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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做学问与做人——试谈一种人人可以践行的人生观与方法论

耿云志
（2014年12月16日在四川师范大学的讲演，转自社科院近代史所网站）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应当珍惜这只有一次的机会。
但究竟怎样利用这个人生的机会，去做人，做事，临到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心里没有大的遗憾。这就涉及人生观的问题。
人生观的问题其实就是对生活，对生存环境与对周围人的态度的问题。再进一步说，就是个人的志向与责任的问题。
中国古人的人生观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人生的八个层级，或八种境界：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儒家创立此说，主要是针对读书人说的。古代读书人很少，所以，这种人生观对绝大多数人不适用。
就是对读书人而言，实际上，多数读书人也做不到，所以，这八条目的人生观就只成了口头禅。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儒家这种人生观，被高度世俗化，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读书做官，光前裕后；
一种是升官发财，荣华富贵。
这两种都达不到的，那就只有混世的人生观，或者说是庸人的人生观，不求闻达，不求富贵，但求平安无事。
应当承认，这三种人生态度，到现在仍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提倡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呢？
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一场关于人生观的讨论，新派的人士主张科学的人生观，旧派的人士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我觉得，科学的人生观固然有许多可取，但说人生万事，一切都要符合科学，恐怕也很难。所以，也不适用于广大人群。
后来，人们提倡所谓革命的人生观，提倡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这当然是很好，很高尚的人生观。但是，革命，是革什么？拿什么去革？革命之后，又该怎么干？对于普通人来说，都不是容易讲得清楚的。所以，也不是普通群众都能真正树立起来的人生观。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革命并不是历史上的常态。人们不可能年年革命，天天革命，革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革命只是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为扫除争取美好生活的障碍才用的一种手段，革命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且只是诸多手段中的一种。所以，它不可能称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如果错误地把革命当成价值追求的目标，那么，在实践上就会出现很多，很严重的问题。
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以此作为人生观，高则高矣，但很难具体落实。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不赞成共产主义人生观，实际上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是有的。在五四以后，那些为人民的利益慷慨牺牲的人可以当之。但那是极少数。我们提倡一种人生观，是希望大多数人都能够相信他，遵循他，由此可以安身立命，可以过一种有理想、有信仰、有寄托、有归宿，可以问心无愧，可以心安理得的有操守、有人格、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就是说，提倡一种人生观，不宜只是为少数人设想，而用当适用于尽可能广大的人群。
我今天就是想提出这样一种一般人都可以努力实践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可由三个短语来表达，就是：
老实做人，尽心做事，以诚待人。
大家一看就看出，这三句话贯穿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一个“诚”字。儒家四大经典之一，《中庸》一书，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这个“诚”字。我稍微引证讲解一下。
《中庸》第二十章：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第二十四章：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朱熹解释说：“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
我现在就以“诚”为中心来讲解一下这三个短语
先讲第一个短语。
“老实做人”，就是诚实、诚信，不欺；不欺人，不自欺。
不欺人，就是对别人守信用。古人说，人无信而不立。没有信用的人，在人们中间，在社会中间站不住脚。古人把守信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小时候读《东周列国志演义》，其中有一段，讲伍子胥逃难，路遇一个女子在河边洗衣服。伍子胥又累又饿，向那女子讨吃的，那女子把自己备用的干粮给他吃了。吃完了伍子胥准备继续跑路，临走向那女子说，如果有人追过来，问你我逃跑的行踪，你千万不要告诉他。那女子听了，心想，万一后来有人追上了他，他可能会以为是我泄露了他的行踪，我难以洗刷告密的污名。想到这里，那女子纵身跳进河里自杀了。这个女子就是把守信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伍子胥目睹这个场景，非常感慨，就对着那条河发下誓言：“吾行乞，尔浣纱；吾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
还有一个故事是美国的。说是有一个流浪汉，也是又累、又渴、又饿。他在一家饭馆的门口等待求助于人。这时，来了一对青年男女。他上前去说，自己跑了很久的路，又累、又渴、又饿，希望讨几块钱，买一个面包、两瓶矿泉水。那位好心的小姐立即答应，可以给他。但她搜索一下所有的衣兜，发现没有零钱，只有一张一万多美元的银行卡。她稍有犹豫。那流浪汉看出了那小姐为难的情形。他就上前说：小姐，你如果信得过我，我就用您的银行卡到小店里去买我需要的东西，然后把银行卡还给您。到了这时候，已经无法再犹豫，那样就失信于这个流浪汉，答应援助他，而最终没给他援助。那小姐凭着对人的信任，把卡给了他。这一对青年到饭馆里面坐下用餐的时候，又嘀咕起来，万一那流浪汉持卡跑了怎么办？男青年对女青年稍稍有些怪她冒失。但当他们用餐后，出了饭馆门口的时候，令他们惊异的一幕出现了。那流浪汉手里拿着那银行卡正在那里等候他们。他对小姐说，我已买了我需要的东西共用去若干美元，现在把银行卡还给您，非常感谢您给我的帮助。那小姐被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她说，说感谢的应该是我，您的行为让我对人的诚信，重新建立起信心。那位小姐把这件事写成一篇短文在报纸上发表。有一位好心的读者捐出六千美元给这个流浪汉。过了不久，有一家公司觉得此人如此守信用，很难得，决定聘请这个流浪汉做他们公司的雇员。
应当说，像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社会里也有很多。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做到不欺人，也许不是太难；难的是做到不自欺。有时候做错事，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常常倾向于隐瞒，掩盖，不让别人知道。所以，看一个人是否真的诚实，最容易的鉴别方法，就是看他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尤其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着名的儒家经典《论语》里面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此书中讲一个人对待自己的错误要做到三点：
第一点是，不隐瞒错误，不文过饰非。
孔子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日食、月食，天下人所共见。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过失，也应当如日月之食，让大家共见。
第二点，勇于改过。
有了让大家共见的勇气，才能谈到第二点。
《论语》中说：“过则勿惮改。”有过错，改了就好。
第三点，《论语》中说：“不迁怒，不二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发生过失，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把原因都推到客观条件上去；要自我反省，要着力从自己身上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这样才能避免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
一个人能努力做到不欺人，不自欺，那就是一个老实人。
一个老实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令人信赖，令人尊敬的人。
再讲第二个短语。
“尽心做事”。
我们人生在世上，除了不具备劳动能力儿童、少年，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正常情况下，人都要做事。做事不仅是职业上的事，也包括自己选择的业余爱好。
做事一则是为取得报酬，养家糊口；二则也是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甚至是对人类（如艺术与科研事业等）的一种责任。因为每一种职业、事业，都是社会的需要。做好自己的事，不但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一份责任，更是对社会的一份责任。努力把它做好，力求把它做到最好，那就是一种创造性。从这种创造性的工作中，实现自身价值，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这里说的做到最好，不一定是超越所有人，而是达到自己的极限。一个人做事，做到发挥自己的所有能力，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人们做事，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前辈怎样做，后辈也怎样做。师父怎么做，徒弟也怎么做。以前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这是一种机械性地做事，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动作，没有进步，没有发展，没有创新。
另一种做事的态度，是抱着研究的态度，从不断重复的活动中，发现问题，提出新的方法，新的目标，新的水准，把事情做得更好，做出新的品质，达到更高的水准，发挥更多的功能，满足人们更高的需求。这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努力，创新的事业。我们强调“尽心做事”，就是不满足于、不停留于机械性的工作，不甘心只是做一些永远重复的活动；而要不断求新，求进步，求发展。
前面引《中庸》的话，讲“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物之终始”是讲，尽心做事的精神要贯彻始终，这样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做事的过程中偶有懈怠，事情就做不好。比如说，你起初立一番志愿，要用研究的态度来做，要做出新的品质，新的水准出来。可是中途你怕麻烦，怕辛苦，放弃了研究的态度，放弃了创新的努力，那结果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朱子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这就是“不诚无物”。
至于怎样用研究的态度做事，不断求新，求进步，求发展，我们留待后面讲讲如何做学问，讲方法论的时候再讲。
现在讲第三个短语：“以诚待人”。
人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环境中，有家人，包括父母、伴侣、兄弟姐妹，以及各种亲戚，还有朋友、同学、同事、邻里等等。在生活中谁也无法完全避免同周围这些人打交道，无论以私，以公，都避免不了与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交涉。所以如何对待他人，就成了每一个人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发生误解、矛盾乃至冲突。
处理好同他人的关系，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以诚相待。
几年前，一位年轻人，好像就是四川人，他报考博士生，因外语较难，未通过。他从未与我联系过，落选之后很久，他因在工作中与同事关系不大和谐，才写信给我，说他很苦恼。问我有什么建议。我只给他四个字，就是“以诚相待”。又过了很长时间，他来信说，按照我的建议，他已经处理好以前那些同事之间的关系。可是最近又发生新的问题。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他答复。我今天讲到这个题目，就先在这里说一下。
人生中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的问题，这绝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经常要面对，经常要努力设法去解决。这里当然有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个技巧性的问题。但那绝对是次要的，最根本的还是诚恳的态度，只讲方式方法，只讲究技巧，那就是权术了，那是曹操、袁世凯一流人所优为之的事。我相信，只要真能坚持一个“诚”字，诚心诚意，迟早会赢得别人的理解。俗话说“日久见人心”。
大家知道，胡适一生是个非常善于交朋友的人。他曾说，“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他后来补充说，其实，属于朋友的成分更多，不止一半。因为一生中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受朋友的影响，往往都超过父母。朋友如此重要，所以必需珍惜每一个朋友。胡适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朋友要于有疑处不疑”。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同学们要切记，千万不可轻易怀疑自己的朋友。除非有千真万确的证据，不可轻易怀疑自己的朋友。与人相处，办理各种事情的过程中，遭到误解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只有靠至诚之心，以诚相待。没有别的办法。
梁启超先生说，人生遭遇到各种情况，你都可以把他看作是磨练自己，训练自己的学校，把它看作是自己必须通过的一场考试。以这样的心态去应对人生的种种难题，就应该可以咬紧牙关，坚定信心，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古语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金玉良言，值得相信。
上面我讲的三个短语所表示的一种人生观，不算高远，人人可以践行。只要时时勉励自己，时常用此三条对照自己，我相信，一定可以走出一个充实的，有理想、有信念、有光彩的人生。
下面我讲方法论的问题。
我的讲演的标题是做学问与做人，副题是人生观与方法论。人生观是任何人都有的。但做学问是很少数人，要讲做学问的方法，似乎与大多数人无关，甚至就是在座的许多人毕业以后，也不一定都要做学问，很可能是从事其他种种职业。
如此说来，讲方法论就没有普遍意义了。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做学问的方法和做各种事业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老朋友聚会，他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高级讲师。香港的学校原来都是按英国的制度，每个学校的教授岗位是固定的。老教授不死，不论你有多高的水平，你也当不上教授。这位老朋友叫许冠三。他有一本大陆学者都知道的着作，叫《新史学九十年》。如今他已过世了。我们1983年相识，1991年我到香港开会，他请我吃饭，那时他早已退休，说他在搞一些小生意，大概是炒股票，挣了点钱。他说，做学问与做生意有相通之处，能把学问做好，也能把生意做好，因为基本道理是一样的。他说，如果不是做生意赚了点钱，我也不可能请你到这样的餐馆来吃饭。
他说做学问与做生意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我自己没有这种体验，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宋代大思想家朱熹有一个着名的命题，叫做“理一分殊”。意思是说，天下万事，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只是在各个具体事物上，表现出不一样的形式，不一样的状态。但那个最基本的道理，只有你钻研到极点，才能把握到。《文心雕龙》上说，要“勾深取极”，《文史通义》则说“触类旁通”，你只有“勾深取极”了，才能“触类旁通”。“触类旁通”，就是证明“理一分殊”是可以成立的。
所以，我今天讲方法论，不仅适用于做学问，也适用于做其他事业。但因为我自己是做学问的。所以讲到实际事例时，多半说的是学问上的事。我这个人，只会读书，写书，写文章，别的事都不会做。我虽然领导着两个学会的工作，但我实在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办事全靠年轻朋友，我的一些学生。前人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指我这种人。
下面我就讲方法论。
做任何一项学问，乃至做任何一项事情，都需要首先了解有关情况，也就是先要占有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最重要的着作《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文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要注意，“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关键是必须充分。大家知道，马克思很穷。他买不起许多参考书。他写作《资本论》所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都是他在大英博物馆中自己搜集来的。那时，他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七时，都在馆中看材料。有一次，他写到某一章的某一节，需要阅读一个不很出名的经济学者的一本书。这个学者好像是叫“西尼尔”的（50多年前读的书，记不清楚了），此人有一本书，其内容与马克思当下要写的问题有关系。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现在急需要看一下西尼尔的这本书，你得给我寄钱来，我要购买这本书。如果我不看到这本书，我的理论上的良心不允许我继续写下去。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充分地占有材料是何等地重视，何等地认真。
所有取得大成就的学者，都是如此。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为了证明“服”字的古音应读作“逼”，他遍读各种古书，共寻出162个实例，来证明他的结论。
所以，做学问，占有材料这一步，是极端的重要。傅斯年形容这一步功夫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上天下地，任何角落，凡是有可能发现有关材料的地方，务必搜索尽净。有一个故事，这是真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有一位研究员回忆他初到中研院史语所报到时，傅斯年找他谈话。他事前把自己写的两篇文章给傅斯年先生看过。傅先生对他说，你两年内不要再写文章。什么意思呢？傅先生觉得，这个青年距离掌握所有必需的资料，还差很远，必需老老实实地读书，看材料。材料充分占有了之后，再考虑写文章。
搜集材料是第一步工作，有了材料之后，才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
研究工作就是研究材料，先要将材料进行整理、排比，初步分类；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上面引述马克思的话，是讲注重材料的前半句。后面马克思接着说：“分析它（指各种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发现了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就可以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就可以提出结论了。
由此我们看，做学问主要是两大步骤：一是占有材料，二是研究材料，具体地分析材料，发现材料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结论。第一步的关键是要勤，极端地勤奋；第二步的关键是要有理论思维的训练。有理论思维的训练，才会分析问题，才会发现材料间的内在联系。
训练理论思维，就必须努力地学习一点哲学，学习一点哲学史。恩格斯说，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哲学史。我自己的经历，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是真理。我在小学和初中读书的时候，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西方第一流文学家的小说的中译本，我差不多都读过。但进入高中后，我的兴趣转向到哲学方面。原因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买了译本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送给我，是这本书把我引上了哲学之路。紧接着我就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的理论思维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终生受益。现在我的学生中，有几个相信我的话，认真读了《资本论》，他们感受到自己深深受益。
理论思维是高度理性的，不可以参杂丝毫的感情，情绪化的东西。参杂了这些东西，就会走向片面化、极端化、绝对化，也就是走向谬误。如孟子批评墨子和杨子都是情绪化，先把对方看成敌对分子，无限上纲。他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杨子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种不根据实际材料，不顾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只凭主观需要，甚至只由于情绪化，而随意把争论的对方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十分要不得的。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其实，贯穿在方法论里的基本精神也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们讲，做学问第一步，要尽可能充分地占有材料。要充分地占有材料，就得勤，勤与惰，自然是个态度的问题。第二步，分析材料，要纯用理性，不能参杂感情和情绪。这自然还是个态度问题。如果参入了感情和情绪，就会只用于己有利的材料；放弃于己不利的材料，这样，就不能得到真相了。
前代学者总结出，做学问，特别是做历史研究，同法官断案的道理是一样的，法官是根据现场证据，控辩双方的举证，以及所有搜集到的直接间接证据材料，复原作案的过程，然后作出判决。历史学家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材料重建历史现场的情景，据此作出判断。两者的程序与方法是大体一致的。中国古代有一位县太爷，他总结自己一生断案的经验体会，提出“勤、谨、和、缓”的四字诀。他认为能做到这四个字，就可以正确判案，避免冤案。
那么，现在我们就结合一些着名学者的治学实践，来逐一讲解这四个字。
勤，就是不偷懒，眼勤、手勤、腿勤、耳勤、脑勤。我觉得顾颉刚先生可作为勤奋做学问的一个典范。顾先生在1919至1949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写出近3000万字的东西。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绩，必须极端地勤奋，一点儿也不能虚掷光阴。江绍源说顾先生“眼、耳、手、脑并用”。其实不止如此，还应加上一条，应当说是“眼、耳、手、脚、脑并用”。用脚，即跑路。须知做学问所需要的材料，往往是零星地分散在各地，特别是那些原创性的研究课题，找材料往往要跑很多地方，耗去大量的时间、精力，脚不勤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可以粗算一下，30年，写3000万字，平均每年100万字，平均每天是2740个字。凡是做学问的人都能体会到，30年中，10950天，平均每天写作2700多字，他为此需要多少读书，跑多少路，看多少材料！我觉得，顾先生是我知道的学人当中最勤奋的一个人。
谨，就是谨慎，不马虎，不大意，不苟且。据说陈垣先生编辑“元典章”文献这本书时，他认真校对每一篇文字。他害怕文章从头到尾地读，有时容易疏忽，他竟把每一篇文章倒过来，从最后一个字校起，校到文章开头的第一个字。我想这可以说是谨慎的典范。
和，就是平和，心平气和，冷静，不动火气。细心考虑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可能性。胡适晚年做“《水经注》案”的考证。据他说，从清后期一直到民国，不断有学者出来指责清代大学者戴震偷窃其同时代学者赵一清、全祖望的《水经注》研究成果。胡适发现，这些指责戴震的人，大都是受过清代理学家的影响；而戴震是反理学的大家。他们因不满意戴震的思想倾向，认为他离经叛道，所以不遗余力地攻击他。在他们看来，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都能做出来的。胡适认为，这些指责戴震的人，就是缺乏“和”的态度。他们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而是首先以卫道者自居，怀着“正义的火气”，把戴震先就当成有罪的人，然后加以讨伐，凡是有利于他们讨伐的事例，他们就充分运用；凡是不利于他们讨伐的事例，他们就弃而不用。这可看作是学术史上，不能以平和态度与对方论争，因而走向片面和谬误的显着例子。
缓，就是不急于下结论，不急于发表，反复推敲，反复斟酌。这方面最好的典范就是达尔文。达尔文经多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物种起源》这本书。写成之后，他一直不肯发表，随时准备补充和修改。但到了1859年，他得知有另外一位学者在做同样的研究，正在准备出书。这时，他才在朋友们的劝促之下，将《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
我想，大概讲勤、讲谨、讲和，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异议。但讲缓，有人会有意见。我知道，现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对青年学者的要求，全都是所谓量化标准，要求一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几篇，评职称时，则要求近五年内要有专着一本或是两本。总之，都是量化考察。我确实很理解大家的难处。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呼吁两件事：一是在高等学术机构里，当然包括高等学校，学术权威性的影响力一定要大过行政权威性的影响力。现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一切科研教学都是依照由行政部门发下的各种小册子，各种报表来运行。那些小册子、报表就是代表行政化的力量。二是，对一个人的学术考核，一定要质量重于数量。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在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在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强烈表示，我们作为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在评职称和人员业绩考核上，一定要质量第一，数量第二。我说，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写出当年王国维先生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那样的文章，哪怕是只写出一篇，就足可以评上研究员。
我这样主张，一是不让那些老老实实做学问，不急于求成的学者吃亏；二是要建立真正世界水平的研究机构，必需实行这样的方针。不这样做，就等于鼓励急功近利，鼓励粗制滥造。那样，你出版再多的东西，发表再多的东西，都不可能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我希望关心中国教育与科学事业前途的人，都应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努力改变目前这种状况。以便真正培养出好的人才，推动我们的教育与学术事业的进步，促进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
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个人的一见未必都妥当，未必都能得大家的同意，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提出问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