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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清末至民国康区外国教会

一、康区外国教会的传播与发展，主要集中于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敲开了通往中国藏区的大门，并窃取包括经商、传教在内诸项特权。外国教会在康区凭借这些政治经济特权，自清中后期始，取得了长足的拓展。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内外交困而自顾无暇，对这一地区管理松散，并伴随着康区政局的日益纷乱与动荡不安，外国教会在康区呈现出日渐式微之势。
四川省档案馆藏“天主教川南教区全宗”法文档案载，西藏(包括康区)原属印度亚格那主教区，曾于1846年提出由四川教区托管。后四川教区主教贝罗书将该区托付给天主教的分支——“遣使会”管理，但未获罗马教廷允准。1856年，西藏正式成立主教区，德斯马曾神父于1857年2月17日被罗马教廷批准任命为第一任主教。同年8月9日，西藏与川西北、川东南教区三位主教协定各主教区界限，同意签订三个主教区的地域划分，并于次年一月获得罗马教廷的批准：西藏教区辖西藏、康区及上川南的南部地区的一半，与下川南的仁寿、井研二县。据教会备忘录称：当时有教徒约八九千人。现据各种材料比勘对照，教徒之数应该有夸大之嫌，但具体数据尚待考证。1856年，苏罗被任命为西藏教区主教，时值西藏驱逐传教士，苏罗不能人藏，遂驻足于四川打箭炉(今康定)，“设法在西藏大门口布置主教场地，以便等待时机以待将来”[1]。可见，外国教会热衷于康区，自始就有进而图藏之意。
据载，近代最早进入康区的西方传教士是法籍人罗勒拿(CharLes ReneAlexis Ronall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此人装扮商贩从康定出发，经巴塘、芒康抵达昌都，并在该地区建立第一个据点。此后长达一个世纪内，法、英、美、俄等外国传教士接踵而至。其中，前期以天主教势力较盛，后期基督教的发展势头迅猛。
咸丰七年(1857年)，法国传教士古尔德装扮成商人潜入康定购地置产，建立教堂、医院、学校。接着派人到江卡、邦拉、巴塘、盐井、中甸、维西等地活动，同时开始在迪庆境内活动。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依据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争先恐后地派传教士到包括康区在内的边远地区从事传教活动。法国传教士闯入川、滇、藏交界处的巴塘，云南维西、德钦、察瓦博木噶，西藏芒康、盐井、扎那、门孔等地进行所谓的“传教活动”。首先步入上述地方的即是法国传教士罗勒拿及查尔斯菲格(Jean—Char lesFage，又译萧法日)。1861年，他们从驻京法国代表baron Gros与总理衙门处领取人藏通行护照，同年6月4日顺利抵达藏东重镇之一的江卡(芒康)，并获准在芒康境内进行传教活动。同年，另一传教士德格定(Than—kmsb—gar—bo)来到芒康，他在当地传教的同时，企图把教区扩展到卫藏地方。1861年8月5日，又有一名叫VicarAposto—lisTho—mine—DemaZures的传教士来到芒康，并急忙奔往昌都。[2]8月20日他从四川总督处领取护照，试图从昌都直人拉萨，但同样遭到三大寺的强烈反对，被押回昌都。就在这一年，法国遣使传教士从云南维西再次进入察瓦博木噶。1862年6月，罗勒拿从察瓦博木噶前往芒康，与德格定一起朝拉萨走去，途中被拉萨派来的官员押回。罗勒拿回察瓦博木噶。1863年11月罗勒拿又至江卡。
1864年11月7日，恩庆奏称：“惟以前自云南及打箭炉行至察瓦扪孔置业之天主教罗勒拿、萧法日等，在彼数年，任意传教，已扰乱蕃民数人心意。现在设法将该从(教)者分别查办，并不准彼处人等擅行来藏……应请援情奏明大皇帝，饬由打箭炉地方官认真清查出关兵民，方免洋人潜越藏地，实于黄教大有裨益等因。奴才等查所拟尚中肯綮，除咨明理藩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都将军及札行打箭炉厅外，理合具奏。”[3]
1862年11月21日，在满庆与恩庆联合写给噶厦摄政汪曲结布的信函中说：“藏界东路法国罗勒拿、萧法日等，为恨西藏官民不令其来藏，与瞻逆工布朗结勾成一气。该罗勒拿于今春派刘姓由炉城运来茶包，在巴、里一带散给汉兵，要买人心”(炉城指打箭炉，即康定。巴、里即巴塘和理塘)。《清实录》对此也有相同的记述。之后，汪曲结布进一步查实道：“细查该罗、萧二人誓要来藏之意，名为传教，实欲善取西藏。”同治皇帝收悉奏文后下旨：“严饬沿边各属认真查察。如有内地传教之人潜赴藏地者，概行截回，毋令乘间偷越。”方使朝野上下，对传教士在在藏区的活动有所警醒。[4]
1865年9～10：月，察瓦博木噶、门孔等地发生反天主教运动，使法国传教士被迫离开了其经营了十几年的察瓦博木噶传教据点。
同治元年(1862年)，德钦燕门茨姑主教堂开始修建，为西藏教区云南主教座堂。
同治二年(1863)，法国传教士巴布埃(Bourry)到达巴塘，在城郊四里龙修建了一座教堂和两座住房，发展了17个藏人信奉天主教。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天主教会在云南阿墩子(今升平镇)利用居民地基建中式房屋教堂1所。
光绪三年(1877年)，罗马教皇特派法国天主教徒毕朗廷为副主教，并派法、奥、意、德等籍教士30余人到川边传教。
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进入阿坝藏羌地区活动。
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籍牧师贝克到巴安(今巴塘)租地拟建教堂未果。
光绪三十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士丁荣盛在康定北门传教。
光绪三十一年，英国内地会牧师来康定传教，建福音堂一座。
光绪三十四年，美国基督教徒史德文由四川进入巴安(巴塘)，以行医为手段，笼络人心，建立福音堂。宣统三年(1911)，向巴塘粮务王会同租借架炮顶地，“后更沿山筑围墙以与外间分划，内修三级洋楼两座，一作医院，一作华西学院，两级洋楼数所，康式楼房十余所，以供西人及教育人员住居。外备花园、草坪、菜圃、运动场、树林、池沼、养畜园等地，无异一雏形之市镇也”。[5]基督教士以巴塘为据点，争相来此传教，几成康区基督教传教中心。1911—1913年
盛时，外籍男女牧师及家属居留者达30余人，教徒30—40家。1922年3月，史得文在前往江卡传教途中遇害，加之1932年的巴安事件藏军占领巴塘，教堂、学校、医院皆被焚毁，外籍教士纷纷避难回国，教务交由中国籍牧师李国光负责，从此教务日衰。1935年美籍教士浩明宜来巴，与尼可而、苏教士等三家图谋恢复，成效未着，不久回国。1939年，总会又派倪康思等人来巴主持教会，办起了康区第一所教会医院巴安医院，第一所孤儿院。
清末光绪年间英国内地会叶牧师来康定传教，建立福音堂。此后由英国籍顾福安、加拿大籍纳尔逊、英国籍裴元弟、美籍郭纳福相继主持。解放前夕，由美籍胡牧师负责，教徒约100余人。
1918年，美国传教士安德烈到康定行医，并购地建教堂，其先后负责人为朝德威、巴保罗(1929—1932)、吉明斯(1932)、蒋森(1935—1939)。1939年由蒋森与中国籍牧师共同负责。1942—1944年为丹麦籍牧师文梦天，1944年以后直至解放，由中国籍牧师龚品三主持。教徒约30——40人。
1918年，基督教英国美道会又派人到汶川、理县、杂谷脑等地建立教堂和教区，由中国信徒捐款开发边疆布道工作。
1920年，天主教“西藏教区”更名为“打箭炉教区”，又称“康定教区”。
1922年，安德烈医生在康定北门安息会以一台9马力的小型发电机用水力发电成功，可供50盏电灯照明，始为康定电灯之始。
1925年，西康教区创刊《西藏回声报》，报导教务、人事和地方新闻，用德文印刷发至全国各教区，并寄发法国、罗马等地。
1929年，法国天主教在康定开办康化学校，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
1947年，由美国长老会、路德会、美以美会，加拿大福音会、长老会及英国满福音会等差会传教士组成流动布道团体基督教环球布道会。美籍牧师吴扬道(D.B．Woodward)、兰德乐(A．H．C.Landanl)、卫浩德(H．N.Withy)和加拿大传教士吴遵道(E．M．Woodward)、司崇道(E．Eseaqer)及英籍传教士史承恩(N．E．Stoker)等6人在康定建立了康定环球布道会，他们主要是通过医药、救济等方式传教，活动于康定、甘孜之间。在康定，他们以内地会福音堂做礼拜；吴扬道还经常到康定南门各锅庄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教义，宣扬“福音”。在今甘孜县，他们将教堂设在一教徒家中传教。但两地仅有教徒10余人。1947年，康定公教医院(法国人主办的修道院)装设康区第一部X光机器，并对外营业。
1948年，云南境内基督教五旬节派教会与美国神召会合并，统称为“神召会”，在维西设立“维西分会”。
1949年4月，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基督教遍传福音团美籍女传道员贝悦纳(Halenbaily)也在康定成立教会，但无教堂。同年9月，重庆基督教遍传福音团负责人马可派女传道员郑睦天(中国人)、郑爱贞姊妹到康定协助贝悦纳工作，在康定发展了教徒30人。1950年8月，郑睦天与边疆布道团牧师丁约翰、清洁会传教士刘纯奉去雅江县传教，先后发展教徒7、8人。郑氏在雅江曾请藏文教师教藏文，在今雅江县八角楼(今八角楼乡)、白孜、噶拉(现更名呷拉)、麻子石(此3地均为行政村，白孜、噶拉属呷拉乡辖，麻子石属河口镇辖)等地都有传教活动。事实上，外国教会传教士在康区有如此多动作，亦与西藏僧俗民众的坚决抵制有关，天主教在藏经营历数百年而无功，教区徒具虚名。1910年罗马教廷鉴此便决定取消西藏教区称号，成立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教区，下辖康区、锡金、云边，以便加强在川滇边藏区的教务活动(1920年，锡金划出)。其所辖地域之广大，实为在中国八大教区之冠。1939年，西康建省，宁、雅二属因另设有教区，天主教西康教区即改名为康定教区。据1936年调查表明，天主教势力已散布于康区的康定、雅江、理化、稻城、贡噶、定乡、怀柔、巴塘、察雅、白玉、宁静、科麦、甘孜、石渠、邓科、昌都、恩达、嘉黎、太昭、武城及云南中甸、维西、德钦等二十八处，约有教徒6，000余人[6]。
就上述事实可见，天主教、基督教于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时期，试图在康区拓展势力。为此目的，可谓绞尽脑汁，用尽手段。其间，在清代早期主要利用生活上的小恩小惠以吸引一部分藏汉民众信仰；在中期则依仗政治上的特权，正如柏尔所说：“教会倚赖中国军力保护，在西藏人观之，等于以中国枪械为后盾而传教。罗马天主教在西藏东部建设颇久，尤为如此。”[7]而清后期，是以大力举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借此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西方传教士在早期的传教活动中，其惯用手法即是依仗本国的实力，从清朝政府手中获得传教的“护照”，以贸易为名，有的装扮成商贩，选择地处省界、气候温和、民族杂居、难以管理的地区，借宿驻留，进而自
下而上地找准目标，为求得民心，开展所谓“慈善”活动，不失时机地拉拢当地官员及寺院、头人，争取他们的信任阳许可，达到招收信徒，建立据点，扩张势力，进行“传教”等目的。之后，主要从事的社会慈善活动，或为乡民免费治疗；或为家境贫寒者修房买地或为当地的喇嘛寺院布施，既赢得寺院的赞誉，又博得了群众的信赖，借以达到在群众中进行传教活动的最终目的。
二、外国教会在康区拓展势力，以甘孜藏区康定、巴塘为中心，向阿坝、滇西、昌都等藏区渗透
康定作为康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到外国教会的格外垂青，因而也是外国教会最为着力开拓与精心经营之地。天主教康定教区主教便常驻此地，并设相应机构：设总堂一所，下辖康定真原堂，治在城内陕西街，主管康定县教务；内设教理传习所与女生院，辖驷马桥分堂，设教理传习所，男女合班。据载1949年(下同)共有教徒约740人，其中，以城区、驷马桥、榆林宫人数为众。下鱼通叫鸡沟分堂一所，有教民174人。而且，这些外国教会内部均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其中以天主教最为完备。康定教区内，设主教一人，总管全区教务；副主教一人，襄助主教。下设当家处，管理全区财政。1944年设参议会(或谓参事会)，由华朗廷委余廉霭、古纯仁、何光辉、尤加理(意大利籍)、杨华明(中国籍)为参议员，建议教区应兴应革事宜。[8]
泸定总堂为沙坝教堂，沙湾设分堂一所，1949年有教徒约454人；冷碛教堂有教徒170人；磨西教堂，并在新兴设有分堂一所，有教徒560人。各堂办有男女教理传习所，沙坝总堂设有孤老院一所，磨西麻风院直属康定总堂，解放前约有200余病人。
巴塘教堂一所，清同治元年(1862)法国丁司铎、圣保罗等人来巴传教时建立，后在巴塘事件中被毁，清政府将巴塘副土司官寨赔作新址，教徒约30余户，汉藏均有。
炉霍为宣统元年(1909)(一说光绪三十二年)法国教士石司铎由康定来虾拉沱招垦传教，设有城内与虾拉沱教堂各一所，办有男女合班的教理传习所，并有修道院。1936年设小学一所，椐1948年调查有男生16人，女生8人。1949年有教徒115人。
道孚教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法籍教士余廉霭与后来之谭敬修开办，设有公会，办理慈善事业，以及男女教理传习所，辖乾宁分堂一所，教徒约100人。丹巴教堂于宣统年（1909）由佘廉霭开办，在小金喇嘛寺设分堂一所，均办有男女理传习所，共有教徒300余人。
盐井教堂为19世纪60年代法籍吕司铎开办，有教徒342人。
懋功教堂为1918年佘廉霭开办，内设男女教理传习所，约有教徒255。
阿坝藏区主要有两所教堂：崇化教堂为1923年法籍司铎白禄暹开办，内设男女教理传习所，约有教徒120人。绥靖教堂于1938年由中国籍司铎杨华明开办，仅有教徒约20人，1940年划由崇化教堂兼管。
此外，康定天主教区尚辖有云南茨中教堂(辖分堂2)，教民750人；小维西教堂(分堂2)，教民256人；维西教堂(分堂1)，教民72人；百汉落教堂(分堂5)，教民61人；曲拉通教堂(分堂1)，教民30人。德钦、中甸、茨姑、潞子江等地教堂亦属康定天主教区统辖。
原属西昌教区之富林、皇木厂教堂于1949年划归康定教区管辖，前者有教徒300人，后者约1，200人，可能教徒人数也有夸大。
基督教临安息日会在康定设有医院一所，并于1937年开办三育小学。此外，该会在汉源、富林、鱼通、磨西等地派专人筹设教堂，均未成功；每年还派人往丹巴、道孚、乾宁、理塘、瞻对、炉霍、雅江等地传道施药，扩展影响。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巴塘设有福音堂一所，选举董事六人，在外籍牧师主持下负责教务，办有华西小学、中学、医院、孤儿院，并随时派遣教土至宁静、察雅、昌都、盐井、察隅等地布道，并进行考察、摄影、测绘活动。1937年教士尼可而到盐井企图发展教务，因宗岩喇嘛寺反对未果。
在外国教会康区发展进程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与内地汉区外国教会发展相一致的特点：
首先，天主教传教历史较之基督教历史更为悠久，前期势力较大，而基督教人康时间稍晚，分为内地会、美以美会、安息日会三个系统。其次，外国教会在康区的势力是与本国在中国的侵略实力的强弱成正比。以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康区势力分析，至1928年外国教士21人中，法国教士共15人，英国2人，美国4人，法国占绝对优势；外国教会在康区举办各种文化慈善事业中，天主教在康定、泸定等地区占有优势，而英美在巴塘占有优势。这是由于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康区的传教历史所决定的，也是民国以后法国经济实力下降，英、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剧增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后期，法国“巴安天主堂，乃日渐式微，教民星散，司铎亦迁盐井，仅留教民邓朝良为之看管房屋而已”。[9]因此，民国时期即有论者指出：“即以西康而论亦因为法国教士之人康传教，而西康始有天主教，故就事实言之，天主教之传人西康，谓全为法国教士之力不为过也”，而基督教虽然人康较晚，但由于传教手段高明，经济实力雄厚，“入教者因之日众，其势力已与天主教相对峙矣”。[10]
三、虽然康区外国教会势力较之内地汉区发展更加弱小，但在康区所爆发的
反洋教斗争却较之内地汉区更为激烈，爆发之原因、参加的阶层也更为复杂在康区这块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下植根发展起来的外国教会，一方面，给康区近代历史烙上深深的印迹；另一方面，亦由于传统的宗教原因，以及政治、经济因素，外国教会在此地遭到了康区僧俗民众的剧烈的抵制，教案发生频繁。梳理其大教案(或称反洋教运动)，主要有：
1866年，发生了第一次巴塘事件，法国传教士被当地藏民驱逐，教堂被焚毁。
同治十二年(1873年)，巴塘又一次发生打毁教堂事件，民众“初则掷石向击，继则伤害抢掳，后则奋斧将教堂拆毁”，同时波及到盐井、莽里地区，当地民众将两教堂焚毁，其司铎、教士逃往康定。[11]
光绪五年(1879年)，为了阻止洋人过境“游历”，巴塘发生反洋教斗争，一时间民情汹汹，僧俗民众“遍札巴塘、理塘、霍尔章谷、叠盖各土司，及云南所属阿墩子、中甸、维西等处寺院僧俗人等，以后一律不许洋人过境，亦不准各处迎护接送”。[12]
光绪七年(1881年)，巴塘法国天主教司铎梅玉林，在携带物品13驮赴盐井途中被杀。
光绪十三年(1887年)，巴塘僧俗民众“直冲该处教堂，焚毁一空”，驱逐奉教之人出境，分抢其田地财物。[12]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泸定发生反对教会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巴塘事件，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杀，僧俗民众攻打茨荔陇屯垦农场后，直扑法国天主教堂，放火烧毁教堂，杀死两名传教士。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巴塘事件引发了云南迪庆藏区藏民大暴动，人民烧毁了霸占民户的阿墩天主教堂、茨姑教堂，杀死传教士2人。
宣统三年(1911年)，道孚发生反洋教斗争，道孚第一大喇嘛寺——灵雀寺召开“坦切”会议，历数洋教洋人与官府罪状，喇嘛民众攻人县衙，焚烧天主教堂，绑架法国传教士谭敬修、中国籍教土熊德隆到灵雀寺。这次斗争波及到康定、小金地区，不久为西康都督顾占文镇压。
1918年，丹巴教案发生。
1922年，美籍传教士史德文携带财物从巴塘准备取道芒康到拉萨，遭到藏民伏击，当场毙命。
1926年，巴塘民众在关帝庙集会，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高呼“洋人滚出巴塘”，“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并冲人架炮顶，吓得牧师浩格登急忙请求当地驻军出面干预，平息事端。
综括这些反洋教斗争，其原因大致在于：
首先，宗教信仰的排它性，势必导致冲突。外国教会在康区传播，与当地传统宗教——藏传佛教争夺信众，必然引起当地传统宗教派的强烈不满。僧俗民众甚至认为洋教作祟，触犯神灵，冒犯天地，伤及风水，引发藏区天灾人祸，“人地无相安合宜”。如巴塘事件的发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巴塘上年安设有法国教堂三处，自该外国洋人在台之后，行动冒犯神灵，污秽天地，是以年来人物患疾，代降灾异，五谷荒旱，比先年收成一半无有”[14]。此种根植于信众而又历时悠久的宗教地域，外来异教难以生根。强就之，其冲撞必猛。
其次，外国教会在康区大肆置买田产。天主教、基督教在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巴塘等地大量购置土地，仅天主教就在康定前后费银15238两用于土地购买，“据天主教堂华朗廷言，泸定已垦万余亩，收租千八百石”。[15]除少量用于建立教堂外，余均用于“基本产业”出租，为教会各项开发提供经费，开办各种事业，直接影响到了当地僧俗民众切身的经济利益。
第三，外国教会在康区的种种不法行为，如教士干涉地方政务，教民恃教不法，则直接引发了教案的爆发。如1917年道孚事件的发生就是天主教徒与基督教相互搏奕而酿成的。
第四，康区反洋教斗争由于其特殊的宗教、民族性，还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反洋教斗争中，藏传佛教力量担当了领导者、组织者、指挥者的重要角色，当地土司头人暗中支助，僧俗民众在对待外国教会这一点上真是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基层教政势力与民众携手协作，形成康区反洋教斗争的坚实基础，这是内地教案中一向所没有的重要特征。教案发生最多的地方，必是教会势力发展最好、力量最强之地，这一点是与内地反洋教斗争的特点是一致的，每次教案的发生，直接间接影响到附近广大地区，声势浩大，并影响到当地的政治格局的变迁。
四、外国教会在康区的传播与发展扮演着双重角色
毫无疑问，外国传教士首先扮演的是西方列强侵略康藏地区先锋角色，这些人在康区进行间谍活动，大肆掠夺藏族珍贵历史文物，有史可证。在康区的外国教会中，天主教代表法国的利益，而基督教则代表英美势力。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在康区进行间谍活动，进行传教的目的却是为本国侵略康藏地区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各地教堂成为外国侵略者的据点。他们搜集康区历史文化、社会风俗、山川险阻的材料，甚至直接为本国侵略政策出谋划策，这一活动直至康区解放才告终止。关于此，清末改土归流之时打箭炉同知李之珂向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所上之“条陈”可窥一斑： “外人觊觎边荒，藉口传教，譬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现在打箭炉、巴塘、里塘、炉霍等处以及各土司地方，法、英教民日增一日，……外人笼络蛮族，多方诱哄，必至尾大不掉，强据我边界，扰乱我藩篱，虎视眈眈，如蝗虫入境，不食尽不止”。[16]再从法国放弃西藏教区而设立康定主教区这一历史事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教会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的真实面目。法国公使馆自述：“放弃这地区(即西藏)的真正原因，是怕英国不满意，并且俄国也不乐意看见法国人插足西藏。虽然我们已越过界线已取得成功，仍希望对传教士的一切进行保护，但是一点也没成功，他们被迫到四川和云南。”[17]
此外，外国教会在康区掠夺藏族珍贵历史文物的活动也非常猖狂。据不完全统计，外国教会仅在巴塘一地就先后掠夺佛经《宗喀巴传》、《释加牟尼传》、《甘珠尔》、《丹珠尔》等珍贵文物数十部，唐卡2000多幅，“色各”100多尊。[18]同时，外国传教士又在康区开办文化教育、农业种植、医疗卫生等事业，客观上亦为康区带来了近代文明的因素影响。
为了培养康区本地教士，发展信徒，扩大教会影响，外国教会在康区开办了多种文化教育事业的活动。当然，传教士之所以在其教堂内开办学校，绝非仅仅是发展该地的文化教育，而是利用宗教活动为西方势力的扩张寻找立足点，但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事业，盐井之为仅次于巴塘等地的文化中心地区之一，与此不无关系。
需知，在康区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中，虽说“寺院之外无教育”，有不实之嫌，但文化教育在此较为落后，则是不可否认。本土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自寺院喇嘛、土司头人，一般民众获得教育的机会较少。外国教会正是看到了这一特点，出于自身目的所需，在康区开办学校。其层次有小学、中学、专业学校等。较为着名的有天主教在康定设立的专为培养司铎的拉丁修院，各大小教堂开办的男女教班传习所，1927一1942年设立的康定康化小学；基督教会在巴塘设立的华西学校。从其清代在这一地区举办教育以来，确有实效。民国时曾经亲临康区的刘曼卿即有“现今西康所有知识分子多半出身教会学校”的慨叹。
康区民间长期以来缺医少药，近代医学更是一片空白。外国教会见此时机，便在许多教堂都设有施药处，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美国外科医生史得文在巴塘建立华西医院，先后培养了一批康区医学人才，史得文获得极高声誉，巴塘在其逝世后特地为其建立了牌坊一座，上书“墨道西行”四个大字，以资纪念。天主教、基督教还在巴塘、康定设立了设备先进、技术精湛的医疗机构。泸定磨西麻风院，是天主教在康区建立的最大的医疗慈善机构，对病人采取隔离、收养加以辅助治疗的手段，对控制麻风病在康区的传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控制作用。
与此同时、外国教会还在泸定、康定、巴塘、炉霍等地购买田地，招民开垦，大兴垦殖之风，试办农事试验场，引进、种植各种蔬菜、水果，也卓有成绩。
简言之，我们在剖析外国教会无论是在康区举办的文化医疗事业，还是进行农事试验，研习藏学，出版报纸等活动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其问题实质，诸如此类活动更多的是一种手段。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其传播教义、发展教会势力服务的本质始终未变，但其在客观上有将西方文明因素传递康区的积极一面，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时需要正视之处。
注解：
[1]四川省档案馆藏“天主教川南教区全宗”法文档案。
[2]《西藏研究》(汉文版)1990年第2期，第94页。
[3]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86页。
[4] [清]刘赞廷：《盐井县志》，1962年4月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第一
页。
[5]四川省档案馆藏：刘曼卿：《康藏轺征》，第44页。
[6]曾广铭：《西康之宗教》，《西北问题季刊》第二卷第1、2期合刊。
[7]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171页。
[8]四川省档案馆藏：((1950年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调查》
[9]李中定：《巴安之天主堂与基督教》，《康导月刊》第二卷第8期。
[10]曾广铭：《西康之宗教》，《西北问题季刊》第二卷第1、2期合刊。
[1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1031页，《法
国公使热福理照会中录打箭炉教方来信》。
[1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4辑 (二)第804页，
《光绪六年四月法国二十一日军机处交出川督丁宝桢抄片》。
[13]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5辑(三)第1419页，
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法国公使苏阿尔照会》。
[14]四川省档案馆藏：《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巴塘百姓禀打箭炉颇本已
将风全及洋人诛戮文》。
[15]四川省档案馆藏：杨仲华：《西康纪要》第281页。
[16]四川省档案馆藏：《打箭炉同知李之珂禀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条陈》。
[17]四川省档案馆藏“天主教川南教区全宗”法文档案。
[18]陈乃加初：《外国传教士在巴塘》，载《巴塘志苑》，1984年4期
（文章来源于《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
（资料来源：中国藏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