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悬一线的大唐。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伤痕累累且麻烦不断，西边的“老邻居”吐蕃王朝，却是生死大威胁。

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唐朝西北精锐大多入援平叛，先前一直被摁着打的吐蕃，这下像脱缰的猛兽般扑来。待到安史之乱结束时的762年，吐蕃几乎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富饶的关中平原已然被架在吐蕃刀尖上。762年十月，吐蕃更悍然以二十万大军东进，轻松拿下大唐都城长安，杀得唐代宗仓皇逃走。虽说这场浩劫，最后还是以十五天后吐蕃军匆匆撤退告终，但内忧外患的大唐，西北边防已经被捅开了大窟窿。

对照下丢失辽东大地的晚明，被清军八旗数次破关南下，深陷两线作战泥潭的悲剧。丢失了河西走廊，且藩镇一言不合就叛乱的中唐，困境显然是加强版。

尤其叫唐王朝头疼的是，此时的吐蕃，虽说是趁着安史之乱“捡现成“，但实力却是迅速膨胀：中唐以来，吐蕃累计占领唐朝包括河西安西在内的国土五十多州，其版图向西跨过葱岭，向北并吞唐朝安西四镇，向南更一度抵达恒河流域，军事实力当然也猛涨。以至于当羞愤的唐代宗，问郭子仪怎样才能雪耻吐蕃时，这位平定安史之乱的战神只是连连叹息：“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欲求制胜，岂易为力”

既然大唐“岂易为力”，实力如日中天的吐蕃，自然也生出了新目标：趁大唐病，要大唐命。

于是，也正是从唐代宗年间起，大肆侵吞唐朝国土的吐蕃，也盯紧了关中平原。每年秋收时节，吐蕃要么组织大军，疯狂杀入关中平原劫掠，要么重兵攻打唐朝西北坚城，甚至一度深入到宁夏盐池一带，甚至唐德宗年间，吐蕃还通过《清水会盟》，迫使唐朝收缩边界，退守到陕西陇县一带。正苦于中原藩镇割据的大唐，西北边防就这样动辄遭殃，一如明末时双线作战的泥潭，隔些年就是一顿风雨飘摇。

但奇特的是，被吐蕃“趁病要命”的唐朝，不但顽强的坚挺过来，而且国祚又绵延了近一个半世纪，期间更缔造了几次辉煌中兴的年代。为什么能挺过来？首先一个毛病，就在吐蕃自家身上——虚胖。

二：“虚胖”的吐蕃。

实力如日中天的吐蕃，首先“虚胖”的，正是版图。

乍一看去，中唐年间的吐蕃，版图扩张到恐怖， 但其中的大部分土地，比如青藏高原和葱岭山地，都是以气候条件恶劣著称，能用于耕作生产的土地极少，而且偌大的区域，人口劳动力也严重不足。特别是吐蕃大军横扫南北的年月里，大批的吐蕃青壮被征调从军，生产破坏也十分严重。

当然，吐蕃治下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陇右地区，是盛唐年间“天下富出陇右”的宝地，更是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但问题在于，吐蕃比土地水准还“虚胖”的，就是其落后的生产治理水平。

对于吐蕃这样的奴隶制政权来说，管理经济发达的陇右等地区，原本就是个大考验。但吐蕃的做法，却是简单粗暴：直接把当地的百姓尽数变成耕奴，各族部落也被充做兵源，原先商旅往来繁荣的河西走廊，迅速衰败萧条下去。

如此一来，实力强大的吐蕃军队，纵是一度拿下长安，却也面临严重的粮草问题。打下的城池，经常是守不住。一旦战事拖得久，粮草就常见不够用。为解决这毛病，吐蕃曾多次发起对唐朝灵州地区的进攻，意图拿下生产发达的河套地区。但唐朝河朔守军浴血奋战，硬是把吐蕃大军狠怼回去。后来吐蕃动血本，几十万大军猛扑过来，但还没摸着灵州城墙，就因粮草不足匆匆撤兵：要粮食？就要打下灵州。要灵州？打不下来。

以这段历史来说，后来北宋君臣们不识战局，轻易就把灵州城扔给党项李继迁的昏聩一幕，生动诠释蠢字如何写。

而放在吐蕃身上，生产治理水平有限，产粮的好地也没有，就注定了他们再凶猛的攻势，往往都无法持久。

但指望吐蕃犯错误，显然不是办法，所以更为关键的，就是唐王朝出色的战略应对。

三：精准战略布局。

一场安史之乱，唐王朝国力被大放血，藩镇内乱更不断，奸臣坑货也常有，但幸好有件事，唐王朝一直还算靠谱：合理的战略制定与执行。

就以内政来说，虽说内乱一直不停，朝臣也常见互掐互坑，但唐王朝的税制与漕运改革，终于顽强坚持下来。长安与东南之间的漕运通道总算畅通，两税法推广全国，土地兼并也得到遏制，国家收入年年增加。手里有了钱粮，应对边防危机才不慌。

而面对吐蕃的嚣张攻势，唐德宗贞元三年，唐朝六十五岁的宰相李泌，终于精准抓住吐蕃国土“虚胖”的弱点，制定了一个强大反制计划：《贞元之盟》。

但在当时，这个战略的最大难题，倒还不是吐蕃回纥，却是此时在位的唐德宗。唐德宗做皇子时，曾遭到回纥可汗的羞辱，一提“回纥”两字，他就常见当场爆表。但李泌却丝毫不惧，硬是十五次直言进谏，劝得唐德宗咬牙点头。然后又一番唇枪舌剑，以最有利于大唐的条款，成功与回纥修好。

参照明末崇祯君臣们，面对“战和问题”时互相甩锅拆台的闹剧，必须说：中唐的君臣们，无论口碑好坏，确是负责任的政治家。

负责任的态度，也就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回纥履行诺言，重新给大唐架起丝绸之路，更多次出击吐蕃，缓解唐朝的压力。西南原本依附吐蕃的各部落，也纷纷向唐朝投诚。到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吐蕃的铁杆盟友南诏，正式向大唐朝贡。以前指哪打哪的吐蕃，这下陷入到被“围殴”的境地里，以《旧唐书》的形容说，那真是“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实力损耗十分严重。

当然，要想国防安全，只靠外交反制显然不够，关键还是打铁还要自身硬——打造强大的军队。

于是，从八世纪末开始，精心打造强兵的唐朝，更演示了何为“积极防御”每当吐蕃向关中一带入侵时，唐朝就果断以剑南为跳板，向吐蕃的腹地进击。正面碰的头破血流的吐蕃，还常被唐朝长驱直入。比如贞元十七年的维州之战，在吐蕃进逼盐州的危局下，唐朝名将韦皋从剑南出击，陆续击败吐蕃十六万大军，俘虏六千多人。吐蕃的进犯，就这样招来唐朝的反击重拳。

如此一来，战略处处受制的吐蕃，当然也无力再战，从九世纪初起，就不停的遣使通好。西北边防安定的大唐呢？也得以腾出手来，陆续扫平淮西等跋扈藩镇，打出中唐的“中兴”时代。唐穆宗长庆元年，大唐与吐蕃终于实现了《长庆会盟》，再次确认了双方“和同为一家”的“舅甥亲谊”，安史之乱后唐朝西北惨烈的烽烟，终于渐熄。

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如何以负责的担当与正确的战略执行，成功破解艰难的困局。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在半个世纪与吐蕃的博弈里，显然留下了值得回味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