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以编年史方式重构文学版图文学史研究呈现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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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多部文学编年史着作相继面世,如《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文学编年史着作为何会不断涌现?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史写作方式的一种转向?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重建文学史观
“今年可谓文学编年史的丰收年,就我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来说,《中国新诗编年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已出版,《左翼文学编年史》也将于下半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告诉记者。
文学编年史为何丰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黎湘萍认为,20世纪80年代,一批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提出要重写文学史,希望文学史的复杂性能够得到新的呈现,唐弢先生即有过相关论述。这意味着学术界开始从文学史入手思考新的文学教育方式,反思和重建文学史观。与古代文学相比,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编年史写作一直比较欠缺,文学编年史的出现是对“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一方面汲取古代文学学科文献训练的方法,加强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力求更全面、更客观地呈现史料,减少诠释部分,注入历史现场感,让史料本身说话。
《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编年史类着作的出现是一种新的学术动向,它意味着文学史观及其书写理念和方法上的“丰富”。“编年体是记述型文学史中最典型的一种,其独特的组织史料的结构、规则和体裁,是章节体阐释型文学史的有益互补。”张健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稀方提到,后现代史学观念认为,历史的书写也是一种建构。既然不能奢望书写一部客观的文学史,那么文学史书写该如何发展?一是有个性的文学史,从个人的角度谈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反映自己的立场;另一种是文学编年史的书写,全面提供文学史构建所必需的材料。
用新文本表述新“意义”
在古代文学领域,编年史写作有一定传统,一些学者的工作卓有成效,如曹道衡、刘跃进所着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史》等。
《中国文学编年史》主编、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表示,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与古代历史着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通常是纪传体。这类着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着作虽已取得一些成果,但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部分较为缺乏。
陈文新认为,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文学史写作体裁各有利弊。纪传体的时空意识是以若干焦点(作家)为坐标,注重大局判断。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结。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自由,但在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
那么,究竟哪些史实和作家应该被写入文学史?陈文新表示,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或许更为适用,即重新建构文学史的目的不是还原或再现历史,而是用新的话语或文本表述新的“意义”。文学史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全体作家年谱合编”,譬如女性文学研究的崛起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现象,《中国文学编年史》清前中期卷就收录了华浣芳、徐昭华、陈端生、侯芝、梁德绳、吴藻等数十位女性作家,旨在重构完整的文学版图。
撰写者需要史胆、史识、史笔
文学编年史具有客观性、丰富性等优点。但立场客观、知识丰富,是否就能代表理想的文学史书写境界?文学编年史是否存在忽略规律和脉络的局限?
张健认为,文学编年史同样会有局限。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编年体例自身的缺憾,并且同一般意义上的文献索引、资料汇编和大事纪年划清界限,编者在编纂过程中,一再强调“编年史也是史,而且应该是信史”的理念。既然是写史,撰写者同样需要“史胆”、“史识”和“史笔”。因此在材料筛选编排、结构设计、文字表述上,均要体现出撰写者“历史的眼光”和“良苦的用心”。
陈文新则表示,文学史家应将更长的时段纳入视野,并致力于从特殊转向一般,从个别事件转向一致性,从叙事转向分析。历史事实只是原料,更重要的是在史实之间找出因果关系,作出相应阐释。陈文新在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时便调整了时间段的设计。在使用向下的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从而将长时段纳入视野,以便考察事态的演变。同时,设引言/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
“我们的宗旨不仅是用叙述的方法来罗列事实,而且要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史家不能满足于客观地报道事实。”陈文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