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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香港、舟山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对华战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对华发动侵略的主要目的为何?仅仅是为了保护对华鸦片贸易的利益，还是兼有为英国工业制成品全面打开中国市场的动机?英国夺取中国领土的主要战略目标在哪里，是香港还是舟山?英国两次占领舟山以后，为何最后都放弃这个地方，去占领了香港岛?这是关系到此次战争中英国对华战略意图和战略实践的重大问题。对此，迄今学术界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本文将根据历史资料特别是本人从英国带回的历史档案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一
在谈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明白香港和舟山的地理状况及英国与两地的历来关系。关于香港的地理情况，人们已相当熟悉，在此勿庸赘述。这里只说舟山。
舟山群岛位于我国浙江省东北部杭州湾外东海中，面向太平洋，西北两面临长江、钱塘江、甬江三江出海口，是我国最富裕的江南鱼米之乡，扼苏、闽、浙三省要冲，邻近我国茶、丝主要产地，又是我国最大的渔场。附近一带海岸曲折，多天然良港，水深10米以上的海岸线长164公里。舟山又位于我国沿海黄金海道的中心点，为南北海运的要枢。群岛中的舟山岛是我国第四大岛，岛的南部有着名的定海城，城的东、西、北三面群山环抱，南面临海，港湾优良，西与镇海、宁波隔海相望。素来是战略要地。
英国人垂涎香港和舟山，由来已久。香港地区自17世纪末起，已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出没。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来华，曾向乾隆帝提出将舟山和广州附近的一个类似的地方(未确指香港岛)让与英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严正拒绝1。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派水文学家霍尔斯伯格(James Horsburgh)对华南沿海，包括香港岛一带进行了勘测。1816年英国派遣来华的阿美士德(Lord Amherst)使团的船队。曾在香港南丫岛海面停泊3天，并到香港岛汲取淡水。1834年，英国派遣的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Napeir)到达广州，他曾于同年8月21日致函英国政府，要求从印度调来舰队，“占领珠江口东部入海处的香港岛”，并说该岛令人赞叹地适合于各种用途”2。这是英国官员正式向本国政府建议占领香港岛之始。
英国人开始觊觎舟山，大约与觊觎香港同时，但提出占领舟山的时间要早得多。1683年。英国商船即曾抵达舟山、宁波一带活动。1685年清廷正式开海禁，置江、浙、闽、粤四海关；1698年在定海道头置红毛馆(西洋楼)，供外国商人、水手寄宿。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企图在定海设立商馆，作为对华贸易的据点，未果。1755年以后，该公司复遣通事洪仁辉(James Flint)等到定海、宁波贸易。1757年，乾隆帝谕令外人来华贸易限于广州一口，今后严禁前往他口，浙海关及其定海分署与红毛馆因以废除。但洪仁辉不顾禁令，复于1759年至定海，欲往宁波要求通商。为此，他被当地政府驱逐，后为清政府监禁于澳门3年。到1792年马戛尔尼奉使动身来华时，英国对舟山已有相当的了解。行前，英国政府指示他在靠近中国茶、丝产地及毛织品消费区的地方割占一两块土地作为英商居留地，同中国订立商约，开放多口通商，尽力将英国贸易扩大到全中国。马戛尔尼次年抵达中国后，即于该年10月3日照会清政府，提出开放舟山、宁波、天津为通商口岸，将舟山一个岛屿让与英国，俾英人在此居住和存货等6项要求3。此举遭到乾隆帝的严拒而未能得逞4。可见，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割占舟山，比后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义律(CharleS—E11iot)向琦善强索香港岛几乎要早半个世纪。
此后，英国仍念念不忘夺取舟山。1834年律劳卑来华使命失败后，曾任广州英国商馆负责入的厄姆斯顿(J．B．Urmston)、长期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效力的传教士郭士立(C．Gutzlaff)等人均极力鼓吹或上书英国外交部，建议占领舟山5。事实证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人一直认为打开华东门户是扩大对华贸易的根本，并把舟山作为他们蓄谋夺占的主要目标。
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情形又是如何呢?历史文献证明，在夺取中国海岛的问题上，英国政府仍然把夺取舟山当作首要战略目标，对于占领香港岛则始终不大发生兴趣。这里先说义律因强占香港岛而被解职以前的情况。
19世纪30年代，香港一带洋面已成为英国对华鸦片走私的巢穴，大量英国鸦片趸船集中于香港水域。为了获得鸦片走私的惊人利润，律劳卑、德庇时(J．F．Davis)、罗宾逊(B. B. Robinson)等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和一些鸦片贩子，开始鼓动英国政府占领香港岛。1836年在华英商喉舌《广东纪事报？》赤裸裸地嚷道：“如果(英国)狮子的脚爪准备攫取中国南方一块土地，那就选择香港吧。只要狮子宣布保证香港为自由港，它不出十年就会成为好望角以东最大的商业中心”6。但是，尽管占领香港的呼声甚嚣尘上，直到鸦片问题最终引发了英国发动侵华战争，上述鼓噪依然没有改变英国政府占领舟山的初衷。相反，对于占领香港的要求，在英国政府中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1836年12月继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日后非法侵占中国香港岛的元凶义律，原来也是力主占领舟山而不是占领香港岛的。1837年11月19日，他曾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英国政府派一支舰队前往舟山岛向清政府投递英国女王和国务大臣的信件，并伺机占领该岛。如果清政府派兵上该岛，就应“提出抗议”“加以阻止”。同一份备忘录还写道，他们对舟山“已经很好地测量过，是十分安全的；它位于宁波这座大城市附近，而且距离南京不很远”；该岛“可以用一支海上部队防守，而且有能力供养它本身的居民和那支(英国)部队，不需要大陆的援助”7。直到林则徐勒令义律缴出鸦片、虎门销烟在即之际，义律也没有想到去占领香港岛，而仍然主张奋勇当先占领舟山。1839年4月3日。他在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Lord—Palmerston)的密函中建议，作为对林则徐收缴鸦片的报复，应“立即用武力占领舟山岛”，强迫清政府“正式把舟山岛割让给女王陛下，并以充分而毫无保留的上谕，明令准许清帝国民众在那些岛上和一切沿岸口岸同我们做生意”8。义律一再向本国政府提出如上请求，说明他当时占领舟山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
义律占领舟山的请求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同月18曰，外交大臣巴麦尊指示义律说：英国“东方远征军”抵达中国后，应当“占领舟山群岛屿或厦门城”，以之“作为远征军的一个集结地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作为英国贸易机构的牢固基地”，并且说，英国政府打算“永久占领”这样的地方9。同年11月4日，巴麦尊在致义律的密函中。除了杀气腾腾地狂叫对中国要“先揍一顿，然后再作解释”外，就是重申要他“占领舟山群岛”，因为“该群岛位置适处于广州与北京的中途，而且靠近一些可航行的大河的河口，从各方面看均宜于将总指挥部设在该群岛”10。
1840年2月20日，外交大臣巴麦尊任命义律(George Elliot)和以他为全权代表主持侵华事宜，同时重申以前的训令，要他们必须“占领舟山群岛”11。他还在同一天致海军部长官们的密函中解释道：“广州距北京太远，从而使在该地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须在距京城较近的地方进行一次有效的打击”12。
1840年6月下旬，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中国广东沿海。侵略军按指示封锁珠江口后，即经过香港，马不停蹄地大举北上。直奔其企图攻占的主要目标舟山。7月6曰，英军向定海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首战，摧毁中方炮台后野蛮地占领了定海。我总兵张朝发伤死，知县姚怀祥自殉。这次定海之战，英军首次占领了中国领土。此战理所当然地应视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起点13。7月14日，义律在舟山擅发告示，宣布对舟山实行“管理”14。
然而，英国要“管理”即占领舟山并不那么容易，理由如次。
1.浙江人民对英军的占领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英军远涉重洋，远离本土，一切生活必需品均靠就地解决。为此，英军占领定海后，大肆劫掠之外，曾千方百计引诱逃亡的居民返回定海，“张榜招徕客商”15，但当地人民“始终不肯从逆”16。他们不顾性命，秘密将各种生活必需品转移出城，使英军“没有可能得到新鲜食品”，有的人“完全消瘦到皮包骨”17。有的居民迭次用药熬成浓汁，于井泉、溪涧乘间遍投，以毒杀侵略者。当地人民还“互为团练，各自为守”。浙东沿海人民自发的抗英组织黑水党即以游击战方式不断乘机痛击英军，将其击毙或生擒18。如英舰“风鸢”号(Kite)船长助治爹利(George Douglas)及英军炮兵上尉安突德(Amthruther)等20余人，皆先后为当地人民俘获，这是对英国侵略者的沉重打击。
2.舟山英军中疫病流行至为严重。英军越洋东来,水土不服，加以食物匮乏，虽滥施抢劫，亦难以为继，因此疫病在英军中广为流行。据统计，1840年7月13日到12月底近半年中，舟山约3000人的英军住院竟达5239人次。其中死亡448人19，约占当地英军的七分之一，为前此对华作战中英国死亡人数的5倍。英国外交部承认，“在全部水手中不下三分之二的人曾经患病”20。这些病大量是腹泻。外交大臣巴麦尊也说：“舟山及其附近地区所使用的部队和船员遭到了疾病的侵袭，……流行的范围十分广泛，并且结果使病人极为虚弱，……这些疾病是地方性和周期性的，每年在同一季节必定复发”21。这就使英军陷于绝境，导致他们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据《筹办夷务始末》载：“传有舟山夷人私信，言城内居民不愿之同住，渔船亦不愿卖与食物，该夷等看此情势，已属心灰，兼以水土不服，患病甚众，现在俱有欲回澳门之意”22。
3．在华英国侵略军力量有限。英国来华侵略军计有战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海陆空总兵力不过六七千人，其中地面部队仅4000人23。以如此远涉重洋、为数不多的疲病之师，南侵广东，北占舟山，已是战线过长。舟山地方广阔，距离又远，长期占领这个地方，将使英军颅此失彼，捉襟见肘。疲于奔命，而且在军事上、财政上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此情况下，义律占领舟山的信心发生动摇。1840年9月他被劝说南返广东谈判，途中路经舟山，目睹当地英军的狼狈处境后，便亟盼从舟山脱身。他在同月29日致函巴麦尊说：从英国的“广泛要求和整个形势”考虑，“不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夺取舟山是否对英国有利“是值得怀疑的”。为此，他建议“撤出舟山”，“在广州附近取得一个海岛基地”24。可见，义律对于占领舟山，实属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他建议放弃舟山纯粹是迫于形势，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然。
与此同时，义律的视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香港岛。如上所述，一些英国人对香港岛早有觊觎之心。此地港优水深、紧靠大陆，进入粤省较易，离印度比舟山要近得多，又是鸦片走私的巢穴。占领香港对鸦片贩子和鸦片产地英属印度最为有利。放弃舟山而仅占香港，也可以收集中兵力之效。为此。一些大鸦片商如查顿(Willlam Jardine)等人均力主占领香港岛。这进一步加强了义律夺占香港岛的决心。
当义律返回广东，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后兼两广总督)赴粤负责对英交涉后，义律不顾本国政府的历次训令，在谈判中向琦善正式提出了割让香港岛的要求。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虎门口外沙角、大角两炮台。琦善屈服于英方武力．同意可为此事向道光帝“代为奏恳”，但提出必须以英军撤出舟山和交还沙角、大角为条件。义律应允。不久义律在双方并未就此事签订任何条约的情况下，谎称双方已经就割让香港岛“达成协议”，命令英军于1841年1月23曰撤出舟山，并于同月26曰迫不及待地派兵野蛮地占领了香港岛25。义律违反训令撤出舟山，占领香港岛，使英国政府十分恼火。外交大臣巴麦尊谴责他此举是“仓促而莫名其妙的”。维多利女王也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奇怪行为”26。为此，英国政府决定将义律撤职并召回英国。1841年4月21日，巴麦尊气冲冲地函告义律。对他的上述做法表示“极其失望”。信中写道：“我给过您完备、详尽和明确的训令。并且英国和印度政府还以一支庞大而足用的兵力交由您支配。我曾特别告诉您英国政府要求的是什么，命令您争取达到什么目的，而您却照着您自己的方法去做了。您已经违背和忽视了给您的训令。……我们毫无损失地占领了舟山，并且已经充分安全地守住了它，不致受到中国人的进攻，而且我们想占领多久就可以占领多久27。……我们占领舟山，分明是我们使他们深感不安和焦虑的一个原因……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用那支正是为这个目的而派去的兵力，……而您竟同意立即撤出该岛。”信中还指示义律说：“您已经割取了香港，一个几乎没有一所房屋的荒岛28。……现在看来很清楚，香港正如澳门一样不会成为贸易市场；贸易将在广州继续进行”，香港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不过是可供英国人前往建屋闲住，以代替在澳门度过贸易淡季而已”29。信中还明确向义律宣布，由于他没有去争取英国政府“心目中的主要之点”，即“为我们的贸易另辟向北发展之路”而“继续占领舟山”，“您不可能继续保持在中国的职位”30。同年5月3日，巴麦尊正式通知义律已将他撤职：“女王陛下已决定将对华事务交由另一位全权大臣处理”。并命令他于新任全权大臣抵达中国后即“返回本国”31。
以上档案资料表明，英国政府采取将义律罢官这一重大举措，是因为义律放弃舟山而改占了香港岛，与英国政府“心目中的主要之点”即为英国贸易向北发展而占领舟山这个战略目标背道而驰。
三
义律被撤职后，英国政府改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为全权大臣。率军东来扩大侵华战争．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新占领舟山。璞鼎查果然不辱使命，将舟山重新占领了。只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英国才最终退出了舟山。
璞鼎查动身来华前夕，巴麦尊曾向他发出详尽的指示，降了要求赔偿烟价、偿还商欠、赔偿军费、增开口岸等内容外，其中特别强调说，他来华的“第一项军事行动，将是重新占领舟山岛”。而且这一占领必须在“开始进行任何谈判前完成。”巴麦尊还严格制止在广州进行谈判”，因为“那个地点距北京遥远”；“如果您在舟山附近进行谈判，则中国全权大臣将会亲眼看到关于英国力量的更大和更明确的证据”32。如所周知，璞鼎查于1841年8月抵达中国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后．即于8月21日匆匆率军北犯，占领了厦门鼓浪屿，旋于9月26日至10月1日按英国政府的指示对定海发动了极其猖狂的进攻，予以重新占领。10月10日和13日，英军复先后攻陷镇海和宁波。在这场保卫战中，我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在定海)，钦差大臣裕谦、总兵谢朝恩、副将重祥(在镇海)皆英勇殉国，其英勇壮烈，舍身为国，彪炳史册，堪为后世师表。事实表明，英军在两次定海之战及浙东的其他作战中，投入兵力最大，受到中国军民的抵抗最烈，用兵的时间最长，付出的代价最高33。清军与英国侵略军决战的主战场是在浙江而不是在广东，浙江战场的胜负，牵涉到这次战争的全局34。这就进一步说明舟山与整个浙东是英国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战略重点。
但是应该指出，英国政府将义律撤职，改派璞鼎查率军东来扩大侵略战争以后，对占领香港一事态度有所变化。这是因为，以香港为中心的对华鸦片走私到1838年已猛增至3.55万箱。成为中、英、印三角贸易的关键，给英国政府、英印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收入，给鸦片贩子们带来神话般的利润35。而且英国占领香港岛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英国人已经在岛上建立了殖民机构，兴办了一些设施。英国政府不能不考虑到它的这项肮脏的现实利益。在1841年5月31日璞鼎查来华前夕巴麦尊给他的指示信中，除了着重指出必须重占舟山，还有这样一段话：“据了解，中国政府已同意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而且该岛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很有资格成为我们对华贸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商业基地。您应当仔细考察香港的自然位置。而且不要同意放弃该岛”36。与此同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Lord Aachand)也坚主“占领并永久保有香港岛。”这是国为英印当局在对华鸦片贸易中有重大利益。由于印度在英国侵华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奥克兰的意见对英国政府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奥克兰在力主占领香港岛的同时，也“极力主张重新占领舟山岛”，并“为我们自己保有它”37。就是说，英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总督这时已达成同时占领舟山与香港的一致意见。不过，在二者中英国政府的着重点仍然是重新占领舟山。而且巴麦尊对香港岛于英国的价值仍然存在怀疑。他在1841年5月31日给璞鼎查的同一封指示信中写道：“女王陛下政府担心，香港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能够向我们的商人提供对北方一些港口进行贸易的任何新的便利条件；因此，占有香港将不会取代获得东部沿海的另一个岛屿的必要，也不会取代允许英国臣民在该处沿海一些主要城市居住的必要”38。可见，巴麦尊念念不忘的仍是舟山。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既然英国政府如此一贯热衷于占领舟山，为何在1842年英国进犯长江、大获全胜后逼签的中英《南京条约》中，却只载有割占香港岛的内容，并未提及割占舟山呢?这是因为，自1841年9月起，阿伯丁(Earl of Aberdeen)接替巴麦尊担任了英国外交大臣。他对他前任的对华方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并指示璞鼎查按他的新指示“调整”对华行动。他在1841年11月4日给璞鼎查的指示信中写道：“关于在采取战争行动过程中可能有必要占领中国领土一事，女王陛下政府不倾向于把这样获得的领土视为永久征服。他们宁可希望，女王陛下臣民同中华帝国的通商，应通过一项允许对中国东部沿海四、五个主要城市进行贸易的条约予以保证”。关于舟山，阿伯丁以为战时以它作为军事行动基地，以临时占领它作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是必要的，但他不主张“长期占有这领土”，因为这“必定会带来很大的费用”，而且会与清政府闹僵，影响“对华贸易的范围”。阿伯丁在这封信中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全部东西是安全的和管理完善的贸易”39。正是阿伯丁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前次英军占领舟山的沉痛教训，才使舟山最终避免了遭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厄运。
四
英国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要夺取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舟山而不是香港，已如上述。以往由于条件限制，对英国历史研究不够充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明确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今天在我们仔细考察了当时英国当权者的真正意图，审视了当时各种来往的函件、政府指示和训令后，对于上述结论，应该说是不会有疑问了。
历史往往和人们开玩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政府一贯想要夺占的舟山最终没有到手，而香港岛却成为英国的割占地。应该说，英国政府虽然没有实现并最终放弃了占领舟山的战略计划，但是巴麦尊对舟山地理上、军事上、商业上重要性的估计，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在这一点上，他不愧是一个富于殖民侵略经验的老手。巴麦尊的问题在于他远不如实际执行侵华政策、同清政府多年打交道的义律那样了解情况，因而虽然他对侵占舟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所认识而且十分坚持，却不知道那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美梦，战争的实际进程和当时的其他实际情况使他的梦想难以成真。另一方面，对于夺占香港岛，巴麦尊后来的态度虽有所变化，由最初的极端反感变为指示璞鼎查“不要放弃”该岛，但是他和英国政府对于香港对英国的价值仍是长期严重估计不足。直到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来华全权特使、侵华头目额尔金(Lord Elgin)还说：“一个有头脑的人竟会要香港而不要舟山，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40。英国政府真正开始重视香港，是上世纪60年代起香港中转贸易港地位逐步确立以后的事。即便是在当时，英国人也不曾料想到他们从中国夺去的香港，将会发展成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信息的巨大中心——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
在继续长期漠视香港的同时，英国政府仍然对舟山情有独钟。这表现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后，英军长期赖在舟山不走，直到1846年4月4日英军与清政府订立《退还舟山条约》后，方于同年7月撤出舟山。该条约还规定：“英军归还舟山后，大清大皇帝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他国”；“舟山等岛若受他国侵略，大英主上应为保护无虞”。41这是公然把舟山视为英国的保护地了。不仅如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军于1860年还再度占领过定海。
英国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如此执意要夺取舟山，原因何在?这是和英国发动这次战争的战略意图分不开的。这一战略意图包括两个方面，即为英国工业制成品强行打开中国市场和维护对华鸦片贸易的利益。前者是英国长远的根本目标，后者是发动此次战争最直接最现实的动因。英国发动这次战争其实是两个动因兼而有之，绝不可以偏概全。关于此次战争为保护对华鸦片贸易利益的动因。历来多有论述，且已为多数人所接受．不必赘叙。这里只强调说明，为英国制成品全面夺取中国市场也是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不可忽视的动因之一。
1．英国企图打开中国市场，由来已久，自18世纪末即已开始。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向清政府提出开放多口通商和割让舟山一个岛屿作为英国对华贸易基地，目的在于打开中国市场。此后一百多年间，攫取中国市场一直是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英国的这一要求受到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和清政府闭关政策的顽强抵抗，长期成为中英冲突的重要根源。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大致完成，英国已发展为“世界工场”。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开拓市场，更成为英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占领庞大的中国市场，对它来说尤为重要。可见，打开中国门户，全面占领中国市场，是英国对华政策长远的根本目标。英国对华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除了维护对华鸦片走私的利益外，就是要以血与火的暴力强制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英国发动这次战争不能说与保护其对华鸦片贸易的利益无关，因为到鸦片战争前夕，此项罪恶贸易已经极为猖獗并给英商贩毒团伙带来惊人的利润。事实上。英国政府是以清政府禁烟为借口和突破点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在有关的中英谈判中，英方也提出了“偿还烟价”和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明显维护英国鸦片贩子利益的要求。但是应该指出，鸦片问题固然是英国发动这次战争的直接动因，但这次战争的根源比鸦片问题要广泛、深远得多。鸦片问题自19世纪20年代以后才逐渐尖锐化，比起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总要求来说，要晚得多、短得多。鸦片贸易本来是英国为了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而采取的一种伤天害理的手段，它更多地关系到当时英印政府和鸦片贩子们的直接现实利益，但这比起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市场这个目标来说，不是战争的唯一原因，尤其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政府深知只有由英国工业品全面占领中国市场才符合英国的最大利益，不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对华鸦片贸易上。事情很明显，即使没有鸦片问题，英国为了强行打开中国市场，早晚是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2．从英国政府对义律、璞鼎查的历次训令和其他有关文书看，大量说的是打开中国门户，建立对华贸易基地，开放多口通商、迫使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等问题都十分着重于全面占领中国市场。英国政府长期反对占领香港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香港偏处华南一隅，“不会成为贸易市场”，“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能够向我们的商人提供对北方一些港口进行贸易的任何新的便利条件。”他们坚持要占领舟山，主要是认为那里可以作为最佳的对华贸易基地，可以“为我们的贸易另辟向北发展之路”，打开中国市场。而这正是英国政府“心目中的主要之点”；此外，舟山还接近英国最需要的“中国茶丝产地”和英国毛织品的消费区。后来新任英国外交大臣的阿伯丁更是强调指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目的是“同中华帝国通商”，打开中国沿海口岸，并说此次战争中英国“所需要的全部东西”是对华“贸易”。以上援引的当时英国政府决策人的秘密训令无可辩驳地说明，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动因是打开中国大门和占领中国市场。
3．从战争的实际进程看，英国政府正式发动战争以后的首战是在舟山打响的。后来义律为了摆脱困境而放弃舟山，攻占香港岛，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申斥和罢官处分。英国政府改派璞鼎查率兵东来，又将重新占领舟山列为他的首要任务。此外，在包括舟山在内的浙东战场，英国投入的兵力大大超过在广东的兵力，实际上在这里与中国进行了决战。这一切，均说明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动因之一是打开华东以至中国的市场，所以才在舟山一带他们认为最有利于开拓、扩大中国市场的地方进行了重点攻击，使用了最大的力量。如果英国发动这次战争的唯一动因是为了维护鸦片走私的利益，为何偏偏将侵略战争的主战场选在舟山一带，而不是放在香港和广东沿海鸦片走私的主要地区呢?不仅如此，19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中英《南京条约》，除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外，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条约》及其后签订的补充条款《过境税声明》、《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也主要是将不平等贸易的规定加与中国，强制与中国通商；关于鸦片问题，《南京条约》亦仅提及赔偿烟价，并未提及鸦片贸易42。
以上三点，有力地说明英国对华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动因除了维护对华鸦片走私外，还有为英国商品强行打开中国市场这个重要方面。尽管如此，这丝毫也不能构成为英国发动这次战争辩护的理由，丝毫也不能否定这次战争的肮脏侵略性质。一个国家岂能为了通商而完全无视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行炮舰政策，到他国去攻城略地，烧杀淫掠，强占他国领土，逼签不平等条约?更何况英国发动这次战争也是为了贩毒。
香港与舟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是同遭劫难的两个姊妹地区，有过共同的命运。两地在地理上也极其相似。以后由于历史原因，两地的发展情形迥异。今天，英国对两地的侵略已经化为陈迹。香港回归后，未来将更加美好；舟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优势日益显露，前途无量。可以预期，不久的将来，必将出现东方之珠香港和东海明珠舟山在我国东南沿海携手并进、交相辉映的局面，让我们跂而望之。
注释：
1.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Oxford，1926, Vol．2，p.225。
2.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0.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Opium War in China, 1840(《英国议会文书：1840年有关对华鸦片战争文件》。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pp. 256—266。
3.以上参见马士：前引书，第2卷，页162一167、225、232、242。
4.参见王庆云：《石梁余记》，页21—26。
5.参看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199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页30．
6.Time(《时代》周刊)，1982年10月11日。
7.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上册，页233—235。
8.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31。
9.英国外交部档案：F．O．881／75A,第1件。
10.F．O．881／75A,第2件及附件。
11.F．O．881／75A,第3件。
12.F．O．881／75A,第3件附件1。
13.作者按：以往一些论着以1839年9月4日香港地区九龙山之战作为鸦片战争爆发起点，这个说法似难成立。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发动侵华战争是在1839年10月1日，英国下议院通过对华用兵的决议案是在1840年4月7日，上议院是在同年5月10日。九龙之战发生在此以前。它不是根据英国政府的决定采取的行动．而是义律自行挑起的武装冲突。它与同年不久后发生的穿鼻、官涌之战一样，仅仅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而不是战争的正式开始。事实上，根据英国政府决定派来发动侵华战争的英军是在定海打响第一炮的。
14.F．O．881／75A，第29件，附件7。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版)，1992年第2册，页198。
16.裕谦：《裕靖节公遗书》，卷12，《防海类》。
17.参看宾议：《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5册，页69、120、123。
18. 参看金普森：《鸦片战争中浙东人民的劫难和抗争》，载《舟山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页13—17。
19.J.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奥赛隆尼：《对华战争记》，1884年伦敦出版，页54) 。
20. F．O．881.／75A, 第32件。
21. F．O．881.／75A, 第31件。
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6，页43－44。
23.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卷9，页112、221。
24. F．O．881.／75A, 第31件。
25.参看刘存宽：《强占香港岛与所谓“穿鼻条约”》，载于《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
26．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卷1，页260—261。
27.巴麦尊的这个说法不合实际情况，实际上英军已在舟山待不去了。参见下文。
28.当时香港岛已有7000多居民，并非“荒岛”。
29.巴麦尊对香港的这种估计，已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30.以上引文见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00(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London，1910，Vol．1，Appendix G，pp.641一6430
31.F．O．881／75A，第52件。
32.F．O．811／75A 62件。
33.如：1841年英军在舟山建了一合葬墓，墓碑上刻有如下的话：“皇家55团伍长13名，士兵403名，死于舟山。”(见《舟山日报》，1990年6月20日第3版)。
34.参看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册，前言，贝14一17。
35.参看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199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版)，上册．页134—144；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89年人民出版社版)，上册，页18。
36.F．O．811／75A 62件。
37.F．O．811／75B 15件。
38.F．O．811／75A 62件。
39.F．O．811／75A 19件，附件。
40.Alexander 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During the Victorian Era(宓吉：《阿礼国传》，London，1900，P．273．)
4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1957年三联书店版，第1册，页70—71。
42.参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版)，1957年第1册，页30—51。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