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文体互渗：唐代墓志文体研究的新视角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体-文体互渗：唐代墓志文体研究的新视角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文体互渗：唐代墓志文体研究的新视角

唐代既是墓志创作的鼎盛期，同时也是墓志文体的重要变革期。这一时期，墓志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程式化的叙写模式，即由对亡者生平事迹的叙述，品德操行、外貌才能的颂扬，简单粗略地表达撰者与家属对亡者的悼念之情，转变为撰者个人化、情感化的个性书写，强烈地表露出撰者的主观情感，从而彰显出较强的文学色彩。这一变革固然带有墓志文体自身发展演变的因素，但亦是唐代墓志文体不断破除既有文体壁垒，借鉴与吸纳其他文体表现手法的结果。这一变革拓展了墓志文体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促进了唐代墓志原有文体格局的变化与发展。
唐代墓志文体与其他文体之间形成的交融与互动，是以唐代文体齐备的文学现实与唐代文人独具的创新精神为基础的。唐代文学全面繁荣，多种文体发展至鼎盛，诗歌、散文、传奇等重要文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这无疑为唐代墓志文体吸收其他文体之长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墓志文体发展至初唐，逐渐固定为单一、程式化的叙述范式，内容多铺叙阀阅流变，缕述生平经历，歌功颂德，浮泛而空洞，实用性与叙事性有余而抒情性不足。体式既定，习者日多，固守不变，往往难出新意，因而招致追求个性的张扬、崇尚革新的唐代文人的强烈批判，激发出他们变革墓志文体的创新意识。而唐代文人往往多体兼擅，这亦是唐代墓志文体得以从其他文体获得借鉴，吸收营养，并顺利完成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与客观条件。
唐代墓志文体突破文体界限，扩张自身的文体表现力，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哀祭文悼亡述哀方式的借鉴。墓志虽也称颂逝者，抒发哀悼之情，但侧重叙述逝者的生平事迹；而哀祭文虽也追记逝者的生平，但偏重于述哀，“祭文者，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抒情色彩更为浓厚。由于唐代墓志文体多方借鉴了哀祭文悼亡述哀的抒情方式，使这一时期的墓志由传统的以叙述墓主的生平事功为主，逐渐转变为叙述与抒情并重，极大地增强了墓志这一实用文体的抒情性和情感张力。唐代墓志文体对哀祭文抒情方式的借鉴，突出体现在追忆手法的植入。祭文是对先贤耆旧、亲朋故交的伤悼祭奠之文，不可避免地会追忆逝者的音容笑貌，及与逝者往日相处的点滴，甚至生死相依的深情厚谊。唐代墓志在发展过程中，也借鉴了唐代祭文的追忆手法，更能展现撰者难以言表的深沉的悲痛与哀悼。李德裕在《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并序》中追忆了自己贬谪南迁，病笃沉痼的妻子刘氏舍命相随的往事，以贬所环境的艰苦反衬妻子的深情挚爱，强烈抒发了自己内心浓重的悲痛与哀悼之情。还有一个突出体现是议论手法的运用。哀祭文擅长运用议论手法宣泄沉痛的悼亡情感，以激起读者的共鸣，增强艺术感染力；唐代墓志经常借用此种议论之法，叙述、议论、抒情相结合，深化了作品的情感内蕴。无怪乎储欣盛赞韩愈《李元宾墓志铭》“铭词与《祭十二郎》相埒，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虽然储欣此言仅是说明二文因采用同一修辞手法，而达到了近乎一致的艺术感染力，但是这亦可作为唐代墓志借鉴哀祭文的又一有力证据。
对史传人物形象塑造、唐传奇事实性虚构之法的借鉴。唐代墓志作家在墓志撰写过程中，有意纠正六朝以来墓志创作千人一面，缺乏人物个性的弊端，往往借鉴史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唐传奇事实性虚构之法，依据墓主性之所禀、才之所尚精心选材，精练叙述，以凸显墓主的个性特征。墓志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固然需要叙写传主的生平事迹，但传记并非单纯的史实记录，它还需要表现传主的个性特征，彰显传主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说，除史实的真实之外，传记还可以带有某种程度的虚构的真实，亦即叙述的真实。在唐代墓志中，此种虚构的真实并非不顾事实，而是运用史传的塑造人物手法，借鉴唐传奇的谋篇布局艺术，拓展墓主的私人生活情境，增强作品的戏剧效果。杜牧的《唐故进士龚轺墓志》与《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前者二鬼诱使龚轺坠马而亡的叙写，后者李戡降生前李母所作奇异胎梦的描述，一变墓志的传统写法，奇幻而多姿，极具戏剧效果，堪称借鉴史传人物形象塑造与唐传奇事实性虚构之法的范例。
对诗歌艺术体式的吸纳。墓志作为一种应用于丧葬活动的实用文体，较早形成了固定的行文格式：不仅有记载墓主家世及生平经历的序文，而且也有颂扬墓主功业德行的铭文。墓志的铭文部分一般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对序文内容进行综括，以抒发伤悼之情。但墓志发展至唐代，富于创新精神的墓志作家们丰富了铭文部分的变化，四言之外，三言、五言、七言、杂言、骚体均有，甚至还出现了如《王氏殇女墓志》《赵秀才群墓志》等通篇为七言韵语写就的墓志，这无疑是对诗歌艺术体式的吸纳。而凭借诗歌抒情之优势，则更能恰当有力地宣泄出撰者悲恸哀悼的情绪。
唐代墓志文体在借鉴吸纳的同时，对其他文体亦有所渗透，尤以史传最为显着。以墓志创作大家韩愈为例，其所作墓志约有三分之一被《旧唐书》《新唐书》所采用，成为“正史”的传记材料。而《旧唐书》的《杜牧传》则完全沿用了杜牧《自撰墓志铭》的内容，不仅客观地记录其家世生平，而且以一种近似谐谑的笔调叙写一些“无稽之谈”，记录其面对死亡的心语与简练的对话，以艺术的手法真实揭示出杜牧的内心世界，令史传中的杜牧形象丰满而鲜活。除史传文体外，祭文对唐代墓志亦有所借鉴。韩愈《祭故陕府李司马文》一变祭文宣泄撰者内心悲恸的传统写法，辅以事例，简单叙述李郱的生平经历，与他为李郱撰写的《唐故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相得益彰。
可见，唐代墓志文体在与其他文体的互渗互动中，时出新貌，淡化了文体的实用性，增强了文学抒情性，丰富拓展了表现手法，提升了文体的艺术价值。不过，在考察这种互渗互动过程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由文体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唐代墓志文体与其他文体之间的互渗互动，仅是墓志文体自身发展的一种调剂手段，并不影响墓志文体赖以成立的体制风格和文体的独立性。其二，文体间的互渗也易受文体本身尊卑与文体职能限制，因而文体间的互渗并非完全是双向互动的。尽管如此，选取文体互渗为视角揭示唐代墓志文体演进的过程，不仅能为理解墓志文体的发展演变提供有力证据，也可为考察多种文体的互动演进乃至唐代文化变迁提供动态的研究资料。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秀敏）
（作者：李秀敏，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墓志文体演变研究”［15BZW06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