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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康大寿：试论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
试论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
康大寿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近代，绝大部分的劳动者都是农民，即便是城镇中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市民等阶级或阶层，也无一不与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常说的“中国国民性”，实际上就是以农民的特性为其代表。因此，研究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是了解中国国情，研究近代国民深层精神结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
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是从古代农民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由于近代农民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作为思维主体本身的知识、智力、语言、情感和习惯等方面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状态，故而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与古代农民相比较，还未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包括农业的近代经营管理方式和耕作、灌溉工具开始传入中国，农村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加深而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系统并没有被打破。尤其在广大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3页。）。农民在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处境更为恶化。
在乡村，田地不仅仍旧由少数人所占有，而且土地集中的趋势还不断加剧。当时，除了地主、商人兼并土地外，许多官僚军阀，特别是新崛起的湘、淮军官僚、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大员们还大量的购置田产和强占民田。如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国藩及亲属在湖南湘乡、长沙一代就拥有田地一万三千多亩，淮军头目李鸿章仅在合肥占地就达六十万亩，民国年间，袁世凯在家乡占地四万多亩，曹锟弟兄在天津静海大肆低价购买和抢占土地，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旧中国农村在有名的大地主中，几乎找不出几家不是出于军阀官僚的。加之外国教堂遍及全国各地，它们“各领有蒙地数百千顷，筑室耕田”（《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致使农村佃户剧增，租额极高。同时，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政府赋税苛重，再加上列强入侵，军阀混战，使得农村经济倍受摧残，农民生活痛苦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不可能得到什么改善。
从近代农村的生产方式来看，农民经营土地的方法照样“因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东方杂志》第19卷、第16号，第12页、19页。）。旧中国农村，小农和中农的经营占最大势力，据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当时全国耕地还不满十亩的农家，占全体农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百亩以上的农户仅占百分之五（《李达文集》第一卷，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地主中，小地主数目也比大地主大得多。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估计，当时小地主户数在全国至少有二百万以上，他们多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上升而来。这些地主一般也兼自作农，其生产方式与农民大体相同。
在地租形态上，除了通商口岸及沿海一些城镇附近的农村部分使用货币地租外，其它地方仍盛行产物地租，甚至有的地方还使用劳役地租。
农民的土地耕作一般也都沿袭古制。辛亥革命前夕，浙江靠海一带农村的耕作制度还同“千百年前一样”。农民们“都是完全按阴历的同一节令，以完全一样的方法，用他们祖先所用的同样简陋的农具，作同样的操作”（《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2页。）。直到三十年代，杭州附近的农民对机器生产都还不感兴趣，在农具和农作方法上没有大的改变。
近代农民耕作技术和农具的落后，其原因较多，但农民生活的贫困却是最重要的根源。据1926年《广东农民运动报告》中讲，广东当时不少地方的农民穷得连裤子都没有，耕地使用不起牲口，“男子去在前面拉犁头，女子在后面掌犁头，甚至有把小孩子当成牛用的”（《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当然就更谈不上使用机器。内地省区的农民则更穷。当时有人对此曾十分感叹地说：不难想象，当“一个农民维持他本人和他一家生活的全年费用还不够一部蒸汽犁从外国运来的运费”时，对他称赞蒸汽犁的优点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3页。）。
近代农民不仅在生产方式上没有新的变化，而且在生活方式也跟古代差不多，其结构极为简陋单一。有人调查过旧中国江苏金山地区的农村生活，农民每天活动大都如下：农夫于“天色未明，大约在五时以前，即起来准备几件农具、一头牛，赶到田里工作。早饭由家人送去，大概是半篮米饭，一碗盐菜。吃毕再上工，到午饭毕再做到六、七时，回家晚餐。收获时要加夜工，计工作时间共有十六小时。有时晚上因防贼窃，或喂牲畜，须起来三、四次。”农妇则每天“早五时起，煮饭烧菜，即送到农场，与夫一同用饭，饭毕，亦帮助工作，午餐即以早上所余冷饭冷菜充饥。日暮时奔回家中，预备晚餐。晚间则纺纱织布，农妇可谓整日彻夜，从事工作。”（《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70页。）其它省区农民的生活与此大同小异。农民聚族而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可谓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在家庭生活方面，他们基本上“还是本着古代家族制度的遗风，父母私有子女，婚姻极不自由；而且一家几世同居者又很多。”（《东方杂志》第19卷、第16号，第12页、19页。）
从构成思维方式的基本要素来看：作为思维主体——近代农民的思维本身的这些要素，如知识、语言、智力、意志、情感以及观念和习惯等各方面也未能发生大的变化。
近代中国的贫困，造成了农村文化的极度落后，农民的知识无法更新。孙中山先生在清末估计，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里，“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页。）到“五四”前后，有的乡村虽然成立起一些一二初等小学，但它们“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李大钊感慨地说：那些“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农民“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象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就是在吹风落雨，灯前月下的时候，有点闲暇，也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李大钊选集》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调查，广东海丰农民中，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彭湃文集》，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这种状况下，农民的知识只可能是从祖辈传下来的，或者是从乡间戏文歌词中听来的。同时，农民所操语言又都属乡村土语，“若不是农村常住的人，虽是同一样语言的人，也怕不容易懂。若受了教育的人所说的话，他甚至完全不懂。”（《彭湃文集》，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他们只能是“守着前人的传说，与长辈的教导”，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习惯、旧观念（《东方杂志》第24卷16号，第37页。）。
由上可见，近代中国农村并没有突破传统的社会关系，绝大部分乡村的个体农业经济的性质、形态是“与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0页。）。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环境并未给他们提供多少新的思维客体，其思维空间仍然十分狭窄。同时，作为主体的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也没有发生质变。这一切便决定了近代农民思维方式也只能是停留在古代状态，不可能有较大的改变。
二
在近代农民的思维活动中，直观型的经验思维占有非常重要的特殊地位。这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突出表现为他们的保守性。农民一般只承认感觉经验和个人经验的可靠性，凭经验进行农事活动，习惯于过去固定的生产方式，“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0页。）而对于近代的农耕技术和农耕工具却没有兴趣，甚至还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传入，近代的农业技术与新式的农耕工具逐渐在中国出现。如江浙一些地方的乡村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开始使用灌溉机器和农产品加工机器。但是，这些农耕工具还只是被个别地主、商人所掌握，真正被小农采用的却极少。这里除了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吏、地主的残酷剥削下无经济能力购买和使用外，农民本身的保守思想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在农民看来，采用祖先传授下来的耕作方法和简单的农具，既不破费十分有限的资财，且易行而又有把握。故新的技术和农具在近代农村中的推广非常困难。辛亥革命前，连江浙一带的耕作制度还同“几百年前差不多一样”，农民们照常根据若干世纪传下来的轮种制进行耕种。如果要使农民相信，“除了他们的习惯的这种制度以外，事实上还有比这更好的制度，这将需要相当的时间”（《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2页。）。张之洞当时谈到在农业方面来用西法时曾说：“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79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他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农民的思想实际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兴起过一阵振兴实业的热潮。北洋政府的农商部也曾号召推广农利，并颁布了选种办法和改良蚕丝、茶叶等一系列兴农法令。此后国民党政府在农村又掀起所谓的农业技术改良运动。然而，这一切却收效甚微。当然，其原因很多，但农民的守旧心理却也是一大障碍。因为推广新式农具，改良农业技术，就必然要打乱农民长期形成的生产习惯，增大农业生产的复杂程度，这就使得他们很难接受。据当时海关报告，杭州一带农民就“对农田上使用机器并不感兴趣，他们一般都是资力有限而且只习惯于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08页。）又如浙江临安地区，蚕桑素称发达，但当地农民却“对于新法养蚕，均以为不便”，惮于效学（《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09页。）。江苏镇江农民，本对育蚕极有兴趣，然而由于他们“有限的资金和保守的思想，很不可能采用新式方法。”1925年前后，这些地区尽管有部分农民采用了南京蚕桑学校和蚕桑实验场培育的改良蚕种，“但仍然是用老方法饲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09页。）。1936年，皖南地区推广改良稻种，当时种籽是春季发放，秋后偿还，并且不计利息，但农民仍不愿接受。他们说：“我们做田的人，年年有一定的打算，一出新花样，就闹乱了，就要不合算！”（《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936页。）可见，农民们希望的只是顺利进行他们的简单再生产，需要的是稳定、保守而不是发展变化。
古代农民直观型思维方式表现在近代农民的政治思想上，就是他们依然习惯于强权政治，具有浓厚的权威意识。
在近代中国，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已开始传入。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还倡导“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对传统的政治观念进行过冲击。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也大肆鼓吹“民权主义”，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但是，近代史上这些重大事件和变动在广大农村中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时，广大农民群众出于反抗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积极参加义军，与清王朝展开殊死决斗。但是，他们反对清政府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皇帝，而只是反对坏皇帝，头脑中根本没有追求民主的意识和要求。在当时的农民看来，谁当皇帝都无关紧要，关键的是在于谁能给他们利益。谁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就拥护谁。一个外国牧师曾从上海到苏州，途中听见一乡民在看过太平军的告示后说：“不论咸丰或者天王做皇帝，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让我们过和平安静的日子就够了。”这种看法的确反映了当时“一般人民的普遍意见”（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义和团运动期间，义和团民在民族矛盾极度尖锐的情况下，则更是以大清皇帝的忠实臣民自称，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他们在揭帖中写道：“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指责洋人“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5页、2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到运动高潮时，许多义和团旗帜上还带上“奉旨”二字。就是在辛亥四川保路风潮中，人民群众主要反对的还是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以及与之有直接关系的邮传部盛宣怀等卖国官吏。他们当时还到处供设着光绪皇帝的万岁牌，尽管这是由于立宪派人诱导而成，但的确也“适合于当时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吴玉章文集》下卷，第1021页—1022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辛亥革命后，民国建成。但在农村中，农民只是觉得人们头上少了个辫子。偏僻地区的农民甚至对于皇帝下台还十分震惊和忧虑，认为国家还得有一个皇帝的好。直到民国十多年后，广东南路一些县的乡间，还有不少农民在“称道清朝好处，并以民国以来战乱，都是因失掉了真命天子”，且盼着真命天子的出世（《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5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乡下，通过大量的启发和教育工作，才始有部分农民读孙中山的遗嘱，但也只能把“自由”、“平等”、“三民主义”等名词“颇生硬的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页。）。
当然，也不是近代所有的农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接受民主主义观念。如湖南的农民运动也曾在一个时期中给“湖南农村一个新的气象：民主主义的新气象”（《向导周报》第199期，1927年6月22日。）。但毕竟只是个别地区，而从整个近代农民这一群体上讲，其政治思想中占主要的还是封建的权威观念。
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侵略者与西方事物的存在必然会在农民的思想中产生反响。在这方面，农民思维方式中的朴素直观、封闭守旧特点反映得更为明显。
太平天国革命时，当外国侵略者尚未与太平军公开对仗之前，作为农民的天国将领和士兵对列强各国及外国人既反映出一种封闭守旧的“天朝大国”的高傲心态，同时又表现出了他们朴素直观的“同教一家亲”的思想。
中国大门自被英国打开以后，割地、赔款等奇耻大辱虽接踵而来，但广大农村仍多处于封闭状态，长期以来的“天朝上国”思想在农民头脑中依然存在着。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东王杨秀清致函英国海军麦勒西船长说：“我主天王是上帝亲子，天兄胞弟，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是天父上主皇上帝所立，暨救世主天兄耶稣所立”，要求各国臣服天朝（《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当时，曾到过太平天国区域的一美国战舰上的人员报导说：“这个王的集团还自称是世界的统治者。毫无疑问，诸王及其兄弟们几乎全然不知世界到底有哪些王国和国家，但他们统治全世界的要求却十分明确。天父，至高无上的主，威严而又崇高的统治者，是唯一真正的上帝，是普天之下所有国家的臣民的父亲；而天王，我们的君主，则是世间一切国家的爱和平的真正的统治者。这些，以及其他类似词句，在他们的言谈与文件中屡见不鲜。从上述正误参半的前提出发，他们得出结论：正如一切国家都应服从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一样，他们也应向天上之王，甚至向洪秀全顶礼膜拜，并进献奇珍异宝作为贡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46页。）。此外，在太平天国与外国往来的照会、函件中，所谓“诰谕”、“禀文”、“诏”、“夷人”等文字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又朴素直观地从外国和他们共拜同一天父，“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的宗教信仰出发，认为外国人不仅是朋友，且还是他们的兄弟。故他们对外国人总是不加区别地称之为“我们的洋兄弟”，认为彼此情同手足，“谊切同胞”。当李秀成第一次进军上海遭到外国列强公开武装干涉时，他们都还为此感到迷惑不解。1860年9月22日，李秀成致信英国专使额尔金说：“盖我天朝与诸贵国同拜上帝，同敬耶稣，彼此同沐天恩，堪称同属一家，无分东西南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互之间，为何不以和平与善意相待耶？”（《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11页。）当时作为农民的太平军将士，没有也不可能本质地去分析和研究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就是当他们在一系列事实面前领悟时，也是由于一再地直观感受，而对于为什么会有此现象，仍不得而知。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农民思维的直观性和守旧封闭性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义和团民的“盲目排外”，自然，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近代中国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和疯狂的掠夺。这是激起民众奋起斗争，以至大规模“排外”的根源。但也不可否认，农民当时的观念和心态对排外盲目性的加重所起的一定的作用。
义和团运动虽然发生在距鸦片战争半个世纪之后的1900年前后，但当时的中国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却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因闭塞而导致的守旧观念仍然强有力地根植在农民心中。然而，外国商品此时已较为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市场。如华北和直鲁地区的洋纱、洋布大量输入，致使该地区广大农民赖以谋生的农村手工业遭到破坏，农村长期以来的旧有生活方式和习惯受到冲击，农民生活更为困苦。农民便根据自己的直观感受和狭隘的旧经验，依据社会生活变化的表象来认识和寻找造成他们生活越来越艰难的原因。他们认为，洋货抵毁了他们的手工业，加剧了生活的贫困，并正在威胁着他们传统的生活习惯。于是，他们在仇视洋人的同时，也“最恶洋货”。据记载，义和团民对各种洋物，“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凡他们所经之处，但“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义和团》资料丛刊（二），第146页。）。当时，一切洋物皆不得使用，“用者辄置极刑”，甚至还发生过因“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的事件（《义和团》资料丛刊（一），第305页。）。至于铁路、电杆，他们也认为“与洋人声气相通，则亦毁之”，邮政、报房、学堂也“当一律扫净”（《义和团》资料丛刊（一），第305页。）。虽然以上行动并非每个义和团民所赞同，但至少是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和思想。
此外，农民思维的直观朴素性而造成的封闭狭隘心理，还突出表现在农民的乡土主义和宗族主义观念上。
在自然经济下的封建时代，农民被小生产方式固缚在土地上。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极为狭窄的乡邑之中，加上交通不便，深山穷谷更是守其老死而不相往来。上千年来的这种状况养成了农民们深厚的家族主义和乡土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近代农民身上照样被保持着。太平天国革命时，农民的这种观念被清统治们所利用，组成了以朴实山农为主要成员的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湘军和淮军。这两只军队便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和各地农民起义的反动武装力量。而湘、淮军中的农民士兵“为满州政府杀戮同胞”，却“不知其大恶所在，反视为分所应有”（《民报》第一号，第122页。）。旧中国农村经常发生的家族或地域间的械斗，也往往因个别人之间的矛盾导致而成。
农民的家族主义和乡土主义观念，严重影响着他们对客观事物判断的正确性。李大钊对此曾评论说：“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这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李大钊选集》第56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因此，近代的革命者们都非常重视作农民的思想工作，以便使农民们“明了其阶级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知道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面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甚至于自相冲突的”（《李大钊选集》第56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在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中，其神秘主义色彩同样相当严重。
鸦片战争后，虽然西方的自然科学传入，但农村仍旧闭塞落后，农民不仅生产和生活能力非常有限，而且遇到的各种灾难比任何时候都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传统的宗教迷信不但不会抛弃，反而对自然的“恩赐”和神灵的庇护寄予了更大的希望。故而，他们的宗教迷信观念极强，特别是对破坏地方风水迷信、乡土神庙之事非常反感。洋务运动中不少地方都发生过因破土修路、建厂开矿与农村的风水迷信冲突的事件。1883年，孙中山自檀香山回到家乡，也因毁坏村庙中的偶像而为当地绅民所不容，被迫离乡赴香港。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有的农村打过菩萨，但同样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引起农村骚乱。为此，当时我们党负责农民运动的同志就非常注意工作方法，不随便简单地捣毁神庙和破除迷信。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页。）1926年9月，党还作出决议：“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应该有方法、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有时为使自己生活农民化，冀求容易接近农民，且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形式之必要，以取得新的工作发展。”（《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7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显然是合乎当时国情的。
由于农民习惯接受具体的、经验的东西，因而，他们崇奉宗教迷信的对象也多属于人格化和世俗化了的神明，或具体可见的实物。在农民看来，被崇拜的偶象越具体，越靠近自己，自己也才最能受到神灵所庇佑。故旧中国农村中，乡土神、风水神最为普遍。据调查，近代农村差不多每一个村子里都“设有神庙，奉拜某个木偶，谓之地头神。”（《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5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家家立有门神、灶君，甚至田边地角，大树巨石也会被人们所神化，受到顶礼膜拜。其中还有不少是当地“土生土长”，被人随意捏造出来的“野鬼邪神”。就是太平天国时拜上帝教中的“上帝”，也被农民们人格化为一位有形有像的“天父”，并且还把他世俗化为有夫人、有子、媳的尊者。杨秀清、萧朝贵甚至还通过“附身”的手段将天父和耶稣引下人间，与农民群众直接对话。
农民崇奉对象的具体、可感，加上其居住的分散，使得他们信仰的偶像各一，具有多元的特点。比如义和团期间，农民们把各自熟悉的神或英雄，像关帝、杨业、岳飞、太白金星，甚至孙悟空、八戒等都作为自己的奉拜对象。当然，近代史上也出现过象太平天国时人们统一崇奉外来“上帝”的情况。这表面看来似乎起义的农民群众已在宗教观念上“弃旧图新”，有了某些新的变化。但只要深入到起义农民的思想深层，就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农民群众之所以通过统一的拜上帝联系起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国内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农民濒于绝境。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为发动起义，便把拜上帝的宗教活动与农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以“共拜上帝”的宗教形式来组织和团结群众。而当时参加义军的群众，其着眼点却在于要摆脱封建压迫和剥削，并非真诚地信奉上帝，李秀成在《自述》中曾坦率地讲，当时拜上帝教的“俱是农夫之家，……各实因食而随，此真言也”（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8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二是拜上帝教与中国农村传统的乡土宗教也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如“劝善戒恶”的道德说教，以及“异梦”、“受命”、“转生”、“附体”等宗教风气，这些都易使农民接受。事实上，绝大多数参加太平军的农民只是接受了拜上帝教的某些宗教仪式，而对其教义并不理解。1854年访问过南京的外国牧师卑治文在谈到太平天国的宗教时说：“他们的宗教思想极不完备。虽然他们公开宣称‘只有一位真神上帝’，可是关于《圣经》的启示，圣父和圣子的同等，以及属于新教徒派的基督教徒一般所接受的教义，虽然在《圣经》上有着明确的启示，可是他们都忽视不顾。是的，他们在某些信条中也涉及这些教义，可是这些信条是借用来的，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拜上帝的太平军将士如此，而未参加起义军的普通农民则是各信其教、各奉其神。当时北方农民，特别是北方原有各民间教门的民众还对太平军的“上帝”一神说教甚至反感，以致于在太平军北伐时未能积极配合。到义和团运动时，“上帝”便被广大农民群众视为了十恶不赦的“洋魔”。可见，农民的宗教观念并没有多大改变。当然，上述史实也说明农民在宗教观念上已带上近代特征，同时也反映出近代中国现实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动。
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几千年来农业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一种相对稳固的深层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虽然我们今天的时代早已打破了近代农村那种彼此隔绝的孤立状态，并呈现出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化特征，但传统的思维方式却还不同程度地束缚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民族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因此，研究历史上不同群体的思维方式，变革旧的思维方式仍然是一项十分有意义、且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资料来源：《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04 本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