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象史学”成新学科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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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形象史学”成新学科生长点

【核心提示】与纯粹的文字书写相比,形象史学无疑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研究者可以运用图形和图像资料,更为清晰地阐释自己的思路,而且其研究成果也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学科的兴起,传统的研究和叙事模式既面临挑战,同时迎来重要的变革契机。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提出的“形象史学”新概念和新模式,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形象史学”拓宽研究视野
人类记载自身历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语言、文字等为载体的记述方式,二是以图形、影像等为载体的描绘方式。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前者就成为人类记忆历史的主流方式。在研究手段上,数千年来,历史学者主要依赖传世的文献资料。正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韩丛耀所说:“对于有着数万年历史并保有大量原生态信息的图像描绘方式,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科学解读。”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的部分学者提出“形象史学”这一概念,创办《形象史学研究》杂志,以期“对这一新的研究模式进行不断的探讨和实践,以确定‘形象史学’具体的学科范围,构建新的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晓在杂志“前言”中指出,所谓“形象史学”就是“把形与象作为史料,用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具体来说,专门指传世的岩画、造像、铭刻、器具、书画、服饰等一切实物,作为证据,结合文献来考察史实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他认为,“形象史学”也许可以成为继王国维二重证据(传统文献、出土文献)法、第三重证据(口头证据)法之后的一种新方法。
“形象史学”不同于图像证史
近年来,随着现代图像学、视觉研究、新文化史的传播,国外文化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被介绍到国内,尤其是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一书,在中国历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图像证史的研究热潮,利用形象材料进行学术研究,已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方向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中玉认为,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图像证史的“危险性”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一些研究者缺乏艺术史领域的知识,难免在使用形象材料上存在误区,即要么把图像材料当成插图来使用,要么把图像材料作为文献材料的旁证,以弥补文献材料的不足。
孙晓认为,就历史研究本身来说,他们所说的“形象史学”,既不同于艺术史研究中侧重于符号学或阐释学的形象分析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图像着录。此外,“形象史学”与西方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图像证史”也有区别。“形象史学”并非把历史形象作为唯一的证据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而是对形象的生产领域、传播途径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形象与传统文献、口头传播联结起来,构筑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借以探讨中国文化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因此,“形象史学”并不局限于分析形象本身的文化和历史意义,而且超越了传统的精英文化史学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拓展性。
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存世的各种史料信息,尽可能多地揭示历史真相,为时人和后人保留一份尽量真实可信、全面公正的历史记忆。从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来看,与纯粹的文字书写相比,形象史学无疑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研究者可以运用图形和图像资料,更为清晰地阐释自己的思路,而且其研究成果也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目前,“形象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逐渐受到史学界关注,但最终能否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尚未可知,其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除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以外,这一新概念和模式如何准确应用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