论；夸大红灯照在义和团运动中的重要性；坚持把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与“反帝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坚持把义和284团运动当作褒贬时事的工具，而不是理解和解释历史的素材。
然而，我要指出，尽管这种现象给习惯于按照明确的历史研究规则为公众（他们不知道这些规则，不了解或极少了解它们的重要性）重现历史真相的历史学家们造成了困扰，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义和团的描写并不都是胡说八道。这些描写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们有可能发生过，而且能使许多中国人得到感情上的满足。
20世纪80年代：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再度趋于紧张
当“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历史学家再次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时，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区别逐渐显现出来。历史学家对1900年黑龙江惨案的重新研究和认识即是一个例证。1977年6月（“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近一年后）发表的一篇文章表明，批判齐赫文斯基的运动仍在进行中，但它同时透露出一个信息：这次宣传攻势快要结束了。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按惯例援引了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的有关语录，而对大屠杀本身，作者的论述既简短又平淡。文章的整体基调仍是驳斥性的，而且完全缺乏历史感。另一方面，虽然作者在文章的末尾以讽刺的口吻说齐赫文斯基的着作是一部“皇皇巨着”，而且斥责该书是在为“老沙皇”的暴行辩护，但他只提到了该书的书名，没有提主编的姓名。
1980年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薛衔天发表了两篇论述黑龙江两大惨案的文章，朝着把两大惨案重新当作历史研究课题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的权威史学刊物《历史研究》上。文章重点探讨了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在惨案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值得注意的是，薛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是不偏不倚的。他详细比较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证据，以平实的语言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最重要的是，文章没有明显的285政治目的，根本没有提及齐赫文斯基，也没有对列宁顶礼膜拜。作者的分析研究是受真正探索历史问题的精神指导的。
薛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于1981年的《近代史研究》上，看得出，他明显站在亲华的政治立场上。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仍是面向问题的。他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探究俄国发动两次大屠杀的真正动机。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严肃的，符合历史实际的。他没有攻击苏联历史着作中的“谎言”和“捏造”。薛的结论是，苏联的主要目的在于损害中国利益以扩张本国领土。虽然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很安全的结论，但就历史方面而言，它也是准确的。总之，这个结论得到了作者极有说服力的论证，他引用的历史资料也很过硬，其中包括俄文和日文资料。
薛衔天的两篇文章清楚地表明，伴随着批驳齐赫文斯基历史着作的宣传攻势而进行的神话制造活动已经退潮。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对两次大屠杀的研究工作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在极权主义仅仅稍微有所减弱的社会制度中，中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大大限制了中国历史学家不带任何偏见地研究具有很高政治敏感性的课题的能力。然而，不可否认，对历史事件真正做出重新评价也是有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对红灯照的处理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其转折点是1980年甘肃省的历史学家王致中发表的一篇文章。王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穿戚本禹和“文革”时期的其他作者为红灯照树起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形象（他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不能由此而断定王完全没有政治目的。王的文章在两方面都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一是剥去“文化大革命”时期红灯照获得的高度政治化和神话化的华彩外衣，二是把他们重新当作历史问题看待（与薛衔天对黑龙江两次惨案的研究基本相同）。
显然，薛衔天和王致中的文章显示出的新动向并不意味着完全突破了此前的历史研究模式。不过，如果我们不把真实的历史和被神话化的历史看作完全对立的两个点，而是看作一根磁针上的阴阳两极，我们也许会说，中国人对大屠杀和红灯照的研究重286点已从制造神话的一端回到了探求历史真相的另一端。“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上无懈可击是主要的，历史真相的探究是次要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两者已密不可分，开始了真正的竞争，在纷繁复杂的因素中，有时前者占主导地位，有时后者占主导地位。
如果在对待大屠杀和红灯照的问题上是如此，那么在对待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然而，除历史研究与政治立场之间的竞争外，还存在两种政治立场之间的激烈竞争：一种是长期以来共产党从事革命特别是农民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立场，另一种则是后毛泽东时代重新重视现代化的立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现代化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主要政策，中国人又充满激情地开始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这一切都促使某些历史学家对义和团排外主义的各种行为提出更多的批评。另一方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准备像周锡瑞那样完全否定义和团的革命（“反封建”）性，并把义和团运动视为一场勤王运动。
20世纪80年代研究义和团的历史学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了许多争论，有时反映的是历史研究中的不同看法，有时反映的则是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立场。80年代还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其中许多选自档案史料。就政治上很敏感的领域而言，这种做法是最安全的。论述义和团的社会心理的文章，以及民间宗教和宗派思想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的文章相继发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笔杆子们从不承认民间宗教对义和团运动产生过影响。中国的历史学家在80年代还对义和团运动的各个阶段做了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文章。
不过，如下的印象大概不会错（至少从西方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是如此）：把历史上的义和团与被神话化的义和团剥离开来并非一件容易事。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抛弃“文化大革命”时期赤裸裸地美化义和团的做法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给义和团贴上的“迷信”标签和20世纪20年代给予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美誉是不容易被丢弃的。这两种倾向分别来源于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责任感的两种理念：一种是无条件相信科学和理性的唯科学主义，另一种理念则极为重视国家主权和破坏国家主权的任何征服力量（首先是帝国主义）。在这些不可抗拒的潮流的限制下，中国的许多历史学家根本不把描述义和团为“迷信”或“反帝爱国”的行为看作制造神话的行为，而是看作准确解读历史的行为，“迷信”说指出了义和团运动最大的缺点，“反帝爱国”说则揭示了该运动的巨大力量。
我认为，上述两种观点由于承载了20世纪的政治和文化重任，所以干扰了历史学家了解义和团运动历史真相的钻研活动。把义和团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斥为“迷信”，就是对义和团采取了不友好的立场，这使人们更难深入了解这些宗教信仰和活动是怎样被义和团采用的，更难确切评估它们在义和团的知识和情感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同样，给义和团运动贴上“反帝爱国”的标签，是把促使义和团在特定环境中起而抗争的纷繁复杂的动机过分简单化了（这严重妨碍了对这些动机的深入研究），因为在这种环境中，帝国主义并非唯一的致乱之源，为抵御帝国主义的影响而采取的行动也并不一定都是“爱国主义”和“反帝精神”主导的。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发现他们很难完全摆脱义和团运动的神话色彩?原因在于义和团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挑明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文化领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人们是以矛盾的心情看待西方的。人们常以嘲讽的语言表达这种矛盾心情，在本章和前两章中经常提到“文明”行为和“野蛮”行为之间的区别，即是很好的例证。中国人看待西方，有时举“文明”行为为例，有时举“野蛮”行为为例。这种矛盾心情还常常被直接表述出来，例如，教育家蒋梦麟写出了世纪之交他还是个孩子时（在上海）对西方人的观感：“在我心目中，洋人就像半神半魔、多面多手的毗瑟拏印度教主神之一。——译者注，一边是手电筒、轮船和漂亮的洋娃娃，另一边是警察俱乐部、左轮手枪和鸦片烟土。当你看到他的光明面时，他是天使；看到阴暗面时，他是魔鬼。”
更全面些来讲，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既代表帝国主义，又代表现代化（“财富和权力”的秘密在焉），前者是坏的，后者是好的。两者都是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和攻击目标。因此，历史上的义和团具有一种内在的潜力，可供后来的中国人充分挖掘和利用。当西方被看作侵略者和剥削者（恶魔般的西方）时，对义和团的抵抗行动甚为满意的中国爱国者就对义和团大加赞扬。但当西方被看作现代生活的源泉（天使般的西方）时，义和团像勒德分子1811~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的人。——译者注一样毁坏西式电报、铁路和轮船等机器的行为，就会受到严厉的谴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和早期的陈独秀）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遇到麻烦的主要根源不是西方帝国主义，而是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对于这些人而言，义和团的排外主义、野蛮蒙昧以及迷信都是中国客观环境的间接反映。
如果说义和团的历史包含了与20世纪中国文化认同方面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相关联的许多实质性主题的话，那么，反之亦然。这是说，自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中国人优缺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争论激烈的一个问题）的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使得历史学家极难客观研究和评价义和团，确定义和团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且，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不大可能得到解决。毕竟，中国人对西方或他们自己的历史抱有爱恨交加的强烈感情不是什么不正常或令人惊奇之事。由于义和团引出了许多特别的问题，所以，只要这种矛盾心情继续存在，义和团就会继续扮演特殊角色，充当制造神话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