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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双林，董习：李希霍芬与《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入侵，一批又一批带着不同目的的传教士、商人、军官、专家学者蜂拥来华考察，搜集了大量中国各地的经济、军事情报。在这些人中，来自普鲁士的李希霍芬尤其引人注目，这不仅仅因为他是第一位对中国地质进行科学系统研究的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由于其历时4年时间，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搜集了大量的矿产、商业、交通、军事情报。国内对李希霍芬的认识和研究，最主要的是在地质学界。1933年，值李希霍芬百年诞辰之际，翁文灏和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Seven Hedin)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分别发表了英文论文《李希霍芬与中国之地质工作》(RICHTHOFEN AND GEOLOGICAL WORK IN CHINA)和《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以纪念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质学的奠基性贡献。①随后，学界对李希霍芬的研究陆续展开，有的学者强调其作为殖民侵略学者的身份，重点讨论其为殖民者掠夺资源、争夺势力范围而搜集情报的行为；也有学者着重客观介绍李希霍芬在地质地理考察和研究方面的具体贡献。②2005年又值李希霍芬逝世100周年，《第四纪研究》该年第4期刊发了一组纪念文章③，潘云唐、吴凤鸣等学者亦纷纷发表论文，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李希霍芬及其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影响。④相关论着都集中在对李希霍芬建立的中国地质学说的系统研究以及他给中国地质学带来启蒙、开创性的影响，而对李希霍芬记载的大量社会经济材料关注不够。本文拟从近代历史研究的角度，对李希霍芬在华考察活动及其成果之一——《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做一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李希霍芬及其在华游历活动
斐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alm Saron von Richthofen，1833-1905)，1856年毕业于柏林大学，因对地质学有着强烈的兴趣，遂投身地质调查。⑤1859年，为考察欧洲以外地区的地理地质状况，李希霍芬参加了普鲁士政府派往中国的艾林波使团，并于1861年3月到达上海。当时正值英法联军入侵之后和太平天国运动兴盛之时，清政府只允许使团少数成员到天津谈判，其余都留在上海，不得到内地走动，故此次李希霍芬未能进行任何考察活动。⑥后来，他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州工作。1868新年前夕，他决定用数年时间去了解拥有丰富物产却鲜有研究的中国，在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后，于1868年底再次来到中国。⑦
在参考大量中外文献的基础上，李希霍芬制定了详细的研究方向和工作方法，设计了七条考察路线。从1868年到1872年，他以上海为基地，对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及广东、江西、湖南、浙江、直隶、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南部、四川、内蒙古诸省区，其“踏查之普遍，着述之精深博大”⑧，均非他人所及。
李希霍芬七次考察的情况大致如下⑨：
第一次开始于1868年11月12日，自上海出发，于11月14日到达宁波，沿途考察运河，后赴舟山群岛调查了十天，然后循运河经苏州、无锡、镇江，再经长江到达南京，于12月15日回到上海。
第二次开始于1869年1月8日，从上海乘船出发，于1月12日到达汉口；三天后折回，顺流而下，沿途观察地质，2月10日到南京，对南京、镇江等地的地质状况做了相当详细的调查后，于2月21日返抵上海。
第三次开始于1869年3月13日，从上海出发，经长江和大运河到达江苏宿迁县，经山东郯城、博山、潍县(今潍坊)等地到达芝罘(今烟台)，随后渡海到奉天(今辽宁)牛庄，再由此经盖平(今盖县)、大孤山向北经本溪湖至盛京府(今沈阳)、山海关，考察石门寨煤田后赴直隶永平府(今河北卢龙)，经滦州(今滦县)、通州于1869年7月19日到达北京，后返沪。
第四次始于1869年9月24日，从上海乘船至江西九江，经鄱阳湖赴乐平、景德镇，然后进入安徽祁门等地，10月12日到达屯溪，又自此乘船经新安江、钱塘江于10月29日到达浙江杭州，31日回到上海。
第五次始于1869年12月下旬，从上海乘船到香港，于1869年12月24日入广州。1870年1月1日从广州出发，乘船经北江、武水至湖南宜章、湘潭，经长江到达湖北汉口、樊城，随后改陆行北上，经河南省河南府(今洛阳)、山西泽州(今晋城)、平阳府(今临汾)、太原、直隶正定，于6月到达北京，在北京附近再次做了详细调查后返沪。
1870年夏，因天津教案引起了外国人的普遍恐慌，李希霍芬前往日本考察，9个月后重返中国。⑩
第六次始于1871年6月12日，从上海到浙江宁波，6月13日入天台山，向西至东阳县，由此循东阳江、金华、桐庐，经分水县、天目溪，越千秋关至安徽省宁国县，到泾县顺青弋江到达芜湖，再由此乘长江轮船于7月30日到达江苏镇江、南京，8月8日结束。
第七次从1871年9月底到1872年5月底，是旅行时间最长的一次。9月27日从上海赴北京；后经直隶宣化至张家口、山西大同，赴五台山考察后去了太原，然后转赴陕西西安，后经四川宁羌州、剑州(今剑阁)等地，到达绵州、成都；3月11日出发南行，原计划穿越雅安、西昌地区进入云南、再至缅甸，但自雅安南行几十公里即遇麻烦，遂改为转赴嘉定府(今乐山)，3月27日自此乘船经岷江、长江返抵上海。
从1869年底开始，李希霍芬得到上海西商会(Committee of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提供的在中国旅行4年的经费，条件是他必须用英文写出关于中国经济、特别是煤矿资源的报告，(11)所以从第五次考察开始，他在旅行间歇时间及时地将所见所闻以信件的形式用英文写出，寄给了上海西商会，后来汇集成册，名为《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Baron Richthofen's Letters，1870-1872，又译为《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以下简称《书信集》)。《书信集》中的大量经济情报，对当时的西方列强来说充满了吸引力。1872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国时，深得德皇威廉二世的赏识，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都达到一生的高峰，可见这本《书信集》的出版对其以后学术事业的影响。此后，李希霍芬集中精力整理在华考察的全部资料，完成了宏着《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iindeter Studien, 简称《中国》)。(12)1907年，他的学生迪森(E. Tiessen)又将其在华期间的日记整理出版，名为《李希霍芬旅华日记》(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tagebiicher aus China)。鉴于其专着和日记篇幅过于宏大，内容异常丰富，非一篇短文所能容纳，所以本文主要对《书信集》的出版、内容及影响做一考察。
二　《书信集》的版本及使用情况
关于《书信集》的出版情况，据我们查阅各大图书馆藏书电子目录，可分为单份信件的出版和结集出版。单份信件，如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Letter from Baron Richthofen on the Province of Hunan、Letter from Baron von Richthofen on the province of Hupeh, 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 Letter by Baron Richthofen on the provinces of Chili, Shansi, Shensi, Sz'—chwan, with notes on Mongolia, Kansu, Yiinnan and Kwei—chau、Report by Baron von Richthofen on the provinces of Honan and Shansi。这些单份信件在1871-1875年间重印了数次。1872年由上海北华捷报馆(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Shanghai)结集出版，1903年又曾重印。这两种均收有11封信件。1941年日本占领中国北京时，又曾将1903年版的《书信集》翻印过。(13)我们使用的是1872年出版的着作。
《书信集》目前无中译版。从《书信集》的利用情况看，最集中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在这一套丛刊中，选译了《书信集》中的相关材料，如四川丝业产销状况，山西制铁业情况，各地煤矿业的情况，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棉花产销情况等。何炳棣在《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使用了英文《书信集》的资料研究太平天国后江浙地区的人口数量及移民问题。这些资料是目前国内学者所能见的主要中文资料，数量少，范围小，分布零散，不便使用，我们认为，为了使《书信集》自身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很有必要将其译为中文。
三　《书信集》的主要内容
上海西商会希望李希霍芬详细汇报的内容是中国的煤矿分布和中国各地的物产、商业情况，从而有利于他们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李希霍芬在报告中，自然将核心集中于这些内容。报告并非随笔式的游记，每到一地，必先叙述各地的水陆交通状况，进而指出在此交通基础上形成的商镇和商业路线，各地的丰富物产(尤为关注煤矿)如何运输等问题，这形成了报告的主线。在此主线之上，李希霍芬记录了沿途所见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社会样态。下面择要介绍其中的一些内容。
1.水陆交通
《书信集》中记录的各地水陆交通，是以当地的商业重镇为中心，介绍不同方向的贸易路线以及各地出入的商品。对于陆上道路之平险、河流航运条件之优劣，都有详细描述，其中涉及到货物的销售市场、运输距离、运输成本、税卡税率等诸问题。《书信集》重点记录了许多商业重镇，如湘潭、河南府、清化镇、太原府、大同府、西安府、成都府、重庆府(描述侧重在商业、城市历史、人口、民风等方面，有时涉及到外国商品在当地的地位)，内容十分丰富，展现了一幅19世纪70年代中国各地商业、物产、交通的详细图景。
李希霍芬考察直隶获鹿县时，将之与河南的清化镇比较，认为获鹿是“从平原的不同地区来的马车路的终点站”，由于往西部高原去的路崎岖不平，大都靠役畜运输货物，因而获鹿成为山西从外省进口货物和出口矿产以及原棉、棉制品、盐、糖、面粉的转运地和集散站，它的地位超过了清化。李希霍芬在此不失时机地从外国商业利益的角度评论道：“对于一个商业旅行者来说，这个地方是最适合在短时间内学习山西商业的各种重要细节了，他很有可能收集到比遍访山西所有城市都多的信息。但很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点还没被那些从事天津商业的外国人注意到……自离开汉口以来，我在此地第一次见到外国商品在进口货物中占据了这样的明显位置，就我所知，它们主要运往太原府，在那里人们消费较多的外国商品……尽管如此，与大量的土货相比，洋货仍然居于次要地位。”(14)这里的观察和评论自然是暗示外国商业应该加紧向山西等中国内地地区渗透的步伐。
2.矿产
《书信集》描述了各地的矿产，涉及煤矿、铁矿、大理石、有色金属等，其中内容最丰富的莫过于对中国煤矿分布的介绍。李希霍芬每到一地，必对此地的煤矿分布做一番介绍，对煤矿地质、分布范围、煤层厚度变化、出煤质量(烟煤与无烟煤)、矿区产量、煤的价格、运输路线以及当地官府对煤矿的不当管理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依据这些材料对煤矿的价值进行评价。(15)而记录最集中的就是山西的煤矿。如在大同府，矿井深入250英尺的地层，有的矿井呈螺旋状；煤层厚达30英尺，产出十分优质的煤，在大同一头骡子驮运的煤(约200斤)可卖到200文。这里的矿工每人每天下井20次，每次采25斤煤。日产量可达500担，年产量估计有14 000吨。(16)在论述了山西的煤层状况后，他得出结论：
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铁产区之一；且从我描述的一些情况看，在目前煤的消费水平上，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的消费。Dana教授在比较了世界不同国家的煤区面积后说：“宾夕法尼亚州43 96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拥有20 000平方英里的煤田，冠于全球。”但在经过仔细的探查后，总面积达55 000平方英里的山西将很有可能超过宾夕法尼亚。而这还不是中国煤田的全部优势，它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开采的难度小、成本低，能够大面积开采。(17)
这份描述夸张的信件寄到上海发表后，引起轰动。据1873年2月17日的《英国国会辩论》记载，当时的外交部次长认为没有理由怀疑李希霍芬中国诸省的煤藏量估计的正确性，并声称“希望清政府迟早会了解用外国资本开发他们的矿产会给他们带来利益的”。(18)
3.农业与手工业
通过《书信集》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各地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在介绍各地物产及其产地时，他最为关注的是茶叶、鸦片、四川丝、盐(山西的池盐和四川的井盐)、四川的白蜡和山西的制铁业，其中详细记载了池盐、井盐、白蜡和铁的生产过程。限于篇幅，我们仅对其中的制铁业和鸦片做一番介绍。
(1)制铁业
主要是山西的冶铁业。李希霍芬具体描述了当地冶铁的技术和产销情况：“太阳镇和高平县是这个地区炼制生铁的唯一地点……熔炼的地方是一块略有坡度的平地，长八英尺，宽五英尺。它的两个长边垒起约四英尺高的土墙，第三条边(按即较低的那条边)和顶部则是开敞的，第四条边则与一间低矮小屋相靠，小屋里是由两个人拉动的木制风箱。平地上铺了一层拳头大小的无烟煤块。其上又有约150个高15英寸宽6英寸的耐火黏土制的坩埚……生产出两种生铁，一种用来铸模具，另一种则用作锻铁……尽管工艺十分粗糙，但是山西产的铁品质很高，使得在同等价格的情况下，中国人更愿意用山西的熟铁。山西不生产钢，所有的钢都来自芜湖和汉口。山西的铁在制造小件钢器时被加入其中。这种工作一般是由村民在自己家中完成的……比如，在太阳镇，大量的铁丝和针就是这样制造的。”“(在泽州)你会惊讶地发现数百家小铁铺，他们之间彼此分工，各自制造某些类的铁器，这样的专业化使他们享有盛名。”(19)而当外国铁器输入后，山西铁器的销售额和总产量已经大大减少，仅以制针业为例，价廉物美的外国针已经使本地制针产业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尽管此地有着众多的采煤业和制铁业，人民却并未因此获益而改变贫困的状况。
(2)罂粟的种植
《书信集》记载了当时中国各地罂粟种植和人民吸食鸦片的情况。在河南、山西，“罂粟的种植遍布我所经过的地方。吸食鸦片开始于25年前，而它的种植则在20年前。自此以后，蔓延发展的速度惊人”，“似乎山西、河南的居民吸食更加普遍……在山西的许多地方，九成的成年男性有吸食之习，而在妇女中也不少见。城乡都有，更多地蔓延在劳动阶层中……由于吸食鸦片，人们面容憔悴，目光呆滞。除了道德上的后果外，从经济影响上看，吸食鸦片剥夺了惊人的劳动力”。(20)在山西，由于气温低、降水少，罂粟往往需要灌溉条件最好的肥沃土地，而且需细心培育，因此粮食作物的种植和其他产业就受到了极大的损害。(21)
但是，李希霍芬一直试图从外国商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认为鸦片的巨大盈利价值超过了它的毒害作用。他观察到，北方的陕西、甘肃与山西有着相近的气候、土壤条件，却在种植罂粟中获益，因为甘肃人口稀少，但耕地不少，可以将多余的鸦片卖到外省获利；陕西则在这方面更有优势，因为罂粟可以种植在由黄土坡改造的梯田上，种植之广泛，甚至成为仅次于小麦的冬季作物，从经济的角度看无疑是十分有利可图的，其种植面积也在逐渐扩大。(22)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四川和云南。尽管种植罂粟法律是明令禁止的，但是显然已经无效；就算有上级官员决心要抑止，最终也会在下属官吏的贪赃枉法前无能为力。(23)一次这样的行动还曾引起当地种烟农民的反抗。(24)李希霍芬调查了各地鸦片的质量和价格，并称陕甘鸦片是印度鸦片的“危险竞争者”(a dangerous rival)。(25)
4.社会状况
(1)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江南以及陕甘、云南回民叛乱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安徽、江苏南部、浙江西部、江西等地是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地区。李希霍芬途经浙江桐庐地区时，记录了自己的见闻：
分水溪谷是我在中国见到的自然风景最美的地区……此地被大自然赋予如此大的魅力，却在近些年遭受了大劫难……到处都可以见到临时搭起的小屋，暂时为一些可怜的穷人提供栖身之处，人们的贫穷与周围土地的肥沃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提到过的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县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所造成的。连接各城区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草，或是难以穿行的灌木丛。以往河谷中应该是人口稠密，这里的村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已经足以说明这点；而所有由条石或青砖建造的双层房屋则证明此地原先非同寻常的富裕与舒适。河谷中的平地和山坡上的梯田都已被荒草覆盖，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旧日的桑树说明了蚕桑是以往居民们的主要产业之一，而今因缺少照料，一半已经枯败……我曾在不同地方调查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比例，通常是百分之三。西天目山庙中曾有四百个和尚，最后只有三十个幸免于难；而乡村和城市中的比率更低。大部分人民逃到深山中，死于饥饿，在叛军手中丧生的男女及儿童数量极大。(26)
对于乱后的移民和重建情况，李希霍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过去曾经人口过多的地区，新来移民能够以每亩1000文的价格买地(过去则是每亩40 000文)，况且此地还有如此优越的气候和与宁波便利的交通，似乎荒芜的土地能够得到迅速的开垦。但事实上，大部分土地仍然没有得到耕种。为何这个地区生产力的恢复速度如此缓慢？他推测的原因是，若不考虑气候等外界因素，中国农民能够有效利用的耕地规模与人口的数量及所能提供的肥料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农民精耕细作的方式只有在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否则既无法开垦大面积荒地，也缺乏足够的粪肥。在目前人口较少的情况下，李希霍芬认为应当用畜力来补充人力的不足，并且牲畜也可提供丰富的肥料，这对于长期耕作而肥力下降的土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27)
李希霍芬后来在北方考察黄土的特性时，注意到关中和江南尽管都经历了战乱，但乱后的恢复情况却有很大不同。据他的观察，虽然陕西人口在经历了回民叛乱后锐减，受破坏的程度至少和浙江、安徽一带相近，但在叛军撤退的短短两年内，几乎原先所有的土地又被耕种了，“人口的数量与耕地的面积之间的不成比例是惊人的”，当地人也没有通过养家畜提供肥料。(28)他由此比较了南北方在人地关系上的差异，推测原因在于：其一，黄土十分易于耕作，土壤松软且易吸水；其二，黄土优越的自肥能力，使其不需要人工施肥。据渭河流域的农民说，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施了肥，只要黄土地得到足够的水分，不需施肥也会有好收成。这样看来，水分的缺少将对黄土区造成巨大的损害。(29)
(2)其他
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当时还相对闭锁的中国内地，李希霍芬以自己的视角记录下所见的风土人情，包括居民对外国人的态度、居民的职业、各地商人的特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一些地方的灾荒情况等，不失为一份珍贵的史料。例如他在湖南时，曾到过岳麓书院，结果引起许多士人和官员的恐慌，他们向长沙府报急，准备教训并驱逐这个不速之客，李希霍芬最后在兵员护卫下才得以安全离开。他认为这反映出士人阶层对外国人的高度恐惧与憎恨。(30)在浙江、安徽考察时，他发现，长期生活在山谷闭塞环境中的人民往往认为除了他们的世界和想象中的皇帝外，山外是一个盗贼与野兽的世界；与他随行的搬运工竟害怕他们正被带到了蛮荒之地。(31)
李希霍芬还描述了一些大城市里的居民生活。在成都，人们穿着得体，丝绸是普遍使用的衣料；城内的许多店铺出售诸如绸缎、皮毛、银饰、宝石之类的商品，“这里的人民对于精致和艺术的追求超过了中国的其它地方”。人民的富裕以及他们对于精美商品的爱好，使得李希霍芬对外国商业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可以预期的是，四川人民会成为外国商品的极好的消费者”。(32)
四　李希霍芬考察活动及《书信集》的科学意义和政治意义
1.科学意义——中国地质调查与地质学研究的奠基者
作为一名专业的地质地理学家，在汇报广袤中国领土的经济情报时，他无法摆脱自己专业的思维方式。李希霍芬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以及与其成因联系的事物与现象的科学”，研究的是“自然(地球表面的固定形态)的六个部门：土地、水圈、动植物界、人类及其物质、精神文化”，(33)“他把形成地表形态过程的研究(地质学)和地表形态本身的描述区别开来，后者是与其它地面要素(包括人类的作用)有关的参照构架”(34)。地理学在李希霍芬看来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空间的学科，因此其书信不仅囊括了一个区域的地质地貌、人口、农工商业、贸易中心、道路乃至历史等丰富的内容，而且还涵盖了李希霍芬对社会经济的见闻与看法，而且他的许多地质考察成果也在其中发表。(35)在地质学还未起步的中国，李希霍芬的考察活动推动了科学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实际上，我国早期的地质学家在学习和进行地质调查、研究及教学活动中，几乎都将李希霍芬的研究成果作为十分重要的资料使用。(36)
李希霍芬作为一个学者，凭借其专业素养与不懈探索，对中国的地质系统，从太古界到第四系几乎均有论述，并采集了大量古生物标本，对中国北方地层系统之建立影响较大，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33年，翁文灏撰文纪念李希霍芬百年诞辰时说：
中国地质学之巩固基础，实由德人李希霍芬氏(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奠之……洎李氏伟大之着作出，中国地质学之主要地层及地质构造者始晓然于世，其说至今犹确……因李氏之成就，而节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时间。
最近十五年来，吾人于地层学之知识较地质学之其他部分所得尤多，地文学及构造地质学，自李氏之后，进步亦极迅速，惟地质学之种种方面均尚须以李氏之成就为基本之根据。李氏对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及地文之观念，其伟大之贡献，实无其他地质学家，足与伦比。李氏之功，不仅凌驾于时贤，抑且超轶其后学。盖李氏者，实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也，此亦决非予过甚其辞之歌功颂德也。(37)
章鸿钊说：“东亚全般的地质学无论地层方面或构造方面，总算从他(按指李希霍芬)的手里造成一个宏大坚实的基础。”(38)其中使李希霍芬广泛扬名于地质科学界内外的是他的黄土风成(风积)说。他调查了中国西北分布广泛的黄土，对黄土的性状、分布做了详细叙述，并提出了黄土风成假说及其概念。(39)此外，李希霍芬在《书信集》中提到的中国岸线类型“南升北降说”，认为中国的海岸以杭州湾为界，北属上升型岸线，南是下降型岸线。这一学说曾长期流行，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修正。(40)
李希霍芬对黄土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他的地理学理论的最好阐释之一。他不仅研究了中国黄土成因，更进一步探讨了黄土对中国北方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黄土对中国北部的地貌特征和经济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这种特殊的结构，覆盖了高低不同的地区，缓和了山区原本的崎岖表面，并带来了中国北部的农业发展与繁荣。”(41)“黄土的另一重要特性乃在于它的垂直节理性，这为大多数居民提供了方便的住房，而这一特性也使得黄土很快被河流冲刷侵蚀，形成千沟万壑的地表。”(42)而黄土的松软质地、多孔性和优越的自肥能力大大推动了北方农业的发展。(43)
2.政治意义
诚然，李希霍芬给近代中国的地质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和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起步与发展。但不应忘记的是，伴随着近代国门的大开，在列强的军事、经济势力渗入的同时，一大批传教士、专家学者等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深入中国考察、搜集各地情报，为列强侵华开路。对于李希霍芬这样一位“近代地理学的创建人”，他是否也带着特殊的政治使命呢？从《书信集》中，我们看到，李希霍芬专家式的考察，带有强烈的为列强提供情报、便利其经济扩张的目的；其游历各地，考察的动机之一即是如何增进外国在华利益。“李希霍芬——他对于自然社会的重大贡献是绝对无可争论的——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国资本、并且特别是代表德国在华资本的利益的人，他将他的调查按照这个明确的目的去进行，使得外国资本容易侵入中国”(44)。我们试从以下几点来说明李希霍芬在华考察活动的政治意义。
(1)为列强扩大在华利益张目
李希霍芬除了报告中国各地的商业、煤矿资源外，还在许多关系到外国商业利益的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的许多观点不可谓不出色，(45)令人着实惊讶于这位地质学家具有的传教士一般的热情。
他受英国政府委托，到湖南调查是否应向中国政府索取湘潭租借地，(46)在详细调查湘潭地区的交通与商业后指出，湘潭尽管位于湘江河谷(湖南湘、资、沅、澧四江中最大、最重要的河谷)的紧要位置，交通便捷，拥有巨大的人口，成为长期以来外国商品从广东进入四川、云南、湖北、河南乃至陕西的最大集散地之一，却不适合作为外国商业向中国内地发展的前哨，这是因为它的位置优势乃是由传统的落后的交通方式导致的，随着长江航运的发展和入川铁路的建设，湘潭的地位会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汉口的兴起，这是个“向各省输入外国商品的最天然位置”。(47)
李希霍芬在《书信集》中常常讨论各地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以及改善的方法，其真正的出发点，他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人们获得的财富最终将驱使他们购买外国商品，任何刺激本地产品生产的因素都将最终有益于外国商业。”(48)他最关注的乃是从地理条件和商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交通改进的方法，略举数例以窥其情。其一，他提出，以广东韶州—乐昌—湖南郴州的商道为基础，利用此处南岭的低平隘口，沿着广东北江、武水可建设一条连通湖南耒阳煤矿与广州的铁路，尽管地形复杂，但它的建成将使耒阳、韶州成为广东和香港的廉价燃料供应地(按即今日京广铁路的一段)。(49)其二，为了使外国商品更加便利地进入陕西、甘肃等地，受中国东部地形的影响，除了选择在北方穿越宣化府、蒙古南部的荒漠的路线外，他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修建几条经过河南府的铁路。这条铁路可以连通黄河南北的重要产煤区：一条由东南方向经汝州煤区到黄河，并沿其南岸延伸(按即今之平顶山—汝州—洛阳线)；另一条则由东北方向经过太行山煤区，并在怀庆府附近过黄河(按即今之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焦作—洛阳线)，它们都经过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地区，并继续向西北、中亚延伸。(50)而千百年来的中西交通路线则成为修建连接中国与欧洲铁路的最好选择。从自然条件以及商业的角度考虑，西安府—兰州府—肃州—哈密，然后分成南北两路，分别经天山南麓和天山北麓(即今日的陇海、陇新线)，进入中亚地区，而沿途哈密等地还分布着丰富的煤矿。(51)其三，为了解决山西煤矿的外运，他认为需要修建跨越东部山区的铁路。可从华北平原到平定州(今阳泉)并延伸向西，这条铁路将使山西很多地区的煤炭快捷地运往远方，即后来清政府修建的正太铁路(石家庄—获鹿—阳泉—太原)。(52)其四，为了运输河南、山西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便于外国商品输入，他提出要修建与海港连接的铁路，“外国商业向任何地区的扩张都需要依靠当地的经济和人口，而最重要的问题乃是交通的改善，这对于北方是关键问题。如果连接河南、山西和港口的铁路建起的话，它们的大多数珍贵物产——主要是矿产——将得以出口，而铁路沿线的人口和活跃的贸易将带来大量的雇佣工人和巨大的利润，同时港口也会得到世界上最优质的煤”。(53)其五，为了解决相对封闭的四川的交通问题，李希霍芬先是考虑与北部的交通，提出从汉江的兴安府(今安康)或紫阳向西南穿越大巴山，到达顺庆府(今南充)或保宁府(今阆中)，再经潼川府(今三台)到成都。这条铁路即今安康—紫阳—达州—南充—遂宁—成都线。当他到三峡一带考察后，又讨论了长江上游(宜昌以上)的航运条件，认为尽管存在诸如急流、浅滩等困难，但只要对此河段进行仔细的勘查以确定一条安全航线，就能实现轮船航运，凭借四川巨大的人口、市场和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无疑会给外国商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倘若这条航线无法实现，就选择修建从宜昌经重庆到成都的铁路。(54)
近代的铁路建设、内河航运往往为外国势力和资本所操纵，而他们正是依靠从中国各地搜集到的社会经济情报，为其进一步渗透、侵略铺路。在《书信集》中我们看到，当李希霍芬将他专家的视野和传教士般的热情结合在一起时，产生了何其可怕的结果。
(2)为普鲁士—德意志侵华不遗余力
作为普鲁士人的李希霍芬，在列强争相扩大在华利益的时局中，自然不会忘记为自己国家谋求最大利益。自1859年参加艾林波使团的那一刻起，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要为普鲁士—德意志在中国的更强大侵入建立一个立脚点，让其他列强无法比肩。(55)相较于向上海西商会提供的信息，李希霍芬给本国政府的情报更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早在1868年12月，李希霍芬就详细调查过舟山群岛，并向俾斯麦先后递交了两份报告。两份报告的内容相近，都认为德国“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这一切都使得德国迫切需要在东亚获得一个固定的地点，宁早勿迟”。报告中强调最适合的地点是长江口外的舟山，在军事上它易于设防，应对紧急事件；在商业上，经济潜力强大，有望成为德国的香港。它不但可以吸取邻近的宁波的商业，而且可以在交通上起而取代上海之地位，因为上海海港不易容纳大船进出；此外，它还可以免予遭受中国国内革命和仇外势力的过激行为(此时李希霍芬显然还对1870年天津教案的冲击印象深刻)。因此李希霍芬强烈建议德国政府利用中国国内动荡的形势占据这个口岸。(56)李希霍芬期待舟山能够“超过上海”、成为“德国的香港”，无疑是希望后起的德意志民族能够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当他于1871年6月再次来到浙江并向西商会报告内容时，这些事关本国利益的内容自然不会出现在书信中，而是反复强调宁波和杭州作为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却对近在咫尺、自己视之为要冲的舟山群岛只字不提，(57)个中良苦用心，显而易见。其报告曾引起普鲁士政府的强烈兴趣，并一度要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只是迫于英法等国的压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未能得逞。(58)
继舟山之后另一个进入其视野的战略要地是胶州湾。前面谈到李希霍芬为促进河南、山西煤矿的外运和外国商品的输入提出过修建铁路海港的建议，但没有明确指出选择哪一个海港作为连通华北地区的关键据点。但在此前的1869年，他到山东博山、潍县等地考察时就已经搜集了大量信息，并进行了研究。1882年出版的《中国》第二卷中他发表了对于胶州湾“未来重要性”的意见：除了长江边的镇江外，只有胶州湾符合于一个伸展到华北的铁道网的海岸据点的条件。以胶州湾为中心的铁路网，将替华北的棉花、铁和其他产品创造一个便利的出路和使进口货便宜地通往一些重要的地区。对于德国，则是在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的同时，又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腹地。(59)后来德国借口强占胶州湾，将山东纳入其势力范围，乃至引发列强掀起在中国抢租海港、争夺利权、瓜分中国的狂潮，李希霍芬的调查难脱干系。尤可注意者，乃是李希霍芬本人并没有到过胶州湾，关于胶州湾地位的判断，是他沿着沂州、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县考察时，根据考察资料进行的地理总结。其眼光之锐利着实令人惊异，无怪乎鲁迅先生慨叹：“(李希霍芬)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着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60)
综上，李希霍芬在华为期四年的考察活动，一方面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的地质学奠定了开创性的基础，其功绩不可埋没；另一方面，他搜集大量情报、为列强侵略服务，其险恶目的不容忽视。《书信集》是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其考察活动和成果的宝贵资料，倘若《书信集》能够翻译成中文，当是一幸事。而若能以此为契机，将德文本的《旅华日记》乃至宏着《中国》译为中文，无论于中国近代史学界还是于中国地质学界，都是一大幸事。
注释：
①翁文灏：RICHTHOFEN AND GEOLOGICAL WORK IN CHINA，《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33年第3期；斯文·赫定(Seven Hedin)：BARON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33年第12期。翁文后由李海晨译为中文，刊于《方志月刊》1933年第12期。《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4期曾重刊二文。
②张炳熺、李文达：《帝国主义的先遣特务李希霍芬》，《光明日报》，1950年12月24日，第4版；王根元：《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与中国的地质》，《河北地质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陶世龙：《F·V·李希霍芬在中国的地质地理考察》，《山东地质》1995年第2期。
③这些文章包括：杨小平《李希霍芬地貌学思想在德国的继承与发展》，郭正堂、刘东生《黄土与地球系统——李希霍芬对黄土研究的贡献及对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孙继敏《李希霍芬与黄土的风成学说》，[德]Dieter Jakel.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geology and geosciences.
④潘云唐：《李希霍芬在中国地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地质论评》2005年第5期；吴凤鸣：《李希霍芬其人及宏着〈中国〉——为纪念李希霍芬逝世100周年而作》，《首届“地球科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第17届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地质学会，2005年。
⑤[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 Dickson)着，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0页；[德]Dieter Jakel.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geology and geosciences，《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4期。
⑥[德]施丢克尔(H. Stoecker)着，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57～63页；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766、2777、2829～2831、2839、2855页。
⑦[德]Dieter Jakel.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geology and geosciences;[德]施丢克尔(H. Stoecker)，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92页。
⑧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5页。
⑨考察路线的记载，参考以下论着：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Baron Richthofen's letters, 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 1872;[德]Dieter Jakel.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geology and geosciences;潘云唐：《李希霍芬在中国地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吴凤鸣：《李希霍芬其人及宏着〈中国〉为纪念李希霍芬逝世100周年而作》；陶世龙：《F·V·李希霍芬在中国的地质地理考察》。
⑩[德]施丢克尔(H. Stoecker)着，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95页。虽然旅行中断，但此次在日本的考察，也有助于他对中国东部地质构造的研究，他发现了两地的山脉在岩石构成上的惊人相似性，并推断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地质联系，同时也得以比较中日两国蚕桑业的不同。见《书信集》第43～44、46页。
(11)[德]施丢克尔(H. Stoecker)着，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92页。
(12)由于资料很多，篇幅极长，断续地占用了李氏的整个余生。从1877-1912年，历时35年，才完成此巨着。全书共五卷，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事实上生前他亲自执笔只完成了第一卷(1877年)和第二卷(1882年)，其余三卷是他的友人和学生根据李氏资料编辑完成的。各卷内容及出版情况，可参考[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 Dickson)《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等译)第90～91页。
(13)张炳熺、李文达：《帝国主义的先遣特务李希霍芬》。
(14)(17)《书信集》，第34～35、29页。
(15)《书信集》涉及的煤产区主要有湖南耒阳，河南汝州，山西泽州、霍州、平定州、大同及北京房山等。
(16)《书信集》，第31、33、89页。
(18)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6页。
(19)《书信集》，第30～31、38页。
(20)《书信集》，第22、37页。
(21)(22)(23)(24)《书信集》，第37～38、109、38、109页。
(25)《书信集》，第22、109页。
(26)(27)(28)(29)(30)(31)(32)《书信集》，第50、51、86、86、9、45、130页。
(33)[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 Dickson)着，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第96～97、100页。
(34)[美]普雷斯顿·詹姆斯(James, Preston E.)着，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5页。
(35)他在来华之前就在日记中阐述了此次考察的目标，一是要确定中国的地质概貌，二是要考察这个国家的人民与社会。参考[德]Dieter Jakel.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geology and geosciences。
(36)在丁文江的时代，李希霍芬的着作“一直作为标准的、的确也是惟一的参考资料达三十年之久。当丁文江和他的同事于1913年重又踏上地质研究的征途时，他们发现，李希霍芬已经为他们节省了许多年做筹备工作的时间”([美]费侠莉(Furth, Charlotte)：《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可参考翁文灏《回忆一些我国地质工作初期情况——关于丁文江》，《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3期；丁文江《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址报告》，黄汲清等编：《丁文江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页；《吴凤鸣文集》，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37)翁文灏：《李希霍芬与中国之地质》，《方志月刊》1933年第6卷第12期。
(38)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第6页。
(39)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40)《书信集》，第43～44页。着名地质学家陈国达通过对东南沿海岸线的反复观察，认为中国南部岸线有升有降，是一种复式岸线，于1948年写出《中国南部复式岸线成因》(《学原》1948年第2卷第1期)一文，阐明中国海岸线在许多地段有沉升交替的现象。
(41)(42)(43)《书信集》，第24、25、86页。
(44)[德]施丢克尔(H. Stoecker)着，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93页。
(45)[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son)着，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第90、95页。
(46)张炳熺、李文达：《帝国主义的先遣特务李希霍芬》。
(47)《书信集》，第3、10～11页。
(48)(49)(50)(52)(53)《书信集》，第26、2、27、34、39页。
(51)《书信集》，第106～108页。回国后他继续研究这条路线，首次采用了“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的提法。他回国后还不断研究修建欧洲到中国铁路的计划，于1874年以“中国和欧洲铁路联络是最自然的道路”为题提出报告，认为建筑这样铁路的最大受益者是俄国，其次是德国([德]施丢克尔(H. Stoecker)着，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95页)。
(54)《书信集》，第125～127、142～144页。
(55)(59)[德]施丢克尔(H. Stoecker)着，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93、96～97页。
(56)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10页。
(57)《书信集》，第48～49页。
(58)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晴地理学》，第46页。
(60)鲁迅(“索子”)：《中国地质略论》，《浙江潮》.1903年第8期。李希霍芬向普鲁士政府报告舟山、胶州湾的材料，见[德]施丢克尔(H. Stoecker)《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乔松译)第81～83、93、94～96页以及孙瑞芹所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