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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
吴义雄 《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
２０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学术界迅速崛起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本文的基督教特指基督教新教，谨此说明）。这个领域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当今青年学子要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必须跨过较高的门槛。在这一领域内耕耘的学者并不多，但其中包括了一批硕学俊彦和青年才俊。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内在需求，还使得这个领域具有较高的国际化程度，研究者只有在史料、资讯和研究方法上与海外同行保持密切联系，才能使自己的研究达到这一领域的基本水平。笔者忝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深感与有荣焉！但同时，我在近年也感到，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而正视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的研究事业获得改善和提升的空间。以下的意见只是从个人的感受出发而提出的，未必允当，希望与各位同道一起探讨，也欢迎各位同行的批评。
一 专门化与封闭性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专门化”———即是说，这项研究通常在问题意识、研究范式、话语体系乃至史料范围等方面，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以致非经过较多的专门训练，很难参与中国基督教史问题的讨论。
这种专门化的特征，无疑是学术发展的标志。一个任何人都能不费力气地在其中“指点江山”的领域，其学术前景是很可疑的。只有通过具有深度的专精的研究，才能取得真正具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是大有希望的学术领域。
但是，目前的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在具备上述值得称道的专门化特征的同时，却也逐渐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整合程度较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与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基督教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讨论的主要问题，与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或中国近代通史研究之关联性却呈现日趋减小之势。就中国内地学术界而言，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禁区。上世纪８０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近代史上的开放与保守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部分学者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出发，很自然地关注基督教传教士及其近代在华事业。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倡导近代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响应章先生的号召，开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对中国近代基督教史进行越来越多的研究。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近代通史研究结合得最密切的时期。至今还有一些学者，实际上仍在此背景下研究近代来华传教士问题。此一时期，二者相结合的另一个背景，是美国为主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从８０年代开始，美国学者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不仅对欧美学术界的中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为中国史学界所推崇。这一取向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反映，便是对“本色教会”的强烈关注和对“中文文献”的特别强调。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重点依然集中于“本色化”问题，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文化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等方面的进展，缺乏必要的回应。甚至连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众多史料，似乎也只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所独享；同样，研究基督教史的学者也没有很有效地借助基督教会以外的资料来阐述自己所面对的问题。
第二，与相近的学术领域交流减少，相互认知度不够。在以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为中心的阶段，参与相关研究的学者为数众多，有关传教士研究的话题会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普遍兴趣，相关研究成果会得到较多的关注。但对于“本色教会”为中心的研究成果，则本领域以外的学者基本上不太重视，也缺乏进行交流的兴趣。另一方面，从本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似乎也不太关注其他领域的研究进展，几乎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当作某种“专业”，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缺乏进行呼应或是批评的冲动和能力。结果是，一种从宏大的时代背景生发出来的研究，渐渐变成了一种自言自语的有一定封闭性的领域。
第三，研究兴趣和课题过于狭窄，方法单调。也许不能说，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停留于“本色教会”研究的阶段，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落伍”。本色化问题之所以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目光，是因为它的确是２０世纪中国基督教史的一个核心问题。然而，由于这一领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日益疏离，导致自身“大历史”意识的缺乏，在研究方法或是研究取向上难以取得真正的突破，结果使研究工作呈现出偏枯、狭窄的特征。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在方法上比较多的傍依于某些海外学者的观点。诚然，钟鸣旦、裴士丹等西方学者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有其明显的优点，短期内中国学者似乎没有能力提出超越其上的理论或方法；但是，长期以某一种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最可能出现的场景是，研究成果趋向于单一性和可替代性———即去除时间、地点、人物等个性化因素外，每个故事的内核和叙述的方式是相似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以上所述问题的出现可以归咎于“专门化”。实际上，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专门化”并非过头，而且还不够。由于教育和文化背景的限制，对中国大陆的非基督徒学者来说，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文化的深层结构仍然是不好把握的对象；至于基督教研究与当代文化理论之间的联系，能够进行深入了解的更少，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在观念和方法上进行进一步开拓的能力。但在努力更为专业地讨论中国基督教史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努力克服现在存在的封闭性局限。
二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区域历史文化研究
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目前较多地集中在２０世纪前期，也就是以“本色化运动”为中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基督教无论是在发展的程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其在１９世纪的状况。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来自欧美多个国家的众多教派，虽然各教会之间具有或密或疏的联系，但在宗教生活和教会管理上均各自为政。在“本色教会”运动兴起后，虽然跨区的乃至全国性的组织纷纷出现，但教会的实质性发展还是以具体的区域为依托的。这种特点，就使得 相 关 研 究 课 题 多 以 堂 会、区 会 或 是 府（市）、县乃至镇、村等行政区域为单位。除了少量研究全国性基督教组织的论着外，大部分研究成果均集中于区域性问题的研讨。可以说，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实际上进入了区域史研究的阶段。我曾经发表过如下看法：当我们以“中国”为单位进行论述时，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必须经过地方性事实的检验。凡未经过此种检验的研究范式或结论至多不过是漂亮的玄想。这个看法，主要是针对基督教史研究而提出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区域，是指省以下的各级行政或自然区域。
我认为，走向区域研究并不必然导致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更琐碎、更远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相反，这恰恰是摆脱上述封闭性的一个绝好的契机。但要实现这样一个目的，其中的关键在于，基督教区域史的研究必须与更广泛的区域史（包括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史等，可简称为“一般区域史”）研究相结合。近年有一些优秀的中国基督史研究作品，已经体现出这样的趋势。这样做的意义，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
首先，基督教区域史研究之所以要与一般区域史研究相结合，是因为只有对研究所及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状况进行细致的考察，我们才能理解基督教传播、植根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与条件。中国疆域广大，自古以来各地区的自然、历史与社会条件就很不相同。进入近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受到欧风美雨的吹打，区域社会的嬗变早于其他地区，近代化过程也从这些地区启动，并渐次向内陆地区延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各区域间的差别更为扩大。辛亥鼎革推翻了帝制，民国肇建，但２０
世纪前期的中国政局混乱，军阀和各种地方势力此消彼长，将中国的政治版图分割得光怪陆离。日本侵华和国共内战，也使得政治形势变动不居。这种种复杂性，使得基督教在每个地区面对的环境千差万别，每个教会在发展过程中拥有的政治条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社会组织都很不相同，甚至迥然相异。中国基督教会正是在这种区域差异性中成长起来的，故若对这种差异性不能深入体察，对研究所涉及的区域历史缺乏了解和研究，则无法对各地基督教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形成鲜活、贴切的认识，蕴含在原始史料中的信息很可能得不到适当的解读，对教会历史的描述也会与实际状况相脱节。
其次，将基督教区域史研究与一般区域史研究相结合，有助于理解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地方因素的作用，从而真正深入地把握区域基督教史。不少学者对“本色教会”的理解似乎着眼于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教会具有了“中国文化的本色”便是“本色的教会”。这种观念固然有其合理性。在民国时期，主张基督教要体现中国文化本色的基督教思想家，其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当然是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就基督教的具体发展过程而言，在通常与国家意识形态相联系的主流文化之外，各区域的地方文化，同样在“本色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并非仅指具有自身民族文化的西南少数族群聚居区，或是西北等异于汉族文化传统的地区的基督教发展的状况。已有的成果显示，在这些地区，少数族群的文化显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了基督教的本土形态。但即使在汉族占人口多数的地区，各地的语言、习俗、民间信仰、社会组织等要素，均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除了地域因素外，近代以来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受外来因素影响较大的都市文化与变动相对缓慢的乡村文化，也存在很大差异，而从大的区域来说，其城市和乡村的情形彼此之间也很不相同。这些因素，无疑都对基督教在各地的具体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都以各种方式渗入了当地基督教会的组织、礼仪甚至信仰表达的方式当中。因此，所谓“本色化”不仅指“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地方化”。如果对地方文化的因素没有研究，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则对这些地区的基督教发展就很难真正达到深入的了解，对“本色教会”的研究也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再次，基督教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而非单向的发生作用。在基督教植根于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它所带来的信仰体系、组织方式、价值观念、话语系统乃至与其紧密联系的广义上的西方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对当地社会与文化发生各种形态的影响。对这种影响进行具体的考察、描述和评估，是衡量基督教会进入地方社会程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对地方社会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乃至相互表达的过程的考察，也是脱离静态、孤立地看待基督教在中国的植根与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必经之途。
三 期待开放的基督教史研究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作为历史研究领域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这种研究应该满足两个目标，其一，是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这一人们迄今仍了解甚少的历史过程，形成较为全面、具体和深入的了解；其二，则是在此基础上更丰富、更深刻地认识整体的历史，故研究者应该在一种整体史的感觉和理性认识中从事这项研究。如果说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则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但当今不少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成果给人的印象，就是基督教会独自地在各地发展，似乎和它所处的地方社会没有什么本质的联系。这样，就等于将基督教史从完整的历史画面中抽离，而忘记了只有同时关注其余的部分才能真正地看清这一特定部分，进而更好地理解整体的历史。我以为，如果要使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在整体上更上一层楼，使基督教区域史研究真正走向深入，就应该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的研究体系。研究者应当警惕一种没有中国历史或地方史的“中国教会中心”研究，要具有通史的眼光和追求，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者结成更密切的学术共同体。在问题意识方面，应具有更广泛的关怀，而非仅仅关注基督教会本身，这样也能使我们的讨论和学术成果能为其他领域的学者所重视与利用。在研究方法上，我认为应借鉴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融合到这些领域最新的学术趋势当中。一旦在研究工作上建立起这种“荣辱与共”的关系，通常令我们头疼的史料不足问题，也可以通过研究成果的共享而更好地得到解决；反过来，现在基本上只是为研究基督教史的学者所用的史料，也会成为所有历史研究者共享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