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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

作者：洪庆明 转自：《历史研究》2011年1期
年鉴学派应用计量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所取得的成功直接推动了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史研究。新一代的年鉴学派史家，以“系列史”方法为指导，研究书籍的社会经济史，解读书籍的社会文化功用，试图勾勒出18世纪法国的书籍社会学。但此后，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史学家的目光从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书籍社会学转向强调解读的阅读社会学。因此，对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从注重书籍计量到强调文本解读、从书籍社会学到阅读社会学、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对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今天史学家认识和重构启蒙文化史的重要知识来源，① 而且在史学视野和方法上引领着整个西方学界的书籍史研究潮流。在这个过程中，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成果，屡有同行学者的评论或反思文章问世，② 但将书籍史研究置于西方当代史学思潮变革的视野中加以系统的评析，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书籍史的介绍陆续出现，③ 但大多数是针对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方法或路径的概括性介绍，深入到书籍史的具体研究领域，并探讨其成就和不足的文章尚付阙如。因此，笔者不避浅陋，试图结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史学潮流演变的主要背景，考察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状况，在简略地介绍该研究领域的“前史”之后，主要梳理它兴起与发展的基本背景、研究所据的材料来源、分析史料的方法理论以及探索的历史面向，并对不同阶段研究成果的贡献和不足略加评估，希图促进我们对18世纪法国社会文化转型复杂性的了解。
一
美国史学家达恩顿在研究18世纪巴黎的新闻和媒体时说，法国旧制度时代如同今天一样，也拥有一个由各种媒体和体裁组成的密集传播网络，只不过今天它们早已被彻底地遗忘了。④ 但无论当时法国的传播媒介如何复杂，在一个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世界里，书籍无疑属于信息和思想传播最重要的载体。1758年，时任法国出版局局长的开明官僚马尔泽尔布就法国出版业问题，给王储所写的陈情书中提到“整个民族都渴求书籍”，用以阅读和收藏。⑤
尽管书籍在18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领域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法国学术界对18世纪书籍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一直到19世纪中期之后才出现相关的研究着作。欧仁·阿丹，一位图书馆员和书目学家，于1859年至1861年间出版了《法国出版物的政治文学史》（8卷本）。因其特定的学术背景和兴趣，该着作依然是传统的书目学，主要从政治和文学两个方面，介绍法国书刊出版简况。有鉴于此，他需要面对浩繁的资料，因此，他所作的描述时常不可避免地显得短促草率，所收录的书刊目录也存在大量遗漏。⑥
20世纪早期，一些文学史家从不同的视角关注到18世纪旧制度下的法国书籍史。1913年，巴黎大学文学系的J. -P. 贝兰博士出版了一本有关18世纪下半期巴黎禁书贸易的着作。该书从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印刷出版同业公会、巴士底监狱档案和私人回忆录中发掘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材料，在内容上涉猎到了旧制度末期法国的书籍检查制度、禁书的出版和销售、当局的管理措施等诸多方面。⑦ 作者从社会和政治两个维度考察巴黎的禁书情况，明显不同于当时文学史和目录学的研究路径，但他也仅止步于对禁书出版销售和旧制度书籍管控状况的简单描述，没有注意到这种非法书籍的传播手段、流行程度以及对阅读公众的思想影响，在当时的学界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法国另一位文学史学者丹尼埃尔·莫尔内，开始尝试从思想的社会传播过程审视启蒙运动。他没有仿照当时文学史的流行做法，即仅从18世纪少数着名文本里寻找和归纳启蒙时代的精神现象。相反，莫尔内通过检视旧制度末期法国私人图书馆的藏书清单，发现诸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伟大着作极少被收藏，在两万册图书中他只发现一本《社会契约论》。⑧ 因此，要弄清启蒙时代法国社会的总体精神氛围，必须另觅途径。经过十年努力，莫尔内于1933年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智识起源》。在这部业已成为经典的着作中，莫尔内一改传统的研究范式，把目光从经典作家的着名文本上转移开来，不再针对文本进行那种美学倾向的、非历史的文学解读，而是从社会传播角度研究18世纪法国的出版物：不仅考察文本本身，更关注着作的传播以及文学传播的机制，试图从总体上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出版状况。因为在莫尔内看来，“无论（启蒙运动）在人们的思想中散播了什么样的政治不满和怀疑精神，我认为都没有更具普遍性和决定性的公众意见演变来得重要。”⑨ 也就是说，莫尔内认为，18世纪法国革命思想的形成，不是那些少数一流作家或着名文本带来的，而是源自法国社会普遍的知识和文化变化。因此，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文人和文学作品，以及煽动性小册子、报刊杂志都被他纳入了研究范围。他相信，要真正抓住这个社会总体的精神氛围变化，不能仅注意一流文人，也要研究二流三流乃至末流作者；不能仅关注着名文本，也要研究那些业已被遗忘的卷册。
实际上，莫尔内的这种思路在他的书名中即已得到体现，他使用的是包含了精英思想、民众思想、舆论气候、文学运动、思想传播、集体心态乃至世界观等一切思想形式的“智识”。⑩为此，莫尔内不得不摆脱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路径，寻求新的史料来源和研究方法。他以大革命后私人藏书的拍卖清单为材料，并使用统计方法，弄清18世纪法国私人藏书的构成，希图借此衡量18世纪各种出版物在巴黎和外省的传播情况，进而了解社会公众思想的总体演变轨迹。
通过研究，莫尔内对启蒙时代的思想转变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释。在他看来，18世纪中期到1770年代，并非大作家及其着作改变了人们的头脑，他们既非革命者，亦非坚定的改革者。相反，大量三流乃至末流作者撰写的书籍或小册子，论题大胆激烈且数量众多，使社会公众得到了普遍阅读的前提条件，“所有人都渴望去了解去学习；所有人都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11) 正是这种广泛阅读，培育出怀疑和批判性的思想方式，并从社会精英向普通民众、从城市向乡村渐次传递渗透，使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形成了批判思考的总体思想氛围，“当人们获得‘观察’，和‘实验’的习惯之时；当人们要求科学对其提出的解释加以证明之时；当人们在农学体系原理中想要了解该种植什么和费用几何之时，人们同时也就获得了这样的习惯，即相信政治与物理、化学、或者小麦的生长并无不同之处，君主神话、秘密政治以及‘国家理性’（raison d'tat）均应摒弃和排除，人们有权去观察、讨论和要求现实的各种改革。”(12)
莫尔内的经验研究如今在许多方面业已被超越，他的一些结论也遭到质疑或否定，如他认为卢梭着作的流传并不广泛，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材料是拍卖的私人藏书清单，这些书在拍卖前要经过官方检查，所以被过滤掉了；他认为思想传播遵循从精英到大众的模式，实际上下层民众并非原封不动地接纳精英的思想，他们会按自己内在的经验加以接受和改造。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率先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更新：试图将所有出版物都纳入考察范围，并引入统计方法分析这些浩繁的材料；不是仅仅对少数着名文本中的思想原则进行精致的分析和归纳，而是将书籍与社会连接起来，考察18世纪法国出版物在社会中的流播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演变，从而开辟了“思想的社会史”研究之先河。(13) 就具体的历史认识而言，他的研究还提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即18世纪的法国人究竟在读什么书？书籍是否引发了革命？这些问题，仅仅依靠解读少数显赫文人的着作是不能解答的，必须把书籍置于社会背景当中考察。
然而，莫尔内的这部着作并未推动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的兴起，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史学界开始启动的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尽管与莫尔内类似，通过对书籍进行统计分析来衡量社会的集体心态，也与他的这部着作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当时年鉴学派在法国边陲城市斯特拉斯堡刚刚启动，他们倡导的新史学观念在史学界占据主导性地位尚需很长的时间；二是当时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重镇为索邦大学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和继后的阿尔贝·索布尔等人，他们强调革命的社会经济起源，将思想文化的转变视为居于次要地位的上层建筑；三是莫尔内作为文学史家，与年鉴学派并无联系，而且他所关注的是具备阅读能力的有教养阶层的心态世界，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下等阶层存在显着不同。(14) 书籍计量史研究的真正兴起，还需等待整个史学思想的深刻转变。
二
书籍史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法国史学研究实践存在直接关联，其中主要是计量系列史的大规模应用。20世纪30年代，系列史被用于经济史领域，更准确地说是用于价格长期波动的研究。(15) 到1950年代，随着布罗代尔以多元的时间观构建总体史图式，年鉴派史学家们开始大规模地采用计量系列史，研究人口和社会等中时段的“情势”变化周期。尽管在布罗代尔时代，集体心态史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史研究被降至边缘，但正是对社会经济史领域研究的持续深入，酝酿了突破变革的因子。
1960年代初出现的一些集体心态史论着，使人口史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与人口行为有关的价值和心态因素；计量系列史极大地扩展了能够纳入研究之用的材料，为史学家关注抽象的情感世界提供了支持，如“对贫民档案进行耐心的探究，导向了系列宗教史、生活态度史、夫妻婚姻史，进而是社会生活最根本的基础结构，导向爱情、生活和死亡史”。(16) 人口史研究的这种递变过程，启发了一些年鉴学派学者，他们发现系列史同样可以延伸到第三层次的计量，开始倡导对集体心理、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进行研究，以便让总体史更趋完整。(17) 在他们看来，研究社会意识层面“拥有的资料与经济学或人口学领域一样丰富，拥有的系列一样同质：它们可用于研究大众的识字率、教育社会学、宗教情感、精英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显性和隐性内容等”。(18)
年鉴派史学家欲将研究从社会经济层面延展至文化心态层面，书籍史无疑是他们践履这种想法的适恰对象。因为它具有流通商品和文化载体的双重属性，既能够将它作为生产出来用以交易和谋利的商品来研究，又可以将它作为通过图像和文本传递意义的文化符号来研究。(19)
1958年，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丹合作着述的《书籍的出现》问世。该书以长达500多页的篇幅，缕述近代早期印刷物的发展演变史，分析书籍世界里变动的社会关系，阐明书籍在商业贸易动能下的传播方式，并透视书籍与社会文化变革之间的关系。(20) 两位作者既未像观念史那样，把书籍与生产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隔绝开来，从而文本被假定为一种独立的抽象存在，也没有像印刷史学者那样，仅关注出版印刷技术的变迁过程。从内容构成上看，吕西安·费弗尔和马丹所依据的显然是年鉴学派社会经济史的视角，把书籍视为一种用专门技术生产出来的社会商品，同时具有文化传播功能。因此，他们把书籍置于社会背景当中，研究它在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作用和影响，力图构建一部书籍的总体史，从而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供仿效的模式。(21)
上述诸多因素的辐辏，为书籍史研究的兴起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高等研究实践院（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第六部的一批学者组成了以弗朗索瓦·孚雷为首的研究团队——后来被称为“书籍与社会”学派，接管了过去主要是文学史家、目录学家和印刷史学者关注的问题。孚雷明确宣称，“斗胆跟上经济史的新近进展，追随其脚步”，利用计量方法和18世纪恰好具备的计量材料——旧制度当局授予书籍出版发行权的许可证，一方面对社会文化产品的总体情形给出全景式描述，另一方面对各社会文化阶层或群体进行大量的专门研究。(22) 把“物”与“人”这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在孚雷看来，“人们就可以对大趋势及其发展机制获得一定程度的认知”，从而得以弥补传统的书籍史研究内在（解读文本内容的路径）与外在（书目学的路径）、个别例证（个体文本）与一般结论（社会思想趋势）二元割裂的局面。
孚雷等人这种重构法国出版物的社会经济史努力，产生了两卷本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他们的研究呈现了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的种种面向，包括书籍的生产、传播、分布情况以及与群体心态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他们确立起一种书籍史研究的新范式：
第一，将计量系列法大规模地应用于书籍研究。在孚雷等人的书籍与社会研究开始之前，法国学者R. 埃斯蒂瓦尔就开始以计量方法衡量旧制度时代的书籍生产状况。他利用出版备案局（Le Dépt Légal）的档案，统计了自16世纪到波旁君主制倒台这个时期内法国业已出版的书籍数量。(23) 但出版备案记录没有涵盖王国的所有出版物，埃斯蒂瓦尔因此用其他材料加以补充，其中包括出版管理局（la Direction de la Librairie）批准书籍出版的特许和默许记录、海关缉查的禁书登记册以及出版同业公会的记录簿，此外还有诸如《文学法兰西》等报刊上登载的书评信息。埃斯蒂瓦尔于1963年完成的《18世纪君主制下法国的书目统计》论文中，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计量分析，基本廓清了18世纪法国旧制度时代的书籍出版周期变化状况，以及君主政府对出版业复杂的行政管制的影响。(24) 但他的目标更多地在于用简练、科学的方式表达历史，也就是“历史的图式化”（schématisation historique）。因此，马克·博卢瓦佐在关于该书的出版简介中提到，人们期待着综合性研究，通过出版物追索启蒙时代“法国思想总体的和量化的演变历程”。(25)
孚雷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正是根据埃斯蒂瓦尔发掘出来的材料源——法国出版管理局的特许和默许记录、官方文学报刊中登载的书评信息等从事研究。孚雷把1720年代到1 788年旧制度当局特许和默许出版的书籍，按照书名分别归入神学、科学与艺术、法律、历史、纯文学五大门类下，(26) 然后，选取几个间距均匀的时间段组成同质的、反复的和可比较的系列，并对它们进行计量。让·埃拉尔和雅克·罗热则选择《学者报》和《特雷武报》上刊载的书评作为计量材料。他们同样按照受评图书的内容，分别归入旧制度时代的五大图书分类中，据此观察这五种类型图书出版数量的消长变化。(27)
第二，“书籍与社会”研究团队明确地将书籍出版发行与社会心态联系起来，希图借助研究书籍探明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费弗尔和马丹的《书籍的出现》，在阐述“书籍的文化作用和影响”时，仍然只是从书籍的传播效应讨论书籍对宏观社会文化变迁——如宗教改革和拉丁文化式微——所起的作用，尚未意识到将书籍内容与社会心态取向连结起来。而在书籍与社会研究团队的实践中，则明确了此一方向。
孚雷重现了18世纪法国书籍出版的基本趋势：在特许出版的书籍中，整个18世纪，法律、历史和纯文学方面的书籍出版数量在书籍出版总数中所占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但从1724年到1789年间，两类书籍——“神学”与“科学和艺术”所占的份额颠倒了过来，宗教书籍从17世纪末占特许出版书籍总量的1/2降至1780年代的1/10，填补它空出份额的是代表世俗文化的艺术和科学类书籍；默许出版的书籍也呈现类似的趋势，神学和法律书籍几近消失，纯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题材占绝对优势，其中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书籍增长尤为显着。(28) 孚雷得出结论说，这种趋势的变动，是18世纪法国集体趣味转变和易于接受新观念的显见征象，它表明了上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即启蒙哲人将神性从人的世界里排除出去的努力。埃拉尔和罗热对两份文学报刊书评进行统计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能够论证的总的事实是，神学书籍下降，自18世纪初开始，科学奇事书籍比重日增，各种传统形式的文学书籍持续不变”。(29)
第三，沿用社会史惯常的社会分层阐释图式，“书籍与社会”研究小组通过考察书籍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传播或占有情况，探究18世纪法国特定环境下从大众到精英阶层的基本社会状况——既包括财富等级、经济地位、阶层差异和社会流动，也包括不同类型社会群体的知识结构和心态世界，从而在社会阶层与文化心态之间建立对应关系。
伯莱姆试图从“蓝皮丛书”（Bibliothèque bleue）和民间历书着手，解析18世纪法国大众文化心态的转变。她认为，17、18世纪以蓝皮丛书为代表的大众文学内容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原先的占星术和神鬼故事逐渐被关于社会现实和人本身的故事所取代。这种“朝着现实，朝着当下，朝着人本身的渐变”，反映了18世纪法国大众心灵世界中理性和世俗精神的滋长。她宣称：“受占星术控制和深信谚语的地道的农夫，也开始追寻方法、道理。”(30) 17、18世纪的民间历书内容反映了与蓝皮丛书类似的变化趋势，这表明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理性和怀疑精神开始渗透到法国大众心态世界中。(31)
布朗科利尼和布伊西以1777年出现的“简单许可”（permission simple）(32) 登记记录为计量材料，分析了外省的书籍消费情况。他们得出结论说，除教科书和宗教书籍外，18世纪法国外省的书籍消费非常微小。“启蒙世界的书籍根本没有渗透到法国外省，仅有小说开启了现代性的文化冒险历程，但微不足道”。(33)
那么，相比于深陷在惰性心态结构当中的外省受教育阶层，更高层次的外省知识精英阶层情况怎样？根据罗什的研究，由传统精英（包括贵族、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士）组成的外省学院，不仅对社会的贤能之士敞开大门，对新思想也持开放态度，关心科学进步和社会福祉。(34) 在让-路易和玛丽·弗朗德兰研究的巴黎沙龙社会里，处于思想变革中心的知识精英更热衷于启蒙的新思想。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们谈论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涉及时事、哲学、政治甚至经济学等。(35)
三
在“书籍与社会”学派的推动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得以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36)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资料范围继续扩大，如教会的结婚登记簿、私人藏书清册和死后财产清册均被纳作新的计量材料；二是关注的主题更加广泛，更为细致的区域和个案研究开始出现，研究者将目光对准18世纪的识字率、不同阶层读者的藏书偏好等主题，试图借此弄清楚18世纪法国“谁在读书”、“谁在读什么书”和特定地区的阅读取向，进而以此辨析出这个时期法国不同社会群体或不同地区的心态状况。
18世纪的法国“谁在读书”？研究识字率对回答这个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1972年至1975年，孚雷和莫娜·奥佐夫与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其他专家一道，利用教区婚姻登记簿上的签名作为编制计量系列的材料，统计了从加尔文到茹尔·费里时代法国人读写能力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17世纪之前只有社会精英阶层能读能写会算；直到18世纪，由于资产阶级识字率大幅提高，因而拉升了法国的总识字率水平：从1686—1690年至1786—1790年期间，男性的识字率从29％上升到47％，女性则从14％上升到27％。但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18世纪法国的读写水平存在地域上的不平衡，北部要高于南部，城市要高于农村。(37) 丹尼埃尔·罗什对巴黎民众阅读的研究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18世纪，“日益增长的识字率、阅读物的增加、图画和歌曲的流行，所有这些都让巴黎普通人或多或少地介入阅读”。(38)
18世纪的法国“谁在读什么书”？此一时期众多法国学者利用公证人记录、死后财产清册和私人藏书拍卖清单，研究某个阶层或个人的书籍占有情况，将关注的视野进一步拓展至阅读倾向层面。M. 马里翁统计了1750—1759年巴黎近4000份财产清册，其中仅有841份提到至少一本以上的书。拥有书籍的人数比例，僧侣阶层是62.5％，贵族44.5％，而第三等级只有17.5％，这表明不同等级、不同财产水平的阶层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39) 罗什分析了法兰西科学院终身秘书迈朗的藏书，在18世纪这位贵族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藏书中，科学和艺术类藏书比例高达65％，而神学着作仅占5％。因此，罗什认为：18世纪法国贵族化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是对宗教的忽视和对知识的渴求。(40) 其他学者对巴黎教士、总包税人和外省知识精英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在18世纪法国人的阅读旨趣里，对知识和精神的世俗化追求超越了宗教虔诚，也就是孚雷所谓的“非神圣化”趋向。(41)
此外，一系列论着将目光对准地方性的书籍文化，以便能够更清晰地了解18世纪法国阅读社会学的景象。阿尔贝·隆萨对洛林的研究表明，这个不受法国司法控制的地区，尽管向邻近的省份供应书籍，但鉴于该地区较高的识字率和相对发达的文化，它所生产的书籍大部分用来满足本地消费，在宗教、哲学或淫秽书籍方面甚至是重要的输入地。莫利纳则研究了另一个不受王国政府司法控制的地区——阿维尼翁的印刷出版业情况，他发现为了避免王权的遏制，该地区向邻近市场供应的书籍主要是传统的宗教着作，向远处的顾客则供以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学着作。(42) 凯尼亚尔早先用商业簿记、公证书和政府档案，研究了1760—1789年间鲁昂的书籍生产和销售情况，他从宗教书籍数量的大幅下降判定，这个城市的集体心态在旧制度末期呈现“非神圣化”趋势。凯尼亚尔接着对18世纪法国整个西部地区阅读模式的研究，更是将书籍计量史研究发展到新的高度。他借助日趋成熟的计量分析路径，用结婚登记簿计量读写水平，用财产清册探察书籍占有情况。凯尼亚尔精细入微地辨析出不同社会阶层所阅读的书籍类型，表明在不同时期西部各城市或地区间的阅读模式存在复杂变化。17世纪末只有雷恩和鲁昂这样的大城市读者数量较多；到1725—1730年，提到书籍的财产清册数量在西部各地都上升了10％。在此后的30年里，只有少数几个城市书籍持有量继续上升；1760年后除鲁昂外这个数字在各地都处于下降中。但他所计量的系列也显示了同样的大趋势，即宗教类型的书籍数量至18世纪中期急剧下降。(43)
概言之，20世纪60年代，“书籍与社会”学派主要追随年鉴学派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熟经验，利用计量方法，着重从经济和社会层面探索书籍的出版发行和社会传播情况，并根据此种情况加以分析，从中找出18世纪法国社会群体心态和文化思想的长时段演变趋势。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和深化了旧制度思想史的内容，而且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域，构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演变进程的重要一环。
首先，就旧制度思想史研究而言，传统的文学史和观念史主要依靠传之后世的文字材料解析这个时代的思想原则。那些没有能力留下自己文字的社会群体，或留下了文字但被时间湮没的个人，他们的观念世界皆被排斥在了历史的重构之外。承袭着年鉴学派关注下层民众史观的“书籍与社会”研究，意欲祛除的正是这种依靠少数文本归纳时代思想的研究取向，孚雷在他的研究论文里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传统的文学研究导致根据个体的证据推定社会的和集体的现象，这个方面恰是史学家首先想要推翻的”。(44) 他们试图利用计量系列法，将该时代生产的所有书籍都纳入研究范围，分析社会总体思想趋势，同时对各阶层进行特定研究，通过探明书籍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布情况，来辨识社会群体的心态、观念和信仰。
正是在这样的史学观念下，书籍与18世纪法国下层社会心灵世界之间的关联，被带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多样的群体心态图景取代了单一抽象的思想原则，18世纪法国社会的思想画面因此显得更加丰富和完整。
其次，就“书籍与社会”学派促进史学进步而言，该团体将书籍置于社会当中进行考察，分析书籍在各个社会面向——从经济、社会、政治到文化心态——中的作用和影响，形成一种书籍的社会学。这种研究路径，“揭示了18世纪法国芸芸大众所经历的、而非出现在后人所选择的少数经典中的书籍文化的总体轮廓”，(45) 它既有别于观念史对上层精英文本进行精致解读的做法，也不同于社会史专注于对下层社会结构的深入探究，而是将文化观念与社会结合到一起进行考察。这种被史学界称为“观念的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不像社会史那样，仅按财富或身份贵贱概括社会分层，而是按文化差别，如文化能力（读与写）、文化产品（书籍的拥有）和文化态度（如生死观念）进行社会等级的划分。它也不像旧的观念史那样，仅解读少数着名的文本，将观念隔离在它所植根的社会环境之外，而是对书籍和心态进行全面总体的考察。更重要的是，从新的历史面向考察书籍，需要新的方法论，发掘新的材料或从旧资料中发现新的用途，“书籍与社会”学派经过大量的研究实践，最终确立了书籍史研究的范式。而且，这种范式逐步传布到欧洲和美国，促进了书籍史研究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46)
然而，他们利用计量方法研究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在史料、方法和历史解释方面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很快就遭到了质疑。
（一）史料方面。仅根据官方的出版许可登记编制而成的系列数据，用以衡量18世纪法国书籍的生产和流通状况，这是否合理？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18世纪法国流通和消费的书籍中，不仅有这些得到官方准许出版的，还有大量在国外出版然后偷运到法国销售的非法书籍，以及外省的盗版书。16世纪以降，法国边境甚或其他地方的国外出版商就出版禁书，并秘密将它们输入法国市场，尤其是荷兰和瑞士，“这两个庇护着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新教共和小国，成为哲学和淫秽书籍生产的活跃家园”。(47) 据法国国家文献学院的J. 阿尔蒂埃后来的统计，1764年出版并存留至今的1548种法文着作，只有22％得到官方特许，另外还有18％默许出版，也就是说，还有60％的书籍没有被包括在孚雷的研究范围内。(48) 到18世纪后半期，两本法文书中有一本甚至更多在王国之外出版。(49)
根据达恩顿后来的研究，这些为逃避旧制度官方审查制度在境外出版的书籍，被巴黎的书籍警察称为“坏书”（mauvais livres），印刷商的行业切口称之为marron，而出版商和售书商则用一个比较褒扬的词：“哲学书籍”。(50) 它们既包括伏尔泰、卢梭、梅西耶等启蒙哲学家的严肃着作，也包括黄色小册子、政治流言和桃色故事。这些哲学书籍通过嘲笑宫廷的繁文缛节，消解国王的神圣面纱，并让读者感到自己是一个专制腐朽政权的受害者，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对旧制度更具侵蚀作用。因此，孚雷仅凭官方的出版许可档案计量18世纪法国书籍，就得出“法国社会和文化非神圣化”的结论，这种论证实际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研究方法。以计量方法研究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是否合理，同样遭到了质疑。毫无疑问，计量方法可以澄清书籍生产的总体构成，也能够统计个人的藏书类型。但书籍计量史通过统计书籍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分布情形来判定集体心态，在许多批评者看来，存在化约论的倾向。首先，它套用社会史的分析框架，以阶级分层或社会环境界定思想心态，难道同一个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文化心态世界完全隔绝两分？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路径把思想内容化约为文化物品的数量，忽略了读者的能动作用和文本的具体内容，将书籍视为脱离具体内容的抽象存在，将阅读看作不存在历史变量的普遍过程，读者是阅读物的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但事实上，即便属于同一类型的书籍，每一本的具体内容也千差万别；即便读者拥有同一本书，不同的读者或不同的阅读方式（如朗读或默读），会导致对文本的不同理解。诚如夏蒂埃所说，读者的头脑不是随意印刻的蜡，“书籍提出的种种新表象（représentation）并不会印刻到读者的头脑当中，在任何时候，书籍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用途和多样的解释”。(51) 达恩顿对法国学者利用计量方法研究心态的做法，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同于经济学的物价系列、人口学的生命统计以及（更成问题的）社会史里的职业类别，文化对象不是由历史学家而是由其所研究的人们来制造。它们自行传递着意义，因此它们需要被解读，而非被统计。”达恩顿甚至断言，曾在法国势头强劲的心态史学，仅15年后就似乎动力耗竭，或许正是因为它过分进行文化的量化，而低估了社会交互过程中的象征元素。(52)
（三）历史解释方面。书籍计量史采用大规模的文献资料组成长时段的均质系列，统计在此时段里书籍生产的总体变化并据此分析集体心态的演变过程，结论必然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心态世界充满惰性、连续性超过变化性。结论之所以在研究尚未开始时即已注定，因为他们要研究的心态属于长时段的“情势”之列，是一个连续稳固的结构。此后的计量操作，只是选取了书籍作为对象来证明理论的预设而已。大革命是一个突变，所以计量系列的时间范围只能限定在旧制度下，才能保证这个结论。因此，有学者批评，计量系列史忽略了具有独创性的个体作品，枉顾了启蒙时代活跃的创造。20世纪70年代，孚雷本人转向大革命史后，在自己那本着名的革命史着作中提出，1750年后急剧生成的、以卢梭为代表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是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动力。(53) 前后短短数年间，他对18世纪法国社会精神图景的看法差异如此之大，只因其视角从长时段转向了政治史而已。
四
上述“书籍与社会”学派研究范式的诸多疑问之处，“削弱了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凸显了权威认知的局限性”。(54) 为了应对质疑，弥补书籍计量史范式存在的不足，一些法国史学家不断地对既有的成果进行反思，探索新的研究路径。
有关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领域的新尝试，始自马丹和夏蒂埃在20世纪70年代末着手编纂《法国出版史》。(55) 夏蒂埃在阐释主编这部4卷本巨着的意图时强调说：“这是一部出版史，而不是一部书籍史。”因为在他看来，“出版活动……包括选择或定制文本、控制将文本变为书籍的操作过程以及确保书籍在购买者中的配送。在这个过程里，书籍的技术史与生产史之间、书籍交易社会学与阅读社会学之间、书籍的实体研究与文本的文化研究之间产生了相互联系”。(56)夏蒂埃等人在这部着作里所展示的新视野，与他此前持续数年的思考有密切关系。
早在1974年，他和罗什在一篇书籍史研究评述的文章里，除回顾书籍史研究已有的进展外，更针对现有成果中的不足提出了补正的路径。夏蒂埃和罗什不仅建议把书籍史研究范围扩展到文化社会学和书籍版本学领域，而且倡导借鉴语义分析、图像分析和符号学的方法，以非计量的路径探索书籍与心态之间的关联。(57) 书籍计量史通过统计不同门类书籍的生产和占有情况判定心态世界，这一研究取向遭到了金兹伯格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书籍计量史否认了社会行动者对待文化产品或思想内容的变化，读者如何使用读物才是决定性的问题，仅分析印刷物的主题和不同门类书籍的传播情况，是不能解答该问题的。(58) 有鉴于此，夏蒂埃和罗什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提出要关注“读者使用读物的方式”。(59)
1980年，在一篇“检讨观念史/心态史研究”的文章中，夏蒂埃借鉴德·塞托的文化消费理论，就读者使用读物的问题给出了基本的理论构想：打破文化生产和消费遥相对立的观念，把读者的文化消费看作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尽管它生产的不是产品，但是建构了表象，一种与生产者（作家或艺术家）在作品中引介的表象永不相同的表象。(60) 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书籍过程中，会对文本进行创造性和发明性地“挪用”，生成自己的表象。然而，如何在研究中把读者的角色提升至中心地位，夏蒂埃在这篇文章中尚未有清晰的思路。对于“什么是阅读？如何重构从前的阅读？”他还只是尝试性地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决办法。(61) 但接下来的一系列研究实践，透露了他解答此一问题的基本路径。
第一，突出文本研究，分析文本的话语和实体形式对读者阅读的影响。1982年，在研究17、18世纪“蓝皮丛书”中有关社会流浪群体的文学作品时，夏蒂埃对六个代表性的文本进行解读。(62) 他详细耙梳了文本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策略、出版商为适合大众阅读对内容的精心裁剪、书名的更改、插图的使用等各方面，试图解析文本的实体形制对读者阅读感受的影响。而且，夏蒂埃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的具体内容当中，分析故事主旨与现实之间的连结，如根据行会规章描绘“乞丐王国”的入会仪式，把乞丐社会描写为一个与法国君主制类似的等级王国，以俚语叙述的乞丐生活与当时城市公共空间惯习相交织。这些细节，为读者的阅读想象提供了熟悉的参照系，让他们相信内容的真实性，并在将社会上层与底层的比照中得到愉悦。“当共同的社会经历被转变为常见的文学形象时，关于乞丐和流氓的书籍——主旨楔入对现实的统治阶级的想象中——就很可能被估量为确凿的事实”。(63)
1984年出版的《法国出版史》第2卷有大量篇幅阐述书籍的实体形式以及文本内容。因为在作者看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与读者的阅读体验密切相关，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不仅仅取决于其作者所推介的阅读程式，也取决于诸多微末且多变的印刷排版现实，它们外在于文本，但却组织着对文本的诠释”。(64)
第二，加强对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阅读实践研究，探索读者对书籍的各种使用方式和多样的阅读习惯。书籍计量史将阅读假定为被动的和静态的，夏蒂埃和罗什对此提出批评说，阅读方式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是与特定文化和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活动，受社会关系模式和时代观念的影响。因此，在《法国出版史》第2卷中，他们着力重构了17世纪中期到旧制度末期法国人的阅读实践模式。(65) 夏蒂埃和罗什首先承袭此前书籍史的路径，描述了这个时期法国各个阶层对书籍的使用情况。接着，他们转向纠正过去研究中的偏颇，即根据私人藏书情况勾勒旧制度下法国人的阅读经验。他们提到：“所读之书并不总是拥有该书，绝非如此。1660—1780年间，王国内有利于促进书籍阅读的机构和实践方式纷纷涌现，我们应该对这个私人藏书之外的领域加以研究。”(66) 这个领域不仅包括各个层次的（国王的、城市的、教区的或修道院的）公共图书馆网络，还有读书会（sociétés littéraires）、阅览室（chambre de lecture）和租书店等民间网络。图书流通公共机构的发展，拓宽了该时期法国人获取书籍的渠道。
那么，法国人怎样使用这些书？针对这个问题，夏蒂埃和罗什围绕着三个相对应的概念——私人独自阅读和公共场所阅读、朗读和默读、精英的阅读和民众的阅读，勾勒1760—1780年代法国人的阅读方式。他们利用18世纪画作呈现的阅读场景，观察到此一时期法国人阅读私密化的趋势，但集体的大声的阅读在城市空间时时可见，一些人向那些不识字者或阅读困难者大声朗读公告招贴的内容。然而，精英私密的静默的阅读和民众集体的大声的朗读并不是绝对的，精英在社交聚会时也高声朗读给朋友听，而依靠别人朗读的民众，也会在挪用过程中建立自己与读物的关系。
夏蒂埃希望通过对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描摹出书籍与集体表象形成之间精微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读者的阅读实践，它决定着读者对文本的最终接受。这样的研究路径，在他看来，可以矫正书籍计量史的简单化取向，即仅通过衡量书籍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不均衡分布判定文化心态的差别。(67)
夏蒂埃等人的努力，首先极大地丰富了书籍史研究的领域，关乎读物获取途径的社会传播机制、(68) 关乎读者挪用文本的各种阅读方式和文本的实体形制及内容，都成为研究的新对象，此前围绕着书籍的各种社会面向的书籍社会学研究，转变为围绕着影响阅读活动的各种因素的阅读社会学研究。其次，他们也实现了方法论的更新，将书籍计量史对书名的分类统计发展到深入文本的具体内容进行解读。更重要的是《法国出版史》的面世，标志着法国书籍文化史研究范式的成功转型。如果说前期书籍史阐释的基本脉络是“书籍文类及分布→集体心态状况”，那么到夏蒂埃这里则发展为“文本的实体和话语形式→读者的利用和接受→集体表象的形成”，后者考虑了从书籍到心态之间种种复杂的变量。但值得一提的是，新兴的阅读史与前期的书籍史彼此相连。夏蒂埃坦承，计量书籍史研究累积下来的大量专业论着，为大型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基础。在《法国出版史》中，他不仅大量引用了书籍计量史的研究成果，而且继承了年鉴派的传统，研讨书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面向仍然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目的，只是希望纠正书籍计量史对历史简约化的阐释，通过研究读者接受文本的复杂情境，以便更全面地认识印刷物的文化作用和影响，让书籍史生成新的“法国性”。
在1990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中，夏蒂埃进一步检验了他的“文本→阅读实践→集体表象”的阐释脉络。他声称，旧制度末期法国传统权威的“非神圣化”，既不是因为那些蕴涵启蒙话语的书籍，也不是因为攻击权威的诽谤性小册子。读者读什么类型的书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读。他提出，18世纪法国经历了一场“阅读革命”，法国人从精读细读为数甚少的权威着作，开始转向广泛的、自由的和带有批判性的阅读。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哲学’书籍的内容，它们可能没有一般认为的那样影响巨大。更可能是一种新的阅读模式——即便人们阅读的书籍内容完全遵从宗教和政治规范—产生一种批判的态度，从而把人们从对先前表象的尊崇和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69)
与此同时，“作为年鉴派思想在大西洋彼岸主要传播者”的达恩顿，在启蒙时代的书籍／阅读史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第一部力作是《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该书是达恩顿受法国1960年代书籍史研究的影响和英国史学训练相结合的产物。他在序言里指出，法国人将书籍史研究领入了广阔的总体史道路，他们的研究倾向于统计学和社会学，对书籍生产进行宏观考察或对私人藏书予以微观分析，但忽视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而这个过程在英国得到了最好的研究，英国人从出版商的账簿和销售商的分类账簿中挖掘材料，不同于法国人主要利用出版登记档案或私人财产公证档案。所以，他试图将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法国人的社会史视野结合起来，在美国开创出具有原创性的书籍史。(70)
在这样的雄心下，达恩顿以百科全书作为切入点，首先静态地追溯了它的版本史和印刷史，接着从动态上描绘18世纪法国社会各色人等围绕百科全书出版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出版、盗版和反盗版、运输、销售、阅读和沉思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内容。这样，达恩顿将纷繁复杂的书史及宏大社会经济史水乳交融地契合到了一起。后来，他把这种研究路径归结为“传播循环”理论，(71) 作为书籍史研究的一种范式。
但达恩顿对法国人过度地使用计量方法研究文化心态的不满，使他很快转向文化人类学。他的灵感主要来自于人类学家格尔茨，他们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共同开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格尔茨将文化定义为“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礼仪、习俗、行为或文本等象征符号则是意义的承载物，人们通过这些象征形式交流、传承和发展他们关于生活的知识和对生活的态度。(72) 那么，怎样解码蕴涵在这些难以理解的、隐晦的象征符号里的意义，以勾勒异文化的生活与心灵世界？格尔茨给出的破译工具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也就是研究者要深入到其研究对象的文化系统内部，对捕捉到的符号行动进行密集地描述，析出其中的意义。
达恩顿试图按照上述格尔茨提供的文化概念、方法和研究程序，开辟18世纪法国书籍文化史研究的新范式。此后，在研究旧制度书籍阅读史的着作里，他走上了对具体文本进行微观释读的道路。按照他的思路，所有文本都带有它产生的时代特定的通行话语习惯——显然是来自格尔茨的文化观；且它们都具有激起读者反应的潜在策略——用他自己的语汇来说就是文本的“说服技巧”（technique of persuasion）；文本内外相通的文化编码使读者与文本角色发生共振，(73) 文本的主旨由此进入读者的头脑。因而，通过深入文本及其语境当中，就能较好地理解旧制度读者在面对文本时的阅读反应。达恩顿对18世纪法国读者怎么读卢梭作品和非法的“哲学书籍”的分析，就是根据这样的思路进行的。(74)
综上所述，在法国18世纪阅读史研究中，夏蒂埃和达恩顿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夏蒂埃主要接受了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因此他关注的是具体实在的阅读实践，认为阅读行为的历史变化，是造成18世纪法国社会集体心态转变的关键因素。达恩顿则主要接受了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因而将研究焦点投向了解读文本的文化意义，认为“读者的内在经验与文本说教之间的沟通”，决定了他们对文本内容的吸纳和世界观的形成。
两者的不同，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法美两国在文化史研究方向上的差异。与美国相比，社会史传统极其深厚的法国，尽管也借鉴其他学科新开辟的视野和方法，但其重心未脱具体的社会实在，如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只是将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引入历史研究领域，而非完全仿效文化人类学的阐释路径。由是之故，对于达恩顿将经过创作的文本等同于实际发生的实践行为，夏蒂埃表示质疑，他们之间曾因此爆发过一场争论。(75) 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呈现了从文本向心态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机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思索启蒙话语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然而，阅读史研究所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研究背后的理论影响过大，导致史学家们更多地沉浸在寻求理论视角和构建解释模式中，而在档案材料挖掘和拓展方面比前期大为逊色，如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主要是根据既定的研究路径，利用众多二手材料构建起来的解释模式。其次，阅读史研究过度地注重对文本、表象或象征符号的解读，使历史看上去不像是真实发生的客观存在，而更多地像是观念构建的产物，如果每个人的观念不同，对同样的历史就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接受文化人类学和文学影响的达恩顿的阅读史研究尤其如此，乃至他自己都不无担心地说：“这种文化史属于解释性科学，它看上去也许太过文学化，在英语世界难以列入‘科学’的名册。”(76)
结语
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存在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从以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历史转向读者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构的历史”，但它们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存在着密切关联的连续过程。
年鉴派的史学家们把书籍和印刷品研究从书目版本学家和印刷史学者那里接了过来，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史和观念史的研究范式，将它们放在社会中，作为一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力量加以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18世纪法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演变复杂性的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让人们看到书籍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为如何研究书籍/阅读史开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范式。《法国出版史》的研究视角和撰写体例，为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各国史学家仿效，是西方书籍史研究勃兴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夏蒂埃、达恩顿在内的西方史学工作者继续在该领域耕耘，(77) 着力研究西方世界近500年来书籍的出版史、印刷史、传播史、阅读史和书写文化史等，既有国家以上层面的宏观研究，也有地区层面的专门研究；既有纵贯百年的长时段研究，也有某一具体时间或事件里的短时段研究；既有总体的计量统计，也有单独的文本解析，研究主题扩展到人们能够想得到的任何与书籍相关的方面。甚至有学者将这种视野转向遥远的古希腊罗马世界，研究那个时代人的识字率、写作和阅读活动。(78) 递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形成和引申而来的范式，也开始被用于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中国的书籍出版史得到了初步考察。(79)
注释：
① 譬如Jean-Pierre Rioux & Jean-Franois Sirinelli, eds.,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4 tomes, Paris:dition du Seuil, 1998. 这部着作已不仅关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高端文化的传统文化史，而且关注社会文化史，且其中第3卷前面涉及启蒙时代的内容，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研究法国18世纪社会文化史成果的综合。
② Alphonse Dupront, 《Livre et culture dans la société franaise du XVIII[e] siècle(réflexions sur une enque)》, Annales: ESC, vol. 20, no. 5, 1965, pp. 867-896; Roger Chattier & Daniel Roche, 《Le livre, un changement de perspective》, Jaques Le Golf et Pierre Nora(dir.), Faire de l' histoire: nouveaux objets, Paris: Gallimard, 1974, pp. 115-136; Chartier & Roche, 《L' histoire quantitative du livre》, Revue francaise d' histoire du livre, no. 16, 1977, pp. 477-501; Robert Darnton, “Read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Daedalus, Winter 1971, pp. 214-256; Raymond Birn, “Livre et Société after Ten Years: Formation of a Disciplin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 151, 1976, pp. 287-312; Roger Chartier, “Frenchne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From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to the History of Reading, ”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vol. 97, 1988, pp.299-329.
③ 安占华：《法国书籍史研究简介》，《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期，第30—33页；李长声：《书、读书、读书史》，《读书》1993年第6期，第136—142页；孙卫国：《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中国典籍文化》2008年第3期，第92—96页；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第15l—180页；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9—17页；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第257—314页。
④ Robert Darnton, “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 News and the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1.105, no.2, 2000, p.7.
⑤ Guillaume de Malesherbes, Mémoires sur la librairie et s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Paris: H. Aagsse, 1809, p.427.
⑥ Eugene Hatin, Histoir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resse en France, 8 tomes, Paris: Porlet-Malassis et de Broise, 1859-1861.
⑦ J.-P. Belin, Le Commerce des livres prohibé à Paris de 1760 à1789, Paris: Belin Fréres Librairesditeurs, 1913.
⑧ Daniel Morner,Les enseignements des bibliothèques privies, 1750-1780,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no. 17, 1910, pp.449-496.
⑨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715-1787, Lyon: La Manufacture, 1989(1[ère]éd., Paris, 1933）, p.528.
⑩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 24.
(11)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 236.
(12)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 529-530.
(13) Rent Pomeau,《préface》,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p. 16-20. 文中对莫尔内在此方面的影响做了简略的介绍。
(14) Jack R. Censer & Jeremy D. Popkin, eds., 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3-4.
(15) 关于系列史研究的演进，参见 Jacques Le Golf, Roger Chartier & Jacques Revel(dir.),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Retz-C.E.P.L, 1978, pp.508-509.
(16) Pierre Chaunu,《L'économiques-Dépassement et prospective》, Le Goff et Nora (dir.), Faire de l' histoire: nouvelles approches, Paris: Gallimard, 1974, p. 65.
(17) Alphonse Dupront, 《Problèmes et méthodes d'une histoire de la psychologie collective》, Annales: ESC, vol. 16, no. 1, 1961, pp. 3-11; Pierre Chaunu,《Un nouveau champ pour l'histoire sérielle: le quantitatif au troisième niveau》,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Fernand Braudel, tome 2, Toulouse: Privat, pp. 105-125; Francois Furet, 《Le quantitatif en histoire》, Le Goff et Nora(dir.), Faire de l'histoire: nouvelles probèmes, Paris: Gallimard, 1974, pp. 42-61.需要说明的是，肖努和孚雷倡导向意识和文化层次研究进发的文章虽然出版于70年代，但他们早在1965年就有集体心态研究的论着问世，因此这里所注的文章实际上是思考并实践的后的表达。
(18) Francois Furet, 《Le quantitatif en histoire》, p. 59.
(19) Chartier & Roche, 《Le livre, un changement de perspective》, Le Golf et Nora(dir.), Faire de l'histoire: nouveaux objets, p. 115.
(20) Lucien Febvre & Henri-Jean Martin,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ditions Albin Michel, 1958.
(21) Jack R. Censer & Jeremy D. Popkin, eds., 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4.
(22) Francois Furet,《La Libraire du royaume de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Geneviève Bollème et al.,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tome 1, Paris: Mouton & Co, 1965, p. 4.
(23) Robert Estivals, Le'dépt légal sous l'ancien régime, 1537-1791, Paris: Librairie Marcel Rivière et Cie, 1961.
(24) Robert Estivals, La statistique bibliographique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Mouton & Co, 1965.
(25) Marc Bouloiseau, 《Notices:La statistique bibliographique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c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no. 186, 1966, pp. 612-613.
(26) Franois Furet, 《La Libraire du royaume de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p. 14－17.上述五大类是18世纪通行的图书分类法，当时长长的书名提供的信息，使人能够很容易判定书籍属于什么门类，但也有从书名上看不出来的，研究者们必须花费时间进行鉴定。
(27) Jean Ehrard et Jaques Roger, 《Deux périodiques francais du 18[e] siècle: ‘le Journal des Savants’et ‘les Mémoires de Trévoux’》, G. Bollème, et al.,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tome 1, pp. 33-60.
(28) Franois Furet,《La Libraire du royaume de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p. 20-22.
(29) Jean Ehrard et Jaques Roger, 《Deux périodiques francais du 18[e] siècle:‘le Journal des Savants’ et ‘les Mémoires de Trévoux’》, p. 56.
(30)G. Bollème, 《Littérature populaire et literature de colportage au 18e siècle》, G. Bollème, et al.,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tome 1, pp. 88-89. 与自己此前的研究不同，芒德鲁认为，流行在乡村世界的蓝皮丛书“激情的囚笼”，与当时强调理性、反对宗教的精英文化相反，蓝皮丛书代表的大众文化反映的是17、18世纪法国大众惰性的心态结构，参 Robert Mandrou, De la culture populaires aux XVIIIe et XVIIIe siècle, Paris: Stock, 1964.
(31) G. Bollème,Les almanachs populaires aux XVIII[e] et XVIII[e] siècle, Paris, 1969.
(32) 根据1777年8月30日国务会议决议，对特许权到期或作者去世后的着作，所有出版商都可以向出版总局申请再版。官方批准的许可状上带有掌玺大臣个人的简单签名。在巴黎占据着出版垄断权的情况下，该法令给外省出版商提供了一定的机会空间，因此96％的“简单许可”都是给予了外省。参见J. Brancolini et M. Bouyssy,《La vie provinciale du livre à la fin de 1' ancien régime》, M. T. Bouyssy, et al.,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tome 2, Paris: Mouton & Co, 1970, p. 4.
(33) J. Brancolini et M. Bouyssy, 《La vie provinciale du livre à la fin de 1'ancien régime》, p. 82.
(34) Daniel Roche,《Milieux académiques provineiaux et société des lumières》, G. Bollème, et al.,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pp. 93-184.
(35) Jean-Louis et Marie Flandrin, 《La circulation du livre dans la société du 18[e] siècle: un sondage à travers quelques sources》, M. T. Bouyssy, et al.,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pp. 39-72.
(36) 安占华：《法国书籍史研究简介》，《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期，第30—33页。该文对法国书籍史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进展作了简要介绍。
(37) F. Furet & W. Sachs,《La croissance de l' alphabétisation en France(XVIII[e] et XIX[e] siècle)》, Annales: ESC, vol, 29, no. 3, 1974, pp. 714-737; Furet & M. Ozouf, Lire et écrire: L'alphabétisation des Franais de Calvin d Jules Ferry, Paris: ditions de Minuit, 1977.
(38) D. Roche, Le peuple de Paris: essai sur la culture populair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Fayard, 1981, p.315.
(39) Michel Marion,Recherches sur les bibliothèques privée à Paris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1750-1759, 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8.
(40) D. Roche, 《Un Savant et sa bibliothèque au XVIII[e] siècle: les livres de Jean-Jaques Dortous de Mairan, secrétaire perpetual de l' Acadfimie des sciences》, Dix-huitième siècle, no. 1, 1969, pp. 47-88. 该文后收录在作者的文化社会史研究论集 Les républicains des lettres: Gens de culture et lumière au XVIII[e] siècle(Paris:Fayard, 1988, pp.47-83)里。
(41) Christiane Thomassery, 《Livre et culture cléricale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quarante bibliothèques d' ecelésiastiques parisiens》, Revue franaise d'histoire du livre, no. 6, 1973, pp. 281-300; Yves Durand, Les fermiers généraux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1, pp. 561-573.
(42) Albert Ronsin,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du livre en Lorraine an XVIII[e] siècle》, La Lorraine dans l' Europe des lumières, Nancy, 1968, pp. 139-176; René Moulinas, L' imprimerie, la librairie et la presseà Avignon au XVIII[e] siècle, Grenoble:Pres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74.
(43) Jean Quéniart, L'imprimerie et la librairie à Rouen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C, Klincksieck, 1969; idem,Culture et société urbaine darts la France de l'ouest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C. Klincksieck, 1978.
(44) Francois Furet, 《La Libraire du royaume de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 3.
(45) Robert Darnton, “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 Recent Attempts to Create a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3, no. 1, 1971, p. 132.
(46)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in David Finkelstein &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2002, p. 10.
(47) J.-P. Belin,Le Commerce des livres prohibés à Paris de 1750 à 1789, p. 38.
(48)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2.
(49) Roger Chartier, “Frenchne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From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to the History of Reading,” p. 305.
(50)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1769 1789,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6, p.7.
(51)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82-85.
(52)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1984, p.258.
(53) Franc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Paris: Gallimard, 1978.
(54) Roger Chartier, “Frenchne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p. 308.
(55) Henri-Jean Martin et Roger Chartie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aise, 4 tomes, Paris: Fayard/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82-1986.
(56) Roger Chartier, “Frenchne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 p. 318.
(57) Chartier & Roche, 《Le livre, un changement de perspective》, pp. 122-131.
(58)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xxii.
(59) Chartier & Roche, 《L'histoire quantitative du livre》, p. 492.
(60)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p.40.
(61)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p. 42.
(62) Roger Chartier, “The Literature of Roguery in the Bibliothèque bleue, ”in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63) Roger Chartier, “The Literature of Roguery in the Bibliothèque bleue, ” p. 334.
(64) H.-J. Martin et R. Chartie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aise, tome 2, Paris:Fayard/Cercle de la Librairie,1990(1[ère]éd., 1984）, p.148.
(65) H.-J. Martin et R. Chartier, Histoire de l' édition franaise, tome 2, pp. 521-558.
(66) H.-J. Martin et R. Chartier, Histoire de l' édition franaise, tome 2, pp. 533.
(67) Roger Chartier, “Labourers and Voyagers: From the Text to Reader, ”in David Finkelstein &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 49.
(68) 夏蒂埃对书籍公共传播机制的关注，给一些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地，如 Claude Jolly, Histoire des bibliothèques francaise: Les bibliothèques sous l'ancien régime, 1530-1789, Paris: Promodis-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88.
(69)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90-91.
(70)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
(71)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p. 11.
(72) Cli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5, 89.
(73) 这里达恩顿借鉴了文学批评中的“身临其境”（mise-en-abme）理论，也就是读者无形中把自己与文本中的角色等同起来，使自己追随文本角色的认同和情感，有时候停下来进行反思。
(74) Robert 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p. 215-255; idem,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1996. 篇幅所限，这里不拟对达恩顿研究的具体内容加以复述。譬如，在《新爱绮络丝中》，卢梭就自己和文本主角阅读经验的说教，给读者提供了阅读策略；在色情书籍《哲人泰雷丝》里，主角泰雷丝窥视他人性爱的经历，促成了读者的阅读策略，也就是窥淫癖。读者也因此进入到文本的角色状态中，文本的主旨变成读者的信仰。
(75) Roger Chat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5, no. 4, 1985, pp. 682-695; 回应参见 Robert Darnton, “The Symbolic Element in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56, no.2, 1986, pp.218-234.
(76)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6.
(77) 夏蒂埃主要沿着他此前的阅读史研究路径，继续探索文本被读者接受过程中的种种可变因素，如文本的书写、编排和话语形式，达恩顿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社会传播史的研究，关注传播网络与公众舆论的形成。这些已超越本文的主题范围，因此不拟置喙。有关夏蒂埃在书写文化史方面的探索，可参见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第286—306页。
(78) Jesper Svenbro, Phrasikleia: Anthropologie de la lecture en Grèce ancienn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8; William Allen Johnson & Holt N. Parker, Ancient Literacies: The Cultre of Reading in Greece and Ro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79) 以美日为主的海外学者利用西方书籍史的视野研究中国书籍出版史的回顾评述，参见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刘宗灵、鞠北平译，《史林》2008年第4期，第1—19页。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第161—163页，其中也有部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