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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家红：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公开审判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七十年。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当年参战各国，有多种多样的活动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深的人类浩劫。这里我要论及的是一场近乎被国人遗忘、但十分重要的战后国际审判活动——1949年12月25至30日，在前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这场审判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
伯力城审判产生于特定的国际时势背景下
伯力城审判由于长期遭受人为曲解和掩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战后，关于战犯的国际军事审判，最着名者莫过于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和东京审判（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此二者不仅为战争犯罪审判开辟崭新纪元，更衍生若干国际法律规范，对形塑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历来关于这两场审判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众多，也最为国人熟知。但就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而言，与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诸般战争罪行相比，太过局限。即如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发现，乃至相关战犯的审判追责，都很不彻底，或曰存在严重的“漏罪”问题。仅就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来说，在数十年日本侵华战争中，除常规战争带来的破坏摧残、奸淫掳掠等暴行外，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日军利用中国人进行的各类“活体实验”、细菌武器开发、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诉。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来看，随着战事逐渐接近尾声，围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立分歧，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角逐竞争日益激烈。自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冷战正式拉开序幕。而发生于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自调查取证、开庭审理，乃至裁判处决，整个过程都被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最终，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本细菌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然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就此终结。同样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针锋对立，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其远东着名城市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从当时拘禁的数万战俘中遴选出12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经过这场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
这场审判尽管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一经公开报道，国际反响十分强烈
这场由一个国家（苏联）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尤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迥然不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等内容属于严重战争罪行，早被多项国际战争法规和惯例谴责、排斥；并且，苏联以一种近乎点名的方式，直斥“某个有力的大国”（即美国）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以致相关罪犯未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交付审判，得到应有惩罚；所以，这场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国际反响十分强烈，美方在难以否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只能不断声称这场审判是一场“政治秀”，刻意在媒体上加以歪曲和反宣传。然而，随着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解密，通过一些记者、学者研究揭发，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
在战后关于战犯的系列审判活动中，伯力城审判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正如前言，继纽伦堡审判之后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使日本的主要细菌战犯逃脱法网，免于刑责。遗憾并令人费解的是，大约在此前后，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数次大规模审判日本战犯活动中，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取证、相关战犯的审判处理，一直未见有明显动作。（或因忙于内战，或许是在某一大国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有待进一步揭示）因而，专门针对细菌战犯罪的苏联伯力城审判，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瑕疵，但作为二战后或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正式开启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义之路，意义非凡。
数十年来，中国知识界对于这样一场重要而特别的伯力城战犯审判，鲜有深入专门的研究成果，普通民众而言，更少有关注
中国（提前）释放最后三名日本战犯在1964年4月，自此关于日本战犯的个体的诉讼问责宣告终结，国内关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揭发也骤然沉寂，距今已有半个世纪。
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过程中发现：数十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这样一场重要而特别的伯力城战犯审判，一直鲜有深入专门的研究成果。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更少有关注。目前中国学界基本限于利用伯力城审判的历史记录，讨论研究中国抗战期间的细菌战、活体实验等问题，或根据新近发现资料或实地调查报告，就伯力城审判中未能发现或存在偏差的细菌战史实，进行补充和修正。换言之，比较侧重在细菌战或抗战史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相比之下，对于这场审判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论者只是作些简单介绍。因而，透过冷战的历史烟云，全面厘清伯力城审判的历史背景、审判过程、时代反响及其历史遗绪，尚是亟待研究开发的宏大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