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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汉魏封授周边民族及政权首领的武官体制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中，有一套专门封授周边民族部落及其政权首领的官爵名号制度，它是一种通过爵位和职官的封授来对周边民族部落实施差异化管理的制度设计。从文献和官印、碑刻等资料来看，中原王朝封授给周边民族首领和藩属国官员们的职位主要有爵位体系和职官体系。对外臣爵位的封授始自先秦，而完善于西汉。职官的外封（由于其与中原王朝内部官僚体制有一定差异，故以下简称“外封”），则分为文官和武官两类。西汉武帝时，中原王朝的武职官员开始正式外封，到东汉、曹魏时期趋于规模化，制度逐渐完备，并与外封爵位体系共同构筑起汉魏民族首领的官爵名号封赐制度。西汉的武官封授
最早的武官外封见于西汉武帝时期。《史记·南越列传》载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国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此次南越国封官赐印者中，武官有中尉，源自秦代尉官，其余则为文官。
西汉朝廷最大的外封武官对象是西域诸国。《汉书·匈奴列传》云：“自宣、元后，单于称籓臣，西域服从。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其中之都尉、将、千长等可确定为武职官员，其余则为爵位或文职。
西域诸国之职官名号，表面上来自汉朝的封授。但并非从无到有，其原有职官制度显然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保留，因此我们看到的《汉书》所录西域诸国职官，其实是汉官制度、西域各国制度传统和匈奴官僚制度共同影响的结果。如“都尉”、“将”等源自汉制，“且渠”、“当户”则源自匈奴官僚制度，“千长”官为武职或源自匈奴，或源自西域传统，“大禄”、“监”等官称则源自西域自身传统。
东汉武官封授的扩展
东汉时期，外封武官制度沿袭西汉做法，但在制度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具体表现是外封武官因所加官号而有了类别的区分，使之明显区别于内臣官号，如“归义”“率众”“率善”等称号系统化地加诸不同层次的武官专门用于外封。“归义”官号在东汉可加诸王侯爵位，也可加诸佰长等下级武官，如“汉归义羌佰长”；“率众”多封于乌桓、鲜卑酋豪，亦如“归义”，上可加王侯爵，下可加中低级武官，如汉保塞乌桓率众长；“率善”号在东汉时期一般为外封中低级武官专用，不加王侯。如率善都尉、率善中郎将、率善氐佰长等。
除这些称号所加的外封武官之外，还有四例都尉官、一例司马官的外封。文献中记载了三例外封“大都尉”职官。光武帝建武五年始置大都尉之官，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使五十五国皆属。光武以后，间有封授。《后汉书》西域传、西羌传载明帝时羌族滇岸曾加号汉大都尉、顺帝时疏勒王臣盘也曾拜汉大都尉。在西汉内朝职位中，不见有“大都尉”一职，知“大都尉”为专用于封授民族首领或藩属国王的崇号。
东汉又有西域都护、大将军武职的外封。《后汉书·西域列传》记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于是西域始通。葱岭以东诸国皆属贤。十七年，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天子以问大司空窦融，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
除“大都尉”几次循例封授外，光武帝所封之“都护”也成为外封先例，《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任尚率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乌桓大人勿柯八千骑，要击逢侯于满夷谷，复大破之。”此例中，亦为都护官加“大”以示优崇。除此而外，东汉还有“亲汉都尉”的外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安帝永初三年……无何乞降，鲜卑走还塞外。是后乌桓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朱廆为亲汉都尉。”
曹魏武官封授制度的一体化
曹魏时期，外封武官制度虽承两汉，但作了较大改革，省并了东汉时的部分封号，并使之专门化和等级化。东汉时期较常使用的归义、率众、率善、破虏官号中，“归义”和“率众”地位抬升，成了王侯专称，“破虏”则省去，“率善”号得到广泛使用，基本成为中下级武官外封时的专门称号。
根据罗福颐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收录的曹魏时期存世官印，“率善”加诸民族首领官职者目前所见有103例，涉及乌丸、鲜卑、屠各、蛮夷、羌、氐、胡、叟、倓等民族和部落。而且迄今发现的曹魏封授民族首领的106例官印中，仅“魏卢奴左长”“蛮夷邑君”“蛮夷邑长”三例未用“率善”称号。其他官印中率善仟长28例、率善佰长54例、率善邑长20例、率善都尉1例。除大量“率善”号武官封授之外，曹魏政权还承袭了东汉的“大都尉”外封先例，如车师后王即封为大都尉。可以发现，除广泛封授的率善仟佰长之外，曹魏时期的外封武官还有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率善都尉，汉朝以来的中高级武官加“率善”称号都已对周边民族及政权进行封授。
汉魏武官外封的特点
综合上述，可对汉魏武官外封的特点加以总结：
其一，汉魏外封武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从西汉时期的初创到东汉曹魏体系化、制度化的逐步完备过程。西汉创始，往往因时因地封授，文武杂糅、名号不统一；东汉发展，将官号系统化，并以之加于官称使其实现横向类别化；到了曹魏时期又进行改革，使封号出现了纵向等级化的特点，武官官称和官号结合使该项制度趋于完善。
其二，外封之武官主体来自汉魏官制，如中郎将、都尉、校尉等，但也有中低级武官如仟佰长等则来自于匈奴或西域制度文化。也就是说，外封武官体制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其三，来自中原政权官制的武官，往往是与周边民族最先接触的中高级职官最易外封。内朝武官的外封，自有一个职官地位逐渐下行的历史变迁规律作为基础，虽然对中原政权来说该职官的实际地位在降低，但对于为这些职官领护的民族地区的首领们来说，它的地位显然较高。这些经常接触的、曾经地位较高的职官很容易为民族地区所认可。可以说，职官的外封使其生命力得以延续，并使其地位在不同的文化中又获得了一次肯定和提升。
其四，外封武官与外封爵位往往交织在一起，比照中原爵制，我们一般将较早发展成熟的外封“王侯（邑）君长”视为爵位体制。而实际上，由于大多数民族部落的体制实行兵民合一，很难将爵位跟武官分开。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至隋唐中原政权授予周边民族的官爵名号研究”〔12CMZ0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