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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恩田：《殷周制度论》与张勛复辟——读《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殷周制度论》与张勋复辟
——读《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首发）
王恩田
山东省博物馆
陈梦家《<殷周制度论>的批判》中说：“此文之作，乃借他所理解的殷制来证明周公改制的优于殷制，在表面上似乎说周制是较殷制为进步的，事实上是由鼓吹周公的‘封建’制度而主张维持清代的专制制度。此文在实际上是王氏的政治信仰,它不但是本末颠倒的来看周代社会，而且具有反动的政治思想。”[1]
读读王国维如下一段话，可知陈氏所言信而不诬。
“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2]
在王国维看来，君主专制的“帝制”是至善至美的制度，就连保皇派所倡导的“立宪”都要反对，更何况辛亥革命以来民国的“共和”政体。
如果读读《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简称《罗王书信》）[3]，不难发现《殷周制度论》的出台，与张勋复辟的流产，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张勋，北洋军阀，1985年（光绪二十一年）投靠袁世凯，1911年升为江南提督。武汉起义后，在南京屠杀民众数千人，顽抗革命军。1916年，袁世凯死后，先后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后任安徽督军，成立北洋十三省同盟，阴谋为清室复辟。为表示忠于清王朝，所部禁剪辫子，被称为“辫子军”。1917年5月，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府院之争”的矛盾，黎元洪召张勋入京“调停”。张入京后，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又赶走黎元洪。7月1日，拥立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张。12日，张勋兵败。
《罗王书信》表明，在张勋复辟期间，虽身在上海书斋的王和远在东瀛的罗，都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就在7月1日张勋复辟的当天下午4点，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说：
“黄楼坚韧，当具全体知识，或尚不至成短局耳。西望祖邦，且喜且惧。公等当闻此消息。北道遂通，弟可访古燕赵河洛之郊，今年尚得与公快晤，忻快何如。”
“黄楼”指宋苏轼任彭城（今徐州）守时，黄河决口，水围彭城，苏轼率民御灾，徐州免水害。水退后，在东城门上筑楼，以黄土垩之，名黄楼。后人以此作为歌颂苏轼功德的典故。由于张勋曾任江苏督军，调往徐州，转任长江巡阅使，移住徐州。王国维以张勋比苏轼，称之为“黄楼”，表现了对张勋复辟的崇敬。并断定复辟当不会失败。
“西”指长安故都，这里指北京。“西望祖邦”，即关注北京的事变，又高兴，有担心会不会失败。很想也去北京并希望与罗尽快在北京会面。其欢欣鼓舞的心情跃然纸上。7月5、6日间，王国维给罗的信说：
“此间局势，近日始明，尚难预睹。大约北方反对者为段祺瑞，惟李长泰马厂之师从之。此军在津浦道上，或发生战事亦未可知。……”
“昨日此书未发，今日情势大变，北军已多应段，战事即将起于京津间，张军中断，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老[4]恐只有以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沙虫之痛，伤哉。……不忍再书矣。”
“张军”，自然是指张勋的辫子兵。“曲江”是位于陕西西安东南的曲江池。“曲江之哀”的典故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哀二世赋》。二世，即灭亡于陈胜吴广起义的秦始皇之子二世皇帝胡亥。“曲江之哀”应该是指二次登基的宣统皇帝吧。“猿鹤沙虫”的典故出自《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这里指因张勋复辟即将流产而死难的辫子军将士。这封信清楚不过的反映了观堂先生兔死狐悲、如丧考妣的心情。
张勋复辟流产后的第二天，7月14日王给罗的信说：
“此次之变，段、冯、梁三人实为元恶，冯思为总统，段则欲乘此机恢复其己失之势力。梁为幕中划策之人。然其结果已可逆睹，首则必为国会与冯段之争，而国会与民党必败；继则为冯段之争，为军人与进步党之争，此种局面不能支持一年。可预决也。”
在复辟流产五六天后的7月17日、18日王给罗的信说：
“黄楼赴荷使署，报言系西人迎之，殆信。又言其志必死，甚详，此恰公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均绝矣。……生民之祸，不知何底耳。”
张勋复辟整整两个月的9月1日，王给罗的信说：
“前日拟作《续三代地理小记》，既而动笔，思想又变，改论周制与殷制异同。……虽系空论，然皆依据最确之材料。”
9月8日致罗信：
“《殷周制度论》至今日脱稿。”
9月13日致罗信：
“《殷周制度论》于今日写定。……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
王国维把西周以来的君主专制的“帝制”，称之为“道德之团体”，是政治上的最高理想。顾炎武（亭林）主张“经世致用”，即把经学研究与当前的时务结合起来。《殷周制度论》的“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显然符合顾亭林的主张。因此，王国维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和顾亭林相媲美。
陈梦家先生没有读过《罗王书信》便能敏锐地指出《殷周制度论》“事实上是由鼓吹周公的‘封建制度’，而主张维持清代的专制制度。……具有反动的政治思想”，诚为卓识。《罗王书信》证明：张勋复辟两个月的7月1日，放弃了原定写作《续三代地理小记》的计划，而突然改写《殷周制度论》，显然是为了与当前时务相联系，以及“表彰”“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张勋及其将士的写作目的。因此，可以认为《殷周制度论》是为张勋复辟的流产和帝制覆亡的当代《招魂》之作。
[1]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680页，中华书局，1988年1月。
[2] 王国维《论政学疏草》（罗振玉《王忠悫公别传》引）。
[3] 王庆祥、肖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7年7月。
[4] 罗继祖注：北行诸老指赴北京参与张勋复辟的康有为、刘廷琛、章梫、沈增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