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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

经济史学是在经济学的强大影响之下形成的。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还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由于这种影响，经济史学采用了经济学所提供的基本话语体系。
经济学并非一成不变。傅斯菲尔德总结说：两百多年前尚无经济学，当时的经济理论只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这个学科是随着资本主义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密切联系，将经济视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从事的经济学也都是政治学，因此称为“政治经济学”。到19世纪中后期，政治经济学分化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两大分支，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又继续演化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乃至计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
一些学者提出以传统的中国学术资源来重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有人将之比喻可以用中医取代西医。但是在今天，想要依靠中医的学术资源来建立现代医学的话语体系是绝无可能的。同样，抛弃源自西方现代学术的话语体系，依靠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另起炉灶，建构一个“中国的经济史学话语体系”也是绝无可能的。
近年来经济史学所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经济学自身出现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才能更好的发展。而在此方面，经济史学可以大有可为，因为它能够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如果我们改进了经济史研究，那么就能够推进经济学的进步，而经济学的进步，对于改进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又至关重要。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前进，将对国际话语体系的改进发挥重大作用。
“话语体系”是我国学界近年来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讨论体现了思想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即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寻求“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随着最近30年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一些学者提出要终结“中国人简单化地学习西方的时代”，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判准，推动从“主权性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的发展。今天关于“话语体系”的讨论，正是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话语”（discourse）问题是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社会科学是科学，因此具有科学的“规范认识”（paradigm）。这里所说的“规范认识”的概念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广泛运用于各种讨论中，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解读。“规范认识”大致可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这种规范认识为该科学群体的成员一致拥有，他们都按照统一的规范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社会科学的规范认识是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的核心。换言之，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以社会科学的规范认识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和表达方式。置身于同一社会科学群体中的成员，都必须采用由同一规范认识所决定的话语体系进行思考和表达。
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
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至今学界也未有定论。但在历史学内部的诸分支学科中，经济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化了的学科，则是无可争议的。
经济史学的科学性主要源自经济学的科学性。经济学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发展出了学科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整套概念以确定其主题，一套方法以检验、修正和证实其假说，并发展出了系统性的分析，可显示结论和内容广阔的命题。简言之，经济学发展成了一门科学的学科。不仅如此，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它也获得了“社会科学的皇冠”的美誉。
经济史学是在经济学的强大影响之下形成的。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还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由于这种影响，经济史学采用了经济学所提供的基本话语体系。
然而，经济学并非一成不变。傅斯菲尔德总结说：两百多年前尚无经济学，当时的经济理论只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这个学科是随着资本主义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密切联系，将经济视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从事的经济学也都是政治学，因此称为“政治经济学”。到19世纪中后期，政治经济学分化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两大分支，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又继续演化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乃至计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由于不断变化，因此傅氏用调侃的口气说：“由于一个变化的世界给一个变化的学科带来各种变化的问题，所以经济学是一个永远变化中的学科。”
不过，经济学尽管出现了诸多变化，其规范认识以及由此确定的话语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学的主要分支仍然共享着古典经济学所创造的话语体系。正如傅斯菲尔德总结的那样，经济学，一方面是关于人类社会应当如何组织起来的方式上的意识形态大争论的产物，同时也影响到这些争论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建立在对抽象真理的科学探索上，同时也植根于公共政策与舆论气候的现实之中，为经济制度变化的方式所影响。经济学是科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公共政策和公认真理的复杂的混合物。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必须与大众的信条、关切一致，必须提供有用与有意义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经济学永远是政治经济学。在“新经济史革命”后，出现了一些经济学家“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并非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受到索洛等着名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赖以进行思考的话语体系，仍然是由亚当·斯密创立、经马克思及凯恩斯等人加以发展的经济学的基本话语体系。
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引起了话语体系的改变，而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变化又对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史学最早出现于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由于在当时的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占有主导地位，因此经济史学也主要采用政治经济学提供的话语体系。尔后，随着经济学的变化，经济史学话语体系也不断发生变化。由于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主要来自经济学，因此经济史学话语体系的变化也大致遵循着上述轨迹。
当然，以上只是对经济史学话语体系变化的轮廓所作的一个大致勾勒。实际的情况远比此复杂。除了经济学外，经济史学还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统计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和历史学中获得资源，因此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也比经济学更为广阔和丰富。
我国的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出现的，在其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话语体系转换。这两次话语体系的转换都是国际经济史学话语体系转换的产物。
我国的经济史学于20世纪初期从西方（通过日本）引进，并在西方经济史学的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在20世纪上半期，西方的经济史学主要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因此当时的中国经济史学也接受了这个话语体系。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之交，我国出现了以经济史为核心的“社会史大论战”，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进行的。尔后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食货》半月刊两个主要刊物所发表的文章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史研究，也都基本上采用上述话语体系。1949年以后，我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导致中国经济史学在话语体系方面的第一次大转变。经过这个转变，我国经济史学采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从学术渊源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物，其规范认识和话语体系也源自近代西方学术。虽然后来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道扬镳，但是在基本话语方面仍然有不少的共同之处。正是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我国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很快接受新的话语体系，使得经济史学得以迅速地完成话语体系的转变。经济史唱主角的“新中国史学五朵金花”全国性史学大讨论，就是在新的话语体系下进行的。我国学者在经济史学中的两个重大理论贡献——“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理论模式，也是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提出并发展起来的。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史学话语体系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自我封闭，从而导致了话语体系的僵化。1978年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这种情况有了巨大改变。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不断引入，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史学话语体系的第二次大转变。
然而，尽管有很大变化，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就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而言，他们赖以进行思考和研究的，仍然是由亚当·斯密创立、马克思以及凯恩斯等人发展的经济学的基本话语体系。正是因为有这种共同的话语体系，1979年以后我国经济史学界出现的关于“超稳定结构”论、“高水平平衡机制”论、“过密型增长”论、“大分流”论以及重新评价“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争论，也才能开展。
改进和发展
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
近年来，一些经济史学者提出：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出现了“现有规范认识的危机”。这个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亦非针对中国或西方的学术研究，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败，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危机的根源，是中国经济史研究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因此这个危机是斯密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解决危机的方法是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规范认识。这种看法，与在本文开始引用了一些学者关于“重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尽管这些想法出于良好的意愿，但问题是：如果破除了现有的话语体系，那么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将以什么作为基础来建立呢？
如前所述，经济史学的整个话语体系是由亚当·斯密创立、马克思以及凯恩斯等人发展起来的。这个话语体系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成为经济史学的基石。甚至我们今天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是在现有话语体系之中进行的。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现有话语体系之外的任何话语体系。一些学者提出以传统的中国学术资源来重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有人将之比喻可以用中医取代西医。但是在今天，想要依靠中医的学术资源来建立现代医学的话语体系是绝无可能的。同样，抛弃源自西方现代学术的话语体系，依靠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另起炉灶，建构一个“中国的经济史学话语体系”也是绝无可能的。既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这种呼吁还有什么意义呢？
是否需要“重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关键在于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中国”，以及社会科学是否是一种纯粹的“西方”产物。
今天，“重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个如何认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今日的中国是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产物，具有无数彼此交错、相互纠缠的历史痕迹。中国自身的文化因素以及西方多种不同的思想理念，都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地平线，成为当今中国之自我理解的内在的“构成性”（constitutive）部分。这里要强调的是，西方因素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至少从1600年左右开始，中国就不能再独立发展，而不得不与其他国家一同生活在国际社会中，分享有限的资源，并分享人类创造的知识和技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学术资源大量进入，使得中国在学术上已经不能闭关自守了。经过“体用之争”，确立了“西学为体”的现代学术体系。尔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更对中国史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十分复杂。如前所言，马克思主义虽然源于西方，但是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以后，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与西方主流断然决裂，而且在学术上也自成体系，与西方主流学术分庭抗礼。然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的对立，并不意味着彼此在学术上完全绝缘。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知识财富中产生的，因此不能脱离人类知识的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排斥其他合理的科学方法。20世纪史学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即历史学家努力采用社会学、经济学以及量化等方法，注重研究历史社会的结构与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阶级分析治史，也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一种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有飞跃的发展，为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史学既然是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就不应排斥西方社会科学中出现的合理方法，而应当充分吸收这些方法，以丰富自己的研究。否则，就会如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时所说的那样，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由于经济史研究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史学关系极为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源自经济史研究的特殊性，即经济史研究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化为主要对象，并强调这是人类社会演变的基础。这一点，也正是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正因如此，唯物史观对经济史学具有重大影响，实际上构成经济史学的基础，以致20世纪西方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年鉴学派旗手布罗代尔明确说：“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清楚，马克思是当代历史科学的奠基人。”当然，作为一种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抽象、研究人类发展全过程的本原和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也需要借助社会科学各学科提供的方法来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
这里我们要对现代社会科学与“西方”的关系稍作讨论。社会科学产生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不等于说它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学术界对“黑色雅典娜”等论题的讨论，表明所谓“西方”并非一个纯粹一致的概念，“西方文明”也具有多样化的根源，“非西方因素”一直内在于“西方”的充分历史经验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在近代西方的形成过程中，曾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使像英国工业革命这样“纯西方”历史事件，也可以找到中国的源头。在西方的近代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因素”更是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正是中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成为现代西方讲述的它自己的历史的‘另一面’，从斯密和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和韦伯都是如此。”因此在今天，传统僵化的“东方”（或者“中国”）对“西方”（或者“欧洲”）的二元对立框架早已失去了有效的解释力。
同时，社会科学本身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确实具有西方渊源与西方背景；但另一方面，它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地科学化，而真正的科学化意味着要超越西方的局限。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这种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当然有其不足之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不足而全盘否定之。因噎废食的态度是违反科学精神的。任何学术的进步，都只能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上。经济史学是一个社会科学学科，当然也不可能离开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及凯恩斯等人建构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及经济史学的规范认识和话语体系。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现有的话语体系来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推倒重建，而是改进和发展，亦即充分利用其合理部分，同时对其不合理部分加以改进。在这个改进的过程中，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才会得到发展，成为更加科学的话语体系。
那么，现在的经济史学话语体系中，有哪些地方最需要改进，而且我国的经济史学者可以在这个改进工作中大有作为呢？
首先，在现有的经济史学话语体系内，西方中心论还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有彻底清算这种违反科学的中心论，经济史学的科学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此方面，与西方有不同历史的国家的学者有特别的优势。而在所有非西方国家中，中国又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清理经济史学话语体系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工作中，我国的经济史学者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近年来西方经济史学出现了研究重心由单一的经济史向社会经济史转变的趋势，以克服以往出现的偏差。我国的经济史学虽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但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史传统，使得我们在改进经济史学的工作中有很大优势。此外，我国有长达两千年的“食货学”传统，这是我国的经济史学的本土源头。“食货学”对社会问题有强烈的社会关注，旨在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方面为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其内容包括田制、物产、水利、户口、赋税、货币、财政、漕运、仓储、乡党（乡村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术资源，也使我国的经济史学能够在社会经济史方向的发展中走得更远。
近年来经济史学所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经济学自身出现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才能更好的发展。而在此方面，经济史学可以大有可为，因为它能够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如果我们改进了经济史研究，那么就能够推进经济学的进步，而经济学的进步，对于改进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又至关重要。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前进，将对国际话语体系的改进发挥重大作用。
余 论
在从产生至今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经济史学接受了西方客观主义史学的熏陶，经历了唯物史观的洗礼，尔后又受到现代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冲击和自然科学的渗透，晚近还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些学术思潮，都主导了不同时代中国经济史学的问题意识，规范了解释的模型。在这个演变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史学逐渐形成了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1978年以后形成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多元史学。他们在研究的对象上各有侧重，在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上也各有不同，但都是以历史学的科学化为追求目标，不仅如此，它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互补。以这个宝贵的遗产为基础，形成了今日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经济史学学术。这个学术与国际经济史学主流学术之间并无根本冲突。如果充分利用国际学术提供的资源和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在改进和发展中国经济史学的工作中取得重大进步，那么我们将能对国际主流学术的改进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在国际主流学术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顺便说一句，中国经济史学要在国际主流学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绝不意味着拒绝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后现代史学对现代史学的批判虽然在许多方面是有道理的，但是它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否定所有先前历史存在的正当性，却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不能同意的。中国经济史学从创立伊始，就是国际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国际主流学术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如果要另起炉灶，依靠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去创造一套“中国自己的话语”，并以此去“为自身赢得国际话语权”，肯定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套用一句中国的老话，“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既然是公器，就不应当分此疆彼界，决不能抱一种“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一口气”的心态。这种心态看似自尊，实则自卑。抱着这种心态去做研究，是无益于提升学术水准，从而获得国际公认的。因此，中国经济史学要在国际学坛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唯一的途径是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的学术资源，把中国经济史研究推向最前沿。只有以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为基础，我们才能真正在学术上有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