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汝窑遗址引出的三大悬疑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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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汝窑遗址引出的三大悬疑辨

北宋汝官窑是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独领风骚,雄居宋五大名窑之首。专家普遍认为,北宋汝官窑只烧制了20年就神秘地失踪了,目前存世的不过60多件。然而,随着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汝州张公巷窑址、汝州文庙窑址的发掘,汝窑遗址及玛瑙入釉等千年之谜被揭开,但也至少留下三大悬疑。
悬疑一:北宋晚期汝窑是官窑还是民窑

汝窑-汝窑遗址引出的三大悬疑辨
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汝州文庙汝窑,究竟是官窑还是民窑,学术界目前存在五种观点,各执一词。
其一,官窑论。一说汝窑有可能或者就是北宋官窑。二说汝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专为宫廷烧御用瓷,一部分烧民用瓷。官窑论者依据发掘的器物与传世品比较,认为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是专为宫廷烧造御用汝瓷的官窑。特别是张公巷窑址发掘出土大量碎素烧胎片,说明此窑是宫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平时产品做好素烧后放置,藏于库内等候宫廷下令待烧。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冯先铭先生。
其二,贡窑论。其主要观点为,民汝与贡汝可能只是并行的两条线,不能形成先后或因果关系。称与越窑秘色瓷、耀州窑青瓷、钧窑瓷等贡瓷的釉色、造型、装饰、工艺的比较分析说明汝窑是贡窑,可民可官,优质的由官府进贡宫廷,拣出来的可出售。南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汪庆正先生。
其三,贡官论。贡官论者认为汝窑具有官方性质,但从《清波杂志》所记载的落选品可出卖的情形看,当是从贡瓷向官窑过渡的中间阶段。从称谓上区分,认为河南汝州、宝丰、鲁山一带都出青瓷称汝窑,烧造民用瓷器的应称宝丰窑,汝州称临汝窑,鲁山称鲁山窑。而清凉寺应该是贡窑,烧造御用瓷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王莉英、张东、冯小琦先生等。
其四,民窑论。有学者提出北宋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文思院”有若干分工细致的手工艺机构——“作”,却唯独没有陶瓷“作”。再结合故宫旧藏流传的不可靠性和其他文献,论证汝窑“非官营手工业的职能”。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蔡毅先生。
其五,多元论。多元论者认为清凉寺、张公巷遗址瓷片堆积情况主要是挖沟或挖坑埋藏废品,属于官窑性质,但“这一窑场是北宋中央政府的官窑还是地方政府的官窑,目前还有待研究”。同时认为“汝窑瓷器烧造可能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烧造格局”。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陆明华先生。
上述观点均具代表性,且根据事物某个特征,揭示了事物的某种本质,这也是研究的必经之路。但笔者认为,诚如事物的发展必然经历从低级向高级的进程,陶瓷也是从民窑向贡窑再向官窑发展,是一个逐步垄断的过程。从“弃定用汝”(“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起,汝窑始烧造宫中用瓷。清凉寺汝窑遗址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这一发现,结束了从盛唐始汝窑只属于民窑的历史,汝窑从而步入“准官窑”状态。
而至于是否存在官窑和民窑并行,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为寻找汝官窑遗址,曾在汝州市、鲁山、宝丰、宜阳、新安等10多个县市发现多处民窑窑址,均属汝窑系统,而且“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说明宫廷尚未完全垄断。但是,“玛瑙入釉”成本高,烧制难度大,釉料成分和烧制技术又是师徒间口头传授,只有官窑才能不计成本地不断烧制,民窑烧出官窑天青瓷难于上青天。

汝窑-汝窑遗址引出的三大悬疑辨
从2000年至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汝州张公巷窑遗址先后三次进行发掘,从发掘的情况看,该遗址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烧制年代为北宋末年,与宝丰清凉寺汝窑烧制年代相近;二是产品单一,均为类似清凉寺汝窑的青釉瓷器,但制作更精美;三是从素烧器残片看,与清凉寺汝窑一样,也是先经过素烧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四是窑具以匣钵、垫饼、垫圈和支钉为主,此种做法在已发掘的古窑址中,仅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
而从文庙遗址和清凉寺遗址出土的实物看,虽是一脉相承,亦有明显区别:其一,文庙汝官瓷做工精细,和张公巷异曲同工;其二,天青色纯正,从配制到烧成均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其三,大部分器物蝉翼纹刻片清晰;其四,瓷胎色比清凉寺偏白;其五,卷足比清凉寺轻而矮。由此或可推出,清凉寺天青汝瓷受到宫廷赏识,为垄断汝瓷,官府在汝州文庙建立贡窑为宫廷烧造,从此清凉寺汝窑停烧,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足以说明张公巷和文庙汝窑与宝丰清凉寺汝窑一脉相承,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民窑向贡窑发展、由贡窑向官窑发展的过程;也是由商贾垄断到官府垄断、由官府垄断到宫廷垄断的过程。其工艺特别是釉料配方也逐渐向纯天青色发展,到北宋中期,清凉寺汝瓷以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色泽成为瓷中之魁,并影响到宫廷,这才有了后来北宋宫廷的“弃定用汝”和“汝官瓷”。
悬疑二:北宋汝官窑究竟存在多久
现在普遍地把“汝官窑”理解为汝窑,凡说汝窑即指“汝官窑”,研究“汝窑”存在时间实际上是“汝官窑”存在的时间。汝窑的烧造年代范围,在北宋晚期已成定论,但具体时限,研究者意见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清凉寺、张公巷、文庙汝窑遗址发掘证据表明,汝窑在北宋中后期约有20年左右时间为宫廷烧御用瓷器,即汝官窑瓷器,以烧青瓷为主。即宋哲宗元?元年(1086)至宋徽宗建中禹州城靖国(1101)以汝窑为贡瓷,在汝州城文庙汝官窑烧造,历经15年。宋徽宗政和元年,由于宋徽宗的原因,“废汝用钧”,大观元年(1107)至大观四年(1110)又“废钧用汝”,由文庙汝窑烧制,历经4年。持这种观点的是陈万里、冯先铭、朱文正等先生。
朱文正先生认为,宋徽宗继承其兄宋哲宗的皇位后,一方面重用小人,打击前朝贤臣;另一方面试图在艺术上超过宋哲宗,借剪除佑党之机废汝窑用钧窑。由于是和平环境,有充分时间毁掉汝窑,所以文庙汝窑毁灭得比较彻底,州官被调离,工匠可能被杀,汝窑失传。随着艺术造诣的提高及政局改变,宋徽宗后又想恢复汝瓷烧造。大观年间,汝州文庙第二次设贡窑,由于汝瓷技艺已失传,生产的汝瓷从釉色和制作工艺均赶不上宋哲宗时期,所以史称“汝州新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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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此种看法比较牵强。宋徽宗于短短5年间毁窑杀工匠后又恢复烧制,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皇帝还有何尊严?因此其中原因仍有待深入研究。但不论如何,1101—1107年间汝窑停烧,汝窑存在时间从1086—1110年,中间少了5年,仅为20年左右。
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历史上有关汝窑的文献记载,清凉寺汝窑创烧于北宋哲宗元?元年,汝官窑烧造宫廷御用瓷的鼎盛时期为宋徽宗赵佶在位25年间。宫廷在汝州城内张公巷自置御窑烧造,至宣和末年(1125)历经约39年。持这种观点的如叶?民、李辉柄先生等。
1125年金兵南下入侵中原,宋徽宗赵佶传位给太子赵桓,即宋钦宗,改年号为靖康,宋徽宗带着蔡京等南逃。靖康元年(1126)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接着连陷17州,都城汴京被金兵包围,史称靖康之难。汝窑御用瓷自然停烧——因为战争造成人逃窑毁,这一理由很充分也可信。
第三种观点认为,汝官窑从大观四年烧造,毁于靖康元年的战争,最多只有16年光景。之后即有南宋官窑——修内司窑的建立。据有关汝窑的文献记载,汝窑烧造宫廷御用瓷的鼎盛时期为宋徽宗在位25年间。如此说来,大观元年宋徽宗即位后“废汝用钧”,5年后又“废钧用汝”,以后16年是鼎盛时期了。持此种观点的代表是李广宁先生。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文字资料,尚缺实物支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汝窑作为官窑的历史应该是34年左右,而不是20年,更不是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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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三:工匠到哪里去了
依照常理,北宋末年的战乱平熄后,汝窑工匠们应回归故里,重开窑炉,如近邻的禹县、远处的定州、黄堡窑等一样,恢复传统作业。奇怪的是,至今尚未见到任何有金代特征的汝官瓷。
从汝州地区的窑址考古可以发现,金代只有一种“汝钧”与官汝略为接近,但面貌已大为不同,与其说接近官汝瓷,不如说更像钧瓷。很显然,那批宋徽宗时生产汝瓷的工匠要么在战争中被杀,要么落脚他处。因为其他同样生产过贡瓷的窑场,即使停烧贡瓷后,后续的民用产品依然保留了贡瓷的风范,产品固有特点并不会因用途有所改变而突然消失,唯独汝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此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就在汝窑隐匿后不久,却在遥远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出现一种与汝瓷面貌极其近似,而与历史上的浙江瓷器少有共同之处的窑器,它就是南宋官窑——修内司窑。
修内司官窑,南宋着名瓷窑。南宋建都临安后,按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旧制,在都城修内司重建官窑,烧造青瓷。南宋官窑在杭州有两处,先在凤凰山麓万松岭附近修内司设立“内窑”,后在乌龟山麓郊坛下“别立新窑”。世人因此将前者称之为修内司官窑,后者称为郊坛下官窑。
由于南宋修内司窑地处南方,所用原料和烧制工艺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方越窑等成熟工艺的影响,使得修内司官窑瓷无论在微量元素含量或是在外观色调上,都和汝官窑瓷有差别,但差别也无法掩盖两者间的传承关系。时人就已评价修内司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研究表明,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工艺为“袭故京遗制”(《坦斋笔衡》),底足外撇、满釉、支钉支烧等某些工艺特点仍受到汝窑的影响。
而笔者认为应该不仅仅是“袭故京遗制”,而是汝窑的那批工匠或者部分工匠可能被南宋皇帝带到了江南。汝窑的工艺、汝釉的配方十分难学,让习惯了青绿釉瓷生产的浙人一下子就掌握河南的天青釉、开片瓷的烧制,似乎难以想象。所以,笔者相信尽管战争残酷,也至少有部分工匠有时间跟随朝廷转移到临安,从而推测修内司窑中必有汝窑工匠。当然,目前在浙江两处南宋官窑遗址发掘材料中以及地层分析中,尚未找到具体证明,但随着今后不断地深入研究,汝窑与修内司窑事实联系或将浮出水面。(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中山市社科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