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史记-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陈 其 泰
原载《人文杂志》2010年第3期
内容提要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共同反映出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刘、章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着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刘知几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着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他洞察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正是救治之良方，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关键词 《史通》 《文史通义》 历史编纂理论 论史法 论史义 “独断”之学 “别识心裁”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前后媲美的古代史学评论名着，是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思维上的结晶，对于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中华民族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中国有世代相续、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记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重视历史记载，是人类智慧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人类意识的一种飞跃，因为他已认识到总结自身活动、为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经验之必要。黑格尔曾特别称赞“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他说：“因为‘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之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1]这段话讲的很深刻，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智能达到对民族本身的发展能够作一番探讨时，才有“历史”，这时，不但个人获得了是为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为“神灵”、“教义”存在）的自我意识，而且，就这个民族全体来说，也才具有认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的由来这样一种“自我意识”。故此，我们可以说，从没有历史记载到有了可靠的记载出现，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从有历史文献发展到有了以明确的历史观点（即“史义”）作指导的史着产生，是第二次飞跃。而到了有如《史通》和《文史通义》这样的总结史学发展的着作产生，则是第三次飞跃。无疑地，这两部名着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学达到理论自觉的阶段。对之进行比较研究，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领域探索的重要课题。
一、《史通》、《文史通义》着述背景和学术旨趣之异同
刘知几（661—721，唐高宗显庆六年—唐玄宗开元九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人。他主要活动在武则天、中宗时代，至玄宗前期。《史通》完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全书二十卷，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始于《六家》、《二体》，终于《辨职》、《自叙》。外篇十卷，十三篇，始于《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终篇是《忤时》。知几长期任职史馆，参预修史，自谓“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702），任着作佐郎，兼修国史。转左史，次年奉令与李峤、朱敬则、徐坚、吴兢等修撰唐史，成《唐书》八十卷。中宗神龙元年（705），任着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兼修国史。二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录》。景龙二年（708），专掌修史，迁秘书少监。前后任史职三十年。胸中长期积累许多郁闷，对于权臣监修国史制度的种种弊病观察深刻，满怀愤慨。《自叙》篇言：“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章学诚（1738—1801，清乾隆三年—嘉庆六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人。四十岁（乾隆四十三年）中进士。自以为迂拘，不会在官场应酬，不敢入仕，而任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任正定、保定、归德三书院讲席。五十三岁入湖北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又曾主修《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文史通义》一书，系章氏从三十五岁始撰，至他逝世时尚未完稿。此书有两种版本。一为章学诚遗书本，系章氏临终前嘱萧山王宗炎代为编定，后由刘承干嘉业堂依王氏编目补订刊行，称“章氏遗书本”，分内篇六卷，外篇三卷。另一种为学诚次子华绂在开封刊行之本，称“大梁本”，内篇五卷，外篇三卷。二者比较，内篇除排列次序及分类不同外，前一版本多出六篇（即《礼教》、《所见》、《博杂》、《同居》、《感赋》、《杂说》），内容大体无多不同。惟外篇差异较大，前者为“驳议序跋书说”，后者为方志之文。从认识章氏学术思想言，“章氏遗书本”为优，“大梁本”当然可作补充。故读此书，首先应区别两种版本，以前者为主要依据，再参考后者。
《史通》、《文史通义》均为史学评论着作，一部撰成于传统史学中期，一部则撰成于后期。史学发展的背景不同，故两书各自的针对性不同，论述的重点和旨趣当然有别。
（一）史学发展趋势和史书体裁演变的不同特点
刘知几所处时代，史学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趋势。由于《史》、《汉》两部名着的楷模作用，以及朝廷设置史馆修史制度的逐渐成熟，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初，产生了一大批纪传体史书和编年体史书。《隋书·经籍志》对史部着作详加着录，并因其数量众多和地位提高，列为四部门类中第二部。拿南北朝时期的后汉史着作为例：纪传体后汉史，共有吴谢承、晋薛莹、晋司马彪等十家；编年体后汉史，共有晋袁宏、晋张璠等四家。再以这一时期所修晋史而言，纪传体有晋王隐、晋虞预等十一家；编年体也有晋陆机、晋干宝等十一家。其他纪传体史书，有三国史韦昭等七家；南北朝史有宋徐爰等十七家。其他编年体史书，有三国史晋孙盛等二家；南北朝史有宋裴子野等六家。合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共撰有纪传体断代史多达45家，编年体断代史多达23家。
唐初，史馆制度确立，朝廷大规模敕修前代史。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姚思廉奉令修《梁书》、《陈书》，李百药修《北齐书》，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书》，魏徵、颜师古、孔颖达修《隋书》，并由魏徵总监诸史。至636年（贞观十年），五史撰成，皆纪传体，共二百四十一卷。646年（贞观二十年）又撰成《晋书》一百三十卷，房玄龄、褚遂良受诏撰修，也是官修“正史”。还有李延寿于659年（唐高宗显庆四年）撰成《南史》、《北史》。二史以其父李大师撰成的篇章作为基础，加上延寿本人贞观年间在颜师古、孔颖达手下修《隋书》，又参预《晋书》和五代史志的编修，因得窥见内秘所藏八代史书及五代史新本，搜集了大量材料作为补充，经过十六年的功夫而完成。也是纪传体，共一百卷。
刘知几所面临的，便是两晋南北朝至唐初约六百余年间史学的繁盛和纪传、编年二体的备受重视。而这众多的史着，其内容、史识高下不同，体裁体例运用及史料采集剪裁有优有绌，参差不齐，凡此种种，何者足以取法，何者应当纠误，至此亟需要作总结、评价和提出范式的工作。《隋志》列为四部书的第二部，可以说是从典籍着录上作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工作，《史通》则是从史学评论角度，进行一番总结。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意识发达的进一步升华，在文化史上具有首创意义，在世界史上也是遥遥领先的。
章学诚则处于传统史学的后期。他面临史学演进的新问题。首先是纪传体正史体裁一直沿用，自《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来，直至清代雍正十三年修成《明史》，先后共修成纪传体正史九部。其中，有的撰修者态度较认真，撰修时间较充分，故获得较高评价，如《新唐书》、《明史》。但也有很受讥议的，尤其是辽、金、宋、元诸史，仓卒成书，舛误甚多。元朝修辽、金、元三史，早有动议，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即因王鹗奏请，议修《辽》、《金》二史，及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灭宋，又令史臣通修《宋》、《辽》、《金》三史，但修史工作停顿，迟迟不能成书。直至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右丞相脱脱奏请设局，重修三史。但修史时间极其迫促，《辽史》一年时间成书，《金史》一年八个月成书，《宋史》卷帙多达496卷，也仅用二年八个月成书。《元史》纂修系在明初洪武年间，两次开局，总共用331天，修成210卷，平均用一天半修成一卷。时间如此迫促，兼之史臣不谙体例，故书中误载甚多，在历代正史中最受讥议。与章学诚同时代的考证学者钱大昕、赵翼等人，都从史实记载歧误、体例不当等项指摘上述诸史的弊病，那么从史学评论角度对此作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了。
章学诚所面对的还有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新问题：南宋以后，纪事本末体史书接踵出现。继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依据《通鉴》原书的内容，变编年体为纪事本末体，取得了成功之后，南宋即有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杨仲良《南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此书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改编而成）。明有陈邦瞻撰成《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二书。清初有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尤其是有谷应泰着成《明史纪事本末》，成书在官修《明史》之前，不依靠抄辑正史，而是独立搜集史料而着成，价值更高。对这一新的史学现象如何看待？对其特点如何评价？如何预见其对历史编纂未来发展之影响？都需要给以回答。
（二）对当时严重阻碍史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各自进行大力针砭
刘知几“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他是提倡“独得之学”、精于史学、对如何修史很有见解的史学家，在奉诏预修国史，以及中宗朝奉敕撰修《则天实录》过程中，他极想贯彻自己的修史主张。“凡所着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2]所以，如何在设馆修史制度上，能保证撰成“信史”？如何纠正贵臣乱加干预、修史者无可适从的现状？如何尊重修史者的职责，写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就成为事关重大的问题。刘知几最可贵之处，是不放弃原则，勇于铮铮陈言。知几因有史材，被任命为史官，但因“介直自守，累岁不迁”[3]。他致书萧至忠，批评监修制度种种弊病，要求辞去史职。“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而宗楚客等则对之嫉仇。”[4]后萧、宗等获罪伏诛，知几乃获免于难。
刘知几不仅责任心极强，自己期望极高，而且才华出众。《新唐书》本传云：“子玄善持论，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朝有论议辄豫。”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着《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不仅发挥修史主张，而且是自己几十年深刻思考政治、社会问题的结晶，提出独特见解，表达各种批评意见，“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因此《自叙》篇讲得十分沉痛，结尾言，此书能否像杨雄《太玄》一样在后世遇到张衡这样的知音，无法知晓。“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章氏则生活在朴学盛行的时代。“朴学”即质朴之学，与义理之学相对举。专门从事考证，只重视搜集史料、文字训诂。梁启超言：“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只重视严密的考证方法，故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5]视考证学为学问的最高境界，甚至是学问之全部。故又言：“吾乃知时代思潮之为物，当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其在中国，则晚明之心学，盛清之考证，皆其例也。”[6]又言：如有探求义理者，则拱手而相谢。表面谦虚实则排拒、轻视。章学诚对此风靡于世的考证之学，有独特的看法。他对二千年学术的演变、利弊、得失，有精辟的见解。他本人不善考据，对此并不加掩饰；他承认考证学的价值与贡献，但他同时看到醉心考证将会造成的严重弊病：沉溺于烦琐问题的考证，而忘记学术的大体，放弃了理论思考，迷失“学术经世”的方向。所以他主张“别识心裁”，倡导“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自35岁起，着《文史通义》，直至去世，大力针砭考据学末流的严重弊病，以“挽救风气”为己任。在致钱大昕信中，讲他所受到的世俗之士反对的压力，比刑狱的威胁还厉害。又说：“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惟……着书为后世计，而今人着书欲以表襮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7]
他被目为“怪物”、“异类”，但毫不气馁。此信表白其“逆时趋而持风气”坚定志向，并热望得到钱的支持。然而可惜的是，章学诚的热情恳切的信似乎并未得到钱氏的回音，我们从钱的文集中并未见到复信。
他相信后世一定能够认识《文史通义》思想深刻、旨在救世的价值：“百年之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8]表示出高度的自信，其感情恰同刘知几一样深沉。《文史通义》同为心血的结晶，其命名为《文史通义》，即表明论述的范围超出史学，不但要考察历史编纂学的演变，而且要从哲理高度探索客观历史的规律性，要贯通研究整个学术的变迁，以及剖析当今学术风气的利病得失。
（三）同样包括哲理层面的深刻思考，而论述重点有不同
“历史学家都是哲学家。”史学评论家，如刘、章，更是哲学家无疑。刘、章对哲学的探讨就是对经学的评论。在封建时代，经学是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术指导思想，对经学有无独创性见解，决定其史学理论能够超越前人，有所创新；况且，经典中之《尚书》、《春秋》，还有《左传》、《公羊传》，就是史书。故《史通》、《文史通义》中有关经学的命题和论述，关系重要。
唐代经学是义疏之学，用朝廷敕修的注疏来统一对经典的理解。贞观十六年（642）编成《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此有统一儒家内部对经典理解、结束宗派纷争的意义，又造成刻板理解，科举考试必须拘守传注解释，不能有自己的解释，更不能怀疑和提出异说，这是对思想界的严重束缚，也不利于在撰史中依独断之见、写出信史。故刘知几勇敢地提出怀疑，写了《疑古》、《惑经》。不受经注的束缚，表现了勇于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清代，经过批判理学空谈误国之后，顾炎武等提倡“实学”，一要经世致用，一要回归到儒家经典的理解。故顾氏言：“古今安得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后邪说以起。”他揭起“经学即理学”的旗帜，要求回归到儒家经典去寻找对“道”的理解。乾嘉时期因考证学盛行，理论思维有所欠缺。乾嘉时期有两个重要的哲学家，一是戴震，一是章学诚。章学诚写了《易教》、《书教》、《原道》等名篇，作了深刻探讨。较之顾炎武，及同时代的戴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梁启超见识极敏锐，评价他“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又称《文史通义》中的卓越见识“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9]
冯友兰所着《中国哲学史新编》对章氏未专门论述，应是一个缺陷。侯外庐所着《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对章学诚哲学思想作了论述，有些见解颇为深刻。不过，章氏精辟的观点可以发掘和再认识的地方还有甚多。
二、《史通》理论创新的几个问题
（一）对历史编撰发展的出色总结
“总结性”一词，在有的学术文章中有时用得甚为宽泛。如有的文章称清代学术具有“总结性”的特点。是否这些学者都自我意识到进行总结？看来未必。刘知几则是充分自觉地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在众人随波逐流之中，他自标“独断”之学，欲成“一家之言”，“立言垂后”，[10]坚持独立思考，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创见。《自叙》篇画龙点睛，讲自己的理论追求：“若《史通》之为书，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着《史通》，是要总结史学的根本问题。义，指修史的宗旨和编撰的要求。而本书的目的，即要辨析在史学长河中哪些符合修史宗旨，哪些做法却违背了；全面、系统地评判编撰体例、方法的得失。又言，《史通》的内容，以史为主，还涉及包括社会、学术以至哲学根本问题：“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馀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万有。”又明确说：“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纲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荩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要严肃、郑重地拿起批判的尺度，评价一切；别人称我多讥往哲，而我要上拟《春秋》，为后世立法。
刘知几的理论总结，做到把握全局，突出关键问题，且又内容丰富，方面很广，层层深入，批评切中要害，能作辩证分析，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中国史学发达，至南北朝唐代形成高峰，在大量史着基础上，又产生了史学评论的着作，上升到理论来总结，这是一个飞跃。我们应以此自豪。
开卷是《六家》、《二体》（按，此二篇不应分列两卷）。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书前《史通通释举要》中言：“《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评论家认此四字者绝少，此四字管全书。”“六家中，二体更是主脑。”所论甚有见地，对我们很有启发。《六家》是将有史以来的史书体裁，概括为六种类型，分别论述其内容性质和体裁特征，以及在后代的衍变，在史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价值。刘氏言：“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论之，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即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纪传体。总括了有史以来所有主要史书体裁，如浦起龙言：“史体尽此六家”，“欲溢为七而无欠，欲减为五则不全，是《史通》总挈之纲领也。”刘知几的论述，既把握全局，又能突出关键问题。如：论尚书家：“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概括其特点是记言，汇集的是商周的重要政治文献，其体式和对象，主要共有六项。刘氏区分《尚书》为典、谟、训、诰等六种体式，实较之有的评注家对《尚书》过于细碎的分类法更为恰当。刘氏批判以后有仿作者，称《汉尚书》、《隋书》等，都违背了《尚书》所记为“君臣相对，词旨可称”的根本要求，而陷于“剪裁今文，模拟古法”，“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也。”他评论《史记》，“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取得了成功。但后来有两部书，只从形式上模仿，一是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十卷，一为北魏宗室王晖《科录》二百七十卷。徒具形式，而内容却全抄原有记载，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论汉书家，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二体》篇论纪传体、编年体，各自的优势，和存在的欠缺。论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论纪传体同样至为精采：“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总之，刘知几在《二体》篇中所总结的，都做到所表彰者，恰是其精华之处，批评又切中要害，因而大大提高人们在总体上对中国史学两种最主要体裁之优点和缺点的认识，并且对如何自觉地发扬其长处而避免其短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浦起龙称“乃是着述家深识利害之言”，这是因为刘氏有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的着史实践体会，又有理论高度深入思考，故书中许多分析、论断，都具有经典性意义。
（二）其理论总结涵盖面广，提出了多方面有价值的命题，论述层层深入
《六家》、《二体》两篇论体裁。然后论体例，《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篇，均以专题论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又其后，《断限》、《编次》、《称谓》等篇，是提炼出重要的命题，来论述编撰方法。此外，还有论述叙事方法，史料搜集、鉴别，历史文学的要求和技巧等项，是多层次、多角度探讨，具有重要的创造价值。浦起龙不愧是清代学者中深谙《史通》成就的好学深思者，他在《史通通释·序》中，对刘知几处于唐代的时代条件下，对历史编纂所作的总结范式的工作和理论的创造精神，有一段极为扼要而中肯的概括：“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哤。彭城刘子玄知几氏作，奋笔为书，原原委委。俾涉学家分塍参观，得所为通行之宗，改废之部，馆撰、山传之殊制，记今、修往之殊时，与夫合分、全偏、连断之宜，良秽、简芜、核直、夸浮之辨，觏若画井疆、陈绵蕝，岂非一大快钦！矧夫衡史匹经，比肩马、郑，而非虫篆雕刻之纤纤者欤！顾其书矜体慎名，斥饰祟质，迹创而孤，其设防或褊以苛。甚者佹辞蔑古以召闹，臆评兴而衷质蔽，莫能直也。”浦氏这段论述，有几点尤其值得注意：（1）中肯地指出史学一门演变到唐初，着作繁多，体例庞杂，议论歧异，非经过一番理论上的整理总结不能前进。《史通》之着，正适应此一时代需要！（2）认为刘知几面对此局面，发愤着述，“原原委委”，作了系统的总结：廓清了官修、私撰之间的不同；记今与述往两种史书的要求有何差别；合与分、全与偏、连贯与断限何者适宜；质量高低，文字简要与芜杂，内容核直与浮夸如何辨别。让习史者区分不同的性质、范围，比照衡量，而明白何者是历代成功经验，应当遵行，何者是应革除的弊病。一书在手，而着史的范围界限，体例法则清晰呈现，这对后人是多大的贡献！故刘氏论史的功劳，绝非雕虫小技者可比。（3）指出《史通》论史例、史法部伍严格，标准甚严，“斥饰祟质”，突出地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而长期不被人了解。刘氏有时立论过于苛严，言词激烈，对此应予以同情的了解，不应夸大其短处，这样才能理解其书的真价值。浦起龙对刘氏总结历史编纂理论的贡献评价精到，着眼于《史通》所作阐发的命题、范式的时代意义，且具有辩证的眼光，对于我们认识《史通》在理论上的体系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很有启发意义。
当然，刘氏的阐释不可能完美无缺，譬如在《本纪》篇中，他批评《史记》不应立《秦本纪》，后又有《秦始皇本纪》，项羽也不应立本纪，又在《世家》等中，批评陈涉不应立为世家，这些都反映作者过分拘守于“例”。着史当然必须有严整合理的体例，但又应当根据反映客观历史的需要作灵活变通，司马迁的杰出之处，恰恰在此也得到体现。
《史通·探赜》篇特别值得注意。此篇举出前人指摘《左传》、《汉纪》、《史记》、《三国志》、《汉晋春秋》、《十六国春秋》的言论，一一予以分析，指出持论者乃“或出自胸臆”、“或妄加向背”，告诫后学不可沿习这些谬误。其中有一段对孙盛评论的评论：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着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刘氏的批评，堪称取证确当，说理严密，辨驳有力。他指出，虽然春秋时期因列国分立、交通阻隔的限制，史官无法如统一时代那样全面掌握各地史料，但《左传》却明明做到对“夷狄”的活动多有记载，对于楚国北上中原、晋楚争霸等史事所述更详，孙盛竟称其“贱夷狄而贵诸夏”，可见所言毫无根据。而《汉纪》依据《汉书》所载，所秉承的恰恰是极其可贵的“中外一概，夷夏皆均”的客观态度和宽阔胸怀，足证孙盛之论纯属臆测。另一段对于葛洪称司马迁将伯夷居列传之首，是为了抒发其“善而无报”的感慨的说法，刘氏的批评同样切中要害，指出《史记》作为一部通史，稽考春秋以前人物有事迹可载者，唯有伯夷、叔齐二人，这正是按时间先后决定编纂次序的正确方法，岂可以表达个人激愤之情作穿凿的解释。《探赜》篇这两段评论之所以有重要价值，就在于成功地体现了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中如何运用实事求是、力戒主观臆断，根据记载客观历史的需要考察历史编纂方法的得失，重视史学演变的纵向联系，和对问题作辩证分析等原则进行分析、评价；而这类卓有见识的例证在《史通》各篇中所在多有，这就为中国史学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指示了正确的方向。
《史通》中有的篇章，骤看是讲很局部的问题，似乎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其实仔细分析，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如《覈才》篇论文才与史才不同。对史才的要求是：刊勒一家，弥纶一代（按，指一代大事，社会情状），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按，指人物、事件和其他重要内容不互相歧异矛盾）。本篇具有针对性，因自南朝至唐代文尚俪体，造成世重文藻，词宗淫丽，这种浮华不实的文风必须扭转，刘知几的言论反映了时代要求。故浦起龙评曰：“然其言已为退之、习之辈前导也。”
（三）倡导直笔精神，批评史馆监修制度的严重弊病
《直书》、《曲笔》是脍炙人口的篇章。刘知几义正词严，论调史家要伸张正义，秉笔直书，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恶名被于千载。主张为了直书其事，“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冒险犯难，在所不惜。严厉斥责歪曲史实、文过饰非的做法，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直书》、《曲笔》两篇，一正一反，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什么是直笔？《杂说》篇中作了扼要的解释：“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凡是有关褒贬劝诫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谁，都应该据实直书。范文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说：“《史通》以直笔为评价古今史家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热烈表彰；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严厉批评，褒贬极为鲜明。这样，大大发扬了直笔的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11]刘知几提倡直笔精神，贯穿于全书，包括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中。故是《史通》的中心思想之一。
朝廷委任权臣监修国史，至唐初成为定制，酿成种种弊端，成为阻碍史学发展的严重问题。刘知几在史馆前后二十余年，深有切身体会，故列举其弊病，指陈其危害，十分有力，是《史通》战斗性的重要体现。《忤时》总结监修制度“五不可”。其中有监修者多，处处掣肘、限制，“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又批评委于众手，互相推诿：“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辨职》、《自叙》篇中也有事实确凿、言词激烈的批评，云：“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但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12]
刘知几的批评，都是确有所指，是为了达到史馆修史不受权势者所左右，修成的国史不受歪曲，务存实录。可以说，他所论都是针对存在的弊病而发。而从史学发展的长河看，我们对于史馆监修，除看到其弊病外，又应看到积累当代史资料和为前朝修史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
（四）提出对儒家经典不应盲从
刘知几主张对儒家经典应独立思考，勇于怀疑。主要集中于《疑古》、《惑经》两篇，当时是惊世骇俗之论，但具有超前性。放在唐代墨守经师注疏的环境中，刘知几却勇于独立思考，进步意义更明显。
《疑古》篇直言，圣人所修儒家经典，并未做到完全符合直笔的标准，“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美者不见其恶，恶者不见其美；见其一面，掩盖其另一面，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刘知几批评《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着，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斯验世（浦起龙注：郭本作‘世’，别本作‘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又如，《尚书·虞书》美化尧时德义盛行，天下大治，“克明俊德”，但《论语》讲“舜举咎繇，不仁者远”，说明当时不仁甚多，证明《虞书》是铺张善治之词，不可据信。这类例子很多。又《惑经》篇提出《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如云：“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又言：“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刘知几“疑古”、“惑经”，不是否定儒家经典，而是发扬孔子“多闻阙疑”、“毋意，毋固，毋必，毋我”的朴素理性精神。他在《载文》篇中颂扬《春秋》“别是非，申黜陟”。又在《叙事》篇中赞美孔子所编《尚书》，所修《春秋》的典范作用：“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便为明证。
（五）“史家三长”论
《旧唐书》本传载有刘知几回答监修国史郑惟忠所言：“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史通》各篇中对史家必须具才、学、识三长的理论有深刻的阐发。
刘氏最重“史识”，他主张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着《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13]又认为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并举出汉代贾谊之史论，晁错、李固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疏，蜀汉诸葛亮之《出师表》等，“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并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14]他严厉批评治学只限于“治章句，通训释”。[15]他主张读书应有“兼善”的眼光和态度，贵在提出独到见解，反对作“藏书之箱箧”，故说：“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观世之学者，或耽于一经，或专精一史。读《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殒，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啎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16]对于史学的社会功能尤作了精辟的论述：“用使后之学者，坐彼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廷，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者则如彼，其劝善惩恶者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7]
刘知几论“史学”，应包括三项意思，一是史家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二是要掌握丰富的史料，三是对史料要善于鉴别、采择。他强调必须广搜博采丰富的史料，才有可能修撰成有价值的史着：“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18]同时他又十分重视对史料必须严格研核，鉴别真伪：“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赜索隐，然后辨其纰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理相乖；非复牴牾，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诠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19]刘氏对以杂史、笔记采入史着持审慎态度，对于《晋书》好采异说曾有严格的批评，称其“务多为美，聚博为功”，是将前代史家干宝、王隐等人所弃之“粪除”、“秕糠”都收罗了，因而“见嗤于君子”。而同时，他在《杂述》中以专篇论述杂说笔记具有“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加”的价值，详细地将之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共举出四十种着作，详细讨论它们的性质和价值上的得失，说：“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最后，发挥孔子“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遗训，归结到“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20]刘氏的论述，打破正史独尊的观点，对各种杂史的价值和缺陷在理论上予以总结，成为古代史料学的重要文献。
刘氏论“史才”，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字表述对于着史的重要性，“史之为务，必借于文”，而历史叙事的要求，在于“尚简”，“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21]二是辨“文才”与“史才”的不同，在《叙事》、《覈才》等篇中，力诫“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阮瑀）、孔璋（陈琳）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总之，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论，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光辉成果，对于后世学者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然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史通》陈义甚高，确定了远大的目标，深刻地反映出刘知几本人才气横溢，又怀抱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他极希望在中国史学以往成就的基础上，一代又一代写出成功的史着，出现一批又一批才、学、识兼具的良史，形成体例严密、方法精良的修史范式，特别是保证撰成真实的历史，反对曲笔讳饰，标准定得高，批评的尺度把握得严，真是用心良苦！在《叙事》篇中，论述“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又提出“尚简”、“用晦”的界说，其精神、原则、要求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举例太严。如称《汉书·张苍传》中“年老，口中无齿”句，“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应省去“年”及“口中”，实在未见必要。然则，对其高尚的出发点和严格的尺度，应有同情和了解。因为他是针对魏晋以降史书芜蔓太甚的现实，所以某些议论有些矫枉过正，因为不过正，不能矫枉。浦起龙说：“论古考言，贵设身处地。”又说：“子玄是书，尽意洗伐，特顾令着作之庭，净无尘点耳。”[22]可谓知言。
对于《史通》史学批评的局限性，我们也应有恰当的说明。除上文已提及的外，又如书中指责《公羊》、《谷梁》二传“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公》、《谷》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23]又极诋魏收，称其“性憎胜己，喜念旧恶”，“迁怒所至，毁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24]而未能细考《公羊》、《谷梁》、《魏书》三书之价值，所言失于片面、偏激。《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对《汉书·五行志》的批评，既有中肯之见，但也有指责不当之处。[25]
三、《文史通义》：“史义”指导下历史编纂理论的建树
（一）《文史通义》探讨的范围和着述的宗旨
上文的分析说明，《史通》理论阐发的重点是在综核群史，辨析体裁体例，提出历史编纂的范式。与此不同，《文史通义》论述的范围既包括历史编纂理论的探讨，同时又有更广泛的范围，包括探讨古代学术的源流演变和当今学术趋向隐藏的严重弊病，并且考论儒家经典的真价值，从哲理的高度予以阐释。《文史通义》的命名，先标“文史”，突出地表明书中探讨的范围要包括“文史着作之林”，即整个学术领域，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并且亮明旗帜，归结到“义”，即以思想、观点、哲理作为贯穿全书的重点；其方法则是古今上下贯通，并将文史的不同门类打通研究，强调与只作狭窄范围研究者不同的治学之“通识”。这样的学术取向，在乾嘉学者中确是独树一帜。处在考证学盛行之时，章学诚不像一些朴学大家一样声誉显着，他擅长“校雠心法”，但清朝开四库馆，他并没有资格入选纂修之职，一生被排拒于上层社会之外，生活困顿窘迫，遑遑外斗，终日奔走，这样的处境却有利于他对盛行学风背后隐藏的严重弊病作冷静的观察，有利于他体察社会情状，坚定其“学术经世”的意识。章学诚打通文史界限，重视“义理”，进行哲理的探索，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乃是自觉地救治乾嘉考证学风之弊。
因此，打开《文史通义》全书目录，首先列在“内篇一”、“内篇二”的，便是《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礼教》、《经解》（上中下），和《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浙东学术》、《朱陆》等篇，这正证明对儒家经典价值的阐释和哲理的探索，在章氏学术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与乾嘉考证学者局限于注疏式治经根本不同，章学诚是从六经的产生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儒家的“道”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来探讨儒家经典的。即是说，章氏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阐释“经”，他是开创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而且，他对历史编纂的理论总结，也是结合对“经”的探讨，在《书教》上中下三篇中作集中的论述。他的学术在当时“争治训诂音声”的风尚之下，不被理解，被诧为“怪物”、“异类”。为此，他曾多次披露心迹，申明自己的学术宗旨。
《上晓徵学士书》和《上朱中堂世叔》两篇书信，就是章氏揭示《文史通义》着述宗旨的重要文献。前一篇云：“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着述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26]这封信是写给钱大昕的，钱氏在乾嘉学者中有很高的地位，章学诚很敬重他，希望获得知音，信中力图陈明，《文史通义》一书的着述宗旨是殚心于“古今学术渊源，文章流别”， “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他所确定的目标，是要分析古今学术的渊源，评判着作之林的利病，从哲理高度探讨自六艺以来讫于当代学术指导思想的演变。惟其超越史部范围而联系到整个学术，所以他能得到更深层的认识，同时对于历史编纂也能创辟新径。后一篇是致朱珪（朱筠之弟，官云贵总督）的信，中云：“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27]别人以当时流行的对经书作训诂考据的方法来衡量他，不了解其学术，反而讥讽责难，说他“攻史而强说经”。而章学诚卓越之处，是决除经史门户之见的藩篱，他是以儒家经典为记载和总结古代社会情状的记录，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考察，从中总结出客观历史演进的道理，以及总结历史编纂发展的新认识。这些正是探求学术中最重要的、具有真理性价值的东西，故说“但求古人大体”。章学诚突破经史界限、探求深刻的义理的学术风格，是当时的考据学者所不能梦见的，具有超前性，他是“以史治经”这一具有近代意义的新的学术观念的先导者。
（二）以“史义”为指导，纵贯分析二千年史学的演变
从“史义”，即“别识心裁”的角度，考察二千年史学的演变，是章学诚在历史编纂学上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着眼点，是分析当前历史编纂存在什么问题。为了能恰当地评价章氏观点的价值，我们有必要以当时考证学者有关历史编纂的论述作为参照。
当考证学盛行的时代，学者们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广搜证据，考辨歧异，改正前人错缪之处。如梁启超所说，前人有错处，便有学问可做；若未发现前人有错字或误说，便无学问可做。《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提要”是集中反映考证学者看法的代表性论着。我们举出其中若干典型例证作分析，即可明白考证学者的着眼点与章学诚是如何大不相同。“史部提要”总叙即云：“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认为贯穿于整个作史和读史，都必须以考证史实为主旨。又强调“此作史之资考证也”，“此读史之资考证也”，离开考证史实，即既不能作史，也不能读史，故考证显然是第一位的工作。
《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在史部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那么，四库馆臣所作的提要又向读者介绍哪些内容呢？《史记》提要中，先称：“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迹具《汉书》本传。”然后即转到褚少孙，因为记载有不同，一称他为“元、成博士”，一称“宣帝博士”，需作考辨。又论所谓《史记》有“十篇阙”的说法，此为《汉书》所说，而张晏称“十篇亡”。还有刘知几驳张晏，而称“十篇未成”。于是引出证据：《日者》、《龟策》二传，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证明“未成”的说法为正确。再列出《司马相如列传》、《贾谊列传》，有后人追加的字句，“至其原书则迁原本”。考证《后汉书·杨经传》所谓曾删去十余万言，故《史记》非本书，此说毫无根据，以及曾出现的一些所谓“真本”、“凡例”等，均为假托、讹伪之作。最后又论及几种版本的差别。全篇《史记》提要所讲，都是关于阙、补、文字窜易、是否完本、版本区别之类，至于《史记》创立通史的意义、体裁运用之成功、体例之完善、表达之生动、史识之高明、发愤着史的精神等重要内容，均无一语道及。（附之其后的《史记正义》提要较《史记》长二倍多，均讲版本之异同，更可见提要轻重主次之失衡。）再看《汉书》提要。首言“汉班固撰。其妹班昭续之。始末具《汉书》本传。是书历代宝传，咸无异论。”然后立即考辨梁朝出现的一个“真本”，多出数十事，证明其“语皆谬妄”。此项文字即占了全篇提要一半有余。又考辨班固“受金”和“窃据父书”之谤。最后讲颜师古注，有小错，但“其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至于班书断代为史的贡献、内容之详瞻、着史风格、实录精神、典志的发展和完备等，一概不提。而《资治通鉴》的提要，则先述光着书十九年而成，“精力尽于此书”。采正史之外，杂史多达322种，残稿尚余两屋。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又皆硕学通儒，非空谈性命之流。然后作总体评价：“故其书网罗丰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突出其内容丰富、渊博，为考证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而不讲其“专详关生民盛衰，系国家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着述宗旨。然后以超过一倍的文字，详论胡三省注包罗丰富，笺注考据功力深厚，“《通鉴》文繁义博，贯穿最难。三省所释，于象纬推测，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诸大端，极为赅备”，又能辨正《通鉴》偶有错误者。以此对比批评尹起莘《纲目发明》，“附和回护，如谐臣媚子所为，心术之公私，学术之真伪，尤相去九牛毛也”。对于凭主观臆断、曲意附和，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者，严加挞伐。以上三部名着的提要，在“史部提要”中应是很有代表性的，足以证明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确实在于考据记载史实的歧误，强调史料的详赡，和评判是否违背“言必有真凭实据”的原则，而对着述的宗旨、史识之高下和史学的源流沿变并不注重，朴学家们理论思维有所欠缺的倾向，由此可以窥见。（史部提要中有的条目也能反映出撰写者的见识，如沈约《宋书》提要中，肯定其《州郡志》“推原溯本”，“详其沿革之由”，批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讥其“失于断限”为误。《后汉纪》提要中肯定袁宏经营八年，又补充所见张璠书中的史实，故搜集材料甚详。又论其成就比荀悦《汉纪》更为难得。“其体例虽仿荀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剪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于悦矣。”可惜这类有独到见解的内容不易找到。）
与上述考证学家的论述相比照，章学诚的见解确实别树一帜。他以“史义”为指导，纵观二千年来历史编纂的演变，分析了从编年体到纪传体的嬗变，分析了由于史识、史才高下不同，历代正史的成就高下悬殊，其中有可为后世楷模者，有因内容芜滥而成为反面典型者，总结出意义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史学史上，孔子最早重视“史义”，将之贯穿在《春秋》的撰修之中。但从理论上对“史义”着重进行阐述，章学诚实为第一人。他特别重视从“史义”，即从观点、内容着眼，总结史学发展的利弊得失。因而把对史学发展的总结检讨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了更加深层的认识。《文史通义》的写作目的，就是为挽救史义被淹没的严重积弊而作。对此，他说得很明确：“获麟而后，迁、固极着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而谓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议。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28]史义被淹没，便是“史学废绝”。因此他大声疾呼：由于长期因循保守的风气盛行，史家的别识心裁和创造力被窒息，造成了史学的灾难。史学要存在、要发展，必须恢复并发挥“史义”的指导作用。把“史义”、“史识”作为决定史学存亡兴衰的关键问题来论述，这是传统史学后期理论探索的显着特点，比起《史通》来是重大的发展。
章学诚以纵贯的眼光分析了几千年史学的演变。他认为，史学是发展进化的。由《尚书》变为《春秋》的编年体，由编年体到纪传体，都是史学的重大进步：“《尚书》一变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又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不愧为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固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以上论述集中见于《文史通义》《书教下》、《史学别录例议》、《答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这些论述，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史学演变的主要趋势。尤其是，章学诚指出由于后代修史窒息了史家的别识心裁，造成祸患无穷，更是打中了传统史学后期严重积弊的要害所在。
章学诚认为，要挽救后代修史这祥严重的弊病，就必须明确和贯彻史义对史事，史文的指导、统帅作用。正像迷路的人，为了找到正确方向，必须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样，章学诚要求返朴归真，回到对史学创始时期加以分析。如他所说：“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29]书中反复地以孔子修《春秋》为例，论证“义”对于史书的决定作用。在《答客问上》篇中，他以“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为重要命题，分析“史义”的作用，不仅用来剪裁材料、删削文字，更重要的是“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这样才能撰成一部有观点、有特色的史书。总之，强调“史义”即史家的观点、见识对于历史编纂具有统帅和灵魂的意义，这是章学诚在理论上的重要建树。
（三）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
既然正史编纂的末流已到了“溃烂决裂”，酿成灾难的局面，章学诚是倡导“学术经世”、主张开创新局的学者，所以他要在剖析病根、洞悉积弊的基础上，探求历史编纂的新路。
首先，章学诚不但看到正史末流表明的史家创造才能反而成为史例奴隶的严重病态，而且独具见识地分析纪传体本身存在的问题、矛盾。对于历代相沿的纪传体应当如何认识？与章学诚同一时代的考史三大家着作中也都有涉及历代正史编纂的问题。钱大昕、王鸣盛论及正史的若干篇目在体例运用上的得失，赵翼书中涉及更多，对于历代正史编纂过程论述甚详，并对相关的正史（如《旧唐书》与《新唐书》），用比较的手法评论它们体例运用之优绌。赵翼尤盛赞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这是很重要的看法。不过，既然是“极则”，那么在总体格局上也就应当继续沿用，不应变动，只须在具体篇目上作些调整，“随时增损改换”。[30]章学诚的着眼点同他们很不相同，他看准了问题的要害所在。一方面，他重视《史记》的伟大创造力，称其体裁“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是三代以后着史之良法。另一方面，他又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是“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31]这正抓住了关键之处。纂修史书是否成功，要特别重视能否反映出一代历史大势，这是章学诚总结历史演变而得出的真知灼见，也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认识。司马迁所写“本纪”，既记载了一代军政大事，显示出历史大势，又写出天子本人的性格、行事，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都堪称达到这种成功的要求，此固然得力于其过人的史识、才能，同时也与古代的历史情势还不像后世那样复杂有关。而到了正史的末流，历史事件和趋势本来复杂，修史者难以驾驭，官修制度更严重限制史家表达独到见识，所以“本纪”部分便失去如《史记》中的纲领作用，成为如“胥吏之簿书”，只是刻板地罗列一些皇帝诏令、官吏任免、出兵打仗之类，根本无法显示一代历史之大势，使读者不得要领。如此观者茫然、人杂体猥、繁不可删的局面，已到了非革除不可的地步。
其次，能否找到救治的良策呢？章氏目光如炬，他发现并大力彰显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的独特作用。纪事本末体虽然至明清甚为流行，以至形成了用它撰成的史书上自春秋下至明代自相连续的记载，但理论上的认识却大大落后于这种实际，史家何以热心于选择这种体裁？用它来写史优胜之处何在？对于历史编纂的全局有何作用？均未得到回答。章学诚则是第一个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的史家。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着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章氏如此高度评价这种新体裁的优点，其出发点在于反映客观历史需要，在于救治历史编纂出现的严重弊病，故又言：“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32]
因此，他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总的主张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33]。并且提出过两种设想：一种是设立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可用来记人，用来记事，用来代替书志；一种是采用“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有关的篇注明。其主张，详见《书教》篇和《史学别录例议》。这是章学诚很大胆的设想，实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他将表面上似乎不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了，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变化的优点，而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是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新路。章学诚的见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书反映历史的主线清楚，又使它能囊括丰富的内容。20世纪初年章炳麟曾计划撰写《中国通史》，当时他已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立场，撰写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用进化论解释历史，二是为了振厉士气，鼓舞斗志。他苦于找不到可以表达这种进化论观点的通史体例，最后在章学诚的论述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认为他改革史书编撰的办法，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34]还有与章炳麟同时尝试撰着《中国通史》的梁启超，和此后撰着《太平天国史》的罗尔纲先生，以及20世纪末发凡起例，主编完成《中国通史》浩大工程的白寿彝先生，这些着名史学家前后所做的理论探索和着述实践，恰恰证明章学诚提出的主张，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编纂学内在逻辑发展之方向。
（四）区分古今着述为“撰述”、“记注”两大类，二者居于不同层次，但又互相补充。论述“圆而神”与“方以智”二者不可偏废。
古今着作浩如烟海，章学诚却独创性地直截了当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也即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35]“撰述”居于较高层次，它体现了高明的史识，抉择去取，灵活变通，对历史作出阐释，帮助人们预见未来。“记注”则居于较低层次，它的任务是汇集丰富的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体例，兼备各方面的记载。章学诚这种崭新的独创的分类法，突出地说明历史家的见识高低决定了史书不同的价值。同样体现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别的地方具体的提法略有不同。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他又用“着述”与“比类”对两大类加以概括，指出二者相辅相成，“本自相用而不相妨害”，“盖着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36]其标准，同样以是否体现了“史义”、“史识”来衡量。章学诚认为史部着作中能称得上“史学”者是不多的，而更有意义和更加需要的正是“史学”。所以他曾一再强调区分“史学”与“史考”、“史选”、“史纂”之间的不同：“整齐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37]只有贯串了“史义”“史识”作为指导，才能称为“史学”，否则，只能属于较低的层次。章学诚反复申述这一点，正是对忽视“史义”的“积学之士”和“能文之士”的严肃批评。因此其主张既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又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五）哲学探索的创造性思维，决定章学诚历史编纂理论创新达到的高度。
历史编纂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其如何选择、如何运用，决定于历史学家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和他找到的最能恰当地加以反映的方法，取决于其历史观和哲学观。“哲学是普照的光。”章学诚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思想，因此在历史编纂上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义理探索为考证学者所不屑为，章氏别创门径；对史学演进作纵贯分析，究其利病，提出救弊办法，也皆为他们所不屑为，章氏为此殚精竭虑，力求超越。考证学者不去探讨“道”；《原道》篇的价值，在当时几乎无人理解。实则其中的观点，是章氏创造力、洞察力的根源。《原道》篇论证了一系列在哲学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观点：（1）“道”不是圣人头脑中天生的，而是由客观时势的发展总结出来。“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着，不得以而出之”。（2）“道”是推动万事万物形成的客观法则，而不是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反映客观趋势，即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来的一段一段轨迹。“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之辙也。”（3）圣人不是“道”的化身，圣人只是对当时理势有正确的认识，历代儒者却因为错误地把圣人以及六经当作“道”的化身，所以忘记了总结理势新变化的责任。“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得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学者所担负的责任，就是根据理势的新变化，总结出适合当前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新的“道”。“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38]章氏这些见解在当时讲出来，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伟论，也是预示着时代觉醒行将到来的初露的曙光！大梁本《原道》篇中对一些关键字句作了删改，原因即怕章氏的观点招来俗士的非议。[39]章氏对历史哲学探索的精髓是，“道”即治国办法、规律性的认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必然要根据不同情况，发现社会有新的需要，便应创设新的制度、办法；发现原有的制度、办法有不适用的地方，就应加以改良；发现旧的制度、办法积弊严重，就应大胆革除。正是这种以实践观点为指导、力主大胆变革和创新的哲学思维，形成章氏前述在历史编纂理论上远远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卓识！
关于《史通》、《文史通义》的比较，章学诚本人生前即讲过一段着名的话：
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着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40]
章氏的“夫子自道”，确是讲到了关键之处。我们今天研究这一课题，除了重视他本人的见解外，还应当扩大视野，大大推进对其与刘知几学术思想异同的认识。刘、章二人所面临的局面和关注的重点确不相同。刘知几处在史书编纂尤其是纪传体正史纂修的高峰时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即：对于众多的纂修成果，他的任务是进行总结和提出编纂的范式，分析、厘清体裁、体例的特点，评价编纂方法的得失；他所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部伍严整，其论述颇具体系性的特点。章学诚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刻板罗列如胥吏之簿书，其冗繁芜杂不可究诘，他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即：大声疾呼正史编纂陷入严重积弊，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史家的别识心裁被窒息，反映客观历史、再现演进大势的要求根本无法实现；而救治这种积弊的办法，就是重视并吸收后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恰当叙述史事的因果始终、起讫自如、灵活变化的优点，主张对纪传体大力加以改造，“化腐朽为神奇”，创立新的体裁。章氏揭示出传统史学后期历史编纂的内在逻辑发展方向，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刘、章二人都是通过总结史学演变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阐发，证明中国史学具有重视理论创新以推进着史实践的优良传统；二人都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成一家之言；刘知几提出史家三长，章学诚予以继承，而又更加突出“史义”（即刘知几的“史识”）的指导作用，贯穿到自己的全部着述中，又在刘知几“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史德”，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41]，使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更完善：这些是两位古代杰出史学理论家的相同或相通之处，而并非“截然两途”，互不相关。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研究”（09AZS001）阶段性成果。
[1]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4—205页。
[2] 《史通》卷十《自叙》。
[3] 《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4] 《史通》卷二十《忤时》。
[5]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页。
[6]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8页。
[7] 《上钱辛楣宫詹书》，《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九。
[8] 《又与朱少白》，章学诚着、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页。
[9]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0页。
[10] 《史通》卷十《辨职》。
[11]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37页。
[12] 《史通》卷十《辨职》。
[13] 《史通》卷八《摸拟》。
[14] 《史通》卷五《载文》。
[15] 参见白寿彝：《刘知几的史学》，《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16] 《史通》卷十八《杂说下》。
[17] 《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
[18] 《史通》卷五《采撰》。
[19] 《史通》卷二十《暗惑》。
[20] 《史通》卷十《杂述》。
[21] 《史通》卷六《叙事》。
[22] 《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277页。
[23] 《史通》卷十四《申左》。
[24]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25] 参见陈其泰：《〈汉书·五行志〉平议》，《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
[26] 章学诚着、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523页。
[27] 《上朱中堂世叔书》，《章氏遗书》卷二十。
[28] 《和州志·志隅自叙》，见《章学诚遗书》卷十六。
[29]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30] 《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
[31] 《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别录例议》。
[32] 均见《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33] 《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34] 《訄书》（重订本）《哀清史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35]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36] 见《文史通义》外篇三。
[37] 《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
[38] 本段引文，均据《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
[39] 参见陈其泰：《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又，大梁本《原道》篇中将“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句删去，参见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页注25。
[40]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41] 《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