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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西方传教士与上海小刀会起义

早在17世纪初年，西方传教士就来到上海传教。19世纪中叶，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上海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他们更接踵而至，从事精神侵略。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他们对上海人民这次反抗斗争的态度如何，进行哪些活动，产生什么影响，无疑都是值得加以研究的问题。
一
西方传教士是站在外来侵略者的立场上，对待上海小刀会起义的。
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发动武装起义，迅速占领县城，处决知县袁祖德，并活捉了道台吴健彰。这个消息仿佛象晴天霹雳，使中外敌人异常震惊。美国牧师晏玛太当即向美国公使马沙利作了报告，并充当其译员，从租界往县城察看，随后马沙利急忙写信给小刀会首领大元帅刘丽川，“要他保证对美国教会予以尊重”(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980年7月第2版（以下简称《汇编》）第787页。)，晏玛太又“自告奋勇，替公使致送公文”(泰勒：《晏玛太传》，见《汇编》第535页。)。当晚，刘丽川访问马沙利时答道：“清朝当局腐败暴虐，推翻清朝的统治是势所必至的。”并且说明起义军“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对于外侨一定秋毫无犯”。美国方面又提出：“如果将道台带出县城，美国领事馆愿负保护之责。”(《北华捷报》第163期，见《汇编》第57页。)刘丽川立即拒绝。可是，美国侵略者仍想营救曾同美商合股开设旗昌洋行的吴健彰，准备从停泊在沪的舰上调派二百名士兵前往劫持，由于“怕后果不妙”(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79页。)，会戳穿其“中立”的假面具，激起上海人民的公愤，便改为派遣两个美国人霍尔与史密斯去探望吴健彰，同他商定逃脱的办法。当起义军发觉吴健彰已被外国侵略者劫往租界，怒火中烧，“决定向租界进攻”，且连夜猛攻租界达十余次之多，“炮声震天”，使晏玛太等人“感到十分可怕”(泰勒：《晏玛太传》，见《汇编》第536、537页。)。
传教士既对被俘的清朝官吏设法相救，又为清兵的反扑提供方便。吴健彰逃出后不久，遂纠集军队企图攻占县城。他们第一次攻城，就是在晏玛太家附近发动的。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牧师卡巴尼斯写道：“清朝官兵继续利用我们教会的建筑物，作为他们进行战争的中心”(《北华捷报》第167期，见《汇编》第70页。)。很明显，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中，美国牧师完全站在清朝政府一边，支持它对起义军的武装进攻。
不仅如此，传教士还大肆污蔑小刀会起义军。晏玛太将上海人民这次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称为“一度无用的和破坏的地方乱事”(晏玛太：《太平军纪事》，见《汇编，第532页。)，立场极其反动。英国牧师雒魏林也恶毒诽谤起义军使用“毒辣手段”等等(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见《汇编》第621页。)，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刘丽川就曾明确宣布：“照得锄奸除暴，为民非所以害民；发政施仁，戡乱非所以扰乱。城厢内外，勿用惊迁；士农工商，各安常业。”又说，“本帅已严饬部下兵丁，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刘示》，见《汇编》第4页。)。这些纪律是付诸执行的。清方禀报承认：“匪徒（指起义军）号令极严，如有抢夺，随即正法示众”(《忆昭楼洪杨奏稿》，见《汇编》第148页。)。英商怡和洋行上海分店致香港总行的信中同样提到：“他们纪律严明，并不随便乱杀老百姓”(《上海怡和洋行致香港总行的信》，见《汇编》第503页。)。这些铁的事实对上述的污蔑是有力的批驳。
基督教（常单指新教，也称耶稣教）牧师对起义军采取敌对态度，天主教神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主教神父批评基督教牧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对太平天国充满着幻想，并把这些幻想传给了英美的领事和军官们，给上海城带来了灾难”(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74页。)。而且咒骂起义军，说“他们只是一伙盗匪，此外什么也不是”。又说“他们公开的口号是改朝换代，但他们真正的意图是抢劫和分赃。”上海地区耶稣会会长翁毅阁还跟法国的领事与舰长明确表示了反对起义军的意见。天主教神父对起义军这样刻骨仇恨，不是没有原因的。自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苏南京后，天主教神父从由南京逃出来的教徒口中，“很快就确信：太平军只是些强盗，根本不能建树什么，他们的基督主义也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74页。)。这些神父对于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所采取的新教的形式有一种特殊的反感，而上海的三合会（指小刀会）却又自称是和太平天国有联系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17页。)。并且天主教在董家渡建立了教堂，环绕教堂周围又有许多当地教徒的住所，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这个天主教势力中心的利益显然受到了威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17页。)。因此，天主教神父一开始就疯狂反对起义军。
可以看出，上海小刀会起义后，西方传教士为了维护和扩张其势力，左袒清朝政府，诋毁起义军，充分暴露出他们敌视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侵略本性。
二
上海小刀会占领县城期间，西方传教士继续加强其精神侵略活动。
如上所述，小刀会起义当天，刘丽川表示对外侨“一定秋毫无犯”的话，是切实履行的。第二天9月8日，恰是天主教圣母圣诞日，神父梅德尔前往城内访问教徒，全无阻碍。他说：“我碰到好些叛乱分子（指起义军），在路上，尤其在西门岗哨处，我同他们交谈。到处人们都知道徐家汇和董家渡这两个名词，待我象朋友和弟兄一样”(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80页。)。他们还保证徐家汇和董家渡“两地的安全”(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汇编》第881页。)。事实表明。起义军容许自由传教，对传教士的活动没有加以限制。他们进城传教的活动，一直继续到1855年1月县城临近失陷之前。在城外，他们也抓紧传教工作。如天主教就以董家渡和徐家汇两地教堂为主要据点，向教徒和其他群众布道。传教士于城厢内外传教的同时，且到上海邻近地区进行活动。英国牧师麦都思及其同道们“经常在上海近郊一带传道”。(戴存义夫妇：《戴德生的早年时期》，见《汇编》，第691页。)法国天主教神父则以原先在青浦、松江、浦东和崇明的堂口作基地，加强传教工作。传教士就这样将教会的影响，进一步伸展至上海周围一带。
传教士又利用当时战争的特殊环境，开展医务工作。雒魏林的医院“大门向双方受伤人员时刻开放着”(兰宁、柯灵：《上海史》，见《汇编》第763页。)。然而来此就医的主要是清兵，因为他们常打败仗，伤员较多。他有时进城内诊疗所去，见到身受重伤的起义军，也给以治疗护理。天主教神父一样抓住机会医治伤兵。1853年10月中旬，梅德尔以董家渡教堂附近一间空着的税关房子和后面的另一间小屋开设医院，并同主教赵方济要求法军军医到这里诊治受伤的清兵。传教士医治伤员是有自己的企图的。他们对来院的伤兵宣讲“福音”，给以洗礼，传布教会的影响。
除了治病，传教士还做些救济的“善事”。他们曾带大米进城，“在诊疗所把米粮散发给穷苦的平民”(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见《汇编》第627页。)，有时则利用传教的机会赈济。他们这样做，表面看来好象在大发慈悲，实际上是要吸引群众，笼络人心。这对起义军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来说并不是有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且力图将自己的信仰传播给起义军。1853年9月25日，美国牧师罗孝全访问刘丽川时，就提到自己当过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宗教师”，谈及基督教教义。罗孝全说：“我对他讲知‘十诫’和其历史，并告诉他‘太平军奉此为初期的军律。’”(《北华捷报》第166期，见《汇编》第65页。)传教士的宣传对起义军产生了一定作用。1854年5月11日，刘丽川发布了“为纠正风俗，消灭邪教”的告示，抨击佛教、道教，号召人们“放弃邪教，端正习俗，毋再崇拜偶象，再进庙堂焚香烧纸”(《太平天国大元帅刘示》，见《汇编》第23页。)。同月17日，他在“昭告人类始源事”的告示中，要求“兵丁士民人等，应即洗心革面，明辨是非真邪，及早觉悟，崇拜天父上帝，切勿为邪僧妖道所迷惑。”(《大明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刘示》，见《汇编》第24页。)于是，上海城内掀起了反对传统的神道说教的斗争，许多庙宇被完全或部分地破坏，大量的偶象从庙宇里搬走，装在篮子、水桶里运出去烧毁或者抛弃，表明起义军已经接受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信仰。究其原因，主要是来自太平天国的影响，当时在沪就有人直接宣传拜上帝会的主张(《北华捷报》第177期，见《汇编》第95、96页。)，但是，同传教士的宣传也不无关系。法国代理领事爱棠说过，小刀会“福建人首领林阿福曾来向他宣称，他和他手下人中的三千人都要信天主教，其理由是：领袖刘丽川是受教于英国牧师麦都思，陈阿林是受教于美国牧师卡巴尼斯”(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791页。)。这段话不一定完全准确，然而或多或少反映出小刀会首领们同传教士有所接触，受到感染。至于起义军将士，也曾至教堂听传教士讲道。
当然，两者存在一定关系，并不是说彼此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小刀会起义军同太平天国一样信从上帝，是要借助上帝的权威，向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的神权和迷信发起冲击，他们在告示中甚至将邪神也斥为贪官污吏。传教士则不然，他们宣传上帝，从根本上说，是要扩张西方教会的势力，为列强侵华效劳，显然，两者的实质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小刀会也从未同外国教会建立联系，没有听从传教士的旨意。在访问刘雨川时，罗孝全曾经表示“愿意照样施教于其部下之广东人”。刘丽川立即推诿说：“等候南京（指太平天国）派人到后再商量诸事。”(《北华捷报》第166期，见《汇编》第63页。)事实说明，小刀会对传教士的活动不是毫无警惕的。
关于两者的信仰并非一致的问题，不必说天主教神父，就连基督教牧师也有觉察。雒魏林曾谩骂起义军道，他们的生活和行动“跟基督教义公然抵触；他们沉迷在强夺、谋杀、淫欲、一切使人性堕落的罪恶行径中”(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见《汇编》第630页。)。麦都思则怀有自己的打算，他在谈到上海有人宣传拜上帝会的主张时说：“我们还是按照原来计划进行：他们宣传的教义，如有遗漏，我们将加以补充；错误之处也必予以纠正。这样，太平王可能成为我们传道的先锋，当我们传播圣经时，人们已对圣义有些基础了。”(《北华捷报》第177期，见《汇编》第96、97页。)由此可见，传教士甚且图谋对太平天国与小刀会的主张进行“纠正”，并加以利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必须指出，传教士对于小刀会的措施还粗暴进行干涉。1853年10月底11月初，天主教神父获悉起义军要对城中几家教徒征收捐税，如陆家（一译为罗家）须交一万银元，为了庇护教徒，梅德尔便请爱棠帮忙，爱棠一口“答允干预此事”，并同舰长德柏拉磋商后，写了一份照会，声称：“城里的居民如因教友身份而受迫害，那么，我们都将视为这是对法国的敌对行为。”(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88页。)小刀会对此作了让步，没有征税，缺乏必要的斗争。梅德尔得寸进尺，利用这一事件使好多户教徒搬出城去，同时有几户教外人，其中一家姓姚的是“富贵人家”(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汇编》第891页。)，也由于他的保护，逃出了城。其他传教士又为一些想要离城的居民取得许可证。这对县城的防守无疑起了消极的作用。
十分明显，小刀会起义后，传教士的活动并没有放松，而是利用当时的情况，加紧从事传教等工作，扩大其影响，使“宗教逐渐伸展到社会各阶层中去”(《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报告、信件和日记》，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第228页。)。小刀会改信上帝，开展清除偶象的斗争，同传教士的宣传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彼此的信仰有着根本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小刀会对他们提出在军中传教的要求加以抵制，而对他们的一些干预活动却斗争不力，反映出对其面目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
西方传教士为了配合清兵围攻上海县城，还对起义军开展劝降活动，并煽动列强进行围困和武装干涉。
小刀会起义军击退清兵的围攻之后，传教士便参与诱降阴谋，妄想瓦解起义军。1853年12月，清朝署江苏巡抚许乃钊派已革知府谢继超等人入城招降。据爱棠猜测，此事“也许有耶稣教牧师们，特别是那位老麦都思参加”，由他们担保(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794、795页。)。对于敌人的诱降诡计，起义军断然给以回击，将谢继超等人处决。不久，赵方济派人向署松江知府蓝蔚雯、署上海知县孙丰提出，他要商同法国公使和美国、英国领事，“从中作保，令刘丽川等一概投诚，以救合城百姓”(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卷第11页。)。在赵方济的策动下，1853年年底与次年1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与英国领事阿利国曾对起义军诱降，要他们撤出县城，也受到起义军“公开的拒绝”，刘丽川“态度坚决，反对使叛军（指起义军）驯服的任何建议”(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823、801页。)。接着，阿利国又同吴健彰商议招降之事，吴健彰“答以愿将下手戕官之犯捆献，方可禀商督抚，奏请大皇帝恩施办理”。结果诱降仍告破产，阿利国只好“以贼匪（指起义军）不愿投诚回复中止”(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卷第11、12页。)。法国神父之所以热衷此事，是有其图谋的。怡和洋行上海分店致香港总行的信函中写道：“如果布尔布隆能说服叛党献城，清军就会划一块乡下地皮给法国人以为报酬”(《上海小刀会起义新史料》，见《汇编》第513。)。所以，天主教主教唆使法国、英国等外交人员出面诱降，并非如他口头上所谈的是由于要“救合城百姓”的“人道的原故”，(《上海小刀会起义新史料》，见《汇编》第514页。)而是怀有自己的卑鄙目的的。
随后，基督教牧师又直接出面招降。1854年12月11日，英、美两国领事写了一封公函送到起义军副元帅陈阿林处，“建议从中调停，着手和平解决这一重大争端，其条件就是叛党立即投降；而对官兵一方，可以说服他们采取宽大处理的办法。”当时在场的戴德生将此函作了翻译，并且挖空心思进行诱降。戴德生写道：“我跟他谈了一大堆话，力图诱导他接受公函所提出的调停。”但是，无论这个英国牧师如何蛊惑，始终动摇不了起义军的坚强斗志，陈阿林“不愿听到要他们投降的话，公开宣告他决心战斗到底”(戴存义夫妇：《戴德生的早年时期》，见《汇编》第691页。)。继而雒魏林也从事劝降。在法军开始进攻起义军之后，他征得法国海军上将的同意，与另一个英国牧师伟烈亚力入城游说，向起义军首领们施加压力，说什么在法军行将大举攻城的形势下，起义军如果打算抵抗，“那是一点希望也不可能有的”，城内的“食粮势难久持”，起义军“必然快要饿死”。雒魏林承认，“为此我竭力敦劝他们听从海军上将的要求”。然而，起义军首领们没有被吓倒，坚定地表示，“他们已经决心打到底。他们人多势盛，力量强大，尽管法军会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害，打死他们的弟兄，但是放弃县城，对他们来说，就是意味着全部灭亡，因此他们决不投降。”雒魏林见恫吓无效，又进行诱骗，说起义军迟早要被打败，到那时就没有什么条件可讲了，而现在双方可以作好安排，使起义军的生命得到保全。可是，首领们给予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是：“不！我们决意同生共死。”(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见《汇编》第641、642页。)
传教士一面诱降，一面大搞其他的毒辣阴谋。天主教神父同法国外交官员和海军军官关系密切，如同《北华捷报》所提到的：“天主教会对法方人员起一种确实的影响作用”(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801、802页。)。神父们便凭借这种关系，鼓动法军设置障碍，围困起义军。法国军舰在县城对面出现。而且从1854年9月起，法国侵略者支持清兵在县城北门一带开始沿河筑墙（接着美国与英国也协助修筑），11月下旬，一道围墙筑成了。它东起黄浦江边，沿着环绕北城的河浜北岸，向西北伸延直至距洋泾浜南岸不远的地方，把上海县城孤立起来。这一切都与天主教神父的活动有关。
非但这样，天主教神父还煽动法军进行武装干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英国朋友呤□对此作了无情的揭露：“法国领事和法国的高级军官，全都是受教士所支配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害打算就援助清军，蛮不讲理地把三合会从上海县城驱逐出去。”(呤□：《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129页。)法国外交人员顾随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法军决定进攻起义军，其原因之一是“耶稣会神父们的热烈劝说”(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310页。)。布尔布隆还曾函告爱棠，说吴健彰在致其信中“明显地表示要候我们以武力夺回县城之后，他才肯奏明皇上保护我们的宗教利益，而且颇不客气地表示即以这一奏请作为帮助的报答”(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871、872页。)。这更清楚地泄露出法军的进攻行动同神父们的关系以及背后的真正原因。正是由于天主教神父的密谋，法国侵略者终于撕下“中立”的伪装，对县城的小刀会起义军发动进攻。1855年1月6日，法军与清兵互相勾结，挑起了所谓“北门之战”，起义军奋勇抵抗，使中外敌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天主教神父又暗中破坏起义军的突围斗争。住在董家渡的赵方济和梅德尔常常到洋泾浜去，奔走于法国领事、法国侵华海军司令以及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之间，共同策划对付起义军。梅德尔尤为可恶，“他希望有朝一日叛乱分子（指起义军）会大批大批地投降”，“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304页。)，每天把他所能知道的起义军计划告诉在徐家汇的耶稣会会长伏伯禄，以便向法军和清兵报告。1855年2月上旬，起义军为了打破中外敌人的严密封锁，摆脱粮尽援绝的困境，决定派出一部分队伍突破包围，进袭松江，并以此为基地，继续战斗。梅德尔侦悉这一打算，立即作了报告，伏伯禄便告知吉尔杭阿，清兵马上在通往松江的徐家汇一带加强警戒，且开炮轰城，使起义军袭取松江的突围计划全遭破坏。2月17日下午六时，梅德尔又给伏伯禄写信道：“我听说‘红头’（指起义军，因他们头包红巾）要想在今晚出走，已经作好了准备工作。”(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汇编》第912页。)这个讯息是否转送清朝兵营虽然尚不清楚，但从伏伯禄当夜同其他人一道戒备，以及刘丽川等起义军突围出城至距离徐家汇不远的虹桥很快被清兵消灭的情况来看，两者之间不会毫无关联。梅德尔外表慈善温和，实则毒如蛇蝎。他的情报活动所起的危害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中外敌人的联合镇压下，坚持斗争一年半之久的小刀会起义军终于悲壮地失败了。阶级敌人疯狂进行反攻倒算，西方传教士也乘机攫夺权益，扩充势力。当清兵占领上海县城后，美国牧师随即从清朝政府手里取得教产，并得到赔款五千元，这笔赔款“足敷修复所有教产，而且还留下少数余款存入教会库房”，同时，他们加强传教活动。晏玛太说：“我们重整旗鼓，向偶象的堡垒进攻。”“我们每周举行七次聚会，平均出席人数约有二千五百人。在这困难重重之中，市民听到和平福音的真理，战后比战前更有兴趣。”(泰勒：《晏玛太传》，见《汇编》第542页。)英国牧师也极力扩大学校与医院，开辟新的礼拜堂。天主教神父更是如此。县城刚刚落入清兵之手，梅德尔就写道：“这两天以来法国的势力和天主教的势力有了从未有过的发展。”(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汇编》第914页，)天主教神父还狡猾地利用法军帮助屠杀起义军一事，向清朝官吏索取报酬，得到在上海附近一些县城及重要市镇上安居下来的许可。于是，他们加快了传教的步伐，从1855年至1880年，受天主教教会培训的就有一千多人，出现了他们所称道的“一股认真的归化活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355页。)。
总而言之，西方传教士为了瓦解与扑灭起义军，玩弄了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既从事诱降，又策动围困和武装干涉。小刀会起义军同中外敌人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顽强的反抗精神。在绞杀上海小刀会的过程中，主犯虽然是资本主义列强的各国政府，传教士只不过是其爪牙，但他们确实扮演了极不光采的角色，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而且乘机扩张其侵略势力。
【资料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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