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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理”到“礼”：明清徽州礼学的转型与建构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华夏文明的标志。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主张做人要有规矩，治人者也需“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华民族就以这种儒家的礼义道德和天理人格思想，维系着几千年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亲亲尊贤”和“仁义礼知”，体现在人伦行为上重在一“礼”字，故《礼记》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义》），“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经解》）。而“礼”之用，则在于“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因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非常注重“以礼经世”，以之为“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顾炎武《仪礼郑注句读序》），上至朝廷典制，下至地方乡约，都秉持“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的信条。即使朝廷处于“礼崩乐坏”之时，也仍然坚称自己为“礼仪之邦”，可见“礼”的价值与意义。
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过程中，曾获得徽州大儒朱升（1299-1370，字允升，休宁人）九字箴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切实指导。此后，朱明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即以程朱理学为准，尤其推重儒家的礼仪之道。但在宋学传统影响下的明代学风，随着理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盛行，也逐渐“儒而归禅”，体现在传统礼学研究上，便是疏于对经典文本的研究，而重在律令和礼俗的实践，“理学化”的倾向已十分显着，甚至因阑入道家和佛教而“禅学化”了。时人对此有感：“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兴教化正风俗疏》），譬如“丧礼，俗尚七七，崇浮屠，非制也；鼓吹迎宾，顿忘哀戚，蔑礼甚矣”（乾隆《歙县志·风土》）。明代礼学的变异和庸俗化，引起后世学者如毛奇龄、李塨、姚际恒、江永、戴震、凌廷堪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礼有定制，不容轻议”，无论对礼书的研究和编纂，或是礼仪规则的履行，理应溯本求源，不能数典忘祖，“缘俗以行礼”；无论家礼、乡规，抑或国制，应以经典为依据，“以古礼证今俗”。他们倡导“回归原典”，拨乱反正，认为“时有古今，礼无古今，惟论其是非而已。古礼今虽不能尽俾世从，然为之推详其旨，阐明其义，使后之人晓然知先型之本善，悔末流之已失，不亦可乎！”（姚际恒《仪礼通论·论旨》）于是，清初学者以群力转入对儒学典籍的辑佚和校勘，希望重塑原始儒家关于“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的礼乐秩序。这一突出现象在明清鼎革之际以至乾嘉时期，逐渐形成一派礼学研究的繁盛局面。
礼学的复兴是清代学术的显着特色，其中又以徽州学者的礼学研究最为突出。近世章太炎、刘师培、钱穆等都曾对这一特殊现象予以揭示，一致认为：“徽州之学成于江永、戴震，江戴之学自《礼》入。东原出而徽学遂大，一时学者多以治《礼》见称”。“而金（榜）、胡（培翚）、程（瑶田）、凌（廷堪）于《礼经》咸有着述，此徽州学者通《三礼》之证也”。这种现象的出现，从学理层面而言，应是反理学的结果，即如梁启超所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清代学术概论》）。而在民间学术层面上，徽州学者虽为朱子同乡，对于朱熹的“尊德性”却表现出异常的批判精神。他们由小学入经学，从复兴古代礼学入手，强调“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通过对古礼学与宋明理学的对比研究，完成了由“理”到“礼”的思想转型，建构起一种时代思潮与地域学风紧密联系的学术范式，体现出由明至清的徽州礼学思想，在特定区域内显着的变迁轨迹：
明代的官方学术以程朱理学为准，而呈现在徽州地域学术的表征上，则以“新安理学”为其鲜明特色。“新安理学”在经学诠释上承续着程朱理学微妙玄远的天理性命之学；在礼学经典的阐释上，传承着宋元以来理学家“以理释礼”的学术路径。所以，在“礼即是理”和“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下，明代徽州的礼学发展也日趋“理学化”。朱升的《礼经旁注》、汪克宽（1304-1372，字德甫，祁门人）的《礼经补逸》、程敏政（1445-1499，字克勤，休宁人）的《仪礼逸经》、汪佑的《礼记答问》和施璜的《四礼要规》等，无论是对礼学思想的诠释，或是对礼制问题的探讨，都不脱性命天理的范畴，完全属于“以理释礼”的典型风格。因为新安理学家“生朱子之乡，传朱子之泽”，“羽翼朱子”，以“理学”诠释“礼学”的方法，可以传承理学“慎独居敬”和“约礼以存心”的思想脉络。
清初，徽州学者黄生（1622-1696，字扶孟，歙县人）、姚际恒（1647-1715，字立方，休宁人）、江永（1681—1762，字慎修，婺源人）等，惩于空谈心性，希冀回归经典，重建礼学正统，于是着力趋向朱子“道问学”之路。黄生《三礼会龠》、姚际恒《仪礼通论》和江永《礼书纲目》“弃理言礼”，置宋明理学于不议不论之列，以训诂考证手段研究古礼。为纠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之失，而作《仪礼通论》和《礼书纲目》，借以消解“天理人欲”思想在徽州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从“理学”到“礼学”的过渡和转型。江永则是这一时期宋明理学转向清代考据学的关键性人物，其学以矫正宋明理学空疏之弊而溯求于上古典章制度的研究，由虚理转向实证，由宋学转向汉学，有破有立，开创了“皖派”学术的一代新风。其遗着20种，多为礼乐之作，收入《四库全书》者达16种之多，如此殊荣在清儒中确属少有。在江永的启示和影响下，徽州出现了一批杰出学者和礼学传世之作，如戴震《学礼篇》、金榜《礼笺》、程瑶田《通艺录》、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匡衷《仪礼释官》、胡培翚《仪礼正义》、俞正燮《癸巳存稿》等，展示了传统礼学研究和实学意识在清代的变迁与兴盛，也体现出徽州学者在这一过程中的卓越成就。同时，清代徽州礼学思想体系也由此得以形成，并为后世学者关注和推崇。
戴震（1724-1777，字东原，休宁人）是反理学的急先锋，治学强调“为学须先读《礼》，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他认为圣贤之礼是对人性的合理约束，通过礼的培养，可以增进人的慈善之心和人文关怀。其《学礼篇》就考证先王的立政根本与民众的行事法则，突出“礼”的秩序性及其人伦规范，用以彰显人的道德意识与讲信修睦的社会意义。《孟子字义疏证》一书通过“理”与“礼”的文献实证与义理解读，用“以词通道”的方法对程朱理学进行彻底批判，划清了实学与理学的界限，开创了“皖派”学术“实事求是”的新境界，较之于江永置宋明理学于不顾，而暗中弃“理”言“礼”的做法，可谓有胆有识。他的“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学说为封建社会末期的民众，尤其是工商业阶层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启导了十九世纪新理学的一线曙光”（侯外庐语）。与戴震同时代的一批徽州学者如程瑶田、金榜、郑牧、汪梧凤、洪榜、洪梧、汪肇龙等人，对礼学研究多有造诣，对“理”与“礼”的思想考证也有所阐释，认为古人为“学”就是习“礼”，修齐治平即是一“礼”字。稍后的凌廷堪（1757-1809，字次仲，歙县人），即以《礼经释例》和《复礼》三篇阐释了“舍礼无以言学”及“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的主张，推进了清代礼学研究在思想领域的突破性发展，其“以礼代理”的学术倡导，与戴震“以理杀人”的学说一起，引领了周围学者把目光由内在学术思想的争论，转向了对外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密切关注。
清季，以“绩溪金紫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和俞正燮为代表的徽州礼学家，更将江、戴的礼学研究与“理欲之辨”的思想发扬光大。胡培翚（1782-1849，字载屏，绩溪人）亲炙于凌廷堪，又涵濡先泽，博闻笃志，发挥乾嘉朴学之长，成《仪礼正义》四十卷，对礼学经典加以补注、申注、附注、订注，弘扬江戴之学，秉承凌氏“以礼代理”思想，由研治古礼而倡导“立保甲以卫乡，建义仓以赡孤寡”，尊亲收族，恤党赒里，抱经世之才，论治以富民为本，既着力在经典考证和躬行践履，更注目于民众的修身与齐家。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黟县人）主讲书院，为“经师人表”，治学以礼为本，通经以致用，主张推行五伦之礼来整治社会，借以端正人心和社会风俗，尤为关心边疆的历史和发展、妇女的生存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把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而上，转向于“以礼为用”的实践形式，有力地促进了礼学研究与现实社会协同发展的进程。而其热心国计民生的经世思想，也为晚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
徽州学者以礼学研究为治学重点，破“理”而立“礼”，以“礼学”代“理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完成了从“理学”到“礼学”的转型与建构，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并对当下社会重视传统人文修养、讲求礼仪之道、提倡廉政建设诸方面，都富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