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类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以《蒙塔尤》为个案的分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人类学-人类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以《蒙塔尤》为个案的分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人类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以《蒙塔尤》为个案的分析
章 衍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学科特征以及“历史人类学”和“历史人种志”的概念，一方面肯定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目的的相同性，以及人类学和历史学学科交叉所造成的方法上的互补优势；另一方面，也指出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在研究视角、处理和使用材料、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及对人的关注程度方面的不同。本文通过《蒙塔尤》的研究实例来说明勒华。拉杜里是怎样把人类学的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展示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在方法上的互补优势，从而强调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是如何拓展和深化了历史学研究的手段。本文还对人类学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不足做出分析。
[关键词] 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种志 《蒙塔尤》 结构功能主义
《蒙塔尤》是一部描写法国南部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从1294至1324年历史的书。其作者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Ladurie)。这部着作是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之下研究历史的典范，曾经引起西方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成为20世纪年鉴学派史学成就的代表作之一。《蒙塔尤》一书前言题目为“从宗教裁判所到人种志学”，这一提示一方面说明该书依据的材料是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记录；另一方面说明它是一部人种志学(Ethnography)，也就是说这部着作和传统的历史着作有些差别。这种差别也就是拉杜里将大量的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当中。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以这部作品的一些研究为例，来解析一下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是怎样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在这之前，我们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人类学，也要了解一下历史人类学和历史人种志的概念。
一、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历史人种志
1．人类学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人类学，英文为Anthropology，源于两个希腊词汇——Anthropos(人)和Logia(研究)，意思是对人的科学研究。[1]相对于历史学来说，人类学是非常年轻的学科，人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在19世纪中叶才开始形成。那么人类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研究自己”呢?因为这和人类文化的积淀、社会学的发展、心理学的发展甚至包括语言学和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只有这些学科成熟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研究自己的体质、语言、行为、风俗以至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社会学和心理学都是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对于人类学的能否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两个学科的理论储备比较成熟之后，人类学的发展才有可能。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人类学学科又分出两个较大的分枝一一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生理特征的学科，而文化人类学则包括的比较广泛，包括民族、风俗、语言、行为方式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20世纪对历史学产生深刻影响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所以本文所涉及的人类学也仅仅指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没有关系。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对不同人类群体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作出解释，应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有关的实际问题。人类学之父泰勒给人类学下的定义是：“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论，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2]他还说，“人类学的特征在于研究那些能用来确定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现象”。从方法上来说，文化人类学强调实地调查和观察的方法、进行不同层面、不同方向的比较研究。人类学之所以新，其实是对于它的视角和方法而言。而正是这些视角和方法在20世纪极大地启发了一些历史学家。
2．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结合历史的方法(历时性的视角)和人类学的方法(共时性的视角)，这种方法一般体现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原则上来理解历史文化。[3]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和社会学有一个非常相似之处，就是“共时性”的观察方法，即它要将考察对象放入同一时间内(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内)进行考察。这种方法是有局限的，这是因为对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调查都只能是平面式的，也就是说是静态的。所以要从变化中看到文化的变迁，或者是某一生活主题的变迁，就不可避免地必须将某些现象放到历史中去考察。蓝达居认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即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4]所以在有些学者看来，两者结合后的研究方法就称为历史人类学。
这种结合无疑给历史学家们以很大的启示。有些学者则将历史人类学理解为：应用这种新结合的研究方法诞生出的一个新的学科领域。陆启宏在他的《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历史人类学A一文中认为，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社会史学，就是他所理解的历史人类学。[5]而且陆启宏认为他所理解的历史人类学就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建立起来的。他在文章中写到：“《蒙塔尤》运用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它确立了年鉴学派从经济研究到心态研究的转向，这一过程被称为‘从地窖到顶楼’，伏维尔高度评价道：‘今天他(拉杜里)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陆启宏还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出现了‘人类学转向’。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已经成为历史学研究不可避免的趋势，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任何一部好的历史书都将受到人类学的渗透’；巴格比曾说过：‘未来的历史科学在概念和方法上，都必须首先大大依赖人类学。，历史学引入人类学的方法极大地拓展历史学研究的视角，历史人类学关注自下而上的历史、系列史和本地人的历史观，与传统史学关注自上而下的历史、事件史和局外人的历史观不同。”[7]所以在一些学者看来，历史人类学就是结合了人类学方法和视角的历史考察方式。
3．历史人种志(Ethnohistory)
对于英文Ethnohistory这个词，国内有不同的译法，有些人译成“历史人种志”，在标准的英汉词典中(比如《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则译成“人种史学”或“人种历史学”，而在许明龙、马胜利的《蒙塔尤》译着中，则译成了“人种志学”。笔者倾向于“历史人种志”译名，因为从字面上可以更明确地体现人种志与历史学的结合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人种志是文化人类学发展出的一个分支。如果说“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研究方法，或是一种考察方式的话，那么历史人种志就是应用这种方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可能有些学者会不同意)，它的研究模式就是结合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模式。
虽然历史人种志是结合了历史学的方法，但是它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都是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它主要是对一个特定群体进行关于风俗、观念、行为、伦理心理等诸方面的科学考察。历史人种志有几个特点：第一，关注群体，调查个体只是为了得出整体性的结论；第二，强调对当前环境的描述，强调环境的差异性，进而强调文化的差异性；第三，不强调历史事件。所以要将历史文献材料变成人种志学就必须通过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拉杜里就认为自己的这部“历史”着作一一《蒙塔尤》是一部“人种志学”，其实他自己在这部着作中的目的就是将“宗教裁判所的宗教审判记录”用这种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概括出的一部“人种志学”。
二、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区别及互补性
1．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联系
一般来说，传统的历史学是基于文献材料对过去的研究，它注重通过批判文献来认定过去发生了什么，并注重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威廉。斯图尔特范特(William C．Sturtevant)认为：“最一般地来说，‘历史，这个词指的是什么是过去，包括静态的现象或阶段及时间上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指对过去的研究或过去的研究领域。历史学家更喜欢一种更狭义看法，‘历史’这个词指过去创造出的书写记录，指作为反映在过去书写记录中的、对过去的研究。”[8]所以传统的历史学可以让我们明确它的几个特征：1．以文献为基础；2．关注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3．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历史。
历史学和人类学在根本目的上是相同的，即都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学科。而且西方有很多学者将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也看做“人类学之父”，因为希罗多德着眼于刻画人类的日常生活。[9]另外“历史”在希腊文中最早本意就是“调查”的意思，而且这与人类学所倡导的方法不谋而合。所以在历史学诞生之曰起就和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有很多学者就认为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划一条界线是毫无必要的，因为它们都是在“研究我们自己”。雅克．勒高夫就将“新史学”的概念界定为：人的科学。[10]这样“新史学”的概念内涵就完全吻合于“人类学”的概念内涵。“早在1949年，法国着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就宣称：‘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是在同一条道路上、沿着同一方向走着同一个旅程；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朝向。人类学家是朝前行进的，寻求通过他们早已深知的有意识现象获得对无意识的越来越多的了解；而历史学家却可以说是朝后行进的，他们把眼睛死盯在具体和特殊的行为上，只是为了从一个更全面和更丰富的观点上考察这些行为时才把眼光离开它们。这是一个真正的两面神伊阿努斯。正是这两门学科的结盟才使人们有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11]埃文思．普里查德也曾指出：“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是技术的区别、重点的区别、视角的区别，而不是方法和目标的区别。”[12]所以不管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它们都是“研究我们自己”的学科，它们侧重不同，但对认识我们自己都是缺一不可的。
但是历史学和人类学毕竟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体现在各个方面。
第一，历史学在传统上，习惯于使用“历时性的”(diachronic)视角来对社会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把社会放在时间坐标内看社会中的人和事发生了哪些变化。而人类学则喜欢用“共时性的”(synchronic)视角来对社会进行考察。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同一时间内，对整个社会的整体结构进行考察。这种方法由于结合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而显得格外有力量。简单来说，“结构”就是考察文化诸要素在一个社会内部布局是怎样的，而“功能”则是考察这些文化要素的作用是如何发挥的、它们在“结构”内部是怎样相互发生作用的，等等。拉杜里的《蒙塔尤》就是这种“结构功能主义”分析历史的典范之作。而且拉杜里也承认，他是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专业实践者。[13]
第二，它们在对待材料上和使用材料上是有区别的。传统的历史学使用的材料一般都是过去留下的“文本”。“最一般地说，‘历史’这个词指‘什么是过去，，包括静态的现象或阶段及时间上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指对过去的研究或过去的研究领域。历史学家更喜欢一种更狭义的看法，‘历史’这个词指过去创造出的书写记录，指作为反映在过去书写记录中的、对过去的研究。” 威廉·斯图尔特范特说：“在注意到‘历史，的两种意义时，我们发现两种相反的标准用法：人类学家定义‘人种历史学，时，倾向于特指这个学科依赖书写材料(即狭义的历史定义)；而历史学家使用这个概念则倾向于指对过去缺乏文字材料的社会进行的研究。从本质说，人类学家认为这个领域是为了人类学家的目的使用非人类学的证据(也就是说，历史文献)，反之，历史学家则视其为了历史学家的目的使用非历史学的证据(也就是说，人类学的数据)。”对历史学的传统定义，是将历史限定在对过去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在对待材料的态度上，历史学家总是倾向于对过去的“事实”进行认定，所以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材料来鉴别“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学家对待材料的态度主要是归纳、对比和鉴别。而人类学所使用的材料则范围更广，它包括所有人类活动所使用和创造的东西。所以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就为我们研究缺少文字的人类社会和时代提供了可能。所以这种解释更加让我们明确了另一个词的含义，即“史前”(prehistory)。这个词指对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进行的研究，也可指对缺乏文字的文化进行的研究。而且我们还可以说缺乏文字记录的文化是缺乏历史的。[14]所以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人类学使用材料的方法让我们研究没有文字的社会和历史成为可能。此外，人类学家对待材料的态度主要反映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说，人类学主要通过材料看一些人群不自觉地表现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心理特征等)上，即从材料的“集体无意识”上找出他所需要的人类学信息。这些东西在人类学上之所以被称为“集体的无意识”，主要是因为人类学家通过它们发掘人的“自发”行为，这些东西不受“自觉”意识的支配。也就是说，发掘这些东西就像是材料的发掘者在聆听“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材料的发掘者并没有在材料的提供者的意识目的方向上来发掘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人为歪曲事实的条件就被避免了。法国当代着名社会人类学家史加斯认为，史学和人类学“它们只是差在选取配景：历史是从社会生活的意识表现方面处理材料，而人类学则透过无意识基础的考察而进行研究”。[15]所以人类学家主要是在一系列材料中，找出能反映研究对象的一般性文化特征，这些东西不受人的自觉行为支配。
第三，研究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对文献的考证，来研究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主要关注的是过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并试图通过这些来说明人类历史的走向和事件发生的缘由。而人类学的研究目的是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他包括的范围更为广大。它试图通过各种“无意识材料”来判断出某个文化内部，人们的行为方式、语言、心理特征、宗教信仰、情感表达等方面的一系列特征，它涵盖的是整个社会生活。朱利安．庇特一里弗斯说：“历史学家们的专论倾向于关注在一个被限定的区域内的一种特定的体质，并且当他们进行综合性的分析时，他们不光倾向于将区域扩大到许多国家或帝国，他们还倾向于扩大对象，并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相反，通常来说，人类学家本来就是试图研究社会生活的整体，即使他们的专论可能限定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但是当他们进行综合性分析时，他们倾向于寻找关于单个问题的一般性原则，但这种原则是建立在普遍的范畴之上的：比如血亲关系的原则或神话的本性，等等。”[16]
第四，它们在价值取向上也是有区别的。历史学在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时，不可能不涉及道德价值问题。历史学更多的是关注入的“自觉”活动，而人类学则更多关注人的“自发”活动。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道德价值在人的“自觉”活动中就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最早的历史学家们(比如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塔西陀等人)，他们发现了道德伦理及人性与国家及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这些结论至今都有巨大价值。所以道德价值问题始终是历史学讨论的一个不变的主题。况且历史学家和历史着作本身还具有道德价值问题。另外，历史学家是基于文献记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自身的道德价值体系必然会对过去的事件和人物发生作用，并作为一种价值标准体现在历史文献里。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我们完全能体会到塔西陀在谈论那些罗马皇帝时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是道德价值这种东西不能被“量化”，也不可能作定性分析，所以不得不涉及道德价值问题的历史学很难被称为“科学”。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人的“自发”行为，比如习惯、风俗、心理特征等因素给人的行为造成的影响，这些东西是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行为，是进化的结果。这些东西可以完全脱离道德价值问题进行研究。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可以量化，可以统计，可以实地调研，可以用各种“科学”的手段进行分析。所以人类学曾一度傲慢地认为它比历史学更为“科学”。人类学也涉及道德价值问题，但是人类学并不关注个人的道德价值，例如人类学一般不去研究西塞罗的关于政治、道德、友谊、责任的观点，也不会研究柏拉图的善恶观，等等。人类学涉及道德价值问题是将道德价值当做一种客体来研究，而不是将它作为一种主观意义上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人类学家研究对象的价值标准是他研究的内容，并当做一种客观的文化现象来对待，而他只会去研究这种价值标准成因、条件和作用，他一般不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它。其实这也就是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那种“局内人的历史观”(insider's view of history)，即要考虑到研究对象本身的价值体系，并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来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因此，历史学的方法和人类学的方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在于：价值标准由评价标准变成了研究对象。
第五，历史学自中世纪以来，其研究方式长期受形而上思维模式的影响，所以思辨的思维模式曾长期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中占统治地位。而人类学自从诞生以来就是分析的研究模式，这一点又让人类学家增进了人类学比历史学更为“科学”的信念。当然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似乎更增进了分析模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让很多历史学家对形而上的传统历史理论表现出不屑一顾，基斯．托马斯(Keith Zhomas)在他的论文中表达了这种情绪。[17]但分析的研究模式毕竟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它在涉及道德价值评价时束手无策。
2．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
虽然说历史学和人类学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在很多地方有互补之处。首先，“共时性”的视角和“历时性的”的视角就非常具有互补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又反映出一种相互需要的趋势。这是因为，以往的历史学过多注意历时性的视角，它就会缺乏对社会诸文化要素相互发生影响的考察，而人类学的视角又往往过多注重共时陆的视角，对文化诸要素缺乏成因、变化的有效解释，所以二者的结合是十分有必要的。其次，二者在对待材料的侧重点上，也非常具有互补的优势。在材料的问题上，不管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它们都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材料，它们侧重不同，但对认识我们自己都是缺一不可的。因为这不光可以在那些“有意识”材料上拓展人类学的视野，也可以在那些“无意识”材料上拓展历史学家们的视野。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如雅克。勒高夫所说，新方法的引入改变了过去主要依据书面文献的做法，“而代之以一种多元史料的基础，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18]再者，它们在研究目标的侧重点上也具有互补的优势。历史学家们注重事件和人物，而人类学家们注重这些事件和人物周围文化生存状态。这样，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就可为历史学提供更大量、更多元的文化背景知识，为历史解释提供更为丰富、有力的解释论据。
综上所述，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交叉似乎成了一种时代要求的趋势。正是在这种要求下，历史人种志这门全新的学科才得以诞生，并能非常好地体现两个学科的综合优势。威廉．斯图尔特范特认为“历史人种志”这一概念，或者说这一学科，应当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过去”和“现在”上；二是使用文字的或非文字的“材料”；三是一种对历时陆的或共时陆的强调。[19]他对这三个方面的概括，非常好地体现了两个学科交叉的特点及其具有优势的观察视角。这是当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考察过去还是现在，这一方法都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1]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 E．B．Tylor，The Origins of Culture，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1958，P．1．
[3] William C．Sturtevant，“Anthropology，History，and Ethnohistory”，Ethnohistory，Vol．13，1966，P。3
[4] 蓝达居：《历史人类学简论》，《人类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2页。
[5] 陆启宏：《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历史人类学》，《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第35页。
[6] 陆启宏：《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历史人类学》，第38页。
[7] 陆启宏：《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历史人类学》，第40页。
[8] William C．Sturtevant，“Anthropology，History，and Ethnohistory”，P．1．
[9] 徐浩：《探索“深层”结构的历史一一年鉴学派对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评述》，《学习和探索》1992年第2期， 第122页。
[10] 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1] 转引自黄志繁：《历史人类学：<读走进历史的田野>》，《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3页。
[12] 陆启宏：《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历史人类学》，第36页。另参见Keith置homa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Past and Present，No．24(Apr．，l963)，P．3．
[13]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4] William C．Sturtevant，“Anthropology，History，and Ethnohistory”
[15] 徐浩：《探索“深层”结构的历史一一年鉴学派对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评述》，《学习和探索》1992年第2期第125页。
[16] Julian Pitt—River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5，No。2(Jan．，1963) P．254．
[17] Keith Thoma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P．3．
[18] 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第6页。
[19] William C。Sturtevant，“Anthropology，History，and Ethnohistory”，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