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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朝官风与灾荒

备受英国观察者诋毁的清朝官员对于灾荒及其根源的解释，来自于一套截然不同但同样复杂的道德体系，而且，他们也运用自己独特的标识和关键词来表明对灾荒的理解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另外，这场灾荒还发生在一个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其中的创伤性事件也在不同派别的清朝官员中引起了分歧甚大的反应。
在活跃于 1870～1880 年代的清流派头脑中，英国人对灾荒中的英雄和恶棍的描写使他们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根据清流派的看法，政府在从稳定粮价到禁止烧锅等所有事情上的积极干涉，正是解决饥民口粮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恰恰相反，诸如建造铁路和轮船之类的自强计划才是“ 恶魔”，因为它们霸占了本可以用来救济灾民的资源。另一方面，支持自强努力的官员似是处在英国人和清流派首鼠两端。他们一边赞同政府有责任制定救荒措施的观点，但在行动上（ 如果不是在唱高调），他们屡屡把强化国家军事力量置于养民问题之上。在如何应对灾难的问题上缺乏一致性，反映出了困扰着晚清政府的主要错误路线，这就使国家更难对灾难做出迅速反应。
修辞：养民与 19 世纪掌管爱尔兰和印度赈灾事务的英国官员不同，清朝统治者和官员从未放弃国家负有家长式责任来养民的思想。确实，19 世纪中英政府在灾荒期间各自所接受的直接责任标准截然不同。例如，当灾荒于1877 年在印度和中国同时肆虐时，英属印度政府对新来赈灾委员的指示是，“不计成本以挽救生命是我们无力承担的任务”。相比之下，清廷则谕令官员们牢记，“ 首要之义，救荒乃头等大事，毋任一夫失所”。在整个“ 丁戊奇荒”（光绪年间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特大旱灾，受灾人口多达两亿，死 亡 1300 万——编 者 注）期 间 ，清朝统治者和官员们都以仁慈的“ 民之父母”自居。还是孩子的儿皇帝和其他一些皇室成员前往五个国家级庙宇中祈雨，慈禧太后和小皇帝也因节省日用和减膳而受到赞扬。”
清政府关注自身作为供给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其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宇宙论原因。清朝统治者非常清楚，自然灾害不仅破坏了已经不稳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还会导致像 19世纪中期那样几乎推翻朝廷的大规模起义。而且，对于以农民为基础的政权来说，确保国库充足的一个有效方法是保障人民生计以便他们有能力纳税。”清政府特意提倡民用仓储和大众福利自有其特殊原因。王国斌解释说：“作为一个征服王朝，其在汉人环境中的统治合法性就意味着要非常适当地关注儒家仁政的特点。”
另外，清朝统治者根本不会认同19 世纪英国人的统治者或政府官员对缺少降雨不负责任的说法。相反，大的灾难既被视为天道的危险紊乱，也被视为对朝廷触怒上天、有丧失统治权的危险信号。”确实，英国精英也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即饥荒是更高级的力量对人类不良行为的一种反应。例如，爱尔兰饥荒期间，财政大臣查尔斯?特里维廉就声称，上帝送来灾难是为了促使被贫穷困扰的爱尔兰进行改革和走向现代化。不过，英国的天命主义者一般相信，上帝的愤怒只针对那些遭受饥荒打击的人们，既是对人口过剩的救治，也是唤醒懒惰和对“ 落后”群体的警告。
与此相反，晚清皇帝和官员们更为担心的是，大规模灾荒的到来是对自己不当行为的惩罚，如果不采取措施以让上天满意，则自己的统治权行将丧失。伊懋可在其关于帝制晚期中国道德星象学的文章中说：“人们认为降雨和日照是否适时、适量，与人们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有关。”而且，“某些（个人） 所负的责任要比其他人为多。皇帝的行为是最重要的，官僚们其次，最后是普通百姓”。伊懋可指出，干旱期间诉诸道德星象学的语言非常普遍，因为人们相信不下雨是上天“ 表达不满的特有方式”，而充足的雨水则是上帝回报虔诚的特有标志”。
“ 丁戊奇荒”期间，中国统治者和官员继续沿袭儒家教导，既承认统治者的行为与上天的降雨意愿有关，也承认养民是一个仁慈政府应有的责任。一道上谕中称：“面临此灾，君臣宜各存敬畏之心，交相儆戒，以期纠正行为并培养德性，使现在的灾难消退，人民安宁。”当干早地区终于得雨时，人们视此为小皇帝及其大臣成功感动天心的标志。例如，1878 年 6 月间，一位御史在上奏时力劝皇帝和太后应保持这种感动上天的可敬态度。他写道：“甘霖的降临清楚地表明了天心和圣心之间的感应关系，后者的纠误和净化打动了前者的侧隐之心。” 原文载于《世界知识》，2007年，06期。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