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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高波：张东荪与社会主义论战中的“英国道路”问题

作者简介：高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原发信息：《民国史研究》第一辑。
摘要：社会主义论战的一大主题是辩论俄国道路与英国道路的优劣问题。张东荪认为俄式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政治压制社会，不符合五四时期“德先生”与社会改造的精神；他倾向于以社会自治为基础英式基尔特社会主义，但同时认为，中国社会、政治情势与英国差别巨大，基本不具备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他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更多是为了应对五四时期新派必须有“主义”的压力，以及避免被认为主张资本主义。这提示了当时中间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政治困境。20世纪20年代后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得势，也与此有关。而历史记忆中张东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形象，则有相当的迷思成分。
社会主义论战是五四后的一次重要思想与政治事件,论战持续数年，深刻影响了五四后新势力的分野以及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基于其重要性，该主题一直研究较多。1从研究方法看，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个主要趋向，一为强调对这一论战的定性与评价（不同历史时期结论不同），探讨其与后五四时期社会、政治形势的关系。另一为探讨社会主义论战发生的长程因素，将论战的主题与观点追溯到晚清以及新文化运动早期，分析该论战发生的内外理路。就内容而论，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多探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在思想层面战胜非马克思主义者；其后则逐渐开始肯定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观点的合理性，并强调其思想对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纲领与策略的影响。2
不过，社会主义论战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爆发的，当时西方与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情势都颇为复杂：俄国革命的爆发与第三国际的建立，引起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争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激烈斗争，欧陆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巨大分裂；后五四时代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亦面临多重困境。社会主义论战参与者多为关心世界局势与中国命运的精英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在论战中的言论与主张，是对这一复杂情势的能动回应，需要更为语境化的分析。另外，与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对张东荪、梁启超一方的既存研究相对不足，这也不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这一论战的特征与意义。本文即试图针对以上两方面，做一点补足工作。
张东荪为崛起于民初的政论家与政治思想家，主掌《时事新报》近10年（1917-1925年），创办五四时期影响颇大的《学灯》副刊，对新文化运动有深入参与。他在五四运动后对社会改造与社会主义问题颇为关心，社会主义论战即肇始于他发表于《时事新报》上的一则时评，内容是强调中国目前只能发展实业，无资格谈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主义。3在论战中，他对中国的处境与未来道路多有论述，略可窥见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当时文化与政治情势的看法，以及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本文立足于张东荪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言行，探讨他对俄式社会主义与英式社会主义的比较性思考，以及他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关系，希望能略微增进我们对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与限度以及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与意义的理解。 一、张东荪对俄国道路的看法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论战的参与者有一共同看法——必须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野下考虑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用张东荪的话说：“资本主义正和社会主义相同，也不是一国要实行就能单独实行的；设使世界全球的资本主义皆倒了，中国虽是工业幼稚，然而也不能单独维持资本主义。”4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被等同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问题。因此，必须联系此时西方的整体思想与政治语境，才能理解该论战的主题、方式与强度，也才能理解张东荪的思考与选择。
在一战之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在德国（该国社会主义者主导着第二国际），另一较为重要的支流则在英国。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动革命，随后于1919年3月成立第三国际，改变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版图。此时,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面对着俄国新道路的挑战，内部斗争剧烈。（如法国社会党便因此发生大分裂）
面对这一政治与思想形势，张东荪首先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由世界（尤其是欧洲列强）社会主义的命运所决定。“中国的问题虽即是世界的问题，然不能即以中国为匙而解决世界问题之钥。必定世界有变化，中国方能同时变化。”5简言之, 中国的未来，将在莫斯科、柏林或伦敦决定。
这提示了五四运动后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心态语境。如罗志田老师所说，马克思主义在西学中地位特殊——它一方面是西学的一部分(由此分有其思想权势)；另一方面，它对西方当下政治与社会持否定态度，相当符合中国人不得不学西方却对其深怀不满的心态。6而余英时先生则指明了另一关键点——俄国位于西方边缘，其马克思主义本就扮演着“反西方的西学”的角色。7这种相似性无疑加强了俄式对中国的吸引力。
张东荪虽然对马克思主义颇有好感，但明确拒绝受俄式社会主义的吸引。理由是在产业不发达、阶级对立未形成的中国，俄式革命不可能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与政治建设。用他的话说，“‘布尔雪维克’的金字招牌”8只会变得如同民初“共和的招牌”，任冒牌者横行，结果将只是一场“伪劳农革命”，而他“不愿负引诱伪劳农革命的责任”。9
比起他对俄国道路的反对态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反对的理由——在论战中，他从未因俄国革命有暴力色彩而否定其正当性；10也从未质疑俄国革命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正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在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背离，而张东荪则以沉默表达了对这种正统主张的保留。在他看来，俄国革命无疑是“真的”，它以流血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他怀疑的是俄国革命在中国成功的可能性。不同于共产党人视俄国道路为真理，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世界并没有完全试验过，即偶有实验而成绩却不甚好。例如苏维埃俄罗斯，与其说他实行成功，不如说他试验失败。所以有学问上良心的人对于全世界上尚没有成功榜样的东西，苟不去充分的试验，决不敢贸然主张与率然轻信”。11
而他最“不敢贸然主张与率然轻信”的，则是无产阶级专政。针对陈独秀质疑他主张资本主义，他反问道：“难道先生主张自己努力造成狄克推多么？”并说“若因公开讨论有所未便，则不妨通中讨论。”12虽然陈独秀未必会认为公开讨论“有所未便”，但张东荪的这种说法，仍显示了当时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敏感性——毕竟，专政令人联想起专制，与五四青年信奉的“德先生”似乎截然对立。
不过，张东荪批评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害尚不在这里。13更实质的问题在于，在他看来：“一切社会思想无论是保守的，抑或革命的，都不能不以社会一体之原则为其背境”，14否则就无所谓“政治”可言。而以单一阶级（即使是在社会中居于多数的阶级）专政，明显违反了“社会一体”原则。
另外，在张东荪看来，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关乎马克思主义正统——该问题马克思本人阐述不多，为激进与温和解释都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他真正不相信的，是该“专政”能如马克思所暗示、列宁所保证的那样“暂时”，因为“在历史上从没有看见有一个专政者而自甘于放弃其专政的。……一旦专政而成，势必久假而不归。”15
张东荪虽反对阶级专政，但对俄式国家专政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就表面来看，他似乎对国家社会主义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政治与经济未十分合一以前（如现状），吾人既已深恶政治之黑暗；若国有论实行，则黑暗必更加千倍”，并颇有些夸张地说自己“对于国有论虽举国皆曰杀而犹必公然反对也。”16他部分承认共产主义者的指责——西方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同时认为，由于自由市场与普选制的存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并不总是一致，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留下了空间。而俄式国家社会主义则不同——一切经济活动被置于国家之下，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合二为一。在这种一元统制下，不仅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也将失去存在的空间。
但是，张东荪并非国家主义的绝对反对者。虽然一战确乎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私人资本主义（战时各国已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战后国有化与劳工运动的双重夹击，更使得私人资本主义被显着削弱）；但反过来，这也大大扩张了国家的活动范围，增强了其力量。如此来看，国家主义似乎代表着世界的新潮流。张东荪认为中国此时必须追随世界新潮而动，因此，他并不否定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前景。
基于以上考虑，张东荪虽强调当时中国必须发展实业，而非空谈主义，但对该主张并无太大信心。仅仅论战前一年，他尚在反对“提倡实业是正路，社会主义是空谈”，认为“从个人的立脚地来讲振兴实业，我可以赞成。若是说振兴实业是救济中华民族全体的一个彻底办法，我便不相信了”，理由是西方“拿政治方面的国家主义与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合并来征服我们”，且“振兴实业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没有内乱，一个关税保护。关税的保护既然绝对没有希望了，那没有内乱一层也是无把握的。”17换言之，在他看来，发展实业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必须要有相对强大、能保护自身经济的国家。因此，在论战中，他一面反对俄国道路，另一面却说：“欧美之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永无法翻身之日”，18前途只有两种，“就是‘共管’与‘赤化’。……所谓绅商阶级之勃兴乃是共管之一方面——或可说有密切关系。……至于赤化则无论总是假的。能否把赤化弄假成真，能否使绅商阶级成立，这个关键与其说在中国自身，不如说在国际变化。苟英美的资本主义尚有四十年之命寿，同时俄国因通商而反失其向外发展的力量，则赤化必不成而共管必实现。”19他对“赤化”可能造成游民革命感到恐惧，但显然更不愿意支持“共管”——即使这会带来自己所在的绅商阶级的勃兴。他处在矛盾之中，要么是丧失主权的自由资本主义，要么是统制一切的国家社会主义——两者他同样不能接受。这个两难选择，也体现了社会主义论战的政治性。 二、张东荪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部分为摆脱这个由俄国道路引发的两难选择，张东荪在论战后期放弃了不谈主义的立场，明确主张英式基尔特社会主义，20这也是正式提出了英国道路问题。既存研究相当重视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却相对忽视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英国工党一战后在德、英两大强国先后执政（分别为1919年与1923年）对国人的冲击——这提供了布尔什维主义之外的新选择。21
基尔特社会主义对张东荪有着颇大的正面吸引力。首先，以时间而论，1910年代才兴起的该主义比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更“新”，而以线性进化论，“大凡最晚出的比较上必是最圆满的——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最晚出的，所以他在比较上是最圆满的。”22就代表“最新最好”的西方而言，基尔特社会主义似乎比马克思主义更有资格。
其次，该主义强调远离政治与党派，是英国式调和精神的产物，又是“哲学家气味的”，23与张东荪自身的思想和政治倾向颇为相合。更重要的是，比起精英革命家组成的布尔什维主义政党，以产业与行业自治为基础的工人运动更符合五四民主原则。因此，张东荪认为，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而非布尔什维主义更有资格被当作“德先生”的代表者。
这代表着英国道路与俄国道路的思想竞争，焦点则是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张东荪将争议表达得很清楚，他说：“基尔特派的论据有两点：第一点是经济的革命若不从经济自身而专从政治来‘外打进’总是不行的；第二点是专政家所梦想的好政府事实上是不会完全实现的”，更简单说来便是“基尔特派不认政权为解决一切的总枢纽，不像多数派与修正派把政权认为‘魔术棍’，以为一旦这根棍子拿到手便能使男变女。”24
张东荪的反对者则强调，英国政治与中国差别太大，基尔特社会主义式的“从经济的势力到政治势力”不具有现实可能性。许新凯就认为“中国的病是布遍全身的。中国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不只是劳动者得管理权的问题，一切政治、经济、内部、外部、上层、下层、生产、分配……无一不需改革。”因此“需要政治为势力的改造”，必须先创造“政治势力”，“有了政治势力再创造经济的势力。”25
因此，在政治败坏的中国，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不啻于“以为现在督军、巡阅使的政府可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援助者”。26
这一批评直指张东荪主张的内在弱点——他早在民初就认为英国制度是“法律与惯例之巧合，形式与精神之奇遇”，27甚至不可被其他西方列强所模仿，显然更难应用于中国。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大量阅读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柯尔、潘梯等人）的着作，并翻译了柯尔的《社会论》（1922年，作为今人会丛书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该主义有较为深入了解，知道其前提是发达的工业、强大的产业工人阶级以及相对完善的教育（尤其是工人教育）——而以上条件中国全部不具备。他之前主张社会主义是西方最新的“精神文明”, 尚可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抱持信心；此时争论已集中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层面, 从“精神”下落到具体实践，引起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可能性产生疑虑——但吊诡的是，也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不得不主张该主义，因为此时的思想语境是，面对社会主义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应明白表示态度”。28否则就有主张资本主义之嫌。
因此，他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辩护显得如同消极防御。当时有人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更难推行(且“远水不救近火”) ,布尔什维主义则更易实现，张东荪的反驳不过是“布尔雪维克似易而实难，基尔特似难而实易。…….若说目前中国不能实行，则所有各种社会主义都是如此，正不止这一个。”当有人指责他不提该主义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实行，是“欺世盗名”时，他分辩说：“那么我就要问究竟有何种社会主义在今天中国能实行呢？恐怕稍有知识而无强词夺理的脾气的人没有一个能举出来罢。”29他主张所有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没有现实可能性，恰表明他对基尔特社会主义也有所保留。
这提醒我们，张东荪作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形象，有着相当的迷思成分。他虽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有亲近感，却深知其与中国情况差距巨大，但此时情势已是“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不能做事”，“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30张东荪必须面对表明“主义”的巨大压力。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主张资本主义，也为了避免选择布尔什维主义，他勉强选择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简言之，社会主义论战的思想与政治情势改变了他——他随论战对手的言说位置逐渐移动自己的立脚点，开始捍卫一个他并不认同的阵地。
这显示了张东荪主张的困境所在。他在论战开始后几天便说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则不知须俟何年何月始能实行”，31却又主张这种“不知须俟何年何月始能实行”的主义。英国与中国在各方面的巨大距离，使得该主义显得既缺乏实现可能性，又缺乏现实吸引力。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俄国道路成为越来越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选择，张东荪等人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边缘化，也与此有关。 余论
从社会主义论战后的发展来看，主张俄国道路的一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新文化运动也开始迅速政治化。胡适明确看到，中国“侧重个人的解放”的“维多利亚思想时代”已于1923年结束，此时则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32
这体现了合群原则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长程作用。强调政治解决的俄式国家社会主义，压倒了强调社会自主性的英式基尔特社会主义，便是这个大趋势的一部分。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后，英式费边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一度流行，并在1946年国共和谈前后成为“中间道路”的代表性主张，但是，从整个思想与政治潮流来看，俄式而非英式的政治解决方案，经过复杂的思想与政治竞争，最后主导了的历史进程。
而张东荪个人，虽然行为谈吐“给人的印象是老牌的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33在社会主义论战后的思想历程中，也延续了他对英国道路的保留态度。直到1948年，他仍一面主张“就人类而泛言之，英国的办法当然是最好的”，另一面则强调“因英国人有其特殊的民族性，而这个民族的性格却和中国比较上相远一些。”34明确地将个人的理想认同与国家的政治选择区分开。
这不仅是张东荪个人的选择，也是后来大部分中间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作为俄国道路与英国道路在中国的第一次竞争，在展示了双方（特别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一方）的论辩主题、立场与认同的同时，也具有更长程的提示意义。中国与西方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反应”的能动性，也体现了出来。
注释： 1主要的研究有：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79），第４章第２节；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卷，第1章第8节；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第18章“社会主义辩论”；陈旭麓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2章第3节；胡绳等着《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章前胡绳的谈话，以及第2章下半部分；杨国强《历史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收入氏着《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2两章也部分地涉及到这一问题。台湾方面有蔡国裕以社会主义论战为主题的着作：《19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海外涉及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则有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第9章“‘五四运动’的发展：观念上和政治上的分裂”中的部分内容；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9；以及后藤延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社会主义论战为中心》，收入《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关于张东荪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情况，除以上研究外，亦见左玉河《张东荪传》（红旗出版社，2009）第4章。
2以胡绳在20世纪90年代的观点最为典型，他将张东荪与梁启超归入中间势力，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他们的看法“应当说是触及到了要害问题，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的味道。”（“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4-5页）
3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第2张第1版。
4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第54页。
5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第57页。
6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143页。
7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第47-54页。
8张东荪：《再答一苇君》，《时事新报》，1920年4月16日，第2张第1版。
9张东荪：《答复兼反问》，《时事新报》，1920年12月8日，第4张第1版。
10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一沉默的含义。毕竟，连激进的李大钊之前都在赞叹英国式的“‘无血的社会革命’”，认为这种“由上起的革命”、“‘沉默的革命’”、“‘调和的革命’”，表明“世界上有政治天才的国民，真算英人为第一”。参见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1919年2月7-9日），《李大钊全集》第2卷，出版社，出版年，第289-290页。
11张东荪：《对于中国共产派及其反对者的忠告》，《时事新报》，1922年4月10日，第1张第1版。
12张东荪：《答复兼反问》，《时事新报》，1920年12月8日，第4张第1版。
13他在1917年已主张政治必然是少数人统治（见其《贤人政治》，《东方杂志》第14卷第11号，1917年11月15日，第1—44页。）
14张东荪：《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77页。
15张东荪：《思想自由与立国常轨》，《再生》第4卷第1期，1937年3月1日，第14页。
16张东荪：《社会主义与中国》，《时事新报》1921年1月20日，第1张第1版。
17张东荪：《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第8-9页。
18张东荪：《答高践四先生书》，《时事新报》，1920年11月13日，第1张第1版。
19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第56-57页。
201921年9月，张东荪与徐六几、郭梦良等人组织今人会，发刊《社会主义研究》（《时事新报》副刊），正式亮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
21德、英两国不仅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与俄国不同，而且它们正是马克思预言将首先爆发革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看起来更合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较20世纪30年代后因为纳粹兴起而衰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稳定成为两大党之一，并多次和平获得政权。在当时多数中间派知识分子看来，这显示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携手是现实可能的。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费边社会主义都与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着竞争关系——拉斯基20世纪30年代后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力即是证据之一。不过，在社会主义论战爆发时，工党尚未获得英国政权。这对张东荪多少不利——他只能反面驳论，无法正面立论。
22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第55页。
23梁漱溟认为，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宗教气味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科学气味的”（见氏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168页）。
24张东荪：《社会改造与政治的势力》，《时事新报社会主义研究》，1922年1月6日，第1、2版。这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对费边社会主义的批评——英国议会有“解决一切的总枢纽”与“魔术棍”的意味（“使男变女”的典故也出于此），基尔特社会主义则强调，“‘经济权力先于政治权力’。它的意思是：工人们只有获得经济上的自治权，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4卷上，宋宁、周叶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434页）。陈独秀主张“狄克推多”，胡适主张“好人政府”，观点虽异，但大致都承认“政权为解决一切的总枢纽”。
25新凯：《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第39、41页。
26新凯：《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第40页。
27张东荪：《政制论》下，《甲寅》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第10页。
28赵世枢：《回忆留法勤工俭学中的赵世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年，第508-509页。
29本段引文，参见张东荪《我们所能做的》，《时事新报社会主义研究》1921年9月16日，第4版。
30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1919年2月1日），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146页。
31张东荪：《答高践四先生书》，《时事新报》1920年11月13日，第1张第1版。
32《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 1933年12月22日，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257页。
33张中行：《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25页。
34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补义》（下），《观察》第5卷第3期，1948年9月11日，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