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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古代历史重大问题需要整体性研究
纵观近年来国内史学研究，随着社会发展、思想解放，历史研究方式、方法向多元发展，史学研究取得较大成就。与此同时，一方面，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引起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重要理论性问题大多来自西方汉学界；另一方面，历史学研究视角逐渐下移，研究领域日益细化，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社会底层和历史细节的研究，史学研究在取得了诸多成就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碎片化”倾向，对理论建构与宏大叙事的关注似有不足。在中国史学已有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就中国古代重大问题进行宏观理论建树，成为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8月16—17日，中国古代“农商社会·富民社会”高端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从事唐、宋、元、明、清等断代历史研究的20余位学者就中国传统社会演进轨迹展开讨论。
从宏观层面解释中国历史特有问题
中国历史学界尝试着从宏观层面总结、解释中国历史特有的问题。自唐宋起，中国帝制时代后段历史发展风云诡谲，如何更准确认识该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演变趋势？近年来，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北京师范大学“985”特聘教授葛金芳、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赵轶峰分别提出了“富民社会”说、“农商社会”说、“帝制农商社会” 说，尝试对该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理论性阐释。
从社会主导人群角度入手，林文勋认为，近代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自宋以来已形成，应将宋元明清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而这一整体性突出表现在“民”的发展变化上。他提出，构成社会发展基础的编户齐民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整体变迁，“富民”阶层发展起来。宋元明清是同一性质的社会，即“富民社会”。林文勋表示，在追求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富民”阶层开始了一个士绅化的过程，“士绅社会”是“富民社会”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葛金芳从经济史角度，对11—20世纪的江南社会经济作长时段考察。他认为，该地区自宋迈入农商社会，其前身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应为现代工商业社会。他认为，江南农商社会形成于宋元、成熟于明清，自晚清以后发生调整和分化。
而赵轶峰则倾向于将中国看作大的社会共同体，更加注重制度层面的考察。他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农商为本的帝制社会。它在国家体系方面的基本特征是：在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新框架内，保持着皇帝—官僚制度和残余形态的贵族制度，帝制国家体系与农商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共生并荣的状态。他认为，明清时代的中国，是在向保持帝制框架的商业化社会渐渐演变。
三种学说既有差异性又存共性，均认为需要对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后段历史的复杂性和演变进行贯通性的解释。学者们也达成了部分共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农商要素相辅相成，并不冲突对立；唐宋以来，富民商人势力上升，政治强力主题和社会财富主题之间有剥离和复杂的交互作用。有学者总结，这些共识扩展了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历史研究的视野。
跨断代研究方法获认可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宁欣表示，跨断代研究的学者济济一堂，就长时段历史时期的问题共同开展理论层面的探索，这一做法值得赞许。历史学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反思，只有通过对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才能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开始了相关有益的尝试。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举办的历史学前沿论坛、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先后召集的几次学术会议均为进一步推进历史学宏观研究搭建了良好平台。
而谈到开展类似研究对学者的要求，葛金芳表示，研究者首先应是某一具体领域的专家，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及其历时性演变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善于运用综合的心志和眼光来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倡议，“在进行宏观建树的同时，从方法论考虑，应该做到专与博的有机统一，朝代研究与长时段考察的有机统一，考据、义理各擅胜场。”
学风上应具问题意识和批判思维也被学者多次提及并深刻实践。“我们研究不是为了呈现什么，而是为了深入探索。”赵轶峰说道。此次研讨会上呈现的三种说法，仍在深入研究中。正因存在诸多未解疑问，及可能的质疑和批判，多位学者认为，这种长时段、跨断代的研究和讨论应该继续开展下去。
扩大对中国古代问题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中国学者的学术贡献是最为突出的。”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范金民表示。他认为，当前对中国古代历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是必要的，这样的努力也和中国史学界争取扩大对中国古代问题研究的国际话语权是关联的。
兼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的李治安教授表示，当前在史坛上能够成为一家之言、言之有据的并不多。尽管有些提法一时难以被学术界所接受，但是只要能够为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开拓新的领域和视野，就能够推动相关研究向前进步。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陈支平非常赞同农商社会的概念，他同时认为，富民社会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重要的突破点。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方志远认为，富民社会是从社会结构来考虑，农商社会是从经济结构入手，而要建立一种体系的话，还应该向前伸展，探讨商朝到战国、秦汉到五代、唐宋以后的情况。在研究上应该融通断代史和通史的关系，同时充分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及提出的概念和范畴。
“我们需要在更高、更宏观方面进行总结，肯定不是一次会议或者一个学者的事情。建树一些学说需要尝试、积累、接受批评和进行修正。”赵轶峰表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华瑞认为，新理论的立论，一方面要加强理论研究，同时也要回应质疑的观点、辨析不利的材料。
尽管当前中国史学理论探索尚不如实证研究深入，学术界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为人类文明的提升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赵轶峰预见，某些说法也许会在国际学术研究上引起更多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