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青色蒙古”与民族融合——蒙古文献中“五色四藩”观念的形成与流传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藏传佛教-“青色蒙古”与民族融合——蒙古文献中“五色四藩”观念的形成与流传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青色蒙古”与民族融合——蒙古文献中“五色四藩”观念的形成与流传

提到内蒙古，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呼和浩特这座散发着历史韵味的城市。这座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于16世纪后半叶由土默特蒙古领袖俺答汗建立，并命名为“呼和浩特”，蒙古语的含义即“青城”。俺答汗之所以用青色命名这座新兴的城市，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蒙古人崇尚青色的习俗。直到今天，青色仍是蒙古人最喜爱的颜色之一。青色在蒙古文化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蒙古人何时开始崇尚青色？这一习俗在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勾勒出16世纪下半叶以降，蒙、藏、满、汉诸民族间千丝万缕的文化交融。
众所周知，13世纪时，蒙古人主要崇拜长生天，而蒙元时期的历史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关于蒙古人尚青的记录。从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来看，蒙古人起初尚白，比如：成吉思汗建国时，树九斿白纛；元朝时贺正拜天，君臣皆衣白裘；正月称“白月”；善、福、顺、吉皆言“白”，而衣食住行无不以白为尚。何以在两百多年之后，蒙古人突然选择青色作为本民族的代表色？而所谓“青色蒙古”的观念又是如何形成，乃至广为流布的？要圆满地解答这些问题，唯有求诸历史文献与图像。
关于“青色蒙古”最早的文字记载，首见于蒙古文献《十善法白史》。《白史》的要旨，主要是通过佛教的世界观，宣扬佛教指导王政的治国思想，即所谓“政教二道”的并行。关于《白史》的成书年代，学界一直有所争议。过去有部分学者相信《白史》文本的表面叙述，或认为《白史》为忽必烈本人所作，或认为其为元代文献。然而事实上，只要稍加察辨，不难发现《白史》中所宣扬的政教制度，在蒙元时期并不存在。不仅如此，《白史》中甚至出现许多蒙元时期根本未曾出现过的官职与概念。近年来，笔者通过历史语文学的方法，试图以文本批判的视野，对《白史》重新进行解读，发现《白史》的成书，实际上与16世纪下半叶俺答汗政权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白史》中再三提及的重要官职“浑臣”（蒙古文音QONCIN），实际上就是16世纪藏语安多方言“欢钦”（藏文音dpon chen，卫藏方言读作“本钦”）的对音。相较与蒙元时期卫藏僧人在朝中位居主要地位，俺答汗则在1570年进入安多地区后，与当地的藏传佛教徒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也正是《白史》中的藏语借词，多源于藏语安多方言而非卫藏方言的历史原因，对此笔者已撰有专文考释。由此看来，《白史》的文本性质，并不是为了真实地纪录13世纪蒙元的政教制度，而是为16世纪末俺答汗的新兴政权，从宗教层面提供合法性。
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白史》的写作背景，便能进一步分析其中“青色蒙古”的历史文化意涵。除了“浑臣”等不见于蒙元时期的职官名外，《白史》中也出现了许多13世纪未曾出现过的特殊思想，其中“五色四藩”便是最为显着的例子。《白史》中曾数度提到“五色四藩”观念，亦即将世界中五个大国一一对应上五种颜色和方位。《白史》如是解释道：“五色四藩大国，即东方之白色肃良古惕、速而不思，南方黄色撒儿塔兀勒、兀儿土惕，西方红色汉儿与南家子，北方黑色吐蕃与唐兀惕，东北必贴古惕，东南巴勒布，西南奇列惕，西北大食，中央之四十万青色蒙古与瓦剌。”《白史》以后所撰写的蒙古文献中，也纷纷出现“五色四藩”的说法，然而18世纪的蒙古人，已经不能完全通晓这个概念的成因，学者也出现了不同解释。如衮布扎布《恒河之流》（1725年）、答哩麻固什《金轮千辐》（1739年）及罗布藏丹毕坚赞《黄金史》（18世纪中叶）皆对“五色四藩”的含义进行了各自的诠释，将“四藩”的蒙古文理解为“四夷”，并列举各种四个一组的民族和部落。这些诠释中，罗布藏丹毕坚赞的诠释具有独到之处，他将“五色”解释为佛教中的“五智”，即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大圆镜智、妙观察智和法界体性智。此说或为“五色四藩”的真实意涵提供了一丝线索。那么，何以象征各民族的“五色”，竟与藏传佛教有关？
根据密宗佛教的理论，所谓的五智，正体现在金刚界曼陀罗中的五方佛之上。一般认为，密宗佛教的思想体系，形成于公元7世纪的印度，其后传入西藏，而密宗金刚乘也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五方佛”正是金刚乘教法的核心。所谓五方佛指的是：毗卢遮那佛、阿閦佛、宝生如来、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而五佛不仅对应五智，也同时各有对应的颜色、方位与象征物，主供佛居中，其他四佛居于四周，这就是五方佛曼陀罗的五色四藩。而《白史》中出现“青色蒙古”的说法，也正与五方佛有关。在金刚界思想中，五方佛中经常位居中央的毗卢遮那佛，其代表色是白色而非青色。而在蒙古人的思想世界中，青色又是如何取代白色，成为“中央”的代表色呢？
如前所述，藏传佛教以佛教密宗金刚乘为主流。而金刚乘四部中的无上瑜伽部，在西藏的发展尤其兴盛。据前人研究，无上瑜伽部以青色的阿閦佛为中心，因此在坛城中，青色往往被置于中央，而原本居中的白色则被移往东方。在藏传佛教绘画中，经常可以见到喜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和时轮金刚等阿閦佛的化身，作为青色本尊居于坛城中央。无上瑜伽部以青色寓意中间的思想，在西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直到今日在蒙藏地区常见的五色经幡，其颜色从上往下依次为青白红绿黄，仍是以青为尚。随着16世纪下半叶俺答汗与安多地区僧人的接触，继承无上瑜伽部传统的藏传佛教艺术，也辗转在蒙古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1572年俺答汗于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所兴建的美岱召中，绘有大量以密宗坛城为主题的壁画，而位于这些坛城中央的，多为无上瑜伽部的青色本尊。
“青色蒙古”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则与俺答汗时期藏传佛教对成吉思汗的神格化有关。当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时，藏传佛教格鲁派为与俺答汗结成政教联盟，因此宣称成吉思汗为金刚手菩萨化身，而俺答汗则为成吉思汗转世。由于金刚手菩萨是金刚部主，其代表色为青色，而象征成吉思汗的青色，从此对于蒙古文化又有了新的意义。“青色蒙古”与俺答汗的结合，可以在蒙古文献中得到证实。《俺答汗传》中，多次提到了“五色国”的概念，并将青色作为蒙古的代表色。如《俺答汗传》记载，俺答汗受喜金刚灌顶，皈依佛教金刚乘。当俺答汗死后，在骨骸火化时，天空中出现五方佛种子字及五色彩虹。当取出骨灰时，又再次出现五方佛种子字及五色舍利，而“五色国”则将五色舍利分别带回供养，最后众人将俺答汗的骨灰安置在呼和浩特大昭寺西厢的“青色宫殿”里。这段记载固然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却也反映出“青色蒙古”与藏传佛教之间的渊源。显然，16世纪下半叶随着接受藏传佛教金刚乘，蒙古人接受了以阿閦佛及其化现各种青色佛尊为中心的五方佛思想，以青色蒙古居于世界中心，以其他四色代表周边的其他民族，以曼陀罗的概念称呼此等民族关系为“五色四藩”。俺答汗以蒙古最高统治者自居，居于青城，而在他死后，后人将其安放在青色宫殿，其寓意不言自明。
值得注意的是，“青色蒙古”及“五色四藩”的概念并不只是出现在蒙古文献中。随着蒙藏文化的交流，这些概念也通过蒙古僧人的藏文着作进而影响藏文读者。诸如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1748年）、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1819年）以及耶喜巴勒登《宝鬘》（1835年），都曾直接受到《白史》“五色四藩”观念的影响，提到了诸如“青色蒙古四十万户、红汉儿、黑吐蕃、黄回鹄、白索伦”的政治地理概念。由此看来，16世纪末蒙古文化受到藏传佛教思想影响所形成的“五色四藩”说，最晚在18世纪已经有回传到西藏文化中的趋势。除此之外，“五色”观念在清末民初也通过满蒙官员与知识分子的化用，为“五族共和”提供思想来源，这也正是何以五族共和旗中，会分别选用黄、红、蓝、白、黑来代笔满、汉、蒙、回、藏诸民族。
要言之，蒙古人对青色的崇尚，来自于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的影响。而这也正说明了何以俺答汗留给世人的遗产中，频繁出现青色的光辉。诸如呼和浩特、美岱召壁画，甚至是《白史》，处处体现了“青色蒙古”的思想滥觞。而在19世纪末局势动荡之时，“五色”观念又再次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灵感，成为代表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象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