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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石涛：金圆券改革与打金融老虎运动

1948年，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一次货币制度改革，因其核心内容是发行新货币——金圆券，故被称为金圆券改革。这次改革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进行的第三次币制改革，也是国民党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而采取的重大措施。然而，这次币制改革却迅速失败，通货膨胀彻底失控，不仅成为其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成为世界货币史上一个臭名昭着的恶例。
法币100元买不到一粒米
近代以来，中国的货币出现了一个极为混乱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重视货币制度建设，先后进行了两次币制改革，取得了显着成效，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货币混乱的状况。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由于准备较为充分，废两改元取得成功。从此银两作为一种货币被废除，在中国境内，袁头币和船洋成为主要货币，其他中外银元逐渐退出流通，混乱的货币得到一次很大改善。1934年前后，由于白银大量外流，中国遭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史称“白银风潮”。为了应对危机，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3日宣布进行币制改革，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一切款项收付、税收必须使用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并将白银收归国有。法币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功，结束了中国货币长期以来极为混乱落后的状态，实现了币制的统一和现代化，促进了经济发展。
法币发行之初，数量不多。然而，抗战爆发后，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而财政支出剧增，尤其是军费支出占到了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七十。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国民政府除了增加税收、发行公债之外，便主要依靠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因此，抗战时期法币发行量节节攀升，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尤其是抗战后期国统区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比1937年6月的14亿元，增加了394倍多。这一增幅已经不小，但与抗战胜利后的法币发行量相比，则微不足道。
抗战结束后，各地物价普遍下跌，国民政府手中掌握有大量黄金外汇以及从日伪接收的资产，这本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好机会。但是战争爆发后，军费支出又占到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为了筹集资金打内战，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重蹈覆辙，继续依赖中央银行发行钞票，于是法币发行量突飞猛进，形成恶性通胀。
1945年底，法币的发行额突破万亿大关，为10319亿元，与同年8本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为37261亿元，比上年增加了2.61倍。1947年底高达331885亿元，比上年增加了8倍。到1948年8月20日，法币发行额共达663万亿元，8个月左右的时间，增加达20倍之多。从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三年间，法币增发了1191.7倍，远远超过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速度。与此同时，物价飞速上涨，法币购买力急剧下跌。据一则新闻报道说，法币100元可以买到的物品，在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 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或一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此后则连一粒米也买不上了。
1948年通货膨胀进入恶性阶段，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印刷钞票，大额钞票不断问世，法币面值最高已达500万元，发行最多时以每天10万亿的数目增长。法币膨胀带动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反过来又加速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以致印制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价格了。法币被视为废纸，已丧失了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面对法币崩溃的局面，国民党政府开始策划从币制改革中寻找出路。
抗战胜利之初，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已有人提出进行币制改革的建议，蒋介石当时也曾考虑改革币制。但是，由于币制改革牵涉方面甚多，财经部门官员大多认为尚不具备确保币制改革成功的基本条件，因此蒋介石没有马上推进币改。然而，进入1948年，法币濒临崩溃，财政困难重重，经济形势危急。如果财政经济垮了，那么政治和军事的全盘覆灭也会接踵而至。在这样一种走投无路的形势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考虑改革币制，企图通过改革币制来遏制通货膨胀，挽救财政和经济。
币制改革方案高度保密
1948年5月，行宪国大召开后，蒋介石就任总统，翁文灏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任财政部长，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翁文灏内阁建立后，蒋介石决定尽快实施币制改革，指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分别酝酿币制改革方案，币制改革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尽管当时国民党内有很多人认为改革的条件并不具备，但翁文灏和王云五却赞同改革币制。据王云五晚年回忆说，在金圆券发行之前的一年里，他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就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趋势，而且他之所以愿意就任财政部长，“唯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职，就是对于币制改革之憧憬”。因此，“到任以后，立即开始此项计划，而且无时无日，不是念兹在兹”。
1948年5月起，币制改革方案在金融和财政两个主管当局的分别主持下秘密进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指定了一个四人小组进行研究，成员为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林崇墉、方善桂，稽核处处长李立侠，以及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四人经过秘密研究，认为在内战继续的形势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采取辅助措施，法币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但蒋介石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将其否决。
财政部的改革方案主要是由王云五本人来拟订的。在拟订方案之前，王云五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首先令财政部主管人员查询所有关于币制改革的旧方案和意见书，然后倾听专家见解，最后对数十种文件和意见进行分析，以他自己原有设想为主体，形成基本思路，并亲自草拟《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入方案》，该方案以废止法币、改用新币为主要内容，期以强力手段管制经济，一举扭转危局。7月7日，王云五将方案交给行政院长翁文灏。次日，翁、王请见蒋介石，该方案得到蒋的认可。但为慎重起见，蒋介石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三人，即财政部政务处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及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严家淦协助翁、王二人详加研究，并草拟实施办法。后来对于方案的一切都由六人小组随时商讨。
从7月9日至28日，王云五提出的关于币制改革的三十几条原则，经六人小组多次秘密讨论并予修正后，由王云五进一步草拟具体办法。此修正案原本拟交7月底立法院休会前提请通过，蒋介石认为“时间或来不及”，且公布前须“绝对保密”，故未再提交立法院讨论。7月29日，翁文灏、王世杰、王云五、俞鸿钧等人赴莫干山与蒋会面，决定从速实行币改。此后，王云五在极为秘密地进行币改操作。
从整个币制改革方案的酝酿过程来看，蒋介石无疑是这次币制改革的最高决策者和积极推动者，王云五则是这次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者，是币制改革的关键的人物。自从就任财长，开始研究改革币制，王云五高度保密。在制订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各种文件的起草与誊正，为了保密起见，王云五都亲自办理，不肯假手他人。非至必要之时及有必要关系之人，绝对不使与闻。直到正式公布前，接触到币改内容的只有十余人。
金圆券发行方案
8月19日下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审议通过了金圆券发行方案，并交行政院讨论通过。随后，蒋介石根据“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越过立法院审议的正常程序，以总统命令的形式，于当天深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正式实施币制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1、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限期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金银外币，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法令规定，冻结物价，各地物品应按照8月19日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禁止抬价或囤积，即所谓的八一九限价。
金圆券改革之初，情形看起来颇为乐观，民众纷纷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8月23日，中央银行开始收兑金银外币。当天，上海人民持黄金美钞赴国家行局兑换者极为踊跃，甚至出乎意料。上午十一时左右，王云五接到俞鸿钧的长途电话，开首的一句，就是“恭喜！恭喜！王部长，你的政策成功了！” 南京等地民众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者也颇为热烈。据蒋介石日记8月31日的 “本月反省录”记载，十天内收兑金银外币约合美金二千七百万元，“此为始料所不及者，可知民心犹在”。到9月底原定收兑截至之日，全国各地收兑金银外币总计合美元1.5亿元以上，兑出金圆券合计6亿余元。在控制物价方面，币制改革后一个月间，物价情形虽随地而异，稍有涨落，大体仍甚良好。南京、上海两地情形最好，一般皆能维持8月19日的价格。因此王云五宣布币改成功，并于9月20日去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银行第三届联合会。然而，好景不长。在原定收兑金钞截至日期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却将期限延长，使民众对政府法令的信任大受影响。自延长收兑之日起，不仅求兑者寥寥无几，而且四十多天的乐观局面从此开始逆转。等到10月9日王云五从美国回来时，金圆券已经危机四伏。
蒋经国在上海“打虎”
为了保证币改方案的贯彻执行，行政院成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由院长翁文灏挂帅。在上海、天津、广州三大城市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以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上海是全国经济金融中心，金圆券改革能否在上海顺利推行，对全国起着重大影响。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进行督导，实际上成为上海推行金圆券和经济管制的最高负责人。蒋经国一方面迫令上海各界用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另一方面严格实行限价政策，严禁囤积居奇，并声称要“专打老虎，不拍苍蝇”，利用其所领导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展开了打虎行动。
在收兑金银外币方面，本来上海金融界领袖商议总共交出1000万美元，以应付政府法令。这一联合抵制惹恼了蒋介石。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发表讲话，斥责“上海银行界领袖对国家、对政府和人民之祸福利害，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丝毫没有改变”，并说金融界中有人藐视法令，一定要“严厉制裁”。随即，蒋经国在上海对金融界、实业界领袖采取行动，施加压力。在蒋氏父子威逼下，上海金融实业界从9月10日起，将所存金银外币列表报呈中央银行。
在打击囤积居奇，限制物价方面，蒋经国对上海的大资本家重拳出击。为杀鸡儆猴，不仅以破坏经营、套取外汇为名枪毙了几名涉案人员，而且将申新纺织集团总经理、棉纱大王荣鸿元，宏兴证券负责人、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等五六十人，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或其他罪名抓捕判刑。蒋经国的铁腕手段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间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然而，从9月下旬到10月初，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因扬子公司事件而遭遇严重挫折。更为严重的是，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
金圆券改革的主观目的之一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虽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上海物价一时被压住了，但这一政策造成的结果却是商品流通瘫痪，有市无货，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国民党政权缺乏严密控制经济的能力，一进入10月份，蒋经国的管制经济就被民众的抢购风潮冲垮了。10月2日，上海首先发生抢购风潮。市民“见物即买，尽量将金圆券花去，深恐一夜之间，币值大跌致受损失。”“南京路一带的着名绸布号和河南路的呢绒店……，开门后潮涌而入，满架货物，顷刻搬空。……小菜场上鲜鱼绝迹，菜蔬又贵又少……。食油抢购一空”。10月底，上海市场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被抢购一空。商店货物卖掉后，无法向工厂进货。工厂因为补不进原料，纷纷宣告停工，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陷于彻底瘫痪状态。抢购风潮迅速蔓延到天津、北平、汉口、南京、昆明等地，整个社会经济一片混乱。
无奈之下，行政院10月31日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放弃了实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物价管制的结束，标志着金圆券改革实际上宣告失败。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宣告打虎行动偃旗息鼓。限价政策取消后，金圆券发行额便无法控制。金圆券发行之初，曾宣布发行限额为20亿元，但到10月底发行额已达18.5亿元，中央银行不得不呼吁最高当局放宽发行限额。11月1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并将其含金量贬值80%。同时，允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但兑换比价提高五倍。同日，币改的主要设计者王云五获准辞职。行政院长翁文灏亦因币制改革完全失败而请辞。至此，币制改革彻底宣告失败。
彻头彻尾的骗局
发行限额正式宣布撤销后，金圆券发行量开始突飞猛进。11月超过20亿元，1949年1月达200亿元，3月近2000亿元，4月高达5万亿元，5月上海解放前夕达67万亿元，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元，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面额不断扩大，大钞层出不穷。随着限价政策取消和金圆券发行量的剧增，各地物价立即强力反弹，飞速增长，甚至已出现一日数次涨价的情况。1949年5月21日，上海大米每石金圆券4.4亿元，若以石米320万粒计，买一粒米就要金圆券130余元。当时便出现了一句顺口溜：“一粒米一百元，一尺布十五万”。
金圆券发行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已经丧失了货币的基本职能，各地市场纷纷以美钞、银币、铜元等进行交易，甚至恢复到物物交换的程度，货币市场陷入一片混乱。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7月，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彻底收场。金圆券与一战后的德国马克被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两个最经典的恶性通货膨胀案例。
金圆券改革的迅速失败，不仅使国统区的货币陷入混乱，国政府苦心经营的货币金融体系土崩瓦解，而且加速了国统区经济崩溃，对国民党政权起了巨大的冲击和摧毁作用，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币制改革不仅使国统区的上层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大为不满，更使中下层民众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美国历史学家陶涵在其《蒋经国传》一书中指出：在兑换金圆券的过程中，那些迟不兑换的人被证明比较明智，而守法者的家财全毁了。教员、小生意人，现在开始认为不管换了谁上台，都比国民党好。
金圆券改革实施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政府从民众手里强行收兑了黄金165万余两，白银900多万两，银元2300多万元以及大量外汇。就在金圆券走向失败的过程中，自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将这些财富秘密运往台湾。据上海解放后对中央银行接管清理的结果，实际留在上海的金圆券准备金只有银元165.5元。金圆券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国民党对广大民众财富的赤裸裸的掠夺，也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