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嘉汉学论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清朝-乾嘉汉学论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乾嘉汉学论纲

乾嘉汉学是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但长期来对它的评价却歧见迭出，毁誉褒贬不一，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又对之进行了较多的讨论。讨论中涉及到乾嘉汉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乾嘉汉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其产生兴盛的原因，派别的划分，学术成就与局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等。截至目前，各家看法也不尽一致。笔者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也曾陆续发表过一些论文，对上述问题也程度不同的有所涉及。这里，拟再就乾嘉汉学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乾嘉汉学之命名及其内涵与外延
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自周秦以来，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历经汉魏、隋唐、宋元、明清等时期，经学在各个历史阶段，曾呈现不同的特色并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大而言之，则有以训诂注疏为特征的古文经学及以阐发微言大义为特征的今文经学；另外又有与今、古文经学的特点各有近似之处的汉学(考据学)和宋学(理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今、古文经学与汉、宋学之争，曾你消我长，此伏彼起，不绝如缕。清代乾嘉汉学则是与宋学相对而言，以尊汉学为治学宗旨的学术流派。
乾嘉汉学是这一学术思潮与流派的总称，它从不同角度与侧面出发，又有各种名异实同的称谓。由于其考经证史朴实无华，以考据见长，就其学术风格与治学方法而言，常常称其为朴学或考据学；又由于此一学派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曾呈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盛况，从其反映的时代特征而言，又称之为乾嘉汉学；因其在乾嘉时期形成为与宋学对垒有压倒优势的独立学派，就此也称其为乾嘉学派。同时，由于它足以反映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且在清代的各个学术思潮与流派中占支配地位，因而也有学者将其笼统称之谓清代汉学或清学。乾嘉时期恪守汉学门户之见的江藩，曾撰有《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述清代汉学代表人物的师承源流、学术成就；与之同时，站在宋学立场的方东树又撰写了《汉学商兑》，对汉学家指名道姓大张挞伐。这也说明，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把这一思潮与流派称之为“汉学”，可见乾嘉汉学是被公认的名称。
就清代大多数宗奉汉学的学者的治学内容看，他们的研究范围大都以经学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典制、校勘、辑佚、辨伪等。在研究方法上，又都强调“无征不信”，研经治史，都重视考证，且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以这样的治学内容和治学方法为特征的学术流派，均通称之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而且是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但这并不是说，乾嘉汉学可以囊括和代替清代所有的学术思潮，也不排斥和否认清代各个阶段还有其他的学术思潮和流派，正像隋唐时佛学最为盛行，但仍有排斥和反对佛学的思潮与流派存在一样。
历史上凡是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思潮与流派，无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且都经历了产生形成、发展兴盛乃至走向衰落的演变过程。乾嘉汉学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并非其起迄时间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两朝，即从乾隆元年（1736）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汉学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正如老一代历史学家、经学史家范文澜先生所言：“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自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可见，乾嘉汉学并不仅仅是指乾嘉时期的汉学家，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它实际上包括了从清初到清末，具有汉学特色的思想家和学者。
当然，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在时间界定上，也可以有内涵与外延，狭义与广义的区分。就乾嘉汉学的特定内涵说，乃指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派与考据学家，这是对乾嘉汉学的狭义理解。但如果肯定清代的考据学发展到乾嘉时期乃是其鼎盛阶段，因以乾嘉名之。那么清代的考据学，则理应还有其产生形成及衰落阶段；既然乾嘉汉学是清代考据学的总称，其在时间上的外延显然应该扩大，应包括有清一代具有考据特征、与乾嘉汉学有师承源流的学者和思想家。这则是对乾嘉汉学的广义理解。一般说谈到乾嘉汉学多是从其广义角度而言。
有些论者在研讨乾嘉汉学时，虽然涉及到乾嘉汉学的产生形成、派别划分、治学方法、成就影响等基本问题。但却只从乾嘉的字面出发，将其时间范围严格界定在乾隆嘉庆两朝(参见：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对乾嘉汉学仅局限在乾嘉两朝，就很难讨论清楚上述那些基本问题。
二、乾嘉汉学产生形成及其兴盛的原因
乾嘉汉学为什么在清代产生形成并逐渐兴盛?这是迄今学术界讨论较多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清末以来，章太炎、梁启超等主要从清廷的文化专制政策——滥行文字狱加以说明；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又从清代康乾盛世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统治者的提倡去解释；随后，又有学者着重从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认为乾嘉汉学是清初反理学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将上述三种观点分别概括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外在因素说以及内在因素说。但这几种看法，各执一端都只是着重从一个方面去分析，因而也都不足以令人信服。
我个人在80年代初曾发表《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任清：《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5日）及《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清史研究集》第四辑，1986年6月）。针对清末以来将乾嘉汉学的产生仅仅归之为文字狱，认为这种看法失之简单和偏颇，而把乾嘉汉学的产生和兴盛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乾嘉汉学是康乾盛世产物的观点。这种看法是基于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的产生，既依据于思想本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同时又决定于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不能脱离时代条件就思想论思想。再者，统治阶级的政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促进或遏制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却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其产生和消灭，因而不能过分夸大文字狱对乾嘉汉学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具体说来，清代康雍乾时期，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此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和巩固，形成了政治上近百年相对稳定的局面，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经大乱后，社会比较安宁，故人得有余裕自厉于学”。
政治上的稳定局面，虽然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学术究竟能否发展，还要看是否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而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有长足的发展，正如有些史籍所记载：“本朝轻徭簿赋，休养生息百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盛于前代。”经济上的发展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乾嘉汉学之所以能蓬蓬勃勃的发展和兴盛，正依赖于康乾盛世所奠定的丰厚的物质基础。
虽然有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为学术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学术文化能否发展，还要看统治者是否支持和提倡。恰好，康雍乾历朝统治者又都比较重视和提倡封建学术文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大力倡导和编纂各种典籍，当时，从康熙到乾隆，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了疏解、汇编和刻印。同时，又以巨大的人力、财力编纂各种大型图书，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既使原有学者的学术得以施展和发挥，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工具等便利条件，促进了汉学的发展。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对学术的倡导，一些封疆大吏也都热心提倡学术，他们创办书院经舍，主持编纂书籍，支持赞助学者着书立说，上行下效。一时间搜书、编书、校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风气。乾嘉汉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发展走向鼎盛的。
总之，如果没有康乾盛世，也就没有根深叶茂的乾嘉汉学。如果只从文字狱的推行来说明乾嘉汉学的产生，许多问题便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文字兴罪，乃是历朝封建统治者惯用的伎俩，何以惟独清朝才有鼎盛的乾嘉汉学。因而，只用文字狱来说明乾嘉汉学的产生与兴盛难以成立。
但有些论者批评将乾嘉汉学的成因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是“停留于形成乾嘉学派外在原因的探讨，忽略了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这是很有道理的见解。不过，如只强调从学术本身发展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汉学的产生，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位置，则又忽略了乾嘉汉学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特征。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对“康乾盛世说”提出诘难：中国古代史上也曾出现过与康乾盛世并称的盛世，诸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宋代的“太平兴国”以及明代的“文宣之治”等，而那时并未出现考据学独盛的局面。为何惟有康乾盛世才出现乾嘉汉学？以此逻辑推论康乾盛世似与乾嘉汉学并无必然联系。应该说这种推论只说对了一半，即考据学并非和所有的盛世都有必然联系。因为盛世虽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学术的兴盛以何种形态表现，则又要依据其所在时代的具体状况而定，或经学、或佛学、或理学、或考据学。而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表现，则要以不同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资料为出发点，也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相联系。由于康乾盛世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学（理学）向汉学（考据学）转化的内在因素，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乾嘉汉学那样的考据学。但却不能由此进而推论康乾盛世也就不可能出现乾嘉汉学。这是因为当时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外，还存在着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思想资料及这样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因为自宋以来形成的理学，至明中叶以后才完全走向空谈心性与世无补的局面，理学已走向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潮所取代。因而明末就出现了倡导经世致用，强调重经读史的学术思潮。这一思潮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由宋返汉，或汉、宋兼采，具有明显的反理学倾向，他们以这样的学术主张，通过文字、音韵、训诂去考辨和整理儒家经典，成为乾嘉汉学的先驱。为乾嘉汉学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和学术先导。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出现的反理学思潮，无疑是乾嘉汉学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思想因素。我们过去在强调乾嘉汉学与康乾盛世的联系时，未能充分注意上述思想上的内在原因，诚然是论述不够严密之处。但如仅有这种思想上的内在因素，而无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和物质基础，乾嘉汉学仍不可能走向兴盛。
还应看到，虽然不能把清廷推行文字狱说成是乾嘉汉学产生的惟一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其在乾嘉汉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文字狱虽非清代所专有，但像清代那样频繁、酷烈的文字狱却是空前的，清代这种残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无疑也促使了当时的学者易于走向远离现实全身避祸的考据学之一途。
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它促进不同观点的学者改变单一的、固定的思维模式。可以广纳对方有益的观点，逐渐使自己的认识更加全面。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的产生和勃兴，往往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探讨乾嘉汉学产生形成及其兴盛的原因时，只有客观的、全面的将内、外在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分析考察，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强调内在或外在的某一方面，虽然都有各自的根据，却也都有顾此失彼的不足，从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看来是解决乾嘉汉学成因问题的趋势。
三、关于乾嘉汉学内部派别的划分
在中外学术发展史上，凡属流传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又会分化出不同的流派。他们同属于一个大的思潮和流派，既有共同的学术宗旨和特色，又有不同的个性特点，成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派，这在中外学术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学派的命名，或以学派创始人、或以学派的特征、或以所处时代、或以所在地域等。中国学术史上往往以地域命名学派，如宋代的濂、洛、关、闽之学以及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明代的姚江学派、泰州学派、浙东学派、浙西学派等。对学术流派作如是划分和命名，代代相传，约定俗成，既为学界所公认，也为研究学术史提供了方便，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史的一个传统。黄宗羲所作的学术史巨着——《明儒学案》就大多以地域来划分和命名学派。
清代的乾嘉汉学，自顾炎武为之奠基，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作为先驱，到乾隆时期的惠栋公开打出汉学旗帜，遂成为独立的乾嘉学派。近人在研究乾嘉学派时，在肯定其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又根据其内部不同代表人物的不同特点，将其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以惠栋为开山，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因惠栋是江苏吴县人，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各以其地望名其学派，这种明确的命名和划分始于章太炎，他在《訄书·清儒》中说：“其成学着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章氏在文中还列举了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江藩等为吴派学者，说他们“皆陈义尔雅，渊于古训是则者也”；同时，又列举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为皖派，并指出：“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珍去王)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其后，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也完全采纳了章太炎的说法，也认为乾嘉汉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自章、梁之说出至今近一个世纪，凡治清代学术思想史者，在论及乾嘉汉学的派别划分时，大都沿用此说，间或有所补充与发挥。但最近几年，有关学者却先后撰文，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与商兑，这是学研究中的可喜现象。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者的主要论点是：
1、乾嘉学术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吴皖分派的主张则无形中掩盖了其演进的轨迹；
2、乾嘉考据学是同一个学派，他们的治学宗旨基本上相同，但同一学派中的学者也有差异和各自的风格。不要对他们的相同点视而不见，偏要搞些差异予以划分。即以乾嘉学派称之足矣，再分吴派、皖派，乃大可不必；
3．以吴、皖地域划分两派，以及所谓吴派佞汉嗜古，皖派“实事求是”的概括也不尽符合事实。并具体指出被视为皖派学者中的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并非皖人。同时被视为吴派的学者并非都佞汉信古，而被视为皖派的学者也同样有佞汉者。可见吴、皖分派说与事实并不符合。
如前所述章、梁的吴、皖分派说提出已近一个世纪，他们的论断本身也并非十分严密。如果对于乾嘉汉学的学术派别有更科学的划分法，或者根本不用分派更能说明乾嘉汉学问题，也完全可以将吴、皖分派说予以否定。但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吴、皖分派说之所以能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我想其原因就在于它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就目前对吴、皖分派说提出商兑者的论点看，似还不足以否定或取代吴、皖分派之说。
首先，提出乾嘉汉学中有吴、皖分派之说，并不否认乾嘉汉学是一个历史过程，也不会掩盖其演进的历史轨迹。因为对吴、皖分派的肯定者和否定者，都不否认乾嘉汉学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而吴、皖之分派只是乾嘉汉学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乾嘉之际才出现的。在吴、皖分派之前，早有顾炎武为乾嘉汉学奠定基础，又有胡渭、阎若璩等为之先驱。待惠栋公开打出汉学旗帜，乾嘉汉学成为独立的学派后，逐渐在汉学这一大的旗帜下，出现了吴派和皖派。吴派在前，皖派在后，戴震曾向惠栋受业请教，而后在治学上又形成有别于惠栋的特色。同时，惠栋与戴震各以其所在的地域为中心，各自传授和影响了一批学者，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戴、段、二王之后，一方面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另方面由于乾嘉汉学本身愈益烦琐和脱离实际遂走向衰落，遂为新的经世致用思潮和今文经学所取代。吴派、皖派的划分，同乾嘉学术的历史进程完全吻合，并未掩盖其演进的历史轨迹。
再者，以地域命名和划分学派，本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传统，以吴派与皖派作为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的名称，也只是一个代称与概称。当时和其后的学者是否属于吴派与皖派，也并非仅仅以是否吴人、皖人为根据。更主要的是还要看是否与惠、戴有师承关系、相互间的治学宗旨与特色是否相同。因此，并非吴籍、皖籍的学者就一定属于吴派和皖派；同时也并非非吴、皖籍的学者，就不可能是吴派或皖派。虽然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王念孙、王引之是江苏高邮人，但由于他们是戴震的弟子，在治学宗旨、方法和特色上，也和戴震一致，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的学术成就，因此，他们都属于戴震为代表的皖派，而属于吴派的学者也大都如是。因此，既不能把是否吴籍、皖籍人，作为划分吴、皖派的惟一根据，也不能根据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不是皖人，便得出吴、皖分派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何况章太炎提出吴、皖分派说也没有立此标准。否则，他也不会将段玉裁和王念孙等列入皖派。
还有以吴、皖分派以及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也并非章太炎独创和首创。乾嘉当时的学者就已有类似的划分和评价。如当时人就说：“吴中以经术教授进世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古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即惠栋），则尤多着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戴震也曾经指出：“先生（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声（江声）、余君仲林（余萧客）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对于戴震及其皖派也同样有许多类似论述，兹不赘述繁引。至于对两派所反映出的特点，当时也有类似章太炎的评论。如以吴派自居的王鸣盛本人就曾经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王鸣盛虽然是站在吴派立场评论二家之得失，但确也道出二者的不同特点。《四库提要》在评论惠栋的学术特点时也说：“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泥古。”就大量史实看，分别隶属于吴派和皖派的学者，也大多具有类似的特点。可见，吴、皖分派说并非没有根据。至于对吴、皖分派说提出商兑的论者，列举事例说明被认为是吴派学者的王鸣盛、钱大昕等并不泥古、信古，而且他们“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也不亚于皖派学者。但是，若要列举吴派学者信古、嗜古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即以王鸣盛为例，他就明确说过：“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他做《尚书后案》一书，就专宗汉代郑玄。而且直言不讳。“《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这难道还不是信古佞汉的典型吗！因而不能列举某一学者的个别言论，证明与章太炎所概括的吴、皖两派的特点不合，就断言吴皖分派说与历史事实不符。须知古代学者在不同场合的言论焉能完全如出一辙，而应看其总的趋势。
同时，在乾嘉学派中再分出吴派和皖派，并非是说二者有根本对立，而是在肯定二者都是乾嘉学派，都宗奉汉学，都从文字、音韵、训诂人手治经，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且相互影响，互为师友，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然如此，根据史实，研究分析两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成就与不足、特色和经验，这正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推进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怎么能说是“偏偏要来摘其差异”去强分派别呢?
当然，绝不是说章太炎关于吴、皖分派之说是不可逾越的定论，我们也不必死守吴、皖分派的成规，事实上如果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汉学，还可从中分出其他派别，如扬州学派、杭州学派等。但要改变和推翻前人的论断，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和道理。
四、乾嘉汉学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
研究乾嘉汉学，归根结底应对之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究竟应如何评价乾嘉汉学，长期来始终是毁誉褒贬不一。正如一位台湾学者所指出的：“乾嘉学术在清代已有人加以非议，民国以来研究的学者对它的评价常因时、因人而异，例如大陆在50年代中期对乾嘉学派的评论，侧重在弊端的分析，但在60年代初，又特别突出它的成就，但不久又加以否定，近来又有逐渐被肯定的趋势，从中似乎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政治社会的一些变化。”（李威熊：《乾嘉之学在学术史上之地位》，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这一概述未必完全准确，却也能反映对乾嘉汉学评价的变化轨迹。乾嘉汉学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学术流派，主要应看其在学术上的成就与局限，而不应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对之评价忽左忽右、忽高忽低。乾嘉汉学是在继承和发扬汉代古文经学的基础上，以考据为专长的一个学术流派，其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大都与考据有关。
根据乾嘉汉学治学内容和治学方法上的特点，其学术成就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使考据内容更为广泛，考据方法更为严密，考据成果也更为丰富和充实。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基本方法，为历代整理历史文献所普遍使用，并非清代所独有，应该说早在古代有了文献资料，有了学术活动，就有一定形态的考据，《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的言论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固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必然是对文献资料经过检索考证而后得出的结论。考据方法更加正规运用于历史文献整理，当自汉代始。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秘阁，便运用了比勘文字、辨别真伪、厘定篇次、分类编目等方法和程序，这些都是基本的考据工作。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盛行，对经书训诂注疏大盛，开汉学之先河，以致乾嘉学派以“汉学”相标榜。唐宋时期在注经、考史、校勘古籍、辨订群书、考录金石等方面，都做出了可观的成绩。到了明代更有杨慎、梅鷟、王应麟、陈第、方以智等，考辨伪书、考订古音、方言、官制等，直接开启了清初的实证学风。清初顾炎武等，继承了明代考据成果，更加重视博证与实地考察，并以这样的方法研究经学、文学、音韵学和历史地理学，成为乾嘉汉学的“不祧祖先”。
乾嘉汉学正是在继承和发展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把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并使之成为在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乾嘉学派的出现，使得考据内容更为广泛，考据方法更为严密，考据成果也更为丰富和充实。虽然说自从有了历史文献与学术活动，就有了考据，但考据学成为独立的学派则是清代所独有的。乾嘉汉学可以说是集历代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的考据推到高峰，引向极至，从而推动了对中国古籍的研究与整理。
2、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整理，使丰富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并为后人的阅读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浩瀚典籍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但这些典籍在长期辗转相传中，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已亡佚残缺、颠倒讹误、真假错乱。再者，因年代久远，字形音义变化，一些典籍艰涩难解，使人无法卒读。乾嘉汉学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注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手段，对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由于乾嘉汉学的治学范围乃以经学为中心，其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成就，首先反映在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整理方面。它几乎把所有儒家的经典都重新加以训诂和笺释，如《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重要典籍，都有着名的考据之作。阮元和王先谦曾汇编清代学者训释儒家经书的成就，先后编成《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足以反映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汉学治经方面的成就，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新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的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涩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因此，新汉学系统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原料看，它有很高的价值存在”，充分地肯定了乾嘉汉学在整理儒家经学方面的价值与成就。
与整理经书相联系，为了搞清经书中的文字、音读及训释，乾嘉学者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尤下了工夫，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这方面有关着作，诸如《尔雅》、《方言》、《广雅》、《说文》、《广韵》等。乾嘉学者大都进行了整理、注释和研究，并产生了一批着名的学者和学术价值很高的着作，其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
除经学、文字音韵学外，乾嘉学者还将考据引向史学，对史料进行修补鉴别，考订史籍的编着源流，订正历代史书记载的真伪异同，补订各代史书的表志，搜集辨证史料遗文佚事，都取得突出成果，产生了一批很有特色的考史着作。
乾嘉汉学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还表现在校勘、辑佚、辨伪方面。他们利用校勘，把秦汉以来的大部分子书，诸如《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太玄》、《法言》、《抱朴子》等均予校订。同时，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经过乾嘉学者的搜集钩沉，形成卷帙浩瀚的辑佚书，如《玉函山房辑佚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得许多年久失传的典籍重见天日。再者，许多伪书，或将作者张冠李戴，或年代混淆，乾嘉学者也以严肃的态度，加以辨正。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某些书乃伪书，避免了以讹传讹，以假乱真。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古籍，正是通过乾嘉学者的注疏、校勘、辑佚、辨伪等整理工作，才得以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成为信谳。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离不开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阅读与鉴别。乾嘉汉学恰恰在这方面给后人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这方面的成就尤值得称道。
3、乾嘉汉学的许多学者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严谨踏实，一丝不苟，也值得借鉴，更有一些学者直接开启了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乾嘉学者在治学态度和方法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清初顾炎武倡导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花气力，下工夫，穷年累月地搜集材料，再将搜集的材料，排比归纳，核其始末，究其异同，他们的每一结论，必有论据，据必可信，并反对盲目蹈袭前人旧说。致使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在治学方法方面，已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大向前推进，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具有某些近代气息。这正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反映历史转折时期时代特点的表现。当代有些学者指责乾嘉汉学，“把中国古代学术进到近代之路隔断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以上几点，尚不足以概其全，却也足以说明乾嘉汉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都取得突出的贡献与成就，决不能武断的予以抹煞。
在肯定乾嘉汉学学术成就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其历史局限与弊端。这突出表现在：
其一，乾嘉汉学作为清代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从总体上看，它仍是封建时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封建文化。该学派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决定了其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封建典籍，其中必然包含不少封建毒素。它研究考证的问题，多半停留在书本文献中，缺乏新鲜的、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确具有脱离实际的倾向，这是乾嘉汉学的根本局限和弊端。
其二，复古、烦琐、形而上学也是乾嘉汉学突出的弊端。由于乾嘉汉学在治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学为核心，又认为儒家的经典愈古愈真，甚至认为对儒家典籍的注疏，也是愈古愈好，唐必胜于宋，汉必胜于唐。这种思想方法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主要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尤其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更具有明显的复古、泥古特征。再者，由于乾嘉汉学强调博证，发展到后来，甚至卖弄博洽，为考证而考证，致使其愈益烦琐，往往“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再者，乾嘉学者虽能对个别问题和事例通过考据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却具有孤立、片面、狭隘的观点，不能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观察研究问题，也不能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分析事物的发展趋势，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这种思维方式，限于对微观的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考察，却不能从宏观上对重大的历史事变作出应有的分析和说明，这种局限决定了乾嘉汉学在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较为繁荣的时期，有可能作为盛世的反映和点缀，但一旦时过境迁，社会转向衰败，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危机，它便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其三，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影响乾嘉汉学发展的另一弊端。任何一个有特色、有成就、有生命力的学派，必然是兼收并蓄，吸收各家之长。但乾嘉汉学在汉、宋学之争中，具有很深的门户之见。多数乾嘉学的学者把汉、宋学之争，加以绝对对立，认为汉学重名物训诂，不讲心性义理；宋学则只讲心性义理，不谈名物训诂。这就必然使乾嘉汉学的道路越走越窄，弊端越陷越深，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中的某些人以及扬州学派中的焦循、王引之等，都已经意识到应消除汉、宋学门户之见。嘉、道以后，在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化之中，汉、宋两家逐渐合流，这也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乾嘉汉学存在上述局限和弊端，所以到鸦片战争前夕，一些对社会危机有深切感受，要求改变现状的思想家和学者，都痛感终日将时间和精力消磨在文字训诂、名物考据之中，劳心伤神，于世无补，因而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学术风气。此后，虽然还有个别学者沿着乾嘉汉学的路子治学，且取得重大成就，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乾嘉汉学则走向没落和消失。
五、乾嘉汉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乾嘉汉学是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并称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学术思潮与流派，它在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
乾嘉汉学是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想，考察其历史地位应将其和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联系。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充分最完备的形态，又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乾嘉汉学则是这种历史特点在学术文化领域中的表现。儒家及其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及核心。儒家学说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向以滚雪球似的注疏形式为特点。而乾嘉汉学则是这种注疏形式研究经学的总汇和总结。由于乾嘉汉学重视和提倡对儒家经书的考证和注疏，就使经学于宋元以来一度衰落以后，又在清代重新复兴和繁荣。从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乾嘉汉学则使经学由衰再振，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当不可低估。
首先，它影响了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术风貌。由于乾嘉汉学在乾嘉时期独盛，致使当时“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当时，各个学术领域的众多学者都趋向考证，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研究，在治学内容和方法上都以考证为出发点。在这种风气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微观方面比较深人，如前所述，各种历史文献典籍大都得到整理，不仅整理成果辉煌，而且使整理的方法和手段，诸如校勘、版本、目录、辑佚、辨伪等也都得到发展和完善。但由于乾嘉汉学偏重于对历史文献中的名物典制及一字一句的考证与注疏，对于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实际问题，都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致使当时学术思想界，从宏观方面对思想理论的探讨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较贫乏，思想文化领域一时显得枯燥和沉寂。这虽然是清朝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统治导致的恶果，但乾嘉汉学掀起的考证风支配着学术文化领域，无疑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局面也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乾嘉汉学在学术史上的影响更大的还表现在治学方法方面。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是由古代的封建文化向资产阶级文化转变；一次是从资产阶级文化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转变。在这两次大的转变这程中都涌现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着名思想家和学者，如第一次转变过程中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第二次转变过程中的郭沫若和范文澜等。而这些人在治学方法上无不受有乾嘉汉学的影响。
在由封建学术文化向资产阶级学术文化转变过程中，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都是着名代表人物，但他们的学术中都深有乾嘉汉学的烙印。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宣传家，其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都远远超出乾嘉汉学范围。但终其一生，作为“国学大师”，在经学、小学方面的成就，无疑与他早年在“诂经精舍”从俞樾问学受到严格的朴学训练有关。王国维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在哲学、史学、考古、戏曲、诗词等方面都取得惊人的成就，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把乾嘉汉学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结合起来。能够“取地下文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又取“异族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并“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考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王国维之后，当代着名史学家陈寅恪、陈垣与乾嘉汉学的渊源尤为明显。国内外不少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学者都指出：“陈氏的着作一如乾嘉诸老的着作，大都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不过陈先生也是中西互观，能对之相互取长补短，因之能比乾嘉学派更上一层楼。”与陈寅恪齐名的陈垣，同样与乾嘉汉学有密切渊源，“他在史学研究上，一向重视考据，从年轻的时代起，就很欣赏乾嘉学者的考据成就”，“生平着作大都与考据有关”。二陈的治学实践与学术成就，证明他们既继承和发展了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又吸收了欧美近代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做到中西互观，融会贯通，才不断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在从资产阶级学术文化向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在史学领域郭沫若与范文澜可说是杰出的代表。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文学的开拓者，不仅吸收了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而且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予批判继承，对于传统的治学方法——包括乾嘉考据学，同样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并成熟地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综观他的文、史、甲骨、金文及考古学方面的着述，可以看到考据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手段，诸如文字、音韵、校勘、训诂、辨伪等，都曾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童年时代就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十岁时就从长兄学习段玉裁的《说文》及《群经音韵表》。读高中就自学《皇清经解》，对其中收录的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尤感兴趣。郭沫若于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更是直接吸收了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抗日战争期间，当他将治学兴趣转向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研究时，又几乎穷尽所有有关材料：“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我都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和耕耘。”郭沫若还以极大的精力，直接运用考据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他的名着《青铜时代》就是一部偏重考证性的着作。另外，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进行了古籍整理，整理出《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等。当然，郭沫若不只是吸收继承了传统的考据学，而重要的是他以辩证唯物论为锐利武器，批判和超越了传统考据学。因为包括王国维在内的传统考据学，对文献典籍的整理还多停留在整理阶段，而郭沫若的研究和考据则具有批判性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整理的终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知其所以然’。”否则，郭沫若也只能是位长于考据的国学家，而不可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
与郭沫若相比较，范文澜受乾嘉汉学的影响更为明显。他青年时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师从于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和古文经学家刘师培。当时，他“笃守家法，朝夕诵读经书及《汉书》、《说文》，决心追综乾嘉诸老，以专精训诂考证为己任”。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仍然强调扎实的考据学风，提倡“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胡绳同志在《范文澜的严肃学风》中说“范老站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发扬了中国经学家、史学家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他排斥和鄙视那种空疏浅薄的学风”。这说明范文澜也是继承了乾嘉汉学，并超越了乾嘉汉学，郭沫若与范文澜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经验表明，只有在科学的理论思想指导下，批判继承包括乾嘉汉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把学术研究引向划时代的崭新阶段。
探讨和研究乾嘉汉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时，还必须清醒地注意到该学派具有烦琐、泥古、脱离实际的弊端。这对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势必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它直接影响到有些学者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和考据学，而理论没有史料和考据可信，甚至认为历史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还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当对现实产生某些看法和不满时，希冀摆脱现实斗争，发思古之幽情，以寻找慰藉，进而埋头于考据。如此等等都是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可能导致的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在研究乾嘉汉学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时，对其消极面也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正视。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我们的前辈从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到郭沫若与范文澜，都曾经在其所处的时代继承并超越了乾嘉汉学。今天，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和信息高度密集，科学和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绝不能再去提倡“回到乾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