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说质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布衣-“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说质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说质疑
布衣-“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说质疑
编者按：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高翔研究员收到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葳同学来函，就《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的党超先生《“羊左”传说在汉代流传的新证据》一文提出商榷。本报现刊发王葳同学商榷文章。我们欢迎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给我们投稿，就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鼓励学者坚持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大胆质疑，大胆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平等深入的切磋中，推动对问题的认识。
在《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党超先生撰有《“羊左”传说在汉代流传的新证据》一文。他根据2004年发掘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146得出：“在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羊左’传说在普通人中间已经广泛流传。”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党先生在文章的第二段这样写道：
两汉之际，“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申屠刚在劝说隗嚣不要背叛汉光武帝刘秀时曾说道：“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李贤注引西汉刘向《烈士传》中有关“羊左”传说曰：“《烈士传》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为死友，欲仕于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饥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谓角哀曰：“俱死之后，骸骨莫收，内手扪心，知不如子。生恐无益而弃子之能，我乐在树中。”角哀听之，伯桃入树中而死。楚平王爱角哀之贤，以上卿礼葬伯桃。角哀梦伯桃曰：“蒙子之恩而获厚葬，正苦荆将军冢相近。今月十五日，当大战以决胜负。”角哀至期日，陈兵马诣其冢，作三桐人，自杀，下而从之。’此殁身不负然诺之信也。”如果李贤所引此条材料真实的话，似乎可作这样的推测：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以至于像申屠刚这类文人，已经习惯于将其作为布衣之士“不负然诺之信”的典范来警示别人，并且能够得到对方的理解和认同。
上文中申屠刚劝说隗嚣不要背叛汉光武帝刘秀的原文是这样的：
及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刚说之曰：“……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嚣不纳，遂畔从述。（《后汉书》卷29《申屠刚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015页）
由以上原文可知，即使李贤所引此条材料是绝对真实的，也不能作出党先生那样的“推测”，原因有三。
第一，申屠刚对隗嚣说：“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只是想对隗嚣表达这样一种意思，即：“普通人交往都有至死不违背诺言的信用，何况你还是万乘之君，那么你更应该信守诺言，不能背汉。”此处的“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看不出有任何特指的意思。
比如南朝梁刘孝标的《广绝交论》中也有：“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梁书》卷14《任昉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257—258页）之议论。李贤对其中的“羊左”作注时亦引用了《烈士传》，其曰：“羊角哀、左伯桃为死友，闻楚王贤，往寻之。道遇雨雪，计不俱全，乃并衣粮与角哀，入树中死。”（《文选》卷55，中华书局，1977年，第760页）可以看出，这与上面李贤注《后汉书·申屠刚传》不同，因为在此处，《广绝交论》直接提到了“羊左”二人，李贤此时引用《烈士传》便是为了解释这两个人的事迹。
第二，显而易见“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并不是一个典故，且《后汉书·申屠刚传》也只字未提“羊左”之事，所以李贤根本不知道申屠刚所说的“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所指何事，同时上面已经指出其没有任何特指的意思，所以李贤在引用《烈士传》中的“羊左”之故事，为《后汉书·申屠刚传》的“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作注，只是因为“羊左”之故事是布衣相交且守信的一个典型，李贤此处只是在举例而已。如果申屠刚说：“布衣角哀尚能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这时李贤引《烈士传》的“羊左”之事为此句话作注，便是以防后人不知其所指为何事，此时才可得出党先生那样的结论。
第三，目前尚无任何材料可以证实“羊左”之故事在两汉之际广泛流传，所以党先生所说的：“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就是指的“羊左”之事，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由此可见，党先生对李贤引用《烈士传》为《后汉书·申屠刚传》所作之注的理解有误。不过由李贤的注倒是可以推出：此故事在唐代时颇有影响，以至于李贤将其作为“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的典型来为《后汉书·申屠刚传》作注。至于李贤为何一定要引用此故事，笔者推测还有这样一个原因：据现存材料可知，在李贤为《后汉书·申屠刚传》作注之前没有人引用过“羊左”之故事，李贤在此用举例的方式将此等义事引用，是为了更好地保存与宣扬这一故事。
最后也许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确实指“羊左”之事，但是由于史料遗失，我们从李贤的注及现存史料中并不能得出党先生那样的结论，所以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遽下此论断。
党先生此文的主旨便是在谈论“羊左”传说的流传年代，其结论“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可说是文章的核心，核心出了硬伤，故不可不辩。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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