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太平天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空想社会主义-太平天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太平天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

2001年5月，在南京举行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针对电视剧《太平天国》放映后，社会上出现的全面否定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观点，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会议上我们重点讨论了“对太平天国的再认识”。今年4月，《走向共和》电视剧放映后，又引起了一场褒贬不一的争论。该剧把原来近代史上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翁同龢、孙中山等，弄得“蓬头垢面”；把原来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作为“政治改革家”、“悲剧英雄”予以肯定。这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告别革命”思潮在艺术上的反映，涉及到对中国近代史再认识问题，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8月12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金冲及、龚书铎、李文海所撰《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一文，指出中国“走向共和是一场生死搏斗”，李鸿章、慈禧、袁世凯本质上是民族罪人，把李鸿章写成“悲剧英雄”是完全背离历史真实的。三老的这些基本观点我是赞成的，建议与会代表看一看。上午会上，近代史所姜涛研究员作了一个题为“对中国近代史再认识”的发言，就近代史的时限、主旋律、转折枢纽等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很有启发。这里，我想就新世纪太平天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即新世纪如何开拓与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提出几点建议，供专家学者讨论参考。
第一、把太平天国与近代农民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太平天国是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初期爆发的一场历时18年，转战18省的农民运动，马克思称它为“强大的革命”。这次运动把旧式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的同时，又揭开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和近代化的序幕。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开化性、理智性表现得最明显，同时农民保守性、落后性、迷信性、皇权主义等弱点也暴露得最充分，是研究近代农民的典型。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才取得胜利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政策，首先也是从农村联产承包制突破，然后推广到城市的。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已经是被历史证明的真理。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取得成功。没有农业、农村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建设中心中重中之重的问题，就是明证。十多年前，我曾经倡议建立“农民学”新学科，研究历史、现实农民问题，为解决当代“三农”问题提供历史和现实依据。近来有学者告诉我，现在研究农民问题已成了一门显学，老的有孙达人教授等，更可喜的是出现了以秦晖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遗憾的是，至今我没有看到秦教授关东地区农村调查结晶《田园诗与狂想曲》。
上世纪五十年代，研究历史上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战争，成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显学，但是当时有一个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式的所谓革命视角来进行研究，片面强调农民的革命性、开化性、理智性，以致发展到把农民无产阶级化和神化，这显然是错误的。现在可否考虑从建设或近代化视角来研究太平天国。如太平天国试图在小农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压迫剥削“天下为公”的“人间天国”——“大同”世界，以及这些乌托邦幻想为什么破产。洪仁玕虽然在1859年提出中国近代化第一个政纲《资政新篇》，由于战争环境和得不到李秀成等农民领袖支持而失败。这就可以明显看到农民的保守性、落后性、迷信性，以及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性。
总结太平天国运动“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把太平天国与农民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打破过去神化鬼化的误区，真实地还太平天国运动本来面目，这对开拓与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第一点建议。
第二，从“面向世界”的新视角来重新研究太平天国史
过去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另一个局限性是，就中国论中国，从天国谈天国，缺乏其对立面清王朝、西方列强的研究，更缺乏从世界历史视角来研究它。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太平天国对立面清王朝、西方列强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如朱东安研究员的《曾国藩传》、苑书义教授的《李鸿章传》等，茅家琦教授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和《太平天国与列强》。今年又启动新撰《清史》的工程。我认为现在应当从“走向世界”，即全球化的新视角来研究太平天国史。
1979年在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1981年两广举行的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除国内专家学者几百人参加外，还有几十位外国专家学者与会。如把忠王李秀成剑送还我国的英国专家柯文南，日本东京大学的小岛晋治等等，都发了言。其中，德国女专家施泰格写了一篇题为《太平天国与德国农民战争》比较研究的文章，提出太平天国可与德国农民战争媲美的看法，对与会代表启发很大。前几年我曾约请吴世民教授作德国农民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的报告，他也答应了。后因他有病未能如愿。我想如果从世界中世纪农民起义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运动，一定可以拓宽视野。
众所周知，马克思根据他创建的唯物史观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名着，对法国农民及小农经济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形象地指出法国农民好象一袋“马铃薯”，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使他们彼此间没有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又说“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万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６９３－６９４页）。恩格斯写了《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对其领导人闵采尔作了高度评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所有当时政权，只要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该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现。”这就是“千载太平之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４１４页）。列宁指出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两重性阶级。从劳动者一面看，他们必然要产生消灭私有制、压迫剥削的思想，农民“倾向社会主义，宁愿工人阶级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从小私有者一面看，他们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倾向于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75页）。斯大林指出农民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坏皇帝，拥护好皇帝。马克思经典作家上述对农民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具有指导意义。
国外专家学者对太平天国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研究太平天国也具有借鉴意义。美国学者菲利普·A·库思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第六章《太平军叛乱》中，认为太平天国 “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的转折期”。“恰恰是太平军的这些缺陷（指太平军拜上帝教的排他性，妨碍了它与友军合作和“摒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准则和制度”）向人们显示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太平军比同时代任何其它叛乱都更加专心致志地直接对付他们的时代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太平天国关于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结构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崭新关系的见解，就是针对清帝国后期那些令人瞩目的问题作出来的真正反应。由于太平军的这一特有的现象以及太平军产生的背景，要把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只归之王朝衰亡这一习见的类型，恐怕是很困难的吧”（《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287、343-344页）。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认定太平天国是转型时期的农民战争，“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乏‘换制’之识”（《晚清七十年》页77）。“洪秀全这一干人是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以有神的西学传统来向无神的东学传统挑战。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 （《晚清七十年》页104）。他认为太平天国是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第二次转型的中的第一阶段，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的最早尝试”。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唐教授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同吃同住同劳动，最进步的平民政权。但是它却保留了‘朕即国家’，君贵民轻的最反动的政治哲学”（《晚清七十年》第120页）。
我希望年青史学工作者能写出世界中世纪农民起义与中国农民起义进行比较研究的论着来，更希望能写出像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那样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论着来。
以前，从中国看中国，就天国论天国；现在又从全球看中国，从世界历史看太平天国，这就可以供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更正确全面认识太平天国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的又一个建议。
第三，从空想社会主义新视角来研究太平天国运动
邓小平理论要解决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离不开空想社会主义。众所周知，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有很大影响，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三年前，中央电视台要做“四百年来的社会主义”节目，在南京采访了我。当时我说了三点。一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可以追溯到《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段话，比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要早1800年；二是马克思称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要求“消灭私有制，重新分配财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三是近代中国，从太平天国要在小生产基础上建立理想大同世界起，中经康有为的《大同书》，至孙中山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视作洪秀全均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称为社会主义，直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即“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可见中国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思想主要来源除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也包含了中国传统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料。事实上，汉朝张鲁的五斗米道和洪秀全的大同思想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泽东同志就有深刻的影响。
1918年，毛泽东同志就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李锐《直言》第98页）。“他在大跃进的大公社思想，大多以康有为《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而来”。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给周扬的信中说：“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毛泽东文艺论集》）。1958年2、3月间，毛主席同陈伯达说：“公社政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四月间同刘少奇谈公社，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李锐《直言》第100页）。同年12月7日—10日，毛主席又在印发《张鲁传》的批语中写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历史来源的” （李锐《直言》第96页）。毛主席“在晚年给自己定位，就只认陈胜、吴广，还有洪、杨为同道”，称洪秀全、孙中山为天才。他在1970年12月10日对斯诺说：“中国革命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 （《毛泽东与斯诺》，第400—401页）。这充分说明毛主席对农民有至深情结。
高放教授在《北京日报》7月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不是这个意思》的文章。该文在引了一本书中“被马克思称做‘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太平天国，曾怀抱大同理想感召天下”后指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中国社会主义’不是指太平天国。”从185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一）文章中说：“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点”这段话看，正如高教授所说，确实不是指太平天国。问题在于马克思所指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究竟具体是指哪一次起义呢？
马克思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根据在中国活动近二十年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中文名郭实腊）以下一段话作出的论断。郭说，“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由此可见，马克思是依据郭实腊说的中国农民起义“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作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论断的。当1849年郭回到欧洲时，“听到大家都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是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264页）笔者认为，郭实腊所指的农民和平民起义，很可能是指活跃于中国南方，特别是广西天地会起义中的米饭主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堂主为来投的穷人提供饭食和其他照顾，使他们生活有靠，但堂伙‘开仓劫富’所得，须缴公，由堂主支配”。太平天国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后，就实行“有饭同吃”的这种制度。金田团营期间，更明确实行人无私产，“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70页），以实现“有饭同吃”的“圣库制度”。这是对天地会米饭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从上述二个意义上说，称要求消灭私有制、重新分配财产的太平天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对。当然，太平天国搞的社会主义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那时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诞生呢。
至于高放教授所说“1850年马克思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欧洲的社会主义’都是贬义词”，我则不敢苟同。这里涉及到如何正确评价空想社会主义问题。
恩格斯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它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01页）。称“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11页），“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的转折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40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作了很高的评价。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的空想社会主义信徒，由于没有与时俱进则成了“反动的宗派”。“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历史发展成反比的。……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3页），即乞求富人恩赐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评价，恩格斯有以下一句名言：“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9页）。列宁在阐述这个重要观点时指出：“民粹派的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表现，却是正确的。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2页）。这些论断，同样适用于对太平天国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评介。作为150年前太平天国反对清王朝残酷压迫剥削的平均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运用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中国，则显然是错误的，也是反动的。平均主义固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可见，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会上还推出了崔之清教授主编的巨着《太平天国战争全史》（216万字），《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天国春秋》和《太平天国王府》等一批太平天国史研究新成果。这里顺便说一说，应当运用多学科方法，如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方法，重新全方位诠释太平天国历史，这对于开拓深化还是有益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就是运用历史学军事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成功典型。其它如太平天国与文化、客家人与太平天国、游民与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与民俗等等，都可以进行研究。
以上若干建议未知当否，敬请与会代表和专家学者指正。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
（资料来源：南京文博信息网，http://www.njmuseu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