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辛亥百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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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百年(一)

孙中山先生早在《建国大纲》以及其他文章中,就曾提出社会建设。他说:“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他不仅把社会建设视为“重心”,还对社会建设作了系统论述,完整阐发。他的社会建设思想虽然没有在他手中变为现实,但是,他的先进理念启迪了后人。今天,我们的有些做法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吸收了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先生在社会建设方面有哪些见解呢?
第一,孙中山把“人本”、“民本”作为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孙中山脑子里充满着自由平等。他认为人人共处于世界大家庭,“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一国之内,实行“民有”、“民享”、“民 治”。
第二,孙中山把“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中心。孙中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在国家正在把民生作为“重心”的今天,重温孙中山的“民生动力论”和“民生中心论”,倍感亲切!
第三,孙中山强调把国民素质作为社会建设的突出内容。孙中山所说的“心理建设”,实际上就是指的国民素质。他在倡导心理建设时,一再讲:“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他认为,惟有第一等的国民才能造成世界第一等的民国,在全体国民中树立国家意识,摒弃宗族意识,是国家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矗为什么中国人只有宗族观念,而无国家思想呢?他说,那是因为“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人民屈服于专制政府之下,我祖我宗,以至于我之一身,皆为专制之奴隶,受君主之压制,一切不能自由。所谓国家者,亦不过君主一人一姓之私产,非我国民所有也。故人民无国家思想,且无国民资格。” 孙中山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得通俗一点,那就是:当人们认为国家的状况如何,自己管不了时,便不关心国家,只顾小家了。
第四,孙中山强调把“民治”作为社会建设的组织保证。他的“民治”,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自组织”、自治自理的民间团体、群众团体。他认为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是“一政治及经济性质之合作团体”。当今中国的社会组织不论总数还是人均数都在上升,可是也有阻力,有杂音。孙中山如此强调民间的政治组织,在今天看也是一种超前意识。
第五,孙中山强调把“乡村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说:“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孙中山从中国国情出发,既高度肯定农民的长处,又大胆指出农民的短处。他喊出“劳工神圣”,主张“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的社会建设思想不是放大炮,是同他对国情的熟悉分不开的,是与他的世界眼光分不开的。一百年过去了,今天重温孙中山社会建设的论述,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主张,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地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把社会建设搞好。
下面提几点建议:一,要强调社会管理,更要强调社会服务。服务也是管理,而且是最有效的管理。要把“务”字下面的“力”字加大,把“管”字下面的“官”字缩小,去官本位。官本位会弱化政府。二,力戒用社会管理取代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只有抓好社会建设的整体才能抓好社会管理的局部。三,不要轻易抛弃中共中央确定的“小政府,大社会”方针,当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机构太臃肿。社会主义就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主义。政府放权一寸,社会组织前进一尺。转变政府职能就能带出社会组织壮大。强调有序参与是对的。但是必须明确:要有序就要有组织。社会组织不发达容易导致无序。四,迅速把社会规范建设提到新高度。社会规范包括法律、纪律、社会政策、道德、宗教教规、乡规民约。要加强法治,但不能搞法律万能。在道德面临崩溃的时候,尤其要强调道德建设。五,抓紧调整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不合理是社会矛盾加剧的源头。阶层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是深层次的问题。孙中山的乡村建设、“扶助农工”思想还要继续倡导。城乡结构既体现地区结构,也体现阶层结构。在中国,东部像欧洲城市,西部像非洲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是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化之后就应当是工业反哺农业。要牢记孙中山的劳工神圣论,不要以“廉价劳动力”而沾沾自喜。劳动力是人间最宝贵的。劳动力廉价不是以人为本、劳资两利。按资分配比重过大,按劳分配比重过小,不符合共产党按劳分配为主的正确主张。六,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建设。这是孙中山所没有遇到的新问题。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社会一阵风,虚拟社会一层浪。要用虚拟社会管理和建设的经验推动现实社会的建设,努力做到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交相辉映。
许耀桐(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必要提速
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把封建君主政体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建立了顺应世界潮流的民主共和之国。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包含发人深思的经验与教训,需要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新的认知。
一般的历史教科书论及辛亥革命,总要这样说,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对于封建势力,革命党人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却没有去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结果是袁世凯的反动政权代替了清王朝。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也不能够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阶级这个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就是辛亥革命形成的政治困局。中国并没有通过这场革命走向民主共和,实现民主政治。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教科书虽然提出了辛亥革命形成的政治困局,但是却没有很好地解开这个谜。因为这之后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反动的旧国家机器也被推翻了,但是为什么并没有很好地推进和实行民主政治?
在中国,推进和实行民主政治需要革命力量的主观努力,同时更需要客观的经济条件具备。这两个因素,在当时和其后的长时期里中国都不太具有。相比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的主观因素,其客观因素,也就是决定能否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则更显重要。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之所以没能够实行,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发育成熟,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农业时代的自然经济。比起英法诸国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时候的发展是极端微弱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为建设工业化国家而奋斗,经过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建设,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由于选择和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而排斥市场经济体制,有经济学家作过估计,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低得可怜,大致只在5%左右。上述分析表明,在工业化浪潮下,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需要两个基本因素与条件,一个是执政者与执政党的民主实践意愿和决心,一个是经济市场化作为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矗但这两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十分欠缺的,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中国近现代以来之所以民主政治步履蹒跚,原因就在此。
辛亥革命百年来,为什么我们至今还要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努力奋斗?现阶段中国应该怎样推进和实现民主政治?这就是辛亥革命赋予我们的政治启示。
事实上,凡致力于推进和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国家,都需要执政者及执政党对政治民主化的认同和市场化经济发育成熟这样两个必备的条件。但这不等于说,在现实中只有两者同时具备,政治民主化才会翩翩而至。当年英法革命后所选择的民主发展模式是,执政者及执政党对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双向顺向推动,这是一种最佳选择。但是,对于一大批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欲实行第一种模式,是为可望而不可及。比较现实的则是对这种模式进行改进,也就是在先推进经济市场化的情况下,适时跟进,推动政治民主化,从而形成新的模式,即执政者与执政党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向顺向推动。
那么这种新模式与英法模式究竟有何区别呢?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政治先行一步,经济再紧紧跟上,还是经济先行一步,政治再紧紧跟上。两种模式的顺序虽不同,但究其步骤和效果而言,对国情不同的国家都是可行并能取得成功的。可以说,自辛亥革命100年来,特别是最近30年来,中国所摸索的民主发展道路,正应该是这样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原来的5%左右向前快速发展。现在当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73.8%~78.3%后,当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后,中国已经具备了实施新模式的条件。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似乎还有人认为,现阶段中国还没有到可以谈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时候。这是糊涂和站不住脚的观点。我们再没有必要去争论中国要不要搞民主政治的问题了。现阶段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但必须紧紧跟上,而且需要必要的提速了。
李乔(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
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和民主观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基础是科学的历史观。“一切历史都是现代人眼中的历史”,人们评价辛亥革命也常用这种眼光。但用这种眼光看历史,必须尊重学术规范,尊重科学。现在的历史观比较乱,不少历史学问题都纠缠着现实政治,比如:怎么看苏联解体,怎么看文革史、知青史、辛亥革命史,特别是怎么看党史的一些问题。乱在不大实事求是,没尊重唯物史观。实际上,对辛亥革命评价的高低,是由今天对民主价值评价的高低所决定的;对民主价值的评价高,自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也高。这便是现代人眼中的辛亥革命史。
现在有不少观念问题需要启蒙。启蒙曾是忌讳的词语。其实,启蒙者,解放思想也,就是把糊涂的东西弄明白,给被束缚的思想松绑。人类就是在不断自我启蒙中发展的。陈独秀、李大钊用《新青年》启蒙,才有了建党伟业。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是十七大报告的论断。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还叫社会主义吗?有人担心中国没有民主的土壤,国情不适合民主。其实,我们搞的人大、政协,都是民主形式,但还需改善和发展。周有光先生说得好:“应该改变的是国情,应该培植的是土壤。”我们的先烈为什么去牺牲?就是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我同意要重拾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价值。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对此理论的创立和实行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说新民主主义要搞一百年,但后来变了。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承认和利用资本主义,团结各方面人士,向社会主义前进。不论叫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叫新民主主义,民主是一定要有的。要有科学的民主观。民主首先是指共性的、一般的、基本的价值,实施的具体方式是个性、特色问题,纪念辛亥革命一定要肯定这种共性的价值。要把基本价值和具体价值区分开,把基本概念和派生概念区分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破坏民主,不要民主,结果生命便终止了。要正确吸取苏联的教训,千万别认为苏联是因为他们专政得还不够严厉而解体的。其实原因是很复杂的,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去观察,要重视从学术上做科学研究。要研究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避免了苏联式的厄运,为什么创造了中国奇迹,还要仔细研究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