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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双林：章士钊与同盟会的分合
章士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着名报人、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和律师。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和同盟会经过了由合到分的过程。
发起成立华兴会
1903年5月，年仅23岁的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章士钊对该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刊发了大量鼓吹革命排满的文章。《苏报》激烈的排满革命言论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忌恨。苏报案后，章士钊放下笔杆子，和黄兴一起到处奔波，筹集款项，在长沙和刘揆一等共同发起成立华兴会。
1903年8月，章士钊与谢晓石、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继承《苏报》宣传排满革命的传统，先后刊登了大量鼓吹反清革命的文字。此外，章士钊还创办了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先后出版《黄帝魂》、《孙逸仙》、《沈荩》、《攘书》、《保国歌》、《国民日日报汇编》等宣传反满革命书籍。其中《孙逸仙》一书译自日本宫崎滔天所着《三十三年之梦》。原书本来是作者前半身的自传，经过节译，竟成了孙中山的早期革命史。
1904年10月黄兴在长沙发动起义失败后，在黄吉亭牧师的帮助下逃回上海。章士钊则先后租赁四处招待所，供办报和革命党人使用。黄兴曾在湖南设立同仇会，以联络洪帮弟兄。此次到上海后，又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推杨笃生主持，而以章士钊为副会长。当时议论的所谓革命计划，以暴动为主，而辅以暗杀。不久，万福华刺杀王之春失败，因章士钊一时疏忽，导致众多革命党人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后，纷纷逃避，章士钊亦逃往日本东京。
拒绝加入同盟会
来到东京后，章士钊结识了湘籍留日学生宋教仁、陈天华和革命党人孙中山。在此期间，他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上海事件的刺激。上海之狱，给章士钊很大的刺激。在他看来，因为自己“才短力脆，轻妄致敌”，才连累同志被捕，于心不安；二是亡命日本后，看到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他深感革命党人“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他决定“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之后便“渐谢孙黄，不与交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黄兴被选为执行部庶务，协助孙中山工作。许多留日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但章士钊对此却无动于衷。孙、黄曾劝其加入，结果被婉言谢绝。在他看来，“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量其才力，资其性分，缓急文武，各任所宜。”因此他向孙、黄建议，将革命党人分为两部分，“大队趋重实行，小队容其攻苦。”这当然不可能得到孙、黄二人的赞同，因同盟会初建，革命力量本来就比较弱小，力量一分，势必会对革命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但章士钊坚持本议，双方辩论，久而不决。孙、黄二人劝说失败后，又托与其“风义最笃”、且同住新宿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孙毓筠劝说，仍遭拒绝。章、孙二人见劝说无效，便采取强制措施，将其诱至一室，禁闭起来，规定，如果不在盟约上署名，便不得出庐室一步,“如是者持两昼夜”。不料章士钊不改初衷。章太炎派同盟会女会员、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吴弱男前往劝说，不料劝说未果，吴反成了章之未婚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黄兴见事成僵局，只得表示体谅章之“本怀”，并向其他革命党人保证章士钊绝对“忠纯不二”，同意“听凭自择”，于是“众亦释然”。
章士钊退出革命后，努力补习英语和数学等课程，准备赴英国留学。1907年夏，章士钊由东京经上海赴英国，进入阿伯丁大学政治法律系，同时兼攻逻辑。章士钊在求学的同时，以秋桐的笔名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西方政治理论，鼓吹政党政治，指导国内的立宪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何谓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国会万能说》、《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论政党之作用及其进行之法》及“政党政治六论”。在以上诸文中，对中国当时究竟是否适合政党政治，什么是政党，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内阁，政党内阁与非政党内阁的区别等一系列问题做了比较详细地回答，在国内产生的广泛影响。
与同盟会最后一次合作
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苏格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章士钊，虽离毕业不到一个学期，仍应路过英国的孙中山的邀请，毅然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回国，拟出任临时政府秘书长。待章士钊回到南京，胡汉民已经就任临时政府秘书长。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正缺人手，章表示愿做主笔，负责该报的于右任大喜过望，遂正式邀其加盟民立报社。
1912年2月11日，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章行严启示》。这则启示的刊登，标志着章士钊正式入主《民立报》，这也是他与同盟会的最后一次合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在《民立报》上发表《论反对清帝逊位条件事》、《共和略说》等一系列文章。就其要点而言，主要包括：（一）反对极端共和主义，主张建立平民国家，贵族（精英）政府。（二）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三）主张一院制，反对两院制。（四）鼓吹政党政治和毁党造党说。（五）捍卫《临时约法》，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等。这一时期，章士钊的政论文章冰清玉润，产生了极好的影响，一时与汪精卫齐名。
由于章士钊始终坚持英国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理念上与同盟会发生原则分歧，因而不断遭到来自革命党方面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遂于1912年8月离开《民立报》。
1912年9月，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临行之前，曾邀章士钊同行，结果被婉言谢绝。实际上当时章士钊四面受攻，“困群疑罪谤之中”，也不想久留上海。同时，袁世凯得知章士钊主张修宪，也曾通过孙毓筠招其入京。只是因为与同盟会的关系闹得太僵，不愿给黄兴增添麻烦，章士钊才故意不与同行。
1912年冬，章士钊将《独立周报》的事务略事安排后，只身北上。
章士钊到北京后，袁世凯视为亲信，百般拉拢。在京期间，章士钊亲眼目睹了“士不悦学，乘机逐利，视政治为儿戏，从淫赌为生涯”的社会腐败现象，并写下了《箴北京》一文。不久，宋教仁案发，便只身“潜赴东站，独驰返沪”，参加二次革命，当时的《讨袁通电》就是章士钊代黄兴草拟的。
关于章士钊的个性，章士钊曾有一番自评。1925年章士钊在与吴稚晖论战时曾对自己做过一番剖析：“章士钊者，一笃于个性，不存机心，情理交战，迭为胜负之人也。惟笃于个性也，故其行动，不肯受党派之羁绊，而一生无党。人次第以同盟会、政闻社、政学会拟议之，此见仇者之谰言，不足信也……其人寡决断，乏条理，大事不甚糊涂，而小事极其糊涂。虽有时观过可以知仁，而贞固不足以干事。宜乎浮名满天下，而天下无一人以事业许之。”这些话说得虽不免负气，听起来却也情真意切，颇足动人。章士钊一生无党，不受党派之羁绊，与同盟会的分合即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