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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史研究（2000—2009）

作者：章开沅/田彤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9期

在辛亥革命系列学术研讨会、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清史工程、西方分析框架的“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下，2000—2009年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史实考订、文献整理与编辑出版、研究范式与辛亥革命评价标准、辛亥革命性质、清末新政等诸方面均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史与社会史互动研究；探究各地革命之间的共性与独特性，合理解释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多维视角诠释辛亥革命史，打破惯有思维定势，从而拓宽视域，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经过中国几代学者半个多世纪的开掘、积淀与传承，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跃升为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分支学科。①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成为“显学”之时，亦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平台期”，新史料的发掘、新论点的提出、固有思维模式的突破，均面临挑战。幸运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在2000年到2009年间仍然能在较高的学术平台上在若干方面有一定推进。
一、近十年有关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动因
辛亥革命史研究能持续推展得益于以下因素：
一是固有以辛亥革命研究见长的学术团队与个人，仍以此为使命。坚韧执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推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章开沅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001年又推出系列成果：章开沅、田彤《张謇与近代社会》、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精神观念研究》、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罗福惠《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均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05年，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版），从政治思想演变、民族国家认同、政党政治、制度建设、政权建设、宪政思想、外交，较为完整系统勾勒出辛亥革命与中国政局的关系，彰显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该所还继续出版“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宗仰上人集》（沈潜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难先文集》（严昌洪、张铭玉等编，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版）。武汉出版社2001年出版辛亥革命研究专家皮明庥先生专着《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继续编刊《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研究动态》。中山大学出版当年刊行该校历史系“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丛书，主要包括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段云章《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李吉奎《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周兴樑《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同仁结集出版《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进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汪林茂《浙江辛亥革命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胡国枢《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林家有等《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亦是精细之作。
值得欣慰的是，辛亥革命史论域仍然是博士论文的选题。以“辛亥革命”为题的论文即有：《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霍修勇，湖南师范大学2002年）、《近代湖南资本主义发展与辛亥革命》（陈曦，湖南师范大学2002年）、《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常书红，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江苏辛亥革命研究》（王佩良，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党观念》（闻丽，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辛亥革命与城市空间》（瞿骏，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二是辛亥革命系列学术纪念活动推动相关议题的持续讨论。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际，2001年10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国内外学者提交论文102篇，就辛亥时期的政局与政治集团、革命运动与起义、人物、中华民族认同、辛亥革命与国际社会、工商业活动、国家与社会、思想与文化、辛亥革命研究学术史等论题展开讨论。② 这是21世纪对辛亥革命研究的首次检阅。在此前后，一些省市相继召开各类级别学术会议。四川省社科院、成都市社科院、四川大学等联合举办“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辛亥革命总体评价、天津与辛亥革命相关论题、辛亥革命对民初社会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等发起主办“辛亥革命、孙中山与廿一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题包括历史评价、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华侨与对外关系。广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等单位承办的“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94篇，以“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变迁”、“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与祖国统一大业”、“辛亥人物与时俱进品格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论题。③
2004年，中山大学与广东革命博物馆联合举行“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安徽师范大学与安徽大学等举办“辛亥革命与长江中下游暨中国同盟会岳王会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除探讨同盟会、岳王会等团体外，还注重辛亥革命前后安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动的考察。④
三是相关学术研究涉及辛亥革命史。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于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召开“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道路：历史的探索与比较”、“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人民大学清史所2005年、2006年、2007年召开“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主办）、“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学术研讨会。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联合发起，由国家清史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7家共同主办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与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于2009年9月联合召开“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历次会议均有参会者对亥革命前后史实为论题。2000年、2006年、2009年由中国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第三、四、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张謇与晚清政局均有探讨。
四是清史工程提供出版平台。清史工程自2002年8月启动，邀集千余素有专功之学者集体攻关，同时注重基础研究，成立文献组、档案组、编译组、研究丛刊编委会、出版组，专款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编译丛刊”、“研究丛刊”4大系列图书，至2006年底，共出版4类丛刊40种380册。另有图录丛刊5种5册，清史论着目录2种2册，清史译丛5种5册。⑤ 其中，与辛亥革命史相关的文献、研究成果得以相继面世。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编理、浙江古籍出版社）、《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8卷本（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苏州商团档案汇编》2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与苏州市档案馆合编、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8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清宫热河档案》18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园林局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清代中南海档案》30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缩微复印中心2004年版）、《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40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之洞全集》12卷（赵德馨主编，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奉天三十年（1883—1913）》（［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着，张士尊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孙祥吉、村田雄二郎着，巴蜀书社2004年版）、《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虞和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五是西方分析框架的“中国化”。“国家—社会”模式对近十几年来史学影响至为深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马敏、朱英等一些学者并未纠缠于该分析框架的内涵之争，着力于实证研究。在此影响下，大量相关研究都自觉不自觉以此框架契入辛亥革命史相关研究，换言之，该分析框架已“内化”为学者的思维取向。关注清末新政的学者及邱捷、郭钦、李明、刘增合、王笛、李德英、许纪霖、程美宝、马向远等，均努力总结出有别于西方“国家—社会”两元对立的中国特征，探寻近代“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表征与实质。⑥ 其中，像大众传媒、学会与学校而自成“公共领域”的论断，很好地接继商会研究的思路。桑兵从史实中爬梳出的“中等社会的自觉”为此分析模式提供疏证。⑦
二、相关研究进展特征
世纪之初对原有研究的深化表现在：
第一，史实考订。譬如，光绪死因之谜。光绪三十四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时年38岁的光绪帝崩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机缘巧合，光绪病危之时，慈禧病入膏肓，不到24小时，二十二日未刻（15日下午1点到3点之间）慈禧再毙。因戊戌维新，母子生变在先，光绪之死，中外便有传闻、揣测与评论，或谓慈禧加害，或谓李莲英相逼，或谓袁世凯谋杀，扑朔迷离。史学界对此考辨亦多，自1980年代以来，论文、书籍分别多达百篇、几十部之多，多根据脉案、药方，趋于认为光绪之死实为病患长期恶化结果，并非为慈禧所害，纯属自然死亡，两者相继而毙仅为巧合。⑧ 在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支持下，“清光绪帝死因”课题组历时5年，运用多种科学检测手段，推论光绪系砒霜中毒死亡，⑨ 并由清史编纂委员会于2008年11月将结论公之于众。当然，如果能将光绪死期与慈禧之身体状况、死因、死期一并探明，将能进一步坐实慈禧毒毙光绪之论。不论光绪如何而死，或被何人所害，仅光绪之死的各种传言，足以反映晚清帝后矛盾、君臣矛盾、群臣矛盾及动荡的政朝。
第二，文献整理与编辑。《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按文献类别分为8卷，计510万字，其中包括时人文集、人物年谱、传记、日记，浙江、江苏、吉林、云南4省档案，新加坡《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新报》选载、法国陆军部与外交部、日本外务省、英国外交部文献等稀见大量未刊文献。重要历史人物的近臣，如恽毓鼎任光绪皇帝起居注官，王锡彤系袁世凯1909年后的幕僚，其《恽毓鼎澄斋日记》、《抑斋自述》（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公开发行，为观察晚清、民初的政局，全面评价光绪帝、袁世凯提供绝佳视角。《李鸿章全集》39卷（顾廷龙、戴逸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在吴汝纶《李文忠公全书》基础上，增加散逸北京、上海、安徽等地所藏文献，其中近三分之二系首次公开的史料。
第三，研究范式与辛亥革命的评价标准。不同的范式取决于不同的价值取向。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范式各有拥趸，牵涉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总体评价。两种范式在2006年初发生一次典型意义的冲突。袁伟时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冰点”周刊），反对义和团式的盲目爱国心态与情绪，提醒国人反思义和团式的“革命”，呼吁“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主张将中国近代的“革命”放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加以考量。现代化范式对辛亥革命史直接冲击，是否定辛亥革命的史实，过分渲染清末新政之功，甚至认为革命打断了新政所开启的近代化的进程。袁伟时认为辛亥革命“建树不多”，但承认“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肯定“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强调“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⑩ 张海鹏着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再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日“冰点”周刊），回应袁文的示例的错误，强调史学研究不能脱离史实与历史场景，指出革命是历史的主题，亦是现代化的前提。他坚持主张兼采两种范式所长：“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注意不够。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11)
评价辛亥革命虽然曾经历过由革命史观到现代化史观的转变过程，但主流评价仍主张客观对待历史。郭世佑在《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中指出，革命与新政是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因果关系，互相提供历史条件；同时强调财政匮乏、政治威权与治理能力衰弱，注定新政与王朝统治失败；革命成功亦非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单方面努力的结果，即“1911年的反满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张海鹏、李细珠所着《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亦持此一观点。
第四，辛亥革命的性质。辛亥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与其主体、动力、目标与结果紧密相关。辛亥革命既有的“资产阶级革命”论断，已为学界同仁所置疑。张宪文从革命动力、支持者与奋斗目标分析，指出“不应将辛亥革命完全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并且否定辛亥革命失败说，认为辛亥革命完成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至于当时深刻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改造任务，绝非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或革命党人一朝一日所能完成的”，不必过分苛求革命先行者们。(12)
与之相似，郭世佑提出，“就辛亥革命的实质或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还不如说是以反满为主题的国内民族革命与变君主政体为民主政体的政治革命的有机结合。”其立论根据：（1）“节制资本”的孙中山是否代表资产阶级有待释证；（2）孙中山等革命领袖认同平等、人权者甚少；（3）革命实际上是否有利于资产阶级参政需考订。如以同盟会骨干为主体的临时参议院1912年通过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若干条款不利于广大资本家参与民国政权；（4）如果承认“新政”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同时认为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那么，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必要性在哪里？这几点是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立论的全面思考。(13)
朱宗震以革命直接后果、革命成败评判辛亥革命，认为革命后社会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从理论指导上说，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但事实上，辛亥革命的实践，根本达不到国民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辛亥革命的“本体”，“仍然是一个王朝更替的运动，但它在方向上，开始了建立现代国家的最初步的也因此是最粗放的探索。”(14)
丁友文等人总结已有研究，认为首先必须厘清“资产阶级”概念。如果从服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广义层面理解，孙中山等人具有资产阶级属性；如果将“资产阶级”限定为商业与产业资本家，相对同期君主立宪运动来说，反清革命则缺乏这样的阶级基础。他们指出，革命派的阶级属性与革命运动的阶级属性当属既联系又区别的概念。“如果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仅要说明革命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所代表的阶级是资产阶级，还要说明作为被代表者广大资本家们是如何积极响应和参与这场革命斗争的。……尽管孙中山等人在长期的准备和发动过程中也曾得到部分资本家的热情支持，但毕竟是少数，还缺乏应有的代表性。孙中山等人主要不是靠这一阶级基础的支持，而是靠自身长期斗争迎来反清高潮。只是当反清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时，成批的资本家们才姗姗来迟地靠拢革命队伍。”强调：“一是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他们的思想和纲领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纲领，他们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二是作为资产阶级主体和实体的资本家对辛亥革命从头到尾都支持得不够，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显得十分薄弱。”其次，丁友文等认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纲领，不利于调动资本家的革命积极性。因此，断言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断言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其缺乏说服力。(15)
第五，清末新政研究成为史学、政治学与法学界共有论题，成果较为集中。代表性成果有：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版）、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细珠、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有关宪政、法制改革比重较大。如：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卞修全的《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尤志安《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谘议局和省议会》（三联书店2005年版）、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陈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上述研究多突出反映学者既承认新政与革命同时衍生、互动的史实，又认同将新政纳入政治革命范畴的价值取向。
三、拓宽视域，寻找突破点
首先，加强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互动研究。近年来，严昌洪与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郭世佑（《五十年来大陆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张艳华与章慕荣（《近二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李玉（《中国同盟会研究综述》，《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崔志海（《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着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杜继东（《中国大陆地区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回顾》，《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李细珠（《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年第4期）、郭绍敏（《局限与反思：近十年来国内清末宪政史研究述评》，周永坤主编《东吴法学》第16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等人在总结学术前史基础上，均提出有价值的思考。或主张厘清辛亥革命、民权主义内涵，或主张走向地方史，或主张加强与世界各国政治革命或改革的比较，或主张实证研究。其中，主张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建议引起广泛兴趣，并得到认同。茅海建指出，政治史重“变”，社会史着力描述的却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不变”（指变化不大，或某些变化只是表象而非实质）；强调两者都存在仅以若干地区、民众为观察点而不能全面反映史实之失；主张将两种研究融为一体，希望在弄清“中国社会变了没有？”“哪些变了，哪些没有变？”“变化的那一部分究竟是一种表象的还是一种实质的变化？”后，再行探讨中国社会因素对政治革命的制约力。如此，才可能既探寻政治革命的西方资源，又可阐明社会结构与生活中的中国元素，真正把握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及两者相互关系与近代中国的整体走向。(16) 如此，有关辛亥革命的功绩、成败的争论，有关辛亥革命究竟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的争议，或许归于更为客观的评断。这是深入探讨辛亥革命史应该遵循的研究路径。当然，由于“政治”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与主轴，有必要矫正过于强调所谓“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思维。这也是杨念群重提“政治史”研究的关键所在。(17)
那么，如何加强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互动研究？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政治的“断裂”，然而，这一政治“断裂”是否亦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整体裂解、失序与满汉关系紧张的结果？所谓革命派与立宪派同属西方宪政范畴，学理上并无根本冲突，其区别应该是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的霄壤之别，那么，决定两派之间的争斗根源到底是什么？这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其次，应加强宏观思考。“他山之石”加州学派，善于从区域入手，到较为宏观层面的推理，再到中外之间的比较与归纳，较验西方经验，凸显中国特征。由于中国社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革命进程与社会变革的不平衡，应该在继续加强各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各地革命加以比较，探究共性与个性；继续将辛亥革命与法、英革命加以比较，“复原”与合理解释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史学研究离不开“小问题”的考辨、释疑，但要警惕将“小”问题上升为“大”问题而导致“假问题”，将无足轻重的史实虚化为“历史大事”。我们可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1）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观动机与目标，从部分地区（如东南地区）以绅商为主体的特征而论，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从实际参与者而论，从更多地区对革命大潮的因应而论，辛亥革命又是一场全民革命。如果考虑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有示范与先导作用，如果考虑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标识，代表社会主流“话语”，那么，是否能以发达地区资产阶级革命性涵概落后地区。（2）革命派到底代表谁的利益？谁是革命的阶级基础？（3）依照“中等社会”的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一种新型社会集团，是否能离开其资本主义经济母体（资本家）而独立存在。（4）海外华侨的社会分层与内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5）辛亥革命与20世纪。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中，将21世纪前的权力异动归之于暴力（政府）、资本与知识三重因素的角力，我们能否借鉴此模式深化中国主题。总之，我们需要不断提出新的辛亥革命史的解释框架。史学研究固然不是建构历史框架，但缺少理论探讨的研究则是苍白的。
再次，多维视野中诠释辛亥革命史。现代化、革命史、文化（器物—制度—观念形态）等范式均在不同时期深化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分别产生一批有代表性的论着与论断。然而正如每种模式有其优长一样，每种模式均有其先天单一视角的缺陷。当严诫以某种解说方式否定另一种解说模式的武断思维，片面拘执某一解说模式。有学者指出，现代化模式与它所批判的革命史叙事一样，“讲究抛弃细节，专讲历史趋势与走向，‘人’在这种宏观研究中消失了。”(18) 从宏观立论，史学是人学，约略包括形而上的宗教、哲学、思想与形而下的社会构成、体制、经济基础等基本面相，而将形上与形下扭结一体的则是人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以“人”为主体，多链条的既揭示社会走向又展现“人”的活动。任何一种模式的解说，均非整个史实的表达。
同样，以文化视角观察历史，也可能产生有悖常理的结论。以文化视角立论，我们必须注意不同政派、社会阶层对文化因子的相同的认识，并不等同于政派、社会阶层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更不等同于它们之间的政治宽容与包容；反之亦然。毋需刻意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而远离似同实异或似异实同的史实。如果以此展示文化、思想复杂性则可，如果以此为由虚构史实则非。
第四，“祛熟悉化”，打破惯有思维定势。为什么外国学者常能在我们视为“常识”处推绎出独到见解？一方面应该是有他们自己的解说工具与知识背景，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缘于他们对中国的“陌生”而不放弃对任何问题的溯源释解。比如，在满汉关系的释解方面，美国德州大学路康乐教授为我们提供一个范例。他并未将满人或满族作为一个既定概念探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关系，而是循“族群”（既是“种族”，也是由于文化、经济、社会、语言及政治等因素形成的人群间的区隔）演化，考察“满”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指出早期满汉并非族类或政治地位，而是包括汉人在内的职业之别；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概念传入后，“满”开始从一种职业身份转化为族群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地位之别的“满人”；强调革命派普遍使用“满人”，官方则用“旗人”代之。(19) 路康乐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谁是满，谁是汉”及满汉畛域的设问。当然，我们更想进一步了解满族以外民众对“满族”的称谓及其内在价值判断。路氏正是把我们“熟悉”的语词当作“陌生”话语加以深究而出新意。究其实质，路康尔的思路就是西方“语义”分析法，这种方法已经并正在为中国学者所采纳。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中国学者完成“祛熟悉化”，从而不带或少带任何主观预设思考问题。
革命派领袖人物的研究同样需要“祛熟悉化”，应将人物“回归”历时态考察，而非“贴标签”，即全面描述历史人物的发展与成长历程。领袖人物研究已多，但不乏脱离历史时空的苛责论断。其实，即使像孙中山同样起于“草莽”，而非天生伟人，同时，伟人亦非“完人”；研究者不应以先验的“伟人”即“完人”心态美刺孙中山。细密梳理领袖人物及其社会关系，分析其思想心路，应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应，我们也不能以西方成熟政党模式绳墨中国革命政党，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衡量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功绩并不限于“第一枪”，更重要的是迈出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民主共和国与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以法治国、人民治国）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进步尺度与目标。辛亥革命100周年即将到来，辛亥革命百年学术纪念已然提上工作日程，一些地方政府与学者正在进行前期课题规划，我们相信届时会有更多自我期许的学者推出华彩篇章。
注释：
①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曾业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551页。
② 《“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1期。
③ 山屈：《“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市翠亨村举行》，《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④ 马陵合：《“辛亥革命与长江中下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⑤ 许嘉俊、罗铮：《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成果丰硕4年出书55种396册》，《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2月2日。
⑥ 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⑦ 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⑧ 朱金甫：《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周文权：《论慈禧那拉氏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叶赫那拉·根正：《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屈维英：《皇家医事：清朝宫廷医案揭密》，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7年版；李荣国：《清宫档案揭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⑨ 戴逸：《光绪之死》，《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⑩ 袁伟时：《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12号。
(11)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2) 张宪文：《再论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
(13) 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日本孙文研究会：《辛亥革命的多元构造——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神户》，日本汲古书院2003年版。
(14) 朱宗震着：《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6页。
(15) 丁友文、茶金学：《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看辛亥革命的实质》，《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
(16) 茅海建：《中国近代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及其思考》，《史林》2006年第6期。
(17)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8) 杨念群：《〈新史学〉发表之后，21世纪我们能做什么》，《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19) 王笛：《路康乐着〈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