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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广西宗教问题的特点分析

清末广西由于受社会性质变动的影响, 宗教问题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加剧, 外国宗教势力也进行渗透, 协助西方国家进行各种侵略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为广大爱国人民所不满, 从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与此同时, 广西各民族的本土宗教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作为一种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手段,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 共同映衬了清末广西宗教问题多彩多姿的一面。概括地说, 清末广西的宗教问题呈现出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洋教”大举侵入, 文化生态遭到破坏
“洋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对外来宗教的统称, 它主要指的是西方国家在中国传播的以耶稣基
督信仰为核心的宗教组织, 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之二, 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影响。早在明末, 南明永历帝的母亲、皇后、太子等就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 成为广西最早的信仰者。后来, 因传教士瞿沙微、卜弥格被杀, 此教在广西才不得传①。到了鸦片战争后, 法国取得了在已开放的五口传教的权利。但是, 法国天主教野心勃勃, 希望把教会扩张到整个中国。1853 年10 月间, 甚至派天主教士马赖(马奥斯汀) 前往广西传教, 他先是到达贵州的兴义, 然后打扮成少数民族偷偷潜入苗、瑶、壮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西林县山区, 开展非法的传教活动。②(P257)
中法战争前夕, 法国天主教士又先后在上思、贵县等地建立了传教据点, 开展传教活动。中法战争以后,“中国东南边界的安南在1884 年被宣称为法国所属, 因此在安南工作的法籍神甫容易进入广西”, ③(P34) 因此法国的天主教会势力在广西获得了迅猛发展。司立修在桂平县和象州县的许多村庄中恢复在中法战争以前被破坏的传教活动, 象州龙女村、中平镇两处的教徒先后被组织起来。他还在贵县堂区建立了孤儿院以及男女学校, 重新修整教堂。赖保理在距上思不远的地方开辟了那蒙村堂区。周怀仁在吴旋附近的客家村落乐梅开办了一座教堂。苏安宁不仅在龙女村建立了常驻座堂, 而且还把教义传播到别的地方去。③(P56～57)
义和团运动期间, 虽然北方发生了强大的反洋教运动, 但在广西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仇教案件。相反, 在这一时期, 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教活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广西各主要城市都有了传教活动。陆文思在泗城府修建了一座教堂。柯其德在太平府, 彭钧谷在龙州, 童钺在平南等都先后建立了教堂。其他如永福、修仁、玉林、百色等地都陆续有传教士前往活动。③(P59)
基督教虽然在天主教之后进入广西进行传教工作, 但发展却极为迅速。他们的教理比天主教更易被人们接受, 各方面的条件也都比天主教会优越。宣教会、浸信会、中华圣公会、循道会等大量的教派先后进入广西开展传教工作。广西是宣道会在中国的三个教区之一, 在短短的时间内, 宣道会在梧州、南宁、桂平、滕县、桂林、玉林、平乐、平南、柳州、龙州、百色等地建立了传教点,成为基督教在广西最为兴盛的一支力量。③(p202～234) 浸信会在广西开展传教比较早, 但是梧州浸信会在传播了一段时间后就被当地绅商学各界民众大会驱逐出去, 并规定: 永远不准西教士入广西境内; 永远不准西教士在广西开设福音堂。③(p294) 后来, 浸信会又一次成功地登陆了梧州。这样, 浸信会先后在广西建成了梧州和桂林两个传教中心。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分别围绕这两个中心开展传教。③(p290) 中华圣公会在广西的桂湘教区, 主要在桂东北地区传播, 如桂林、兴安、全州、灌阳都有教堂。③(p424) 循道会在广西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梧州。早在1897 年, 梧州就成立了循道会分会, 为华南教区七联区之一。③(p431～437)
天主教、基督教的大举侵入, 在广西各地传播教义, 设立教堂, 建立住宅区, 甚至设立学校和印书局, 宣扬了一种与广西本土不同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反对祖先崇拜, 推行西方宗教文化, 在地方上形成了与传统文化护卫者相对立的一种势力, 因而经常发生文化习俗上的冲突, 如贵县三板桥村“每逢村上死了人, 天主教的神父来搞什么念圣经祷告, 道公也来打醮超度, 而群众是反对天主教的, 只是顾虑要租教堂的田种, 不敢公开反对。”④(p270～271) 此外, 永安(今蒙山) 也发生了类似的文化冲突, 一对刚入教的夫妇抵抗不了周围民众的压力, 提出退出天主教, 仍旧供奉自己的祖先, 而在那里传教的苏安宁却强迫他们象出殡带孝一样, 背着鞭炮一面放, 一面大声叫喊: “谁阻挡入教, 照我的样。”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度不满, 因此连入教的人也十分孤立, 时常受群众的讥笑,甚至连房屋也遭受到石头的袭击。④(p290～291)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外来的宗教伦理文化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的呈现, 破坏了固有的宗教文化生态体系。在广西各地的城市与农村中以教堂为标识,外来宗教契入了整个底层的文化体系之中, 并且还凭借其母国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凌驾于整个本土文化体系之上。这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碰撞, 不仅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思想混乱, 也让一些本土精英人士反感, 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民教冲突。
二、民教冲突尖锐, 教案时有发生
随着天主教、基督教的大举侵入, 广西各地在经受强烈的文化冲击的过程中, 与外来传教士在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产生了不少矛盾, 同时加上传教士及其追随者任意在地方作威作福, 也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 民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尖锐起来, 引发了不少教案。
从教案发生的缘由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因传教士违反地方习俗引发的教案。最典型的即为“西林教案”。1856 年春, 非法进入西林县传教的法国人马赖在当地推行天主教的规矩, 强迫群众放弃敬奉祖宗的思想, 迫使他们改信天主教会, 干涉群众的家庭婚姻等。当地已入教的教徒白三, 其妻是异教徒, 马赖逼她入教, “这样丈夫和教外妻子之间发生了争执”, ③(p132) 引起妻方家族亲戚的极度不满, 于是将此事告知官府。知县张鸣凤随即传讯马赖, 马赖态度十分傲慢, 并以条约为由来辩驳, 而事实上条约中并没有赋予其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在马赖拒不认罪的前提下, 张鸣凤对他动用了大刑, 结果马赖被杖死于公堂, 这就是近代历史上着名的“西林教案”。后来, 英法两国以此为口实发动了罪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值得注意的是, 其他诸多教案的发生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教士肆意违反本土文化习俗方面的因素。
二是因传教士意图帮助侵略引发的教案。这些教案主要发生于中法战争前夕。如在广西南部的上思, 这一地区“地处边徼, 界接越南, 向有法国洋人设堂传教, 往往招集广东钦、灵及州属奸民, 溷迹于中, 动辄滋事。”⑤(p854) 早就引起清政府和地方士绅的注意。在战前的紧张气氛下, 又“有教士马若望、周绍良来自钦、灵, 辎重甚多, 并不许人过问, 形迹愈觉可疑, 民情因之浮动。且传闻教士富于道有阴带悍匪赴援河城语”, ③(p144) 因此上思地方人心惶惶, 情况十分紧急。清政府广西当局于是调集军队和团练武装及时加以防范。1884 年1 月下旬, 清军和地方官绅搜查教堂时,各族人民蜂拥而进, 翻箱倒柜, 掘地推墙, 以致把教堂全部推倒, 最后还把法国传教士富于道等押送出境。
三是因传教士为非作歹引发的教案。这种教案十分众多, 传教士依恃西方国家的威权, 往往肆意欺压百姓, 任意逮捕缉拿广西人民, 从而引起众怒, 愤怒的人们便采取激烈的措施来对付传教行为。如在永安, 传教士苏安宁在由蒙寨村前往荔浦的途中, 行到州属凉亭的时候, 看见墙上有劝人不宜从教的说帖, 便向附近的联兴杂货店的伙计李元康询问, 李回答说不知道, 彼此争执起来。苏安宁竟喝令教民唐启虞、彭亚昌将李元康拿住带走。虽然护送苏氏的士兵多方代为求情, 苏氏仍拒不放人。这一日正好是圩日, 往来人多, 约有二三百人, 李元康当众赔礼, 央求释放, 苏安宁仍不允许, 命令教民拉回古排圹。一时之间观者云集, 群怒难遏, 齐声喊夺。李元康的好友李亚安、廖士、李三等3 人上前救助, 发生搏斗, 致使苏安宁毙命, ③(p156～160) 这就是着名的“永安教案”。当然这其中也包含有华人传教士为非作歹而引发的教案。毕竟很多“华人之从教者恃外洋为护符, 籍以凌虐军民, 胁制官吏”, ⑥往往引起地方各种势力的不满, 也激起了广西各族人民对洋教的反抗。
四是因土匪抢劫引发的教案。这种教案极少, 如今仅见麦路德教案。麦路德(R1J1J1WACDQNALD) 是梧州英国惠师礼会(1925 年改名为梧州基督循道会) 的创办人。他在1896～1899 年陆续购买了土地25 亩以上, 建筑了教堂、学校和医院。1906 年5 月间, 麦路德在搭乘英商“西南”号轮船由广州至梧州的途中, 船上发生土匪抢劫的事件, 麦路德被乱抢打死。当麦路德的棺木运回梧州出殡时, 英国领事迫令梧州道台以下三级官员向高挂的英国旗和低挂的中国旗以及麦路德的棺材作三跪九叩的赔礼。事后, 英国更借口向两广总督和清政府威胁要求赔款, 并以西江匪患严重为由强夺了西江的航运管理权。③(p439)当然, 清末广西发生的教案还有很多, 比如象州教案③(p419) 、乐里教案⑦、全县教案③(p427) 等等。据不完全统计, 清末广西发生大小教案46 起之多。⑧(p267～274) 其中大多数是由于外国传教士庇护教民作奸犯科, 同时加之地方绅民身怀民族大义, 勇于制止外来侵略而致。众多教案的发生, 表明清末广西十分尖锐的民教冲突, 对当时广西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传统宗教仍然存在, 并有区域性兴盛
道教与佛教向为中国传统宗教, 在广西民族地区早有流布, 但到清末时期, 社会变革甚巨,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传统宗教仍然具有其生命力, 并且在某些区域内产生短暂的兴盛现象。
道教之传入广西, 时在魏晋时期。当时的道教世家传人葛洪即在今北流县境内勾漏山修炼, 后来道教逐渐传布各地。融县的真仙岩、庆远府城的会仙山、容县的都峤山、浔州府的白石山以及隆安县的金榜山等都是广西着名的道教圣地, 一直到清末仍然还存续。广大民众也十分崇拜, “祈祷雨晴子嗣寿算疾病, 均延请道士设坛, 陈列香花纸烛, 诵经忏礼, 投疏拜表, 至所许功德完满, 则撤坛散福。”⑧
佛教在广西更有市场, 传播流布的范围也更广。清末时期佛教在一些民族地区反而有昌盛的趋势,“虽世易时殊, 其宗教犹彰彰可考。”, ⑨(p279)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只要遇到灾难或者不幸,都可以通过吃斋念佛而获得化解。同时, 由于清末广西经常发生社会动乱, 各族民众的生活颠沛流离, 经常遭受各种各样的劫难, 他们在心理上需要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保护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佛教信仰面的扩大。当然, 这也可以看作是地方士绅应对外来宗教势力的一种应对性措施。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原因, 佛教在清末时期有了区域性的盛行。这里仅从地处桂北的三江县寺观兴建情况我们就可略窥一斑:

民间信仰-清末广西宗教问题的特点分析
资料来源: 魏任重修, 姜玉笙纂: 《三江县志》卷五《文化》, 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三十五年铅印本, 第518 页。
上述资料出自官方调查记载, 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整个清初近200 年时间中三江县仅建立了2 座寺观, 平均每100 年建造1 座; 在清末不到60 年的时间里就建立了6座, 平均每10 年就有1 座新的寺观出现; 而在民国35 年的时间里也仅建立了1 座。如此可见清末时期的佛教兴盛状况。另外, 从分布地域来看, 清末时期, 三江的佛教已由最初的古宜、龙胜两乡发展到另外的光辉、寨准、丹洲、泗里等乡, 寺观的密度有了很大的增加, 有利于当地民众进行礼拜。
当然, 我们也应当看到, 传统宗教的扩展只是地域性的, 就整个广西本土而言, 这一时期由于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变革, 加上外来宗教对普通民众的争取, 传统宗教的发展总体上在走下坡路, 它们将会在新的社会变革中经受更大的考验。
四、民间信仰异彩纷呈, 参与社会变革
广西是壮、汉、瑶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 这其中既包含有形形色色的自然崇拜, 也包含有各种各样的神职崇拜。这是广西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底层, 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信仰。在清末, 多彩的民间信仰依然存在于“小传统”之中, 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却是最有生命力的宗教文化, 同时, 民间信仰面对西方宗教和文化的挑战, 也参与到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去。
壮族是广西的土着民族, 它的宗教文化是广西的原生态宗教文化。壮族具有相当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 首先是自然崇拜, 如天体崇拜就有对太阳、月亮、雷等的崇拜; 无生物崇拜有对石、土、火、水等的崇拜; 植物崇拜有对树、竹、花、禾、葫芦等的崇拜; 动物崇拜有对蛙、蛇、鸟、牛等的崇拜等。⑩其次是神职崇拜, 他们信仰的神仙有布洛陀、花婆、雷王、图额、莫一大王等好几十个。正是在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自然崇拜、神话体系和鸡卜占术的基础上, 才由越巫发展产生了以祷祝神灵禳解的“麽” [mo1 ] 教形式。这种混合型的宗教文化为壮族民众普遍信仰, 自产生至今, 虽历经数次社会变革, 清末时仍倡行不衰。如在浔州, 壮人“每数年延师巫、接花楼祀圣母, 亲族男女数百千人歌吟号叫, 嬉戏三四日夜乃毕, 谓之作星。”11
汉族自秦汉以后逐渐迁居岭南, 他们同时也带来了自己的信仰体系。汉族民间信仰不仅有多彩多姿的自然崇拜文化, 而且有相当庞杂的神仙世界, 各行各业均有其神, 居家四处皆有神仙。
清末广西人为求平安, 竟有“请女巫、师公、道士三教到家, 设坛合作, 礼拜天地”8的人家, 其中女巫和师即属于民间信仰的宗教实践者, 在整个民间信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 也有很多的民间信仰是以庙宇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如在宁明州仅关帝庙就有4 处, 城隍庙更多达5 处, 其他如北帝庙有2 处, 医灵庙、龙神庙、龙母庙、天后宫等等各1 处。12足见当地民众的信仰面十分宽泛,既有对历史上有功之人的崇敬, 更多的是反映了对自身平安幸福的一种渴求。在容县, 在遭遇匪患的过程中, 人们得到关帝庙的庇护, 因而感激重修或者建造新的关帝庙, 以求在动乱的社会中得到“武圣人”的保佑。光绪初, 主薄衔洪敏然重修灵山关帝庙, 得到了郡守徐延旭的悉心支持, 给与题写铭记。石岭堡新建的关帝庙甚至把与土匪斗争而殉难的义勇也附祀进去, 受到人们的尊敬与崇拜。13
粤西的田林县甚至于此时成了普渡道的传播之地, 这一秘密宗教的信仰者“穿儒家服, 修太上老君道, 信释迦牟尼佛, 融儒家思想、道家符术、佛家经籍合一”14(p3) , 成为当地民间十分昌盛的信仰体系。可见, 汉族民间信仰之庞杂与丰富。他们在寻求自身安慰的心理状态下, 自然而然地从本民族传统中去寻求生存资源, 而这个最丰富多彩又有着精神魔力的传统就是民间信仰。
瑶族自唐宋以后渐次迁居广西, 他们在一山又一山的迁移中把以盘瓠崇拜为核心的宗教文化也带进了广西。除崇拜盘瓠外, 瑶族还祭祀都贝大王等神灵。与汉族、壮族一样, 瑶族也是一个崇拜多神的民族, 它不仅有盘瓠等祖神崇拜的内容, 也有崇拜道教众仙的现象。这种多元文化崇拜的宗教文化特征使得瑶族的神灵崇拜更加纷繁驳杂。
当然, 广西的其他世居民族如侗、水、仫佬、毛南、京、苗、彝、仡佬、回等也都有自身独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体系, 而且这种体系一直在传承着。限于篇幅, 此不赘述。汉、壮、瑶等民族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间信仰, 作为民间小传统中最为稳定的因素, 在清末广西社会中仍然展现出了他们多彩多姿的一面, 同时也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 参与到推翻腐朽清王朝的斗争中去。如在光绪十七年(1891 年) , 泗城府下属潞城附近尾后寨的陆阿龙在忽然生病以后, 声称能以黄土充饥, 可以用符咒使枪炮不能发响, 并能呼风唤雨, 驾驭虎豹, 以为守卫。远近民众成为其信徒, 道路相属, 众至数千。后来尚未起义, 即被地方官绅告密, 为官兵镇压15。虽然
这次起义没有成功, 但是民间信仰的力量在其中却体现无疑。
同陆阿龙一样, 其他许多发动反清起义或暴动的领导者多从民间信仰中寻求自身的定位, 获取合法性资源, 否则, 起义或叛乱只是无根据的叛乱而已。只有在自身的传统中找足了符合地方民众价值取向的依据, 才能使普通的民众参与进来, 推动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
五、结语
清末广西社会是复杂多变的, 上面只是论述了宗教问题最突出的几个特点, 也仅是代表我们对于近代广西宗教问题的一点认识, 因此不可能回答所有相关的问题。但即使如此, 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 对偏处西南一隅的广西来说, 宗教问题也是相当复杂的, 不仅有外来宗教的影响, 也有本土宗教的流变; 不仅有旧式宗教的新发展, 也有新式宗教的传播与发展; 不仅有正规的宗教流派, 也有丰富多彩的民间宗教信仰。这种复杂性状况也就决定了近代广西宗教问题的走向,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都是大致的一幅发展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 外来宗教的传入对近代广西宗教问题的影响尤为巨大, 它甚至成了左右近代广西宗教问题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历次民教冲突大都发生于外来宗教与本土民众之间。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 西方宗教人士特别注意在民族地区的宗教传播, 他们在上思、三江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开辟了大量的传教据点, 使得大量的少数民族民众信仰了耶稣, 这种影响直至今日还依然存在。
当然, 广西各民族传统的民间信仰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展示了自身的力量, 并试图参与到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去, 而且接受外来宗教文化因素的新型教派也不断被创造出来, 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是拜上帝教、普渡道等教派。它们在清末中国社会的变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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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西民族研究》，　2007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