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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
蓝 勇 《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
［摘 要］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历史悠久，早在晋代就绘有着名的历史地图，但中国古代的历史地图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纬测绘地图，而主要是以编绘政区疆域山川内容为主，并没有现代历史地图的综合表现。明末西方传教士将现代经纬测绘地图技术带中国，但就是整个清代而言，大多数仍是采用传统的计里画方的平面符号和散点透视的写意山水方法进行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地图是在清末才开始采用现代经纬测绘平面符号绘制和多色套印印刷，这方面日本人早于中国用现代方法绘制中国历史地图。从 20 世纪五十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地图编绘进入了繁荣时期。
当代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如存在将历史地图看成文化工程而不是科学工程、强调绘制技术忽视基础研究的误区，从而影响了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科学信度和使用功效。未来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释文同步化、地图信息化、多维直观化、历史场景化应该是四大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历史地图 历史轨迹 思考 四化
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历史悠久，前人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完成了不少全国、地区和城市历史地图的编绘，总结了不少编绘的经验。
早在晋代裴秀就绘有《禹贡地域图》，唐代贾耽则绘有《海内华夷图》。宋元时期我国历史地图的编绘成果斐然，宋代《石刻六经图》中有《禹贡九州疆界图》、《禹贡导山川之图》、《诸国今所属图》等图。宋代税安礼编有《历代地理指掌图》，收集了《历代华夷山水名图》、《古今华夷区域要图》、《帝喾九州之图》、《唐朝十道图》、《唐朝一行山河两戒图》等 45 幅，程大昌编有《禹贡山川地理图》，收集有相关地图 30 幅，唐仲友则编撰有《帝王经世图经》，收集有《舜十有二州之图》、《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唐一行山河分野图》、《九夫为井之图》等图，傅寅也编有《禹贡说断》，附有《禹贡山川总绘之图》、《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之图》等图，程公说撰的《春秋分记》中也附有《王畿列国指掌总图》、《王畿指掌之图》、《楚地指掌图》等，吕祖谦还辑有《五代分据地理之图》。其它《河南志》、《永乐大典》、《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书集传音释》等志书和类书中也附有许多历史地图。
明清时期代编绘的历史地图也很多，如明崇祯年间吴国辅编的《今古舆地图说》三卷上起帝喾，下止明代，绘制了 59 幅历史地图，是我国保存下来最早的朱墨套印的历史地图集。[①]清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后经道光年间六承如补编成《历代地理志图》，同治年间，历云官又在此基础上编《历代沿革图》，后马徵麟又编了《历代地理沿革图》。清末杨守敬编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历代舆地图》，一直是被认为是我国保留下来最完整的历史地图集。[②]清代董祐诚、汪士铎、杨守敬都各自编有《水经注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地图。[③]
中国古代的传统地图一直存在二个体系，一个是平面符号体系，一个山水写意体系，在绘制上，前者多是计里画方的方法，后者多用散点透视方法，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纬测绘地图。中国古代历史地图的编绘也是如此。上述历史地图在表现内容上主要是以政区沿革、境界疆域、山川名实的内容为主，并没有现代历史地图对山川、环境、政区、经济、军事、文化的综合表现。
明代末年大量传教士进入，将西方的现代经纬测绘地图技术带入中国，但就整个清代而言，虽然已经有中国人自己按经纬测绘法绘制的平面符号地图出现，但大多数中国地图仍是采用传统的计里画方的平面符号和散点透视写意山水方法进行绘制，也有个别按焦点透视写实山水的地图出现。
中国历史地图也是在清末才开始采用现代经纬测绘平面符号绘制和彩色套印的。在这方面日
本早于中国用现代方法绘制和出版中国历史地图。如早在日本宽政元年( 1789 年) 日本就出版了《唐土州郡沿革图》，共绘历史地图 13 幅，并在天保六年( 1835 年) 再版。安政四年( 清咸丰七年，1857 年) ，日本大阪就出版了由长赤水着、二宫彝补编的《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图 》。 明治十四年( 1882 年) ，又出版了河村舆一郎的《支那历代沿革图》，绘有 18 幅中国历史地图。明治二十九年( 1897 年) ，重禁安绎和河田熊《支那疆域沿革图》编绘了从夏代到清代的历代政区变迁，由富山房出版发行。明治三十四年( 1902 年) ，石泽发身绘的《东洋历史地图》，由弘文馆出版，主要以中国历史地图为主。明治三十五年( 1903 年) ，日本东京松邑三松堂出版了日本人小岛七彦编绘的《支那古今沿革图》。明治三十七年( 1905 年) ，日本乌居龙茂编《东洋历史地图》，后又由孙海环、周世棠编辑，由上海新学会出版。明治三十八年( 1906 年) ，桑原隲藏《东洋历史地图》由开成馆出版。同时代的获野什三郎也绘有《东洋历史地图》。另外，大正元年( 1911 年) ，箭内互的《东洋读史地图》由东京富山房出版，多次再版。以上《东洋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虽然出自东亚所具有的视角，但因中国在东亚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所以大部分图幅都是中国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地图集。同时，以上地图多是采用多色套印，一改以前的朱墨套印和墨印后手工染色方法。
清代末年，傅崇矩曾编有《中国历史大地图》，但一直没见流传和收藏。值得注意的是，宣统二年( 1910 年) 卢彤的《中国历史战争形势全图》由亚新地学社出版，是我国较早的一本专题历史方面的地图集，也应该是我国自己用现代经纬测绘制彩色套印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民国三年( 1913 年) 商务印书馆就编印了童世享的《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民国十一年( 1912 年) 苏甲荣的《中国地理沿革图》由日新舆地学社出版，共编图 100 多幅，时间下限到了民国时期。民国时期还出版了多种版本的《中华国耻地图》或《中国国耻地图》。这些地图开启了利用现代测绘绘制和多色套印印刷历史地图的先河。
20 世纪以来，西方人和香港台湾学者也开始编绘中国历史地图，如 1935 年，艾伯特· 赫尔曼( Albert herrmann) 编绘的《中国历史与商务地图集》( “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Atlas of China”) ，[④]作为哈佛燕京研究所专刊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西方人绘制的第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台湾、香港学者一直着力于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如 1983 年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由三联书店出版，中有大量历史地图。1965 年台湾大学《简明中国沿革地图》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 年程光裕、徐圣谟的《中国历史地图》( 上下册) 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
从 20 世纪五十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历史地图编绘进入繁荣时期，主要分成中国通史地图、中国专题历史地图、分区历史地图三大类。
中国通史地图主要有顾颉刚、章巽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近现代史地图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简明中国历史图册》、南充师范学院编的《中国古代史历史地图》、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史历史地图集》、武星月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地图集》、郭利民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地图集》、王雅轩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等。
中国专题历史地图，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地图》、郭毅生主编的《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国家地震局、复旦大学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图选》、中央气象局的《中国近五百年来旱涝分布图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陈帧琏的《辛亥革命史地图集》、诸绍唐的《徐霞客旅行路线考察图集》、骆承烈的《孔子历史地图集》、吴秦杰主编的《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中国战争史地图集》、黄盛璋和刘宗弼的《中国矿治历史地图集》等。其中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为中国近百年来最完善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历史地图编绘的最高水平的成果。
省区及城市历史地图，如徐苹芳主编的《明清北京城图》，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山西历史地图集》、《福建历史地图集》和《广东历史地图集》，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侯仁之、岳升阳主编的《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潍坊市历史地图集》等。其它《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和《柳州历史地图集》主要收集古旧地图集的地图集，但也有一些政区和城市历史地图的图幅。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在中国历史地图信息化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GIS) 开创了中国历史地图信息化的先河，其挂在“禹贡网”上不仅为中国历史地理地图编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为许多历史地图编绘提供了的基础底图。
近年来还出版了不少古旧地图集，为历史地图的编绘奠定了较好的条件，如曹婉如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三册、武汉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的《武汉历史地图集》、天津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的《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的《浙江古旧地图集》、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的《柳州古旧地图集》、阎平主编的《中华古地图珍品选》、刘镇伟主编的《中国古地图精选》、汪前进主编的《古地图汇编》、王自强主编的《宋元古地图辑成》、《中国古地图辑录》等。
值得可喜的是《国家历史地图集》已经编制完成，正在出版中。《广西历史地图集》、《吉林历史地图集》、《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重庆历史地图研究》或已经编绘完成，或正在出版之中，或正在
紧张编绘之中。与此相应，有关历史地图编绘理论和回顾的讨论亦越来越多，如陈桥驿《关于“浙江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 2 期) 、李孝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地图集”城市遗址与布局图组的编纂》( 《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3 年) 、葛剑雄《中国历史地图: 从传统到数字化》( 《历史地理》18 辑) 、尹均科《图解宣南———读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 《前线》2010 年 1 期) 、满志敏《走进数字化: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 《历史地理》18 辑) 、唐晓峰《北京历史地图的数字化》( 《北京社会科学》2004 年 4 期) 、辛德勇《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代学者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 《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 9 期) 、周长山等《广西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地图再现》( 《广西社会科学》2008 年 3 期) 、苏智良和吴俊范《景观的历史表述与路径》( 《史学理论研究》2010 年 3 期) 、何宗宜等《“山西历史地图集”的设计与计算机制图》( 《测绘学报》2003 年 12 期) 、王丹等《历史地图编辑设计探讨》(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09年 6 期) 、刘子刚《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地图编制出版述略》( 《中国测绘》2001 年 1 期) 、刘美兰《沧海桑田现再———谈“上海历史地图集”编制》( 《地图》2001 年 3 期) 、潘晟《十年来中国历史地图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 年 3 期) 等。
应该看到，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和现实经济文化建设资鉴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但是不庸讳言，现在的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也存在许多方面的误区，影响了编绘地图集的科学信度和现实使用功效。
首先，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编绘历史地图的意义何在，这是我们首先要思考好的。一种观点认为编绘历史地图首先是一项文化工程，可能更多强调历史地图的文化传承，讲求工程的文化性、规模性，注重为政府部门文化建设增加光彩。在这种思维下，往往会产生交差、赶时、贴金的潜意识，进而影响到历史地图绘制的科学信度。一种观点认为编绘历史地图主要是将其看成一种科学工程，更多讲求工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科学地为后世宏观资鉴、微观资事。现在看，我们急需强调后者的意义，而强调后者的意义更在于历史地图集科学信度的提高。
其次，在编绘历史地图过程中，是绘制技术优先还是基础研究优先的问题。我们知道，编制现代地图，由于各种上图的地图要素存在现实社会之中，集中在政府各部门的文件、统计资料和档案之中，资料往往相当完整、系统，也容易获取。有时编绘者借助政府之力，往往下一份张红头文件就马上可将所有上图要素汇集起来。可是历史时期的各种上图要素或分散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之中，或存有大量缺失而样本不够。有些上图要素并不能直接上图，如历代的所谓耕地、人口数并不是实际的耕地和人口数，这需要历史地理学者做大量的修正、考证工作。历史时期府州县的边界变化甚大，真正有可参考的古旧地图多仅限于清末时期的地图，故绘制历史时期府州县边界困难更大，特别是存在于历史时期的各种类型的插花地更是需要从大量文献中去查证。所以，历史地图编绘的资料收集、考证定位的基础研究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艰苦工作。但是在前面认识强调编绘历史地图为一种文化工程的背景下，往往忽视历史地图绘制前期基础研究的科学性，看重制图技术的先进性，有的省市甚至将历史地图编绘工作完全交给个别主要从事房地产勘测的部门绘制。其实，编制历史地图所需要绘图技术 已经十 分 成 熟 和 普 及，从 Ezmap、mapgis、mapinfo、arcgis 到coreldraw、autocad、Mapdrawer、南方 cass，从掌握软件的时间、熟悉行业的程度，都不存在技术瓶颈。如果有技术难度，也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商业化来完成。实际上我们师生在编制《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和《重庆历史地图集》中，已经基本掌握了历史地图编绘的基本技术，形成了一个通过mapinfo 作基本数据处理后用 coreldraw 作修改润色的简易方法，一改过去历史地理学者只用硫酸纸手绘草图后专业测绘人员清绘的模式，提高了后期的专业清绘工作的效率。现在我们在地图绘制过程中，切实地感受到真正在编绘中遇到的困难不是制图技术本身，而是基础研究的缺乏。显然，编绘历史地图如果相关基础研究不够，则可能大大影响历史地图的科学信度。
正是目前社会上存在以上认识上的误区，所以，目前已经出版的历史地图集存在许多明显有违科学性的问题。如有的历史地图集居然毫无根据地将隋代以来的各县县界全部绘出，主要是出于认为从隋代到民国的县界并几乎无大的变化的认知，没有变化的记载就等于没有变化，故简单用今县界代替历史线界，这是对历史科学的极不负责。实际从我们研究区域历史政区的经验来来看，就是近 500 多年来中国县级政区界线同样产生过相当大的变化，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才能将明代和清代前期的县界线划出。如明代麻城县一共有仙居、太平、亭川、孝感四个乡里，但明末划合成三个乡，后又划出二十里设立黄安县，故清代麻城已经远远小于明代大部分时期。明代的巴县多达10 镇、12 乡 70 里，清代由于设立壁山县、江北厅，清代巴县面积与明代相差巨大。就是在清代到民国时期也时有变化，上百平方公里的分合也时有，并形成了一些插花地。显然，如果说用清代的县界代替明代误差就更巨大了，更不要说用现代县界代替明代、宋代、唐代的县界。我们在编绘长江三峡历史地图时，专门用了三篇硕士论文来讨论清末不到二十个县的县界变化，发现有的县界几十年的时间内变化相当大，更不要说上千年时间内的变化。至今，我们对晚清到现代的许多边界问题还没完全弄清。明以前县界变化由于缺乏基本资料，更是无法认知。那种认为晚清以前没变化的记载就可以说没有变化的观点是极其错误而遗害后人的，是对历史极不负责的做法。所以，陈桥驿先生认为的必须“言必有据”的科学态度，主张在没有深入考证基础上不要绘制清末以前的县界观点是十分正确的。[⑤]
应该看到，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科学信度整体上都不够高，对于绘制历史自然地理图幅一定要十分慎重，不可以完全依靠理论推论来绘制历史自然地理图幅。我们发现有的历史地图在绘制历史时期森林变迁时，对历代森林资源的分布画得相当详明，往往不分地质、土壤、气候背景差异，在缺乏基本的科学依据下，将古代没有耕作的地区统统画为森林，这是很不严肃的态度。应该看到，即使是在现代，在二十多年前遥感技术没有在中国广泛利用的背景下，我们对现代森林资源的分布认知都是不够准确的，何况我们今天全面来认知古代的森林分布。近些年来，我们在南方亚热带山地地区进行了一些定点的小区域环境变迁研究，特别是建立在田野考察、科学测量基础上研究后，发现历史时期亚热带山地的森林资源变迁十分大，但各地差异也十分明显。同样是在西南在区，金沙江干热河谷、岷江中游河谷的植被变化规律就与盆地内植被变化差异巨大。如果我们没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按一种范式去简单推论历史时期的环境要素分布而绘上地图就大错特错，欺骗世人，误导后人。有的历史地图集，在绘制历史时期水灾灾害时，绘出了明确的水旱灾害千年百年出现频率，这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没有相应的释文解释标注根据，就很让人怀疑其科学的信度。因为稍有历史自然地理背景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水旱灾害大多是以州县单位记载的，如果这种灾害出现频率是以县境为单位绘制的，我们可以相信其科学信度，但出版的许多地图绘出许多打破州县境的具体空间范围界线，这就让人不能理解了!
应该看到，我们编绘历史地图集，远不仅只有传承文化的功用，更不仅是为政府部门文化建设贴金增彩，历史地图为后世宏观资鉴、微观资事的功能更是重要。而这更要求我们对历史地图的绘制有更强的科学性。从历史人文角度上来看，历史地图往往会成为后世领土纠分、政区厘界、资源勘察、人事调查的重要依据，这一切都要求历史地图须有极高的科学信度。从历史自然角度来看，似更应比历史人文地理的图幅更慎重，因为历史自然地理图幅一旦绘成，它往往会成为现实生态环境治理科学决策的依据，这是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从某种程度讲，历史地图的编绘比我们一般撰写学术论文要更讲求科学信度，因为学术论文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思想，可以见仁见智，但历史地图往往被世人看作工具书、规范蓝本，会在现实中引以为据。所以，我们在地图上的任何一个标记、定位一定要慎之又慎。
前面我们谈到历史地图可以分成三大类，即中国通史地图类、中国专题历史地图类、分区历史地图类三大类。如果换一种口径，也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图说中国历史事件类，大凡通史类和分类事件历史类都是这种，也可称为读史地图。目前影响很大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 和《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 Chambers Atlas of World History) ，都是这类的历史地图; 一类是历史地理要素类图，以历史时期各种人文和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布变化为主，这是最典型的历史地图。在具体编绘时当然也可以将这两种结合在一起，甚至还可以将古旧地图、老照片也融入历史地图。在我看来，由于有关中国历史大事的文献记载相当详备，人们通过地图来体现，并没有太多的资料和技术障碍。但是对于历史地理的要素图，由于历史文献中对于许多要素的记载缺失，资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而极不系统。有时就是通过长期的爬梳整理出的要素资料，由于不够系统，统计口径不一，也难以上图标注。特别是绘制上古和中古时期要素时，由于文献记载得天然缺失，系统性不够，使地图绘制受到局限。如有的历史地图在标注唐宋时期的物产分布时，由于唐宋地理总志记载得不系统，其显现的分布规律的科学信度显然受到较大的影响，甚至标注的天然缺失可能会给读者带来误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编绘历史地理要素类地图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图说历史类，需要做大量的前期查证、考证和统计工作。
20 世纪以来 IT 技术发展迅速，读图时代重新显现，而现代利用历史地图的功用增大，对历史地图科学信度要求也增大。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历史地图的释文同步化、地图信息化、多维直观化、历史场景化应该是以后我们编绘历史地图四大发展方向。
从理论上讲，编绘历史地图应该是先有释文后有地图的，而且应该释文与地图同步出版。目前我们出版的历史地图大多数完全没有释文，只有相关历史的文字陈述。即使有释文也都是将绘制标注根据的释文与地图完全分割开来出版，使我们从历史地图中只看到结论的标注，看不到结论的根据，往往会对历史地图标注的信度十分怀疑。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现在只出版了东北卷的《释文汇编》，其它地区卷的释文还有待时日，而其它历史地图很少有对结论标注根据的同步展示。所以，从以后的发展方向来看，将标注根据《释文汇编》同步同书出版是我们提高历史地图编绘科学信度的方向。
历史地图的地图信息化的工作从 GIS 出现以来，已经展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在这方面首开先河，与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开发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GIS) ，为历史地图绘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条件。最近，清史地图集的 GIS 项目已经启动。不过，应该看到，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目前出版的纸质版的历史地图集都有 GIS 处理的必要和可能，新开发历史地理方面 GIS 的空间更是巨大。
目前不论是纸质的和 GIS 的历史地理地图严格地讲都是建立在平面意义上的地图，前不久德国图宾根大学学者来访时曾展示了他们利用三维图构建清代铜运路线图的案例，充分考虑了三维图像下的古道坡度系数，不仅大大提高了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精度，而且大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形象性。在这方面，历史地图的编绘我们也有成功的探索案例。目前我们在编绘《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时在准备试验绘制重庆佛图关、夔州古城的三维历史地图。由于 IT 技术的发展，在 GIS 中建立四维以上的历史地图，就技术而言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在某种程度上讲，由于历史地图的基本属性决定，编绘历史地图中运用多维图比编绘现代地图的必要性更大。所以，多维的历史地图绘制也应该是我们历史地图绘制的方向。
目前我们谈到的平面的或多维的历史地图，基本上还是一种后人的地图间接再现，如果我们能将历史景观与多维地图结合起来，地图的历史重现功能将会更直接、更生动、更具体。近来学术界对于景观历史地理的研究渐有气候，苏智良、吴俊范提出了编制景观历史地图的倡议。[⑥]这是一个十分好的建议，应该是未来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发展方向之一。以前，学术界编绘的所有历史地图也配了一些照片作为景观的说明，但多是现代遗址照片，而且在地域空间上不系统，缺乏历史感、直观感和尽全性。所以，利用老照片、现代遗址照片、老图画等系统配合多维历史地图展示，使我们历史地图通过景观、场景得以强化历史感、真实感，也是扩大历史地图影响力的一个重要举措，也应该是以后历史地图绘制的一个发展方向。
[①]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中就采用“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方法，遗憾原图没有保存下来。
[②]《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主要有两种版本，一是光绪四年( 1878 年) 首刊的 67 幅图版，一是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 修证的70 幅图版。《历代舆地图》首绘于同治六年，于光绪七年至十年编绘，在宣统三年 ( 1911 年 ) 由门徒熊会贞重订出版，共358 卷，34 册。
[③]辛德勇: 《水经注图》，《书品》2009 年 9 期。
[④]有的版本为“ Atlas of China: Historical and Commercia”。
[⑤]陈桥驿: 《关于“浙江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 2 期。
[⑥]苏智良、吴俊范: 《景观的历史表述与路径》，《史学理论研究》2010 年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