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经济-试论摄政王多尔衮的朝鲜政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朝鲜经济-试论摄政王多尔衮的朝鲜政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试论摄政王多尔衮的朝鲜政策
多尔衮，努尔哈赤第14子,初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以战功封为固山贝勒，登上政治舞台，并逐渐成为皇太极的亲信嫡系。崇德元年（1636），封为和硕睿亲王，随皇太极出征朝鲜，迫使朝鲜称臣。崇德八年（1643），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9子福临继位，自己与济尔哈朗为联合辅政摄政王，实际上多尔衮一人把持了清国军政大权。次年挥师入关占领北京，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加封“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病死于喀喇城，年38岁。
多尔衮短暂的一生中，戎马战事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整个皇太极统治17年期间，多尔衮主要经历是统军作战，并逐渐成为皇太极的亲信，以此积累了军事实力和从政经验。皇太极确立了与明争夺天下的大政方针，也开始有了明确的对朝鲜的战略方针和政治谋略。而这一期间，多尔衮与朝鲜王廷的建立了某种私人性质的联系。顺治元年开始，摄政王多尔衮成为清朝主要决策者，他的朝鲜政策主要秉承皇太极，由于战略形势的巨变，也为了得到朝鲜的物资援助，多尔衮及时调整了朝鲜政策，使得清与朝鲜的关系由征服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开始向传统的宗藩关系回归。多尔衮也是颇具个性的帝王，除勇猛果敢有很好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性格方面也很有一些特质，初期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治军较严、礼貌周全，后期则独断专横、脾气急躁、耽于享乐，因此这一时期的朝鲜政策也打上了多尔衮个人的鲜明烙印。自顺治元年到顺治七年，虽然时间很短，但由于处于王朝建立的关键时刻，多尔衮的朝鲜政策承上启下，对清与朝鲜实现长期稳固的宗藩关系意义重大。
本文将主要从政策的继承与调整以及多尔衮个人对政策实施的影响两个层面来阐述顺治初年朝鲜政策的确立过程。由于清朝的朝鲜政策实际上始于皇太极时期，多尔衮的朝鲜政策是对前朝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本文对皇太极时期的朝鲜政策以及多尔衮与朝鲜的初期接触不能不先做一个较为详细的阐述。
一、皇太极时期的朝鲜政策以及多尔衮与朝鲜的交往
（一）、皇太极征服朝鲜及多尔衮与朝鲜王廷关系的建立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在萨尔浒一战扭转了对明王朝的攻守关系，作为明朝藩属的朝鲜也首次在与女真人的较量中品尝到失败的滋味。后金对明占据了战略进攻的地位，由此开始了后金对朝鲜的经营。
努尔哈赤后期，包括皇太极在内的部分后金贵族认为“不可置朝鲜而先攻辽东”，已经认识到朝鲜在明清战争中占据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朝鲜的战略地位，一方面是出于军事的需要，辽东战役中溃败的明军，退至朝鲜境内，是为毛文龙部。大批辽东难民也相继越江逃至朝鲜北部。这些汉军、汉民对后金的后方产生相当大的威胁。此外，朝鲜宫廷政变的结果对后金政权极为不利。天命八年（1623），朝鲜发生宫廷政变，主张怀柔、保持中立的光海君被废，仁祖即位，义理派掌握了朝政。朝鲜王廷表示要与明朝“协力讨虏”，加大了对明军毛文龙部的粮草军需的支援，同时极力备战，形成后金后方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出于经济的需要，明清战争导致后金失去与明朝的交易渠道，后金已经不可能再从明朝方面得到生活、生产用品，朝鲜的贸易地位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朝鲜成为后金军民生活生产用品以及贵重消费品的主要来源，而朝鲜对这种贸易的故意刁难使后金方面不堪忍受。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导致后金决定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皇太极在继承努尔哈赤即汗位不久就开始着手实施自己的战略：在巩固后方稳定的基础上，在辽西走廊上与明军决一雌雄。稳固后方的主要行动就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进军朝鲜，一方面企图摧毁毛文龙部明军基地，一方面威胁朝鲜，以图瓦解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并将朝鲜变成自己的军备物资供应基地，其谋略是主动遣使议和与军事威胁并举。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命阿敏等人率军进入朝鲜，后金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一路南进，直指汉城。毛文龙军逃往皮岛，朝鲜国王携王室、大臣逃往江华岛。朝鲜屈从于后金的武力威胁，迫不得已与后金议和，虽仍然维持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却不得不与后金建立“兄弟之国”的邦交关系。多尔衮此时年纪尚幼，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向诸大臣出了一道政论题：“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这是一次对后金进攻战略的整体思考，也是统一思想的战前动员行动。从后金王公贵族奏议来看，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攻击明朝、争夺天下。时已成为一旗之主的多尔衮也参与了讨论，他认为：“宜整兵马，乘糓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①]朝鲜并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可以看出，皇太极总是把朝鲜放在整个战略中来通盘考虑的。
崇德元年（1636）春，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建元伊始的清国，与朝鲜的关系一开始就处于临战状态，双方正常的使者往来和贸易已经停止，清太宗皇太极此时已经建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他决心在向明朝发起进攻前先彻底解决来自朝鲜的后顾之忧。
清崇德元年(1636年)末，皇太极亲率数万大军入侵朝鲜，清军采用闪击战法，长驱直入，不到一个月时间，已经兵临汉城。朝鲜国王匆忙逃入南汉山城。清军围而不攻，立栅困之，又击溃朝鲜全罗、忠清等朝鲜援军。皇太极派英俄尔岱、马福塔为使者前往南汉山城，招降朝鲜仁祖国王。24岁的睿亲王多尔衮率领一支满蒙联军参战，“入长山口，克昌州。”又“进攻江华岛，克之，获朝鲜王妃及其二子。”[②]江华失陷，朝鲜遂决定降清称臣。
也正是在这次行动中，多尔衮与朝鲜王廷有了第一次直接接触。朝鲜史籍称此时的多尔衮为“九王”：“虏将九王抄诸营兵号三万，车载三板船数十，进屯甲串津，连放红夷炮，水陆军劻勷不敢近。贼乘虚急渡……（朝鲜兵）望风而走……大君募勇士出击，不能敌，或死或带伤而归。俄而大兵围城，虏王遣人呼于城下曰：‘屠城易耳，顿兵不进者，诏命也。皇帝已许和，急遣官来听。’……（大君）行至阵门，虏王令译官道之人，致敬礼焉。日晚，大君与虏王联骑入城，留兵城外，分路东西，令彼我勿相杂糅，戢其军兵，无得杀戮。令诸阵许还被掳士女，请大君修简于行在，令宰臣驰启。……虏王还渡江，蒙兵作乱，焚掘杀掠殆尽无遗。”[③]指挥江华之战的多尔衮“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又善护朝鲜王妃、王子，且“致敬礼”，表现出成熟的政治谋略。
在迫使朝鲜签订“丁丑约条”后，皇太极率先向北撤军，朝鲜世子、大君等其他质子则随多尔衮军行动。这使得多尔衮有机会直接结交朝鲜王室并展示他的个人魅力：“丙子，上往见九王于城山阵中。城山在城西十里地。……戊寅，九王撤兵还，以王世子及嫔宫、凤林大君及夫人西行。上幸昌陵西以送之，驻马于路旁，与九王相揖。九王曰：‘远来相送，实切感谢。’上曰：‘不教之儿，今将随往，愿大王指教之。’九王曰：‘世子年岁既加于俺，而观其处世，实非俺之所敢指教。况皇帝厚遇之，愿勿虑焉。’上曰：‘诸子生长于深宫，而今闻露宿累日，疾恙已作，幸于道路，使得寝处于房堗。’九王曰：‘谨奉教。万里之别，必费心虑，深恐国王之致伤也。世子虽往，亦必不久还来，幸勿过虑。师行甚忙，请辞焉。’世子、大君拜辞而行，上涕泣而送之曰：‘勉之哉，勿激怒，勿见轻。’世子伏而受教。”[④]这是一个礼数周全的多尔衮。
江华之战速战速决使得清与朝鲜的战争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束，从而使朝鲜人民免受更大的灾难。[⑤]此时的多尔衮忠实执行着皇太极的朝鲜政策，而他本人在军事行动中对军队的诸多约束以及对朝鲜王室善加保护、以礼相待等举动都赢得了朝鲜王廷的好感和感激，所谓“有私恩于国王”，这形成他与朝鲜王廷之间建立良好私人关系的基础。
（二）、崇德年间的朝鲜事务
崇德初年，迫于武力征服的朝鲜并不甘心臣服于清，清朝的朝鲜政策建立在清朝强权政治基础上，也还没有学会使用传统的礼治统治方法，军事压力的诸多需要更让朝鲜总处于疑惧的境地，朝鲜“义理派”、“斥和派”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双方关系的发展并不很顺利。
皇太极班师回军之时，命令“贝子硕托、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率每牛录甲士四人及三王下全军，赍红衣炮十六位，并朝鲜战船五十艘，往取明皮岛。”[⑥]四月，“清将马夫达领舟师七十余艘袭破椴岛(即皮岛)，都督沈世魁不屈而死，军兵死者万余人。”[⑦]皮岛明军的消灭彻底解除了清军的后顾之忧。
在皮岛战役中，清人发现朝鲜“炮手精锐，椴岛之役，赖此成功”，朝鲜舟师也有极大的利用价值，恰可弥补清军水军的薄弱。不仅如此，朝鲜军队助攻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可以籍此打击明朝：“非必用于战阵，盖欲助为声势，使闻于中国也。”[⑧]因此，清廷不但要求朝鲜彻底断绝与明朝的传统政治关系，而且要求朝鲜出兵出粮以助攻，成为清的战略后方和军备基地，这成为清廷最初对朝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朝鲜虽被迫与清朝签订了城下之盟，但它无论是从感情还是礼制统治的需要出发，它仍暗中奉明朝为自己的“上国”、明朝皇帝为唯一“天子”。朝鲜仍与明朝保持秘密往来，朝鲜渔民充当了信差的角色，为双方传送书信。
清崇德三年(1638)，清廷令朝鲜发兵五千人助攻，朝鲜王廷以侥幸心理缕陈困难，刻意拖延，最后没有按期到军。清帝震怒之余，“责世子从军，且令直自移书于平安兵使，调兵入送。”[⑨]又派敕使赴朝严责朝鲜国王：“不意二年之间，顿忘活尔之恩，反以朕为食言。自王以外，再无妄言者也。”[⑩]朝鲜国王发现“此事实系存亡”，赶紧派大臣赴沈阳请罪。清帝认为罪在其臣：“今观王之诸臣，如胶柱鼓瑟，偏泥章句，不知顺时达变，只为王累耳。”[11]清廷对朝鲜王廷的基本认识是“主弱臣强”，因此通常会把责任推委到其大臣们的头上。
清崇德五年（1640）初，朝鲜“备陈国王病日益痼，乞以大君交替，欲见世子于生前。”多次呈请之后，清太宗先派满月介赴朝审视国王病情属实，然后准许世子东还省亲。而似乎作为回报，清太宗同时命令：朝鲜水师五千名、船一百十五艘、装载军粮米一万包到锦州前线报到。但朝方声称：大部分“遭风”沉没或“为石所坏”，又有部分船只被明军发觉所俘，才前进到盖州一线，“仅存船二十五艘”。[12]清廷怀疑朝鲜方面与明朝暗中交接，假装交战，将原拟运送清军的军粮大部转送给了明军。清廷还暗中了解到，在此期间朝鲜朝野上下掀起反清浪潮，甚至听说朝人“槌碎三田渡碑石云矣”。而朝鲜暗中修筑南汉和平壤等城碟、以及马夫达在出使朝鲜后暴毙等事件，更加深了清方的疑忌。在此情形下，两国关系骤然紧张。于是清廷派出了庞大的“查勘敕使”使团，以侦探朝鲜的虚实。
这是清廷对朝鲜第一次派出“查勘敕使”使团。清廷做了周密的步署，首先派范文程、英俄尔岱等赴沈馆（朝鲜质子馆），与朝鲜世子先行商讨，具体情形史书不载，但从沈馆朝鲜官员给朝鲜国王状启中有“至有不忍闻之语”来看，清廷当有以朝鲜世子取代其王的企图，以致于沈阳传出清帝“悔不于出城时易立其子”的流言。其后，清使英俄尔岱等率一部清军驻留义州、而另派内院官查布海等赍敕书入王京宣敕，并审视三田渡碑、南汉山城实状。又命令朝鲜领议政、都承旨等大臣到义州受审。
清崇德五年(1640)冬，英俄尔岱坐镇义州，审讯朝鲜大臣，宣布朝鲜的“十二罪状”，[13]主要是助军助粮多次违期、不积极刷还逃人等。朝鲜王廷从一开始就发觉，此次敕行“大异于前日”，而“龙将面承帝命，事极严秘”，稍有不慎，则“国必亡矣”，除俯首听命、“曲尽其欲”外别无良策。查勘结果是：三田渡碑完好无损，朝鲜王廷上下恭敬顺从、有增无减，并无要背叛造反的迹象，而清议派物议朝政，才至于“误事”。朝鲜王廷的顺从态度缓和了清廷的猜忌，清帝遂敕谕朝鲜：“今番十二件事，尔国皆已自服，又即押送此辈，不违皇命，既往之失，皆置之。”[14]清帝又颁敕免去朝鲜岁贡米九千包(原数一万包)。恩威并施是皇太极一贯的政治谋略，朝鲜王廷则初次尝到了“事大以诚”的甜头。
清崇德六年(1641年)春夏，清帝令朝鲜世子、大君从军征明，朝鲜派柳琳统率朝鲜兵一千五百名，参加了攻打锦州的战役。正当锦州战役进行之时，明朝“汉船”频频到达朝鲜，上年托称飘风、密送明国的张超等人也随船返回。而此时朝鲜王廷已无与明朝暗通的心情，因此将明朝船只到来的消息报告清廷，清廷令之“尔国宜先防备，使不得到泊”，[15]但明廷却又派出“汉船”二十余艘赴朝鲜，而僧人独步者“还奉敕书而来”，其书有“不录前过，期于夹攻”之语。朝鲜王廷闻讯，忧惧交加，唯恐清人发现，但还是密通于汉船，并接济明船粮馔。此时朝鲜义州人“崔孝一载其妻子投入中原，其族属在义州者以私书潜通，为清人所得”，其书信中宣称：“本国亦欲潜通中原，三公六卿皆有此意。”又告诉他：你的家属已被释放，是“黄府尹之德也”。黄府尹就是义州府尹黄一皓，清使马夫大在义州染病不治而亡，当时清廷就有所怀疑，可能朝鲜人给他吃了什么慢性毒药。
清崇德六年(1641年)秋，“清差杨恕之、卢施两博氏及郑命寿等十二人来义州”，以“义州人崔孝一及潜商两件事”行查于朝鲜王廷，朝鲜上下“震惧”。清使入汉城后，先住三田渡视察碑阁，再会同朝鲜大臣审案，当场诛杀黄一皓、崔孝一族属及潜商人等于使馆东门外，并令朝鲜“百官聚观其尸”，及其还到义州，又将朝鲜越境采参人枭示于境上。清人虽对朝鲜王廷暗中通明有所怀疑，但仍苦于没有证据，只好杀一些小民小官以图震慑朝鲜人。
清崇德七年(1642年)秋，由于洪承畴等明朝降将的告发，朝鲜几年来暗通明朝的实际情况才真相大白：“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等潜通明国，私书往来。明国船至，曾馈送银币、人参、米谷，且彼此交相货易。”[16]皇太极愤怒之余应该会有被欺骗的感觉，而朝鲜人在沈阳得知的消息是：皇帝颇后悔当初不如以朝鲜之“六道自此定将勾管”。皇太极派出了第三次查使：清使固山额真英俄尔岱、户部承政车尔格、内院大学士刚林、学士罗硕等携朝鲜世子进驻凤凰城，命朝鲜将领议政崔鸣吉以下朝鲜大臣押送凤凰城待审。结果崔鸣吉等朝鲜大臣被判有罪、押解至沈阳拘囚，朝鲜将领林庆业则逃往明国，而告密者李珪则被朝鲜国王抢先密旨处死。清帝又派罗硕等人赍敕入朝鲜，追问林庆业下落，并追究国王擅杀李珪之罪。反清派大臣械送沈阳，同时被捉囚沈阳的还有林庆业的兄弟家属等人。崇德八年(1643年)春，清帝再遣户部启心郎布丹等前往朝鲜，公布查案结果。布丹等至朝鲜后“宣谕百官”，“次谕都民”，并沿途向朝鲜官民宣谕皇敕，“盖彼中重其事之意也”。[17]
此次查勘历时长达半年之久，是清朝派往朝鲜历次查勘使团中动作最大的一次，给朝鲜王廷极大的震撼，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在清廷强力压迫下，朝鲜与明朝反目成仇已成定局。是年秋，明朝军船再次接近朝鲜时，朝鲜这次是“不接话、不给粮、不许近岸”，[18]又“与之交战”，并将“生擒九人”解往沈阳，为清廷所嘉许，对朝鲜押送官赏赐“视旧例倍之”。[19]就连当年朝鲜年祭所用的“祭文与祝帖”，也因仁祖“密教”而改奉大清正朔。[20]
连续3次“查勘使团”延续4年之久，对朝鲜王廷的压力是很大的，朝鲜“义理派”屡次受到沉重打击，再也不敢公开发表反清言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走向稳定。崇德年间皇太极的朝鲜政策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其一，瓦解明朝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使朝鲜成为清朝的军事物质基地。
其二，严厉打击朝鲜“义理派”，培植主和派势力。
其三，恩威并施，以武力压迫为主的同时施以减免岁贡等“恩惠”。
（三）、崇德朝朝鲜政策的实施者
政策与政策实施者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清前期这样一个缺乏行政制度与监督约束体制的社会里，政策实施者个人对政策实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个问题在清对朝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非常突出。因此我们来看看都是一些什么人在实施并操纵、影响着清前期的朝鲜政策，这些人很多延续到多尔衮摄政时期继续掌权。
翻检朝鲜史籍，这一时期最多见到的是这样几个名字：“龙胡”（龙将）、“马胡”（马将）、“郑译”。
“龙胡”者，朝鲜称“龙骨大”，即英俄尔岱（代）；“马胡”，朝鲜称“马夫达”，即马福塔。天聪年间，英俄尔岱以参将多次出使朝鲜，主要任务是与朝鲜互市。马福塔，满达尔汉之弟，满达尔汉在天聪五年也曾出使朝鲜，“致使命而还”，随后授为礼部参政。天聪八年，马福塔“与户部承政英俄尔岱如朝鲜互市”，“自是通使朝鲜，马福塔辄与”。[21]
英俄尔岱、马福塔在长期与朝鲜人打交道的实践中成为朝鲜问题专家，是皇太极朝鲜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天聪年间，皇太极对朝鲜的政策是以安抚和贸易为主，英、马两人均在户部效力。崇德元年，皇太极征朝鲜之际，英、马两人来往于双方军阵之中全权负责谈判事宜，引导朝鲜国王出降的是他们，后来赍敕册封国王的也是他们。征朝结束后，英俄尔岱“旋授议政大臣”，其后皇太极将“东事则专委于龙马两将”，[22]而朝鲜国王对他们恭敬有加：“今日之事，专恃皇帝之言与两大人之宣力矣。”[23]
崇德期间，“英、马两人专管东事”，已不仅仅是军备物质采买事务，与朝鲜的一切政务联络和实施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两人执行的。英俄尔岱时任议政大臣兼户部承政、马福塔任户部参政，因此，此时的朝鲜使者不是去礼部而是要向户部报到。[24]由户部主管朝鲜事务一直延续到清世祖亲政之初。
“郑译”者，朝鲜人郑命寿（《清实录》中称之为顾尔马浑、孤儿马红）。“命寿，平安道殷山贱隶也，少为奴贼所掳，性本狡黠，阴输本国事情，汗信爱之。”[25]郑命寿虽身为通事（译官），但得到皇太极崇信，又与英俄尔岱、马福塔“相为腹心”，且熟知朝鲜宫庭政治内幕，因此此人在清初的朝鲜事务中有很大的能量。
英俄尔岱、马福塔加上郑命寿形成一个处理朝鲜事务的核心团队，他们经常仗势欺人，操纵事机，且贪滥无状，对朝鲜王廷百般索取。朝鲜王廷对此也是敢怒而不敢言。[26]而郑译等通事官员则“敕行时横恣，赎人时操纵”，[27]激起朝鲜人更大的愤慨。
崇德四年（1639），沈馆（朝鲜世子驻所）朝鲜官员郑雷卿、姜孝元等人，向清国刑部首告郑命寿等收受通事官员收受贿赂、盗窃贡物，结果却是“清国杀侍讲院弼善郑雷卿”，“书吏姜孝元亦一时被杀”。[28]郑命寿等人的地位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崇德五年（1640），马福塔在出使朝鲜后暴毙，清人怀疑是朝鲜人下“慢毒”和“诅咒”而致。次年英俄尔岱乘查勘朝鲜通明事之机，命令敕使逮杀朝鲜义州府尹黄一皓。[29]双方的仇恨可见一端。
（四）、崇德年间多尔衮与朝鲜王廷的关系
前已谈到多尔衮在攻击江华岛时，与朝鲜王室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在以后的几年里发展成为一种私人性质的关系，多尔衮当上摄政后说：“朝鲜国王因予取江华，全其妻子，常以私馈遗。先帝时必闻而受之。”[30]不但如此，多尔衮在清太宗时期权高位重，也是朝鲜需要刻意结交的人物。
多尔衮还与作为质子留驻沈阳的朝鲜世子建立了比较良好的个人关系。多尔衮撤军时，朝鲜国王长子李(即昭显世子)、次子李淏(时为凤林大君，后即国王位为朝鲜孝宗)作为质子随军而行，还有大臣质子及家属从人等200余人。这时的多尔衮是朝鲜王室刻意结交的人物，朝鲜仁祖一再命令从人“务在恭顺”。[31]
在长期驻留沈阳期间，朝鲜世子逐渐与清朝贵族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甚至引起朝鲜国王的猜忌：“(世子)久处沈阳，一听清人所为，出入于回猎戎马之间，所亲狎者皆武夫厮卒，专废讲学，惟事货利。”[32]其实朝鲜世子跟从清人狩猎、“专废讲学，惟事货利”也是不得已的事，朝鲜世子不得不满足清朝贵族的大量“需索”。[33]
朝鲜世子年龄比多尔衮稍长，虽然多尔衮总在前线奋战，双方的直接接触不多，但关系应该比较密切。例如，崇德五年（1640），朝鲜世子第一次归省，“质可王、九王等请世子于其家行饯宴，一大君及从臣等并参。”临行，清太宗也“邀世子行饯宴，一大君亦参。”[34]多尔衮的“饯宴”当以私人性质为主。
二、摄政王多尔衮对朝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病故，31岁的亲王多尔衮手握重兵、拥有实权，为避免八旗的分裂，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9子福临继位，自己与济尔哈朗为联合辅政摄政王，实际上多尔衮一人把持了清国军政大权。而此时的清国面临着入主中原的历史时刻，在其后的几年里，在对朝鲜政策上，多尔衮秉承皇太极的朝鲜政策，继续使用英俄尔岱等人管理朝鲜事务。并在清人入关继承大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逐步把朝鲜政策纳入到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上来，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等政策，都是多尔衮继承和发展皇太极朝鲜政策的最重要步骤。
（一）、归还质子、释放罪臣
“丁丑约条”中规定：“(朝鲜国王)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朝鲜国王在沈阳有两位质子，另有其他大臣质子9人。崇德五年（1640）朝鲜世子归省，清朝要求朝鲜将“元孙”与麟坪大君送沈阳“替换”，亦即必须同时保有两位朝鲜王子在沈阳作为质子。崇德三年（1638）年开始，朝鲜世子或大君还必须“从军”，随清帝前往前线。清帝狩猎时，朝鲜世子也要跟随其后。世子有自己的“沈馆”，每年正旦大朝，由朝鲜世子率领诸质子以及使团使臣行觐见礼；清方文书敕令经常直接交由“沈馆”，由其派专员送归本国。“沈馆”在初期清国与朝鲜各种事务交涉中发挥很大作用。
在皇太极的朝鲜政策中，朝鲜质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方面他认为这是迫使朝鲜王廷就范的一个保证，另一方面，也许皇太极也真有“实在不行，就以朝鲜世子取代朝鲜国王”的想法。至少在朝鲜仁祖国王心里是隐藏着这样的恐惧的。
多尔衮执政伊始，安抚政策贯穿其中，对朝鲜国王如此，对朝鲜世子也是如此。于是安排了朝鲜世子的第二次归省，与上次朝鲜方面再三恳求不同，这一次是清方主动安排，却反而引起朝鲜国王、大臣的疑虑：“今闻九王年少刚愎，其意何可测也。前则待世子太薄，而今乃太厚云，予不能无疑焉。”此时，朝鲜国王对其世子的嫌隙已深，[35]虽然最后对多尔衮此举的研讨结论是“不过欲市恩于我国也”，朝鲜国王自嘲说“虽闻好言，反生疑惑，伤弓之乌，例如是也。”[36]朝鲜国王害怕清朝以世子取代自己，至于多尔衮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已不可考证，但执政之初的多尔衮与朝鲜世子关系密切却是事实。
顺治元年（1644）四月，朝鲜世子归省返回沈阳，旋即跟随多尔衮向山海关进军。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城，李自成将“宫殿悉皆烧烬，唯武英殿岿然独存”。多尔衮进驻武英殿，令朝鲜世子驻于“武英殿前廊”，因“地窄人众”，世子“告于九王，得殿东一室，比前稍宽，且有床卓器仗矣。”[37]可见多尔衮对朝鲜世子的重视。但清军入关后，战略形势的突变改变了朝鲜的战略地位，从这时候起，朝鲜由一个战略同盟者开始向传统意义上的藩属国转变。多尔衮需要朝鲜的归顺作为其统治政策的榜样来发挥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世子归国成为必然。
六月，朝鲜世子自北京回到沈阳，朝鲜方面“呈文以请世子东还”。九月，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及其他朝鲜质子随清帝“移都北京”。十一月初一，清朝“皇帝率诸王祭天坛告登极。还御皇极殿，受贺颁诏。”而朝鲜“世子、大君亦随参”。仅10天后，新封“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召集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宣布：“未得北京之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另外“三公六卿质子及李敬舆、崔鸣吉、金尚宪等，亦于世子之行，并皆率还。”只有“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相替往来”。[38]归还朝鲜诸质子的诏书这样写道：“今朕平定中原，诞登大位，恩及九州，海内欣戴，特颁诏旨，大赦天下。咨尔朝鲜，沾化已久，既列外藩，宜均大赉，特布宽恩，将世子遣归本国。从前罪犯，悉皆赦宥。其原本旨罪罢官员内李敬舆、李明汉、李景、闵圣徽四员，因世子乞恩求用，姑允所请，其余仍不许叙用。”[39]清廷希望出送世子大君后，朝鲜“勿以出送之故移易其心，以基两国无疆之福。”并告戒：“年少台官自前好生异议，坏了国事，今后慎勿复踵前习。”[40]归还质子、释放罪臣是多尔衮对朝鲜政策所采取的重大步骤，终结了两国战争状态的遗留产物，对于朝鲜方面调整心态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清朝的朝鲜政策由军事压迫向传统礼治的实质性的转变。
顺治二年（1645）正月朝鲜世子东归，紧接着“世子既令永还，大君亦许东归”，五月凤林大君也回到朝鲜，至此朝鲜质子全部归还。而朝鲜世子在归国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凤林大君还没回国，他已被毒死。[41]从仁祖国王很快便立凤林为世子、诛杀昭显世子嫔妃、遣返多尔衮送给世子的宦官宫女等举动看，世子被毒杀是有预谋的行动，但其目的并非为了反清。六月，清使工部尚书兴能、礼部启心郎邬黑携通事官郑命寿以谕祭世子入汉城，多尔衮以皇叔父摄政王名义致书慰问朝鲜国王，清使又“以摄政王之意传言：东方人心不淑，当此之时，若以幼稚元孙为嗣，恐危疑不安也。”仁祖国王“乃告之以实”，即立凤林大君为世子，于是“四使皆喜曰：‘国王已有定计，则东方之幸也’云矣。”[42]此时的多尔衮已无暇顾及更多的朝鲜事务，朝鲜的稳定和支持才是最重要的，多尔衮虽然迅速派出使团赴朝察看情势，但显然并未打算深究此事，这也是多尔衮朝鲜政策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
（二）、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
崇德八年（1643），清廷颁发“减岁币敕”：“朕思岁贡礼物皆出自民间，虑其烦苦，特为量减。”又颁发“减使臣礼单敕”：“朕闻差去使臣，俱以明朝旧例，所得礼物太多，民颇不堪，此非善政也。故特减其数，以为定例。至于房妓、鹰犬，尽行裁革，只迎送宴接等仪如故。沿途宿歇处使行人役，或乘机讨索扰民者，亦未可知，当令使臣到彼，于食用之物，斟酌减省。”这两个敕书是随着清世祖的“即位诏书”一并发布的，实际清太宗去世前就已经确定了：“前汗时有减省岁币及礼单等语，至是乃有此敕。岁币则减元数十分之一，而单礼则有加无减。”[43]清太宗曾于当年五月“聚各部官”讨论“敕行时房妓折银、七处宴享及岁币杂物减除事”，其后英俄尔岱、范文程“来到世子馆所立传汗命曰：‘敕使往来一从汉使胜录，故贻弊本国多矣。今则两国为一家，朝鲜之民即我民也，宜思革弊之道，故今已改定誉录，所当及今送使，而适值农时，虑有民弊，令俺等宣示减省节目耳。’仍出示敕草云。”[44]因此，此次减免岁贡议定于清太宗，而颁发于多尔衮。
从停止刷还女真人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多尔衮在忠实地执行着皇太极既定的对朝政策。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颁敕，对朝鲜境内“兀良哈”“凡前在尔国者俱免送还”，敕书明确提及：“我皇考在时，以朝鲜莫非吾土，何必令其刷送，当时虽未及降诏，遗旨尚在。”[45]指出这是清太宗的“遗旨”。清太宗崇德初年，清廷对刷还政策的实施极其严厉，刷还人等包括“兀良哈”等女真人（朝鲜称为“向化人”）、原辽东汉人逃入朝鲜境内者以及被俘朝鲜人逃回者等。清廷多次籍此对朝鲜进行查勘、威逼，实为朝鲜一大心病。因此，得知清朝停止刷还的命令后，朝鲜人大感“诚为多幸”。
清军取得北京后，朝鲜有了要求进一步减免岁贡的理由：“大国既得天下，富有四海，我国岁币亦宜变通。”并以路远难行为理由，要求“节使兼行”、“岁币方物皆命输致于渖阳，使臣只赍表咨入往。”多尔衮在准许朝鲜质子还国的同时，又同意了朝鲜减免岁贡和岁贡运输负担以及使者兼行的请求：“念岁贡币物，尽属民膏，今将旧额苎布四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准与蠲免。各色绵绸二千匹量减一千匹，各色木绵一万匹量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量减七百匹，粗布七千匹量减二千匹，顺刀二十口量减十口，余悉照旧输纳。其元朝、冬至、圣节贺仪如旧，因途道遥远，三节表仪俱准于元朝并贡，以彰柔远之意。”[46]而岁贡运输，朝鲜仅负责牛庄以前的运输，牛庄以后由清朝雇佣车辆运输至北京。
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遣使吊祭朝鲜世子，又颁敕令：“减岁币：细麻布一百匹、诸色绸七百匹、诸色木绵布四千一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佩刀二十把。”而敕使兴能等且：“称有帝命，不受币礼。”[47]
多尔衮多次减免朝鲜岁贡，一方面是对皇太极朝鲜政策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朝鲜物质帮助的一种策略。
（三）、稳定朝鲜，解决军需
入关伊始的多尔衮头等大事是尽快安定北京的形势，顺治二年夏天的北京面临着最严峻的饥荒和瘟疫的威胁，[48]而朝鲜粮食是此时多尔衮唯一有指望得到的，朝鲜的米谷是关系到清军成败的大事，实际上多尔衮是有求于朝鲜的。事实上，归还质子、新世子册封、减免岁贡、释放罪臣等对朝鲜的“恩惠”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种交换的筹码。
饥荒的威胁从顺治元年（1644）夏清军进入北京之初就开始出现了，当时多尔衮令朝鲜世子协助筹粮，虽没有约定具体数量，但朝鲜世子认为：“冬前先送五千石，春来又送五千石，必充万石之数，可充其欲。”[49]随着粮食危机的加剧，多尔衮不得不把解决危机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朝鲜的支援上。
顺治二年（1645）初，多尔衮派出敕使专程赴朝鲜筹集粮食，敕使开出的数目是要朝鲜向北京“运米二十万石”，且必须赶在入夏前运到。[50]而朝鲜质子东还成为敕使们的重要砝码：“彼每言东宫、大君今已出来，此后更无顾藉于大国，故如是搪塞云。”此时的朝鲜国内形势也已到了紧要关头。年前朝鲜刚刚平定了一起未发动的政变，“人民皆有涣散之心”，甚至面临“土崩之患”。但此时的朝鲜仁祖国王对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已不再怀疑，因此对多尔衮的“既施大惠，而又以温言求助”，也不得不“为之曲从”，“终以十万石给之”。[51]
接下来，朝鲜采取非同寻常的速度和措施执行此任务：“一月之内，整备米船，调发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虑其逃散，拘囚狱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见。及其发船，守令躬自押领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拦道而馈之，相携痛哭，惨不忍见。”[52]最后朝鲜实际运至北京的白米有“五万七百八十余石”。[53]清军能够度过最初的粮食危机与这次朝鲜顷力相助不无关系。顺治三年（1646）初，多尔衮已度过难关，也知道朝鲜已尽了全力：“尔国凶荒，人将相食”，而将其余“再运之米，尽数蠲免”。[54]
从崇德二年（1637）始，经过10年之久的磨合，到顺治三年（1646），清与朝鲜的关系终于开始走向传统的宗藩关系。清军入关后，其政治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北京；明朝灭亡，朝鲜也不再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地位；入关后的清朝贵族开始全面任用汉官、使用礼治传统统治方法；朝鲜贡品也不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最后，在粮食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朝鲜的确帮了大忙。清朝对朝鲜政策的修改已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朝鲜方面而言，朝鲜终于从清朝的强力压迫和武力威胁中解脱出来，多尔衮执政的清政府给了朝鲜很多“恩惠”：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等等，最重要的是，朝鲜人终于相信清王朝将取代明王朝，而且似乎也没什么不好。这样，朝鲜人又开始声称“事大必须以诚”，“事大之道，贵乎诚信”。朝鲜仁祖国王则“常恶群臣之耻事清国者”，并借机责难“疏章之不书大年号者乃敢捧入，难免不察之失也。”[55]而以前朝鲜臣下的疏章是可以“只书六甲，不用崇德、顺治年号”的。这意味着朝鲜也已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以传统的方法去臣事清朝。此后虽仍出现一些纠葛，但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始终平稳地迈向了传统宗藩关系的老路。
三、多尔衮执政后期的朝鲜事务
对于多尔衮执政后期是否有篡权夺位的企图，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从多尔衮最后几年对朝鲜事务的处理来看，僭越自大、用权自专的倾向是明显的，专横自大且脾气急躁的多尔衮在最后几年的执政生涯中，在朝鲜事务上打上了自己鲜明的烙印。
执政之初的多尔衮还是比较理性的，顺治元年（1644），护送朝鲜世子东返的清朝将官交给朝鲜国王的第一份“敕书”是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署的，其书曰：“摄政亲王致书于朝鲜国王：曩者先帝在时，藩王有馈遗于诸王者，则必奏知而受之。今皇上幼冲，一应政务，皆予等摄之。予等事幼主摄国政，而受外藩之馈，殊觉不宜。自今以后，贵国无烦致礼也。”[56]彬彬有礼的多尔衮实际上并没有实践他想表现出来的谦逊。次年，因世子病故致慰朝鲜国王时，多尔衮用的是“皇叔父摄政王书慰朝鲜国王”的名义。到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因其母丧以“皇父王”名义颁“敕谕”于朝鲜，朝鲜人发现：“皇父王今番始称敕谕，则事与前例有异。”“而敕使言其国中尊奉，与皇帝无异，又令陈慰进香，是尊之以皇帝之礼也。”朝鲜方面负责草拟表文、祭文的官员不知道该用“陛下”还是“殿下”好，只好“表文、祭文皆作两件，一称陛下，一称殿下，令使臣到彼中，闻见其行用规例，出其一件以呈。”[57]
多尔衮还是个“贪欲”极多之人，酷爱狩猎和宴享，嗜烟酒、好女色。朝鲜人则在崇德年间就与之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私人馈赠是少不了的。执政后，朝鲜成为多尔衮满足其贪欲的后方基地。英俄尔岱、郑命寿都是多尔衮的亲信，[58]也千方百计满足他的需要。这些纯属个人行为的需要的提出方式有时简直类似于敲诈或者抢劫。
顺治元年（1644），英俄尔岱指示朝鲜：“世子、大君之东还，皆九王之力，须以倭剑、清蜜、粘米、青黍皮等物以致谢意。”[59]而朝鲜送往北京的大米有五千石则专送摄政王。到顺治三年（1646），英俄尔岱又说“今番减米乃九王之力。九王喜吸南草，[60]又欲得良鹰，南草、良鹰并可入送，以致谢意。”[61]朝鲜史料中记载道：“丙戌十月甲申，清人来索梨二万六千六百个、柿六千八百个，分定于京畿、洪清、黄海、平安、咸镜道。甲午，清差到义州，求梨、柿各数万个，桦皮数万张，猎狗十头，督纳甚急，贸迁挽输，州县不胜其扰。”[62]
顺治四年（1647），因“入朝官员进贡礼物等项多有疏玩”，多尔衮“特遣户部启心郎布党等察问”，“清使三人猝至”汉城，其实际使命是要求朝鲜新世子入朝。郑命寿俨然秉承摄政王旨意，并以敕使自居：“郑敕以为，凡于谢恩之行，不可无礼物于摄政王前云。”此后，摄政王与皇帝一样需准备礼物，“定为恒式”。[63]
“薄施而厚望”则是多尔衮向朝鲜征集军需物资时惯用的手段。顺治元年减免岁贡换来的是急需的粮食，当顺治四年（1647）需要朝鲜贡献桦皮、铁等军需物资时，用的还是这一招：“郑命寿以摄政王命来言：‘岁币中大米九百石，木绵二千一百匹，绵绸二百匹，弓角二百桶，顺刀十柄，胡椒十斗，及方物中黑细麻布代白细苎布，今特永减。此处鲜米极贵，故仍存百石，其七十石为粘米代送’云。且言：‘户部郎近将出去催纳桦、铁，桦皮三万张，铁三万斤，此则不可减数’云。”[64]顺治五年（1648），英俄尔岱死后，郑命寿成为多尔衮在处理朝鲜事务时最得力的助手，对朝鲜的盘剥则更甚于前。
顺治六年（1649），朝鲜仁祖国王去世，孝宗继位。孝宗开始打击亲清派，任用义理派官员，暗中修筑山城。清国吊祭、册封使团发现“接待大异于前，西路则减馔品，严讥察；入京则通官受辱于守门之人。”[65]两国关系再一次出现危机，多尔衮迅速反应，派出祈青古、巴讫乃为首的使团赴朝鲜，这个使团有六名敕使组成，“六敕出来，曾是未有之事”，清使且于一路打听孝宗“之子女几人”，声称将有“镇定之事”，引起朝鲜王廷一片恐慌：“清使奄至，朝野疑惧”。[66]只能猜测多尔衮的用意是“彼国素多狐疑，必于新立之初倍加讥察。”[67]而这些都是多尔衮虚张声势的把戏而已。
多尔衮派出的规格庞大于顺治七年（1650）三月到达汉城，使团规格之高前所未有：祈青古为内院大学士、巴讫乃时继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郑命寿也作为“第六使”参与其中，实际上，使团中“皆是摄政王所亲”。
这次使团公开的使命是查勘，向朝鲜王廷问罪，罪名有：“专谢册封，不谢吊祭”，“不专疏谢恩，兼乏谢献之仪”；“皇叔摄政王赠馈，亦不曾有谢恩本章，虽具有礼物，而单上不书皇叔父摄王”；“岁币等物，国王必欲尽心，而使臣敢以木花不实为言，欲退其期限”；“假托倭情，欲为探试之地”，“欲以所获朕之汉人船只，不送于此，而送倭馆，又欲修筑训练”；“放逐旧臣”等等。[68]而该使团最重要的使命直到使团快进入汉城才宣布：“九王新丧夫之，（夫之即古阏氏之称）故欲与国王结婚。”多尔衮为此专门以“皇父摄政王”敕谕朝鲜国王：“予之诸王暨贝勒众大臣等屡次奏言，自古以来，原有选藩国淑媛为妃之例，乞遣大臣至朝鲜，择其淑美，纳以为妃，缔结姻亲。予以众言为然，特遣大臣等往谕亲事，尔朝鲜国业已合一，如复结姻亲，益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选与遣去大臣等看来回奏。”[69]清使之所以一直秘而不宣，是担心“国王必不能独断，将问于群臣。”而“群臣必曰，岂可与此辈结婚云尔”。清使又劝诱朝鲜国王：“若婚媾既成，则群臣不敢欺侮，而大国亦当专信。”郑命寿则直截了当地对孝宗国王说：“当以查问曲折归奏皇帝，然若成婚媾，则查事亦可少缓。”[70]至此，多尔衮之心“路人皆知”了。
对于朝鲜而言，本来孝宗继位之初是有暗中集聚力量与清朝抗衡的，但在清廷的威势压迫下，义理派很快土崩瓦解，在本来“其患难测”的情况下，“捐一女子以纾国难”当然已经感觉是万幸了。因此朝鲜孝宗“无留难之色”对此直为“快许”，于是“巴讫乃等皆相顾而叹”，“有喜色”。[71]之后的查勘事务随即草草了事，敕使们的心事原本就不在查勘上，他们用更多时间去审看“处女”。此次查勘能够顺利结束，一方面是朝鲜满足了多尔衮的个人欲望，但更重要的是，孝宗及时改变了可能导致清与朝鲜关系恶化的政策，义理派官员已然纷纷辞官避祸，亲清派再一次得势，敕使们向多尔衮报告：朝鲜事务仍在掌握之中。
性急的多尔衮得到“王女淑美”的报告后，显得急不可待，又派遣梭红等率领一队亲信人马径自赴朝接亲，又“恐王以为轻亵”，解释说“诸王大臣合称丧事虽重，王上悲痛不已，当念国事重大，妃位不宜久虚，层次陈请，子勉从众议。”而且“予意先行通信，随具六礼，然后迎亲。”但是“诸王大臣又复合称朝鲜路远，如依循礼节，恐往复之间，稽延时日。”所以“予复勉从，谕令速行进送。”爱面子讲礼貌的多尔衮还准备了彩礼：“送纻彩六百匹、赤金五百两、银一万两。”[72]当然，作为惯例，多尔衮同时免除了向朝鲜征集“桦皮”的任务：“桦皮减除之举，不但于我国（朝鲜）得免莫大之弊，清国自以为大惠。”[73]这次的“大惠”却是假公济私，交换来的不是粮食军需而是朝鲜女子。
朝鲜孝宗为多尔衮选妃还是很用心的，提供宗室女子数人供敕使们审看，敕使们最后选定十六岁的锦林君恺胤之女，孝宗“以宗室女为养女”，封“义顺公主”，又“以工曹判书元斗杓等四人为婚礼都监堂上，主管宗室女治装。”侍女的选择则颇费周折，起先朝鲜人“皆以村家贱役之女，苟充抄来”，以致“诸敕出见侍女所会处，即为发怒”，不得已朝鲜王廷“更令抄择两班中嫁公贱所产有姿色者，急速上送。”[74]四月，朝鲜孝宗亲自出城“送义顺公主之行”，行中有侍女十六人，及女医、乳媪等数人。
与此同时，多尔衮则于其年五月“率诸王贝勒猎于山海关，朝鲜送女至，王迎于连山”，并即日“成婚”。[75]据朝鲜方面护送人员报告：“九王初见公主，颇有喜色，待臣等亦厚。及至北京，以公主之不美，侍女之丑陋，诘责万端。”且“观其辞气，甚凶且秘，每因事归责于君上。”而以下的话更反映了多尔衮把一己之私凌驾于两国政治关系之上：“九王云：‘自先汗施恩本国甚厚，我亦有私恩于国王，而每以倭衅请筑城练卒，必尔国上下皆有异志也。且侍女之选进，自明朝已有旧例，今日之举，欲观尔国之所为，而尔国不肯精择，公主既不满意，侍女亦多丑陋，尔国之不诚，于此益可见矣。”[76]多尔衮选妃于朝鲜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以“不诚”来责怪朝鲜，只是他的私欲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罢了。
多尔衮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同年九月，清敕使再次入朝：“今行所干，专在侍女，本国若选送色美者，则皇父王必见而悦之，向之所疑，皆可冰释。”朝鲜只能打起全副精神来执行“皇父王”的旨意：国王派亲信宦官“与宰相押坐于备局，相议拣选。”又“分遣京官于两界，择侍女年少貌美者各三四人，京中则令捕盗从事潜访闾阎女子之美者。”大肆搜捕美女的行动引起朝鲜上下一片恐慌：“被选者或有自剪其发者。父母兄弟，呼泣道路，龆龀之儿，嫁娶殆尽。”[77]十月，多尔衮又派敕使赴朝颁其母“袝庙”敕。接二连三的敕使使团入朝，不但使朝鲜“举国遑遑”、“无不疑惧”，而且“国储荡竭”、民不聊生。到十一月的时候，新选“侍女”已经上路赶赴清国，而另一位“淑安公主”也“定行于今年”，值得朝鲜人庆幸的是这一切都因多尔衮的突然死亡而猝然结束。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死于喀喇城，“追送侍女，亦自中路还送”。三个月之后，朝鲜已得知多尔衮被“削号黜庙，籍其家产于官，分其诸姬于诸王。”[78]此时郑命寿虽仍在担任通事官一职，然已经“气色则与前顿异，大有忧惧之色。”[79]
失去靠山的郑命寿终被“夺其官、籍其家”，朝鲜孝宗坦言：“我国人民之喜幸，曷胜言哉！但虑其他日起废而复用也。”[80]对此人的所作所为仍心有余悸。郑命寿被废后，自皇太极时期延续下来的朝鲜事务“专家们”已经消亡殆尽，这些“专家”通常都带有那种战争期间留下来的对朝鲜欺辱过甚的习惯。朝鲜王廷也终于摆脱了被欺压被凌辱的处境，顺治十年（1653）清使团在“郑译被罪后，始为出来”时，朝鲜要求“凡干接应及站路，自前弊端，必须与大通官等参酌相议，永为定式。毋踵前习，可免日后无穷之弊。”[81]着手恢复被郑命寿等人搞乱了的传统仪制。
接手清帝国的清世祖“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傍若无人。”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少年皇帝把清帝国引向繁荣昌盛之路。他对朝鲜事务应该是不熟悉的，清世祖起用了“明朝之人仕清国者”来处理朝鲜事务。虽然朝鲜人担心这些人“如洪承畴、冯铨、刘守涣诸人，皆怀害我国之意。承畴则专以大陵河之败，归罪于我；铨则累上书请令朝鲜一体剃头。”[82]但新一代的朝鲜事务管理者会更多地遵循礼治的传统方法，更重要的是清世祖不像其父皇太极那样曾经武力征服朝鲜迫其为臣，也不像其叔父多尔衮那样与朝鲜交往时总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在清世祖眼里，朝鲜只是一个与大清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属国，因此他不会改变多尔衮执政早期就已经确立的朝鲜政策：清朝与朝鲜将保持传统的建立在礼治基础上的宗藩关系。
四、对多尔衮朝鲜政策的评价
多尔衮秉承皇太极的朝鲜政策，并在清人入关、朝鲜战略地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逐步把朝鲜政策纳入到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上来，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等政策，终结了两国战争状态的遗留产物，对于朝鲜方面调整心态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清朝的朝鲜政策由军事压迫向传统礼治的实质性的转变。多尔衮的朝鲜政策承上启下，对清与朝鲜实现长期稳固的宗藩关系意义重大。
崇德年间，多尔衮与朝鲜王室一直保持一种私人性质的联系，这对于他制定和实施朝鲜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执政后期的多尔衮开始任用私人、独断专横、脾气急躁、耽于享乐，朝鲜不幸成为他满足个人欲望的后方基地，而幸运的是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因此没有对清与朝鲜之间宗藩关系的稳定发展产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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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史稿》218卷，《多尔衮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以下同。
[②] 同上。朝鲜仁祖有三子，世子时在南汉，多尔衮俘获的是第二子凤林大君和第三子麟平大君。
[③]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下简称《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589－3590页。
[④]《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599页。
[⑤] 整个军事行动仅仅持续了三个月，但对朝鲜社会却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清军“到处留连，恣行掠夺，深山穷谷，无远不到。”“被俘人口无虑五十余万”，“得其全者庆尚一道而已”。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朝鲜赵庆男《乱中杂录》卷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页。
[⑥]《清太宗实录》卷33，第二册，431页。
[⑦]《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03页。
[⑧]《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23页
[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30页。
[⑩]《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25页。
[11]《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30页。
[12]《通文馆志》卷9：“西上兵船三十二只，遇飓风败没，所失军粮九千三百六十七石，淹死领将三人、梢手二百五十九名。”转引自《长白丛书四集·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13] 十二件事：“前日徵兵，违误师期，一也。今年舟师称以海上覆败，故为迟回，二也。下船之后，军兵所骑马只送十五匹，运马亦不即送，以至严冬，终归无用，三也。走回人等终不刷送，四也。向化只以两口塞责，不复加刷，五也。城池不修在于约条，而擅修南汉，六也。汉人逃往者，辄皆藏匿，七也。曾令以柳琳定将，而故遣之于南方，八也。六卿质子或送庶孽，或送疏族，以欺瞒上国，九也。越境采参之人，不加禁断，十也。椴岛之役，舟人之逃走者及汉舡之到铁山者潜自接济，终不捉送，十一也。金通可所付授被掳人，托以病死，尚不刷送，十二也。”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65页。
[14]《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74页。
[15]《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82页。
[16]《清太宗实录》卷63，第二册，第860～864页。
[17]《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13页。
[18]《备边司誊录》，仁祖十九年辛巳十月二十二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年影印本，以下同。
[19]《清世祖实录》卷2，第3册，第34～35页。
[20]《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0页：“是时我国犹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朝鲜仁祖觉得“祭文及祝帖不书清国年号，虽出于不忍之心，似涉于欺瞒神袛。”因此下令“自明年并令直书。”
[21]《清史稿》228卷，《满达尔汉传》、《马福塔传》。
[22]《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7页。
[23]《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596页。
[24] 比如，1638年朝鲜右议政申景禛率谢恩使团赴清：“臣一行到沈阳，翌日往户部。龙将问曰：所干何事？……又提起向化侍女等事，……臣等答曰：向化一，汉人九，我国逃还一人押来矣。两将曰：何其少也。……” 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19页。
[25]《李朝实录吴辑本》，第2598页。
[26]《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16页：“敕使回还时，义州刷马三百余匹，庙堂请移咨该部，酌定驭数。”这些“刷马”都是为敕使们运送礼物或贸易物品的，朝鲜不但要出马出力帮助运输回国，而且需小心不能走漏风声，因为“英、马两人专管东事，不可以贪滥之状闻于上国，惹起疑怒。”
[27]《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32页。
[28]《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43页。
[29] 清太宗在致朝鲜国王的密书中提及此事：“至于使臣马夫达、通事刀里同病而死，京中诸医言受慢毒。此医者之言，但真与伪，安从知之。朕想来或官中有恶念之小人，兵间被害之仇家，报怨肆毒，亦未可必。” 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58页。
[30]《清史稿》218卷，《多尔衮传》。
[31]《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00页：朝鲜国王专门“遣承旨韩兴一问九王安否于中路。”又叮嘱：“讲院之官，多率军官，中路鼓吹，九王深以为未安云。甚无谓矣。凡事务在恭顺，宜以此传谕从臣。”
[32]《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8页。
[33]《备边司誊录》，仁祖十九年辛巳三月二十九日：“沈中诸王求请于馆所之事，日以益甚，银两应副（付）常患乏绝。”
[34]《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57页。
[35]“是时世子久留渖阳，广建馆宇，私殖货利，酬应清将之求索。又以其赢余赎得我人之被掳男女至于累百人，或留止馆中，或移置野坂，以备使令，皆不许放还本土，不欲使大朝知之。”朝鲜仁祖国王下令撤换世子沈馆的主要官员。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0页。
[36]《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18－3719页。
[37]《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9页。
[38]《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38页。
[39]《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1页。
[40]《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4页。
[41] 谥为“昭显世子”，“世子年三十四，有三子三女。”“世子东还，未几得疾，数日而薨，举体尽黑，七窍皆出鲜血。以玄冥覆其半面，傍人不能辨其色，有类中毒之人，而外人莫有知者，上亦不之知也。”《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0页。
[42]《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1页。
[43]《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18页。
[44]《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15页。
[45]《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6页。
[46]《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1页。
[47]《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2页。
[48] 有多种史料记述了当时北京的粮荒，朝鲜人也说：“南方路绝，漕运不通，燕京米价极贵，斗米直银三钱，柴草之难，比来尤甚。”清军与朝鲜人都在吃半腐烂状的“陈米”，“亦且告罄”。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37页。
[49]《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35页。
[50]《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2页：“郑使言于臣等曰：‘北京，不可不准数入送，而若过七八月，则虽亿万石，终归于无用’云。”
[51]《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2页。
[52]《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6页。
[53]《清世祖实录》卷21，第3册，第183页。
[54]《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5页。
[55]《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1页。
[56]《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521页。
[57]《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三月十二日。
[58] 多尔衮甚至提拔郑命寿当了牛录章京。《清世祖实录》卷29：“以通事顾尔马浑屡发朝鲜国阴谋，纤悉无隐，致亲族为朝鲜所杀。顾尔马浑忠于国事，不负任使，授为牛录章京。”
[59]《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8页。
[60]《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6页：“南灵草，日本国所产之草也。其叶大者可七八寸许，细截而盛之竹筒，或以银锡作筒，火以吸之，味辛烈，谓之治痰消食，而久服往往伤肝气，令人目翳。此草自丙辰、丁巳年间越海来，人有服之者而不至于盛行。辛酉、壬戌以来，无人不服，对客辄代茶饮，或谓之烟茶，或谓之烟酒，至种采相交易。久服者知其有害无利，欲罢而终不能焉，世称妖草。转入沈阳，沈人亦甚嗜之，而虏汗以为非土产，耗财货，下令大禁云。”
[61]《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5页。
[62]《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61页。
[63]《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63页。
[64]《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67页。
[65]《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78页。
[66]《备边司誊录》，仁祖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孝宗元年庚寅二月初八日。
[67]《备边司誊录》，仁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68]《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85页。
[69]《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87－3788页。
[70]《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80－3783页。
[71]《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三月十三日。
[72]《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99页。
[73]《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四月十六日。
[74]《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四月初二日。
[75]《清史稿》218卷，《多尔衮传》。
[76]《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01－3803页
[77]《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04页。
[78] 多尔衮之朝鲜妃义顺公主“亦归于白阳王之子”。顺治十三年，锦林君恺胤以谢恩兼冬至使如清，请求清廷放其女归国，清帝“特遣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哈什屯则令送归国，俾依亲自守。”朝鲜国王“命户曹给义顺公主月廪，以终其生。”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48－3849页。
[79]《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14页。
[80]《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34页。
[81]《备边司誊录》，孝宗四年癸巳十月二十八日。
[82]《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09－38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