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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郑大华：试论湘军崛起于湖南的社会原因
试论湘军崛起于湖南的社会原因
郑大华
湘军崛起于湖南，除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外，还有它的社会原因。然而以往人们只注重前者而忽略了对后者的探析。本文拟从道咸年间湖南的经济、阶级、政治、文化四个方面对这一原因作一试论，不当之处，恳请批评。
（一）
道咸年间，在湖南的社会经济中，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着压倒的优势。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积累以及清初以来百八十年封建秩序的相对稳定，使得湖南社会生产力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明显进步，这种进步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产量的提高。明末清初因战乱出现的大量荒田废土，到道咸年间得到了陆续开垦，长、岳、常、澧等地农民甚而向洞庭湖和塘池陂泽要田，“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围捍水成阡陌，治庐其中。”[1]至于单位产量，因广大农民注意改进耕作方法，做到精耕细作，普遍比以前提高了数成。据左宗棠记载，在湘潭一亩可收四石，湘乡亩产在三石六斗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亩产七、八石。[2]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产量的提高，使湖南的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在明中叶犹有“苏松熟，天下足”之谚语，但到这时已由“湖广熟，天下足”，“湖南熟，湖北足”取而代之。谚语的变化反映了这时的湖南已取代苏南成了全国主要的粮仓。
在粮食产量增加的同时，经济作物也普遍种植起来，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经济作物排挤粮食生产的现象。如巴陵“滨湖、沙土宜种木棉”，而棉花收入高于粮食生产，因此许多农民易田土为棉田；[3]平江“红茶盛行，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4]善化“一亩之烟，可获利数倍”，“或至废田与园而为之。”[5]
手工业生产的进步是道咸年间湖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表现。冶铁、冶钢、采煤、印染、制茶、纺织、制糖、造纸等行业在这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某些部门中还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如宝庆武冈的大条钢极负盛名，道咸年间仅宝庆就有铁纺二十余家，年产钢条一万余担；桂阳州的铜矿，每矿工人多在千人以上；巴陵的棉织业，平江的制茶业，浏阳的鞭炮制造业都很有名气，其产品畅销全国。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经济作物区域的形成促进了生产粮食的农业和生产手工业原料的农业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过去在土地上单纯生产使用价值的部分农民开始从简单的农耕生活中游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特别是农副产品的加工，成为小商品生产者。因此，道咸年间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呈现出解体的趋势。有人曾对巴陵的棉织业作过这样的描绘：“巴陵之产，有名者布。初邑之山中，多作小布。……其后二、三都及冷铺、三港觜诸处产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绝精匀，谓之都布，二、三都谓之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织，布少粗，而多吴客，在长沙、湘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巴陵棉布业的发展过程。这时巴陵的棉织业已不再具有传统的家庭副业的性质，所从事纺织的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其他如平江的制茶业、常德的丝织业、湘潭的麻纺业都发生了类似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农民尤其是富裕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他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受市场活动的影响。攸县的农民把生产出来的棉布拿到市场上卖，“恒赖此支半载食用”；[7]常德农民所生产的“丝枲，悉供商贩”。[8]
自然经济的局部解体是与国内市场的初步形成同步进行的，因此在道咸年间，从事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换的中心场所——城镇和农村集市则发展起来。如湘潭“帆樯杈集，连二十里，厘市日益，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9]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商巨贾，都在这里开铺设店，追逐厚利。武冈虽偏僻闭塞，但全州“凡市镇数处，列肆多则八、九百家，少至数家”。[10]至于农村集市，更是星罗棋布，凡交通要道、渡口码头莫不皆是。
道咸年间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物质条件。充裕的粮食剩余和丰富的手工产品有利于湘军就地征集给养，后来十余万湘军出省作战，其饷需主要依赖于湖南的支撑，据不完全统计，仅厘金一项，湖南每年调拨湘军就达八、九十万至一百一、二十万不等，至于捐款的数字可能更为可观；[11]商品经济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初步形成，改变着昔日各地很少往来的封闭局面，加强了湖南人的群体意识，使建立一支统一的湘军成为可能。
（二）
道咸年间在湖南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和发展，又使得阶级关系呈现出某些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特征。研究和描绘道咸年间湖南地主与农民的生活状况，是我们探索湘军崛起于湖南社会原因的重要一环。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和集团竞相兼并土地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事情。早在清乾隆时期，湖南就掀起了土地兼并浪潮，至道咸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增长，土地兼并更为激烈，不仅广大农民“破产相踵”，[12]就是那些中小地主也难逃破产的厄运。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过中小地主土地的丧失：“向之衡宇相望、阡陌相望者，今皆鬻为他人，有其未尽鬻者，特无人鬻耳。”[13]曾国藩的姑父彭宜仁，在嘉庆年间家里还是“物产殷饶，内奉菲薄，外园丰结”，但到了道光中却变得“稍次歉绌矣”。１８３９年（道光十九年）曾国藩入京供职前去告辞时，“见其庭除气象不侔，悯其愈勤，又惊其衰，为之泣”。[14]土地的高度集中既加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使一些中小地主对大地主官僚的土地兼并产生不满，道咸年间少数中小地主参加并领导了某些反官府和大地主官僚掠夺的斗争，就是这种离心倾向加深的表现。
道咸年间湖南地主阶级生活状况最显着的变化是高利贷型的地主经济十分活跃，不少地主除了凭借封建土地所有权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外，还极力跻身于高利贷者的行列，对农民进行高利贷盘剥。如岳阳地主“最重放债”，[15]巴陵“家有赢谷者，多积头谷，头谷者，人贷具谷，加息以偿”。[16]当时借贷一般是春借秋还，石息三至五斗，需以衣物土地作抵押，具有时间短、利息高、条件苛刻的特点。地主高利贷型经济的活跃，不仅使“田垄置人，望岁勤者，日以穷困”，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且也造成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愈加迅速，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与地主阶级相对立的是农民阶级。根据所占生产资料和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同，农民阶级又可分为自耕农、佃农和雇农三个阶层。道咸年间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的处境越来越险恶，他们既因与市场联系的增多而倍受中间商人的剥削，也因银贵钱贱的影响，“以办饷折漕为苦”，[17]加上天灾频繁，土地兼并浪潮的汹涌，自耕农民纷纷破产成为租地而耕的佃农。因此道咸年间湖南自耕农数量日减而佃农迅速增加，所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18]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纪录。
道咸年间湖南地主加重了对佃农的剥削，他们采取的方法有三种，一是额外征收“顶费”，农民为取得租佃权必须向地主交纳一笔巨额花销；二是增加进庄押租，农民在佃种之初“先纳银若干”；三是提高地租数额，一般是“主佃各得其半”，甚至有高达六、七成者。地租形态这时也因商品经济的增长而发生了变化，货币地租和“加银减租”的现象普遍流行，农民除受地主的剥削外，为了获取货币还要受中间商人的盘剥。凡此种种，使广大佃农“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19]
雇农无任何生产资料，仅以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人而“力佃自活”，“其年长者曰庄头，月计曰月工，日计曰零工”，[20]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雇农除受地主超经济的剥削外，还要受地主的人身压迫。因此，雇农的生活状况最为悲惨。
流民人数的剧增是道咸年间湖南阶级关系出现的一个新动向。许多破产农民因无法在本乡本地谋生而不得不扶老携幼，离乡背井，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据史料记载，道光末年，仅省会长沙，“客民就食者”就不下十万。[21]并且随着破产农民的不断增加，从农民中游移出了一个新的阶层——流民阶层。流民阶层的出现既是道咸年间地主阶级加强了对农民剥削的直接结果，也是引起社会秩序混乱、促使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
道咸年间湖南地主与农民生活状况的变化，客观上有利于湘军在湖南的崛起。一些濒临破产的中小地主为了摆脱困境，获得新的发展，则改弦易辙，企图从投身湘军的活动中寻求出路，他们成了湘军建立的阶级基础。考察湘军中下级军官，中小地主出身名居于多数；生活日益困苦的农民，除了部分破产后沦为一无所依的流民外，有的则因生活所逼不得不弃耕从戎，依赖湘军优厚的饷薪养家糊口，这就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兵源。而曾国藩也正以升官发财为诱饵驱使他们为自己卖命。曾国藩让水师士兵背熟的“水师得胜歌”，最后两句就说：“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22]至于人数众多的流民，开始虽被禁止投身湘军，但后来随着湘军出省作战和兵额的剧增，也成了湘军兵源的重要补充。
（三）
道咸年间湖南的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农民抗租抗税和武装起义连绵不断，此伏彼起。仅粗略统计，从１８４０年—１８５０年间湖南就发生民变或农民起义二十余起，其中以１８４３年武冈饥民阻米出境斗争、１８４４年湘西苗民抗租和耒阳农民抗粮起义、１８４７年湘桂边境瑶汉农民起义以及１８４９年李沅发起义规模最大，参加人数都在千人以上。这些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咸年间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不断加重。咸丰元年湖广总督程矞采向咸丰汇报湖南的吏治情况：“属员胆大狂为，丁役营私舞弊，门丁书吏因缘为奸，弊端百出，吏治所由日坏。”[23]尤其是湖南的漕粮苛重，百弊丛生，为他省所不及。据湖南官府自己承认，“征粮积弊，浮费繁多，有言州县借以办公者，名曰漕条；有以刁劣绅民渔利分肥把持漕务者，名曰漕口；此外上司衙门则有漕规、漕馆名色，州县衙门则有书差、仓征、揭垫、勒收利息等弊”。[24]在这种“上下交征利”的压榨之下，本已困苦不堪的农民更如处水火。为了生存，他们被迫铤而走险，进行反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原因时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25]因此在道咸年间，湖南是全国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湖南地主切身感到仅凭官府清军是无法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必须建立起一支有效的地方武装，才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于是“集父老举行团练，以孝义训其子弟，且授以兵法”，使之参与维护地力治安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１８４７年雷再浩领导的湘桂边境瑶汉农民大起义就是被新宁团练镇压的。到湘军崛起于湖南的前夕，团练已遍及全省大部分地区。其中以凶猛强悍着称的有“宁乡之五福团、湘阴之长乐团、浏阳之东南乡团、平江之东北乡团”，[26]特别是由罗泽南、王鑫、刘蓉创办的湘乡团练，最为强悍，有团丁练勇上千人。湖南团练的兴起既是道咸年间湖南阶级斗争激烈的产物之一，也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基本队伍和重要将领。
１８５１年１月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立即以它鲜明的反封建特色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响应。湖南地界广西，受太平天国影响最大。为了对抗太平军，加强对湖南的统治，１８５２年底咸丰任命丁忧在籍（湖南湘乡）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于第二年初走马上任后，一方面将湘乡团练千余人调到省城长沙，以资防守；另一方面则对“团练”二字进行了新的解释，谓团“即古来保甲之法”，练“即今日官勇之法。”[27]团要劝谕“各州县公正绅耆”普遍兴办，“练则不行创办或择人而举，”[28]也就是以自己而为之。于是他在省城“立一大团”，除以湘乡团练为其基本队伍外，还把全省团练中“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29]并以此为基础开始编练湘军。１８５８年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叙述自己创办湘军的过程时说：“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鑫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毋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此湘勇之名由此始。”[30]这里所说的“湘勇”，即后来称之为湘军的前身。不仅原湘乡团练系统的罗泽南、王鑫、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等人都成了湘军的重要将领，其他各地团练首领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李元度辈也都为曾国藩所罗致，组成湘军的核心集团，有的甚至独当一面，与曾国藩齐名。
湖南团练不仅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基本队伍和重要将领，而且它的一些规制特点也成了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参照。例如湖南团练具有鲜明的“寓团于士”和“族团合一”的特点，[31]其大小头目多为举人童生，团丁练勇“悉皆邻里农人”，彼此间有乡宜、亲宜等封建宗法关系，并须注册以便清查；湘军也是以“士农领山民”，军中以同乡、师生、亲戚为联系关系的纽带，被招募的士兵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32]显然这是对湖南团练规制特点的承袭。
由上可见，湖南团练实为湘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那种认为湘军开始就是新军而与湖南团练无关的观点，是与史实不符的。
（四）
湘军能够崛起于湖南，是与道咸年间湖南的文化学术尤其是这种文化学术的表现者——“士”的动向分不开的。考察湘军的人员结构，就会发现它的骨干力量是有功名的封建文人。据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中对１７９名湘军将领身份的考证，获得过进士、举人、童生功名的就达１０４人，为考证人数的５８％。其重要统领和幕僚基本上是书生出身，不少人在学术界还颇负盛名。[33]可以说曾国藩是在湖南士人的参予支持下才组建起湘军的。因此要探索湘军在湖南的崛起，就必须对当时湖南的文化学术作一分析。
湖南是楚文化的故乡之一，具有特色的文化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但自两宋以来，程朱理学在湖南学术界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理学大师周敦颐籍隶道州，朱嘉、张栻都在岳麓书院讲过学，并创立了“湖湘学派”。后虽经几次学术变迁，但程朱理学在湖南一直兴盛不衰。有人描绘这种情况说，清乾隆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看，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34]可是到了道咸年间，随着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湖南学术界也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就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当时的一些文人学者一反传统理学空谈义理和汉学、脱离现实的学风，而提倡“通经学古而致诸用”，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35]主张把视野转移到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上来，并在吏治、河工、海运、盐政、治军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这方面对湖南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要首推魏源以及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36]左宗棠就曾反复展读过《皇朝经世文编》，直到晚年他还十分推崇魏源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37]而陶、贺诸人或以地方大吏的身份主持各项改革，实践经世致用，或主持书院，授徒己学，湘军的主要骨干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罗泽南、刘蓉、刘长佑等都是陶、贺的门生故吏，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如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习闻绪论，有经世志；”[38]左宗棠既是陶家的门生，又是贺熙龄的学生，贺“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贴括。”[39]
由于湖南士人普遍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因此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入仕愿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理想抱负。罗泽南早年家境多难，但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40]王鑫公开宣称，“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41]左宗棠在自己科场考试落第之时，却写下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42]用来鼓励自己。正是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和从政愿望，促成了湖南士人特有的卫道感和政治敏感性，而湖南内陆闭塞古朴的乡风以及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又铸造了他们强悍好斗的性格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道咸年间湖南士人除曾国藩等少数几个人通过金榜题名而官运亨通外，绝大多数士子则蛰居在家，过着不得志的耕读生活。还有不少人因土地兼并而家道中衰，如罗泽南“家酷贫”，经常无米下锅；[43]左宗棠早年生活也很清苦，因讨不起老婆才做上门女婿。[44]这种社会现实既使他们感到不满，发出了“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治策安”的悲叹，又使他们把投身湘军看成了跻身官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唯一途径。曾国藩正是以卫道和名利相号召，取得了湖南士人对自己编练湘军活动的支持。在《讨粤匪檄》中他就针对湖南士人所具有的强烈卫道感，煽动他们投身湘军“以卫吾道”。[45]在给咸丰帝的奏报中他又公开说湘军“以投营为名利两全之场。”[46]为了卫道和名利，湖南士人在湘军的崛起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章来源：《学术论坛》1988年04期）
[1]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６。
[2] 同治《浏阳县志》卷。６
[3] 光绪《巴陵县志》卷５２。
[4] 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２０。
[5] 光绪《善化县志》卷１６、１９。
[6] 吴敏树《柈湖文集》卷２０、９。
[7] 光绪《攸县志》卷１。
[8] 嘉庆《常德府志》卷１８。
[9] 光绪《湘潭县志》卷１１、６。
[10] 道光《宝庆府志》卷末。
[11] 罗尔纲《湘军兵志》第７、４章。
[12] 光绪《湘潭县志》卷１１、６。
[13] 彭洋中《古香山馆文存》。
[14] 《曾文正公文集》卷１。
[15] 周乐《宦游记实》卷上。
[16] 吴敏树《柈湖文集》卷２０、９。
[17] 《左文襄公书牍》卷１、２４。
[18]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２７１页。
[19]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７２第１９页。
[20] 同治《浏阳县志》卷６。
[21] 同治《长沙县志》卷３２。
[22] 《曾文正公杂志》卷２。
[23] 《东华续录》咸丰朝卷１０。
[24] 光绪《善化县志》卷１６、１９。
[25]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９５页。
[26] 《湖南通志》卷１。
[27] 《曾文正公书札》卷１３、２。
[28] 《曾文正公书札》卷１３、２。
[29] 《曾文正公奏稿》卷１、９。
[30] 《曾文正公文集》卷４、２。
[31] 见拙作《太平天国时期的湖南团练》《湖南师大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32] 《曾文正公杂志》卷２。
[33] 罗尔纲《湘军兵志》第７、４章。
[34] 罗汝怀《绿漪堂文集》首卷。
[35] 《陶文毅公全集》卷３７。
[36] 黄浚：《花随人圣盦忆》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００页。
[37] 《左文襄公书牍》卷１、２４。
[38] 《清史稿·胡林翼传》列传１９３。
[39] 《左宗棠年谱》第８页。
[40]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６、２０、１６页。
[41]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６、２０、１６页。
[42] 《左文襄公文集·对联》。
[43]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６、２０、１６页。
[44] 《左宗棠年谱》第８页。
[45] 《曾文正公文集》卷４、２。
[46] 《曾文正公奏稿》卷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