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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最近20年国外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新动态

作者：崔玉军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2/22
国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在1990年以后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其间出版的英语论着在数量上是之前90年出版总量的两倍乃至三倍多。根据笔者统计，在1990年之前，以中国民族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英文着作为32部，学位论文54篇，论文36篇，而最近20年这一数字分别为82部、89篇和156篇。上述比较表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最近20年以来国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中国“新”民族主义研究呈现四大特点
国外学术界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国内出现了一波不断上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此前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不同，这一轮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追求国内经济发展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而是“新”民族主义。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这一波“新”民族主义的出现是由国内外多种不同因素引起的，对国际政治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这是中国民族主义何以会成为一个国外学术界群体性话题的主要原因。概括来说，最近20年来国外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研究队伍呈现国际化与多样化。20世纪90年代之前，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美国，但90年代以来，除美国之外，很多欧洲学者加入进来，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的学者也大增。不仅如此，90年代以来，参与讨论中国民族主义的国外学者中，除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业学者之外，还不乏新闻记者、专栏作家、驻华外交官甚至国会议员，其中大部分有长期在华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中国民族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般学者关注的对象，而是备受学界、政界和民间共同关注的话题。
此外，华人（华裔）学者的表现也非常引人瞩目。华人（华裔）学者一直是国外中国研究界的活跃分子，最近20年这一群体在中国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表现也格外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共有近200位华人（华裔）学者发表了与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论文或专着（含学位论文）。这种现象同样也值得注意。
相比而言，大陆学者在国外媒体发表的相关论着屈指可数，尽管这一议题在大陆也颇受关注。1996年，王缉思先生在《新观察季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冬季号上发表《中国的强劲民族主义》一文，这可能是中国大陆学者用英语在国外发表的第一篇有关此主题的研究论文。王缉思先生指出，在未来的10年、20年中，后冷战时期出现的“文明冲突”、“大国衰落”和“一超多强”局面使国际政治走势难以预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格局，但美国的对华政策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挫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美国的政策无疑会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王缉思先生认为，未来东亚和世界和平发展，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互相信任而不是憎恨。此后，大陆学者孔庆江、贾庆国和陈志敏、潘蛟和许纪霖等都有论文在国外发表。不过从总的方面来说，国际学界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学者群体中，大陆学者数量不多。
其二，研究方法趋向多样化。传统上，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多数是在史学领域进行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曾是国外学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理论视角之一。列文森提出的从“文化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命题曾经深刻影响国外的中国研究界。90年代之后，随着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除了继续运用史学理论之外，很多学者还采用政治学、外交理论、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方法，从多个角度和视角来审视、观察和研究中国民族主义。
其三，第一手中文资料被大量运用到相关研究当中。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80年代早期，国外学者只能使用从特殊渠道收集到的中文出版物，但数量有限，更多的是二手资料。与此不同，9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国外学者大都采用第一手中文资料和文献，如政府文件、学术着作、书报资料、宣传册甚至电影海报。其中“说不”系列最受关注。部分学者还开始涉足中文博客文章和论坛上的发言、跟帖。大量使用一手中文文献是本阶段国外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
其四，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大与深化，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研究内容的广泛化。传统上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史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列文森等学者提出了“文化主义——民族主义”研究模式，影响深远。与之前不同，本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因而其内容十分繁杂，无论民族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宋元、明末清初、五四运动、抗战时期、后改革时期）的表现，还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性质、功能，以及民族主义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等等，都成为国外学者的关注对象。
研究观点纷呈多样
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问题是上一时期“文化主义”命题研究的继续。很多学者继续沿着列文森的这一模式探索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人的集体认同是复杂的、动态的、多重的，具有某种可替换的性质。西方的历史不能应用子东方的经验，因此不能单纯用西方的定义来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
关于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性质与特点。国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研究最多，但意见最不一致。肯定一方的描述有自信的、乐观的、务实的、防御性的，否定一方则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是强硬的、武断的、进攻性的、好斗的、反传统的等等。也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乏一种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成员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因而是一种内容“空洞的”、虚无的民族主义，难以细致准确地描述出来。
关于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国内、国际源流。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试图找出“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在这方面他们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概括说来，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某些内在的原因和外在突发事件相互诱导的结果，而其核心是中国多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的认同危机。一方面，经济成功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强国梦想；另一方面，西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围堵政策，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从而引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等。一些突发事件如申奥受阻、使馆被炸、南海撞机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另外，也有学者指出，苏东剧变引发各界反思此前的认同问题，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成为动员国民力量的主要手段。民族主义成为理解最近20多年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切人点，也是分析中国未来对外关系的重要出发点，因而这一时期的着述，很多都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与美国未来的对外政策。
国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关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至少在四个方面对我们意义重大。首先，中国的民族主义仍是二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其多面属性并不十分清楚，国外学者的研究是否有借鉴意义值得思考。其次，面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应该如何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出理性的、合乎客观事实的解读是一个重大课题。再次，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不能视而不见。我们应该思考怎样趋利避害，引导民族主义健康、理性的发展。最后，更重要的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认同建设是一项重大工程，我们应该怎样集中各界智慧，构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和认同感，同心同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