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老会-民间秘密结社与近代反洋教运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哥老会-民间秘密结社与近代反洋教运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民间秘密结社与近代反洋教运动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如果以1856年的广西西林教案为起点，迄于1898年的山东梨园屯起义，其间为时达四十余年之久，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次重大事件持续的时间都长得多。反洋教运动是由西方列强的宗教侵略激起的，而宗教侵略正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根本上说来，反洋教运动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性质，是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就反洋教运动本身来说，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民间秘密结社直接参加到反洋教斗争的行列里来，并成为斗争的主导力量，运动的性质必然随着发生变化。对于民间秘密结社与反洋教运动的关系问题，目前专门性的研究还相当不够，本文试作初步探索，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一
中法战争是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以前，运动的倡导者基本上是封建官绅，所采用的方式多半是骚动或械斗；中法战争后，封建官绅逐渐从运动中退出，而城乡人民群众则开始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运动卷入了越来越多的民间秘密结社成员，他们逐步居于运动的领导地位，而所用的方式也逐步发展为武装斗争的形式。
中法战争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洋教的侵略性。中法战争期间，广西、云南两省与越南接壤的法国教堂，皆曾准备里应外合。如1884年广西上思州的三座法国教堂，“徒党甚多，平日行踪已极诡秘，近则遣人四探，添修坚房，勾引匪人，执持军器，出入无忌，不服盘查”，并从别外运来“辎重甚多”，“蠢蠢欲举”。幸当地群众及时发觉，向地方政府报告，清军“星速赶到，弹压震慑，设法搜查，遂因而解散，得以消患未萌”(《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11卷，第9、26页。)。1885年云南丽江府云州旧衙坪教堂法国传教士艾若望，公开“扬言东京地方早已全占，福建、台湾不久俱耍得手，法国军威大振”，并“暗中添价买米，夹带军火”“准备接应”。(《归衙坪绅首张耀堂等供词》。)他还向教民布置说：“法国兴兵来福建、越南打仗，有内信各处要预备粮草军火接应，趁机行事。你们奉了天主的教，都是法国的人，后来要用你们，都有出头报效的日子。”是年11月4日拂晓前，艾约瑟指挥教民起事，“由教堂冲出二三百人，喊杀震天，枪炮轰击”(《教民童成兴供词》。)。只是由于教堂内储存的火药爆炸，远近群众齐来抗击，艾约瑟才狼狈逃窜。通过中法战争，中国人民不仅看清了洋教的侵略性质，而且还开始认识到不论何国国籍的洋教士都是一丘之貉。此后出现的一些反洋教揭帖，例如“驱逐洋教，以靖外忧”、“无论英美法国，总总俱属西人，即刻驱逐境外，无容包藏祸心”(《教务档》，第4辑，第966页；第5辑，第414页。)等等，便反映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逐步深化了。
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和台湾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清政府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造成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可耻结局。从此，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不同程度地激化了。1866年，在四川巴县出现了一份反洋教揭帖，揭露“皆因洋人占要津，一十五属心不平”。群众把传教士的恶迹告到县里，而知县国璋却“假装不知情”，实则助纣为虐。于是，揭帖号召：“约定6月18日，普打天主扫通城，各执军器与挺刃，挨门杀死才甘心。”(《教务档》，第4辑，第948页。)象这样教会与官府相互勾结欺压平民而激起反抗的事例，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郑观应早在《易言·论传教》中指出：“地方官凡遇教民交涉之案，恐启衅端……迁就定谳。是以平民受屈，伸理无从，积怨日深，群思报复，以致拆教堂，辱教士，及民教互斗之案，层见迭出。”(《郑观应集》上册，第122页。)李秉衡也说：群众之所以打教堂，是由于“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页。)。因此受教会欺凌的群众只好“万众一心，待机而发”(《教务档》第6辑，第443页。)了。中法战争后反洋教运动的发展，到九十年代初终于酿成了全国范围的以秘密结社为主导力量的反洋教起义。
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起义，就是秘密结社组织和发动的。这次斗争波及的范围很广，几乎遍及长江沿岸各城镇码头。是年4月，斗争首先在扬州爆发，然后迅速地蔓延到芜湖、安庆、大通、丹阳、江阴、南昌、武穴、宜昌等地。关于这次斗争爆发的原因，薛福成在《分别教案治本治标之计疏》中指出：天主教“滥于招纳，不择良莠”，“而入教之民，无恶不作。平民受其欺压，积愤日深，一发难遏，地方日以多事”(《出使奏疏》卷上。)。那末，谁又是这次斗争的发动者呢？美国公使田贝在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说：“据说，秘密的会社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该项会社以长江流域为最多，他们都是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官吏最恐惧的对象。”上海《字林西报》则肯定“哥老会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转引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600页。)。薛福成在《处置哥老会匪片》中，亦指出哥老会是这次斗争的发动者：“此次焚毁教堂，殴毙教士，传闻系哥老会匪散布揭帖，激发众怒，事起则率党纵火，事毕则潜踪四散。……迨入会者众，不免恃势滋事。今者教堂之衅，则又为从前所未有。”(《出使奏疏》卷上。)薛福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1891年长江流域反洋教斗争蔓延甚广，实是哥老会大力发动的结果。但是，在长江沿岸各地发动的这些斗争，还只是哥老会反洋教斗争的一部份。与此同时，哥老会的反洋教大起义，也正在秘密地准备着，并约期于11月16日“揭竿起事”(《出使日记》。)。由于哥老会所托镇江海关帮办英人梅森从香港购买的军火被上海关查获，清政府严饬各地查辑，结果哥老会的首领和骨干大都被捕，这次反洋教起义遂陷于流产。
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反洋教起义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热河反洋教大起义却在此时爆发了。这次起义是金丹教发动起来的。金丹教总教首杨悦春，以行医为名，到处发展教徒。在平泉、建昌、赤峰、朝阳四州县信徒颇众。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民教矛盾就非常尖锐。教会势力与清朝地方官员、蒙古王公相互勾结，欺压群众，故“蒙汉民教结怨寻仇”(《光绪朝东华录》，第3086页。)之事时有发生。到1891年12月，金丹教领导的反洋教大起义终于爆发了。这次起义的直接导因，是一起教堂枪杀金丹教徒徐荣的事件。这一事件，使本来已相当尖锐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杨说春见群众反抗情绪高昂，“人心已得，以为机不可失”(《朝阳县志》。)，便决定发动起义。11月下旬，敖汉旗贝子府闻讯，“调派蒙兵一千余人，□词打猎，实欲剿杀金丹道教。”(《光绪朝东华录》，第3050页。)这样，杨悦春便决定乘蒙兵未至，于12月1日正式起义。这次金丹教领导的反洋教起义，迅速席卷热河全境，声势十分浩大；吉林金丹教徒也起来响应，使清政府惊恐万状。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国先后发生两次反洋教大起义，而且都是民间秘密结社所组织发动的。反洋教运动的发动者，由上层封建官绅而变为下层社会成员，特别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这个运动的主导力量，这正是中法战争以后反洋教斗争的显着特点，标志着反洋教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如果说中法战争以前的反洋教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民族自卫性质的话，那末中法战争以后其性质是否有所变化呢？回答是肯定的。就是说，这个时期较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带有一定的　“反清”性质。对此，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起义和热河的反洋教起义，提供了多方面的证明：
其一，1891年反洋教起义的起因，固然主要是由于民教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的，但阶级矛盾的激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谭嗣同说：“获游民，先问其曾充营勇否，曾充营勇，即就地正法，而报上官曰：‘杀游勇若干人’。上官即遽以为功，……杀游勇之不足，又济之以杀‘会匪’。”(《仁学》卷下。)此即指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起义而言。他在这里透露了游勇与哥老会的关系。据时人称；当时长江沿岸的哥老会“半系军营遣撤弁勇”(《刘坤一遗集》，第381页。)。因为这些营勇被裁撤后，本无职业，“而桀骜成性，游手好闲，既不惯力勤耕作，又别无可以营生，遂至流为会匪”(《光绪朝东华录》，第2867页。)。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近代游民无产者的特点时，指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当时来说，他们本来就对清朝当局有不满情绪，所以很容易走到反清的道路上去。在民教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清朝地方官吏又往往袒护教会，压制百姓，这就不但使民教矛盾激化，而且也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发展了。正如李秉衡以后所指出：“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当时哥老会的反洋教揭帖，揭露“官府受贿，保护洋人”(《益闻录》，第13册，第200页。)，“把洋人当作祖先”(佐佐木正哉：《清末的排外运动》资料编上，第141页。)之处，屡见不鲜。这也说明了哥老会所领导的这个运动已开始将反洋教和反清联系起来了。至于金丹教起义，既是民教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清政府实行蒙汉民族隔离政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热河地区，汉族平民进山砍柴草，如被拿住，即用削尖的树枝“将人撅在半空，旋即落地，摔得脑浆崩裂，其草管人命，惨无人道大率类此”(《朝阳县志》。)。金丹教起义首领齐保山，其“胞弟胞侄在黑山私砍柴草，先后被蒙古旗拿获，惩办身死”(《光绪朝东华录》，第3043页。)。这种国内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虽然交织在一起，但从根本来说还是阶级压迫问题。汉族群众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了。关于金丹教起义的爆发原因，李鸿章说得相当具体：“〔杨悦春〕向种敖汉贝子府旗地，该贝子自得昭乌达十一旗盟长之后，租课屡增，又纵其子色二爷、喇嘛四爷，借势横行，讹索奸淫，拷打杀害，无恶不作，受累者不敢告官伸理，怀恨甚深，欲图报复泄忿。上年10月初间，伊闻贝子欲调蒙兵杀民腾地，当与王增等商议，不如先发制人。”(《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第600卷，第33号。)可见，反抗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也是金丹教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从这两次起义的目的看，也不可否认它们具有“反清”的性质。金丹教起义是要“扫胡灭清，取得帝位”(《朝阳县志》。)，其目标非常清楚。哥老会起义的领导人李洪，原名李显谋，号雨生，河南固始人。其父李昭寿原在家乡结捻起义，一度投降清朝道员何桂珍，不久杀何而投太平军，隶于李秀成部，后又降清，成为太平天国的叛徒。清廷赐名世忠，后擢至江南提督。据载，李昭寿在太平军时曾加入天地会，降清后仍与天地会来往。1881年，清政府密令安徽巡抚裕禄，将李昭寿捕杀于安庆。李昭寿死后，其次子李显谋为报杀父之仇，化名李洪加入了哥老会。李显谋入会后，以“一雪父耻为念，欲倾覆满政府以复仇”(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他为了发动这次起义，设法结识了镇江海关帮办英人梅森。梅森怀着“判划封疆，分裂土地”(《出使日记》。)的动机，决定进行冒险，“佯入会为办军火”(《刘坤一遗集》，第2552页。)。李显谋只等军火运到，即树旗起义。他交三万两银给梅森，从香港购到“快枪百杆，弹万颗；对面笑五十杆，弹五千颗；洋枪五十杆，弹万颗；另有炸药二十五磅”(《字林西报》1891年9月18日。)。不料这批军火运到上海时，被海关查获。梅森被捕后，供认不讳，起义计划因之败露。虽然这是一次未发动成功的起义，而且起义首领怀有抱私仇的动机，但其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清王朝却是毫无疑义的。
其三，无论上述的哥老会起义还是金丹教起义，其内容都远远地超出了反洋教的范围。李显谋曾多次召集各地哥老会头目开会，研究起义计划。会上，大家推举他为领导起义的总头目，称大元帅。其下有首要头目数十名，已发动的哥老会成员有六万多人。起义队伍分为两大支，一在沙市，一在安庆。沿江的沙市、汉口、黄石港、九江、大通、芜湖、金陵、镇江、十二圩等处，皆派定头目，有所布置。故张之洞指出：“此次哥老会匪，勾通洋人，结连长江上下三千里匪党，购运军火，图为不轨，伙党极多，蓄谋至为深险”，“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一处蠢动，处处响应”。(《张文襄公全集》，第31卷，奏议31。)他所说的“图为不轨”，“蓄谋甚为深险”，即指哥老会的起义，已不单纯是反洋教了。金丹教起义更是如此。杨悦春树旗起义后，首先攻下了敖汉旗贝子府。起义军占领贝子府后，改为开国府，拥杨悦春为开国府总大教师，接管蒙古王公的图章印信断布告安民，颁发“十三条戒律”，并提出了“断清祚于斯时，拯黎庶于水火”(李廷玉：《金丹教起义亲历记》。)的口号。起义军还设职封官，初步建立了政权机构。其后，起义军兵分四路，攻打附近各县旗。李鸿章在上奏中列举起义军的“罪状”是：“攻破敖汉贝子府，发掘坟墓，并攻陷朝阳县衙，焚署劫狱，蔓延建昌、平泉、赤峰地面，扰害蒙部，焚杀天主教堂，戕害平泉州州判。”(《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第600卷，第33号。)这从反面证明了这次起义声势之大，而且占领城池，杀官劫狱，以清朝的封建统治为主要打击对象，打教堂反倒成为次要的了。
其四，这些发动起义的民间秘密结社本身，都有着反清的传统。如哥老会，本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年间，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故自称“洪门”。除哥老会外，着名的小刀会、金钱会等皆其支派。自乾隆以来，天地会组织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一般地说，在有清一代，这个组织始终保持着反清的传统，金丹教则是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八卦教亦即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乃清初所创。据文献记载：顺治年间，太监魏子意传此教于李乐天，李到山东单县改名刘奉天，又名刘佐臣，正式创立八卦教，故教中皆称之为先天老爷。但刘奉天创教之初，只有震字一卦，至其子刘如汉，收教徒分八卦，每卦以一人为卦长，二人为左干右支，以下俱为教徒。当时因八卦不能齐全，也有以一人而兼两卦者。在八卦之中，以震卦创立最早，最为尊崇：故林清、李文成起义时，林清称文圣人，李文成以震卦教长，兼统八卦。自刘佐臣以后，八卦教的教主皆称后天老爷，卦长则称某官老爷。八卦教早有“金丹八卦教”之称，如嘉庆二十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曰：　“是年又拿获滦州李家套民董怀信等三十余名，传习金丹八卦教。审出曾经入教男妇五千一百余名，将董怀信等分别斩决发遣，其余男妇取具悔结存案。”(《义和团》，第4册，第435页。)因八卦教已被清政府悬为厉禁，故或称金丹教以代之。八卦教念“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并有咒语曰：“急急急！杀杀杀！五圣（无生）老母在此！”(《录附奏折·农民运动》，第1903卷，第6号。)金丹教又称武圣教或五圣道。“武圣”、“五圣”，亦即“无生”。这都说明金丹教就是八卦教。八卦教的八字真言，仅为口传，而不见于经卷。其反清口号，则往往暗寓于经卷之中，以资号召，如“平胡不出周刘户”(《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第508卷，第3、8号。)、“贼星八牛，火焚幽燕”、“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36、“单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录附奏折·农民运动》，第2387卷，第2号。)等等，其反清之意十分明显。其中，“八牛”即“牛八”。指朱明后裔。例如，1784年清政府破获的白莲教案，其教首河南鹿邑人刘松年曾称“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魏源《圣武记》卷9《教匪》将此案系于1783年，时间相差一年，误。)；1892年广西上林县龙华会教首朱谱明亦名“牛八”，皆是暗寓复明，以号召群众起来抗清。(龙华会亦白莲教之一种。白莲教有《龙华经》，其中有云：“无生老母立先天”。)八卦教除上述政治号召以外，还以“劫”的宗教观念来发动群众。按白莲教的教义，教内前后有三佛：过去的为燃灯佛，坐青莲，掌青阳教；现在的为释迦佛，坐红莲，掌红阳教；未来的为弥勒佛，坐白莲，掌白阳教。人世间要经历三劫，每劫都有佛祖来收劫，唯入教可以避劫。八卦教宣传“劫”的观念，一方面，暗示将改朝换代，鼓舞群众起来推翻清王朝；另方面，对迷信的农民群众来说，也确实具有极大的号召力量。林青曾供称：“我们推算天书，弥勒佛有青羊（或作洋，亦即阳，下同）、红羊、白羊三教，此时白羊教应兴。”(《录附奏折·农民运动》第2462卷，第2号)兰簃外史所篡《靖逆记》亦称：“贼造妖书，言弥勒佛有青洋、红洋、白洋三劫，此时白洋应劫。”可见，宣传“劫”的观念，是八卦教发动起义的极为重要的手段。正由于此，记载说杨悦春发动起义后，“以邪教煽惑，片纸传知，均皆乐从”，“骤聚众数万”。@41
由上述可知，1891年的两次起义，都兼有反帝和反封建的双重性质，而且就起义的本身发展趋向来说，是侧重于反封建的。这说明中法战争以后，反洋教运动原来单纯民族自卫的反帝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民族矛盾的激化便激发了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于是，这个运动被浓浓地涂抹上一层反封建的色彩也就很自然了。
三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开始面临着豆剖瓜分的危险。正如列宁指出：“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虽然民间秘密结社仍是反洋教运动的主导力量，但是运动的性质却又发生了变化。
甲午战争后的反洋教运动，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领导运动的民间秘密结社都把反洋教作为斗争的主要方向。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有一些反洋教揭贴，即发出了“凡我同人世守中土，尺寸不许失于外夷”(《教务档》第5辑，第1162页。)的呼喊。1895年8月，福建古田斋教首领刘祥兴，开始在“官逼民反”的口号下发动抗捐斗争，随后便转为反洋教起义。斋教崇奉弥勒佛，也是白莲教的一个流派。斋教领导的这次起义，对教会势力的打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反洋教斗争。1896年6月，苏、鲁、豫、皖四省地区爆发的反洋教起义，是大刀会领导的。这一带的大刀会是1894年夏、秋之间兴起来的。它又属于什么教呢？据单县、成武县、曹县等县的上报，说是曹县监生刘士端等“遇一游方无名道士，精通金钟罩法术，即传言之大刀会”，“随从该道士习武不虚”。(《教务档》第6辑，第143-146页。)使用金钟罩法术是大刀会的主要特点，故李秉衡说：“查大刀会，即金钟罩邪教。”(《教务档》第6辑，第1024页。)所谓“金钟罩法术”，即“画朱符服食”；“符系画一盔甲人形，中写‘金甲袖甲’等字；咒系‘神位祖师老爷，弟子〔请〕祖师助力保佑，祖师面前讨力，金盔护顶，甲领甲袖，金甲罩身，刀剑铁尽不能伤身’等句”，“一并服食念诵”。(《录附奏折·农民运动》第2479卷，第2号。)其实，金钟罩法术，乃是八卦教各卦所通用的法术。如金丹教徒沈国泳即自称：“从一外来道士曹义路学成圣教金钟邪术，传习符咒。”(《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第600卷，第30号。)此外，还有离卦、坎卦、震卦诸门教徒传习金钟罩法术的记载。可见，大刀会就是八卦教。此时大刀会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对准教会，“借毁教之名，出没于江南、山东两省之间”，“迭毁教堂”，并宣言“非毁尽教堂不散”。(《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7、4页。)当时有一传教士实地调查后指出：大刀会“与天主教作敌，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聚众数万人，在曹县、成武县、单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县、考城县、兰仪县所有教堂，烧毁的不少(登州《山东时报》1886年9月11日。)。”1897年11月1日深夜，大刀会袭击巨野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传教士韩·理加略和能方济。这就是震动中外的巨野教案。1898年8月3日，四川大足县余栋臣再次举行起义，正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时期。此时，余栋臣和起义军主要首领蒋賛臣等，都已经加入了哥老会，成为“哥老魁杰”(《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余栋臣先在起义的前一天，逮捕了法国传教士华芳济，第二天便传檄起义。他在檄文中，列举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揭露其“意欲瓜分”中国的险恶用心，并宣布“爰起义师，誓雪国耻”，“脱目前之祸灾，逐异域之犬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45-46页。)这三起反洋教起义表明，甲午战争后民间秘密结社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又转向以民族自卫为主，其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色彩大大地淡化了。
第二，中国人民开始把洋教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1894年10月间，有一位主战派官员在奏折中说：“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颖毫各地方，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光绪年奏稿》。)奏折中没有具体指出是什么民间秘密组织提出的这个口号，但从各方面推测，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大刀会，当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大刀会组织把“兴华”和“灭洋”联系起来，说明他们已初步觉察到反对列强侵略与使中国兴盛密切相关，这在认识上便深化了一步，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又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四年后的余栋臣起义，则提出了“顺清灭洋”的口号。“灭洋”后来成为全国义和团组织普遍使用的口号。可见，甲午战争是近代反洋教运动的又一个转折点，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民间秘密组织也相应地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了。
第三，在此阶段中，由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对群众的反洋教斗争抱有一定的同情，民间秘密结社的首领们也感觉到有争取清政府支持反洋教斗争的必要。清朝官员对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同情，不仅大量地反映在他们的奏疏和言论上，而且也见诸行动。如1895年四川总督刘秉璋对成都教案的处理，只“以小民无知，妄为业已，拿办多人，一纸告示，抹煞了事”(《啸海成都笔记》。)。即使象震动中外的巨野教案，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的“真正凶手虽然是尽人皆知，但却逍遥法外，后来甚至以此事自夸于人，他们还是1899年和1900年暴乱的发难者。(《山东教案史料》，第215页。)”1897年，江西永新县令阎少白在处理教堂强买平民屋地一案时，既不愿“□然人面，忍心害理，俯首下心，仰鼻息于洋人”，但又无力抗争，维护人民的利益，感到“内负吾学，外负吾民，已无从自立于天壤”，竟愤而自杀，以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他所留下的《绝命诗》，其中有“舍命与鬼争”之句。@55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些有爱国心的清朝官员在思想上与反洋教斗争有相通之处，所以会对反洋教斗争怀有同情以至采取默许的态度，也就不奇怪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秘密结社才有“顺清灭洋”口号的提出。以后，这个口号又演变为“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辅清灭洋”等等，不管怎么变，都是以“灭洋”为主要目标。从这一点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反洋教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之间的继承关系。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后的反洋教运动，就其基本方面来说，仍然属于民族自卫的性质，应该放到反帝民族斗争的范畴之内。
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持续了四十余年之久的反洋教运动，其内容非常复杂，而且在其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对这个运动的性质不可遽下断语，应该对它的整个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反洋教运动只反帝不反封建，也不能简单地说它既反帝又反封建，因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尽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把反洋教运动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56到1870年；第二阶段，从1870到1885年；第三阶段，从1885到1894年；第四阶段，从1894到1898年。在第三阶段中，反洋教运动兼具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象金丹教起义甚至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为主，是不容否认的。因此，必须承认，在反洋教运动的个别发展阶段，确实带有反封建的因素和内容。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应该说近代中国的反洋教斗争是反帝爱国运动。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8504 本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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