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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长莉：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
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
李长莉
晚清的开放通商引起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崇尚洋货、从商热、金钱至上等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的改变对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制度的崩坏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为维新运动的发生作了必要的铺垫。
韦伯的研究揭示了西欧民族文化精神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联系。随着近代化迅速发展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各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与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近代化道路。在这一世界潮流中，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直接冲击下，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历史的实际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是怎样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相衔接，并演化生成了自己的近代文化观念的？
文化观念是浸透于民族群体之中的思想、感情、价值观、行为方式、行为规范等的总和，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潜在的、无形的东西，因此，它不是外显的，不易被人所认识和把握。而在一个变动时期，由民众自发的社会行为所形成的社会风习、流行时尚，最能反映当时人们文化观念变动的内容和趋向。如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晚清时期，即西洋文明冲击中国社会的初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风习、新潮流、新时尚，例如洋货风行、经商热、拜金潮等等，其中反映出了一些文化观念变化的信息。对这些新风习进行考察，并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问题，并进而寻求答案。
一、日用洋货的流行与消费观念
自鸦片战争开放通商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进一步开放以后，西方人在中国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大为增加，影响于中国社会，而西洋文明与中国老百姓最直接、最普遍的联系，恐怕就是五光十色的日用洋货了。
人们最早接触的是洋布、洋烟（鸦片）等，70年代西方对华商务大幅度增加以后，人们所用所见的日用洋杂货的花色品种日渐繁多。熟悉中西商务的郑观应，于八、九十年代之交，曾历数当时常见的各色日用洋杂货：“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伙。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伙。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此外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并谓：“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这些洋杂货都是机器工业制品，制作精巧，新奇美观，且物美价廉，因而深受人们欢迎。80年代后，在西方驻华外交官的商务报告中，也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报导：“玩具、文具、铅笔、图片、装饰品、洋伞、刀剑、料器、肥皂等等，都构成大商店的贸易品”，金属品、钟表、窗玻璃和煤油的进口，有“广阔的发展余地”。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1881年，汉口，第19页；1884年，中国，第73页。)这些都说明日用洋货销路很好，广为人们所喜爱。
确实，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日用洋货不仅成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用品，而且流行于内地村镇，甚至抵达边远的穷乡僻壤，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深居腹地的四川，就有从武汉沿长江运来的洋货销往各地。70年代后期，一个亲历者曾说，在邻近四川的偏僻地区云南昭通，商店里就陈列着不少洋货，有洋布、钟表、钮扣、玻璃、洋铁器等。(姚贤镐：《中国近代贸易史资料》1840——1895，1962年版，第1106——1107页。)在八、九十年代，重庆专门批发洋布的商号就有27家，(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Blackburn Chamber of Commerce 1896——1897，1989年版，第40页。)其贩销的范围很广，直至邻近的云南边远各县。北方则以天津、烟台等开放城市为洋货的集散中心，由此流入内地。80年代中期，有人记邻近天津的玉田，人们日常所需洋货“至不可胜数”，甚至说“饮食日用曰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姚贤镐：《中国近代贸易史资料》，第1106页。)这种说法虽然可能略有夸张，但日用洋货在民间风行，受到广大城乡群众的喜爱和购买，将使用洋货视为时尚，形成了风气，则是显然的事实。那么，这些外来的洋货何以被人们如此迅速和普遍地接受了呢？在洋货风行的过程中，人们是以怎样的消费观念和心理来接受对待的呢？下面从两方面来看：
1．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水平低下，而将生存需求置于生活伦理的核心，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节俭和实用观念，衣食日用以价廉、实用为第一原则，而一些日用洋货物美价廉，很富于实用性，所以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如洋布既细密美观，价格又低，甚至比土布还低，所以人们乐于购买。特别是主要依靠市场购买消费品的城镇居民，更是很快选择了洋布作为日常穿着衣料。机制洋针缝制衣物更锐利，且坚实耐用，价格低廉，所以很受人们的欢迎。煤油灯因其照明效果好，煤油价又不贵，也很快被普遍使用。火柴比原始的取火用具火镰、纸媒好用得多，价钱又便宜，因此普及很快，时人曾有竹枝词赞到：“纤纤寸木药硝粘，引起灯光胜火镰。莫怪粹奴夸利用，缘他工省价还廉。”(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洋取灯》，《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正是由于这些洋货具有价廉适用的特点，符合中国人的实用生活伦理，所以很快取代了中国人祖祖辈辈沿续下来的传统生活用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2．中国人是群体感很强的民族，重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重视在别人心目中的身份、地位和形象，表现为日常生活顾体面、讲身份、随时尚等行为特征。所以，日常生活除了生存性需求之外，还有大量因社会生活而产生的社会性需求。一些洋货精巧、美观、新奇的特点，适合于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的心理需求，所以吸引了人们购买使用，形成了流行洋货、乃至崇尚洋货之风。道光、咸丰年间，就有人记述说，当时的风气是：“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陈作霖：《炳烛里谈》。)所以，花色鲜亮、细密平滑的洋布洋绸衣物，成了人们的体面服装，不仅城镇市民争相穿用，即使是购买能力十分有限的农民，只要稍有余力，也要置办一套洋布衣服，以备在公共正式场合穿用。他们虽然在平时劳动时仍穿着自制的土布，“然其他或祭祀，或应酬，或往稠人广众之中，皆穿洋布细密光泽者，以为外观美丽”。(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他们为的是在亲朋面前显得体面，不背时，以免被人瞧不起。洋货还是当时亲朋间往来的时兴馈赠佳品。咸丰时期，在上海西人书馆作事的士人王韬，就常将洋皂、洋布等洋货为礼品赠送给友朋。(见《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那些离开农村流往城市经商作工的人，回乡探亲访友时，也会带回各种新奇的洋杂货分送亲友。乡下人遂仿效城里人，以拥有新奇洋货为时尚。城镇居民更有赶时髦的人们，争相使用新奇洋货来炫耀。特别是城镇的妇女，以使用西洋香水、洋皂、洋绸、饰物等为时尚。有人记光绪中叶城市妇女时兴以眼镜、怀表为装饰品，如眼镜——“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19——6220页。)怀表——“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28页。)照相作为既新奇又可留下影像以为保存或赠送亲友的新鲜玩艺，也很快时兴起来。自70年代起，报纸上就常可看到售卖照像器材的广告，可见照像已成了一个比较兴旺的行业。最普遍最大量而又广为人知的洋货消费，恐怕要算鸦片了。吸鸦片作为一种消遣、消闲方式和社交手段，在南京签约开放贸易以后，即迅速在民间，特别是城镇居民中广为流行，无论是官吏、士人，还是商贾、杂役，不分男女老少，吸食成风，以至许多人吸食成瘾，难以戒除。
由以上可以看到，日用洋货的风行，除了少量品种因其实用性而成为人们的生活常用品之外，大量非实用性的，种类繁多的各色洋杂货是被作为社会性需求而为人们所接爱的。人们购买它们，是出于交际、夸耀、消遣、享乐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出于生存、生活的必需。这就说明，日用洋货风行的社会现象，主要是人们社会心理、文化观念的反映。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和观念呢？
对洋货风行这一社会现象，当时人多有批评和议论。综合起来看，这些议论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认为洋货流行于国内，使中国的大量金钱流入西洋人的口袋，因此是“无穷之漏卮”，是“耗我资材”的经济掠夺，势将使我国财源外流，日益贫穷，造成祸患。这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着眼，以经世的观念指导下的认识，是那些关心天下的经世之士发出的忧国之论，是从政治上来看待洋货流行这一现象，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不能说明一般老百姓的心理。
第二，在当时的报刊、笔记中，可以看到许多明显带着欣赏、夸耀的口吻描写洋货风行的诗文，特别是那些当时很流行的通俗直白、琅琅上口的竹枝词，更有许多对于洋货流行所带来的新奇、美观、繁华、享乐情景的描写。这些显然出于中下层士人或商人之手的文字，反映了这些有钱有闲阶层及经商致富的新商人阶层乐于享用洋货的心理。他们当然也是这些洋货的积极消费者，特别是那些刚刚靠洋货商业而发家或小富起来的商贾、买办们，更会热衷于以各种新奇入时的洋货来装点自己的生活，以炫耀自己的新富和得意，而正是他们及其家属，带领了流行洋货的最新时尚。他们的这种行为举止意味着他们的成功，所以人们乐于仿效，遂蔚然成风。
第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议论，就是批评人们争用洋货是追求奢华、爱慕虚荣、厌旧喜新、道德沦落的行为，是世风日下的表现。这是一般正统士人的议论。他们以传统伦理道德的当然维护者自居，习惯于以书本上的圣贤言论、道德说教作为衡世论事的当然标准，所以，对眼下这种明显有悖于正统伦理观念的现象，当然是痛加针砭，抨击有加了。然而，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是这样说，而在实际的个人生活中，除了极个别过分偏执的道学家之外，大多数人也难免随俗，也会使用洋货的。就如同咸丰时期思想还比较保守的王韬那样，一方面谴责众所周知的“鸦片之害”，因“近日愈烈，势不能禁”而为国担忧，同时却经常伙同友人到烟馆、妓馆去吸鸦片以为消遣，并津津乐道“其趣殊永”，有“祛疾调胃”和使“骨节通灵”的妙趣。(《王韬日记》咸丰八年十月四日、八日、九日，咸丰九年五月五日。)事实上，沾染吸鸦片这种既损害身体，又违背勤俭道德的恶习的人们中，素称道德楷模的官宦士人就占了相当一部分。这种言论与行动的不一致，也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传统，缘自于一种经久形成的二分法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伦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古代圣贤是伦理道德的化身，由于他们过于完美和崇高，是一般人所不可企及的，所以后人只能把他们视为一种理想追求。完美的道德伦理可以作为精神生活的指导，但不见得是日常生活的准则，只求在精神上保持着崇敬和认可就可以了。此外，古代儒家，特别是道家顺应自然、肯定人欲的传统，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享乐的天性得到肯定，由此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道德约束与实际生活中的享乐追求，形而上的伦理自觉与形而下的生活小节分为二途、并行不悖的伦理格局，从而缓解了崇高的伦理道德与日常凡俗生活的矛盾，这恐怕也是使得传统道德伦理易于使人接受，并得以被人们世代传承，没有间断的一个原因吧。宋明理学虽然试图将二者合而为一，但到了理学衰落的晚清时期，除了少数正统理学家之外，对于广大民众已经没有多大实际的约束力了，因此，一个在正式场合满口道德说教的士人夫子，其个人生活却有可能随意放纵，极尽享乐。纵情酒色，放荡不羁，被视为名士才子特有的风度而受到人们的欣赏和仿效，这不仅无损于他们在正统学术、道德文章方面的威望，反而会为他们的形象增添光彩和魅力。正因为如此，士夫文人们可以一方面在形而上的纲常大义方面贬斥、鄙视西方，另一方面又在形而下的器用方面赞赏、羡慕西洋；在对西洋人抱着民族正义的敌视的同时，不妨碍欣然接受那些可供享乐的日用洋货。正因为如此，素来最讲究道德伦理的士宦文人们，一面大叹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一面却争相享用洋货，成了仅次于商贾的第二个积极接受洋货的社会集团了。
由此可见，正是在传统的重实用和肯定享乐的生活伦理的支配下，在商人和市民阶层兴起的社会变动中，西洋日用杂货一一这种近代工商业文明的成果，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先头部队，首先冲破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屏障，进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之中，与老百姓产生了普遍而直接的联系，而中国老百姓也由此得到了近代文明的最早启蒙，其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二、商业的繁盛与从商热
紧跟着洋货的流行，城镇乡村的贸易买卖活动大大增加，带来了商业的繁盛。不仅一些沿海通商口岸迅速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城市，各种商业店铺林立，而且在广大内地的城镇，也出现了许多经营洋货的大小店铺。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出现了大批依靠商务活动谋生的人们。其中有直接为西人洋行服务的买办、通事（翻译）、洋仔，有自己从事贸易活动的中间商、批发商、零售商，有依附于这些商人的店伙、帮工，以及活跃于边远山乡的行商坐贾。同时，在城镇也随之兴起了大批服务性商业，如饭馆、旅店、茶楼、戏院、妓馆、烟馆等等，不少男女在这些行业里作店主、店伙、招待、帮工。这些人形成了新兴的商人和市民阶层的主体。他们大多来自乡村，凭借同乡亲友等各种关系，来到城镇谋生。有的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苏的某些地方，甚至形成无论男女，纷纷弃农弃学，投亲靠友，争相入城，相继从商的状况，在一些城市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地方商业帮群。
这种从商热的出现当然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商业繁盛造成了从商机会增多，成了一条新的较为宽阔的谋生之道；随着人口增多，农村家庭生计困难，只好进入城镇寻求生计，以养家糊口；科举仕途的拥挤，朝廷财政的困难，使作官者难得肥缺，仍不免于穷困，而绝大多数士子更是科举无望，入仕无门，不得不另谋出路。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之外，人们的社会心理、文化观念的变化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商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重农轻商、崇本抑末是历代相沿的治国方针和经世原则，认为商人贪财好利、见利忘义、欺瞒奸诈、投机取巧、不劳而获、道德低下的观念深入人心，由此形成了普遍的贱商心理。那么，为什么这时人们却能够普遍摆脱这种观念的束缚，群趋而从商，即使是那些一向被尊为民众楷模、满口道德礼义的士夫官员，也纷纷经商，而不再顾及那种传统成见了呢？缘自这种传统观念到了晚清时期，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
其一，自清中期，特别是进入乾隆朝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剧增导致人们的生存状况恶化，遂使金钱财货比地位、名声等对养家糊口更具实惠。同时，由于朝廷因财政困难而实行捐纳卖官制度，有了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官职，金钱成了通向上层社会的一条最便捷的桥梁，比其他任何方式，无论是苦读应试，还是攀附关系，都更具提高社会地位的直接效力，这也表明就连朝廷也公开承认金钱的社会价值。由此而出现的崇尚金钱的社会风气，遂使拥有资财的商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人们逐渐形成了贱商而不轻商的观念。士夫官绅贪其资财，不再顾及身份名节，而与其结交。乾隆时有人记这种状况道：“曩时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董含：《三冈识略》卷六《三吴风俗十六则》。)又记：“有一新贵，家本素封，乃用晚生帖拜当商，仅获三星之赠而论者不以往拜为非，曷胜浩叹。”(姚世锡：《前微录》。)这可说明当时人对商人态度的变化。咸丰、同治以后，商人的地位更有提高。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当时无论是朝廷谕旨，还是大臣章奏、公文函牍中，都把指称士大夫的“绅”与指称商人的“商”并举为百姓之首，亦即社会的中坚。无论何事，首先推列“绅商”以为倡导。由此可见，清中叶以后，民间重商的观念已日渐发展，这为洋货风行、商务大盛以后兴起的从商热创造了条件。
其二，清中叶以后还有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官、士、商三位一体，三者合流的状况更为普遍，这也使从商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清初朝廷明令禁止官员经商，以防止“与民争利”。但后来，特别是乾隆朝以后，由于大小官吏纷纷兼营商业，遂使这一禁令名存实亡。乾隆时的权臣和坤，就依仗权势，公然大肆经商，据说他开有当铺75座，银号42座，古玩铺13座。(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地方上的小官吏也纷纷效尤，有人记当时广东的情形道：“今之官于东粤者，无分大小，率务朘民以自封。既得重费，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垄断而罔利。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本多而废居易，以其奇■，绝流而渔，其利尝获数倍。民之贾虽极勤苦而不能与争。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河之间，或坐或行。……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民畏官亦复畏贾，畏官者以其官而贾也，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也。”(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事语·贪吏》。)
同治、光绪以后，官吏经商的情况更为普遍，甚至有不少弃官而经商的。同治时期的一本笔记小说《里乘》中，就写了一位任淮安府教授、被尊为名士的周某，为了给子孙置产业，想要经商而苦于无资，于是续娶了一位饶有积蓄的妓女，向其要了十万金，遂“罢官业鹾，不三年得子金三十万”。(许奉恩：《里乘》卷四《柯寿鞠》。)另有人记道：“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经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第1672页。)可见弃官经商的事例，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
至于那些屡试不售，仕途不达，又家境贫寒的士子，更把经商作为当然的出路，个人既不计较名分，他人也不会因此而轻视及弃绝交往。甚至有的文人名士，边商边学，安然自得。清中期着名经学家钮树玉，同时也是个贩运商。有人记其事说：他“业贾贩木棉，舟船车骡之间，必载经史自随。归则寂坐一室，着书终日。每负贩往来，必经邗上，留与邑中经学之士讲论数日乃去”。(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这种士人经商的情况，到同治、光绪朝以后更为普遍。他们有在西人的洋行、书馆、报馆或其他商人的商行店铺里卖笔、司帐为生的，更有直接弃笔经商的。出身书香之家的广东人郑观应，应试不售后即遵父命弃学到上海经商，后来成了有名的大买办商人。
从另一方面来看，商人也多有通过捐纳而得官，俨然忝列仕宦缙绅之中者。清中叶时就有记载说：“近开捐钠之例，于是纨绔之子，村市之夫，辇资而往，归家以缙绅自命，张盖乘舆，仆从如云，持大字刺，充斥衢巷，扬扬自得。”(董含：《三冈识略》卷六《三吴风俗十六则》。)到同治、光绪以后，随着各种名目的捐例大开，商贾纳资买官之风更为盛行。
这种官、士、商互相混同，三位一体的状况，使三者的社会形象、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因而减弱了原来蒙在商人身上的被鄙视和轻视的色彩。
自清中叶以来民间对于商人和经商观念的变化，从社会心理和文化观念上，为后来的从商热潮创造了条件。而这种从商热，伴随着中西贸易的扩大和洋货的流行，使得商业的首先兴盛，成为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突破口。由此生发的“重商”、“商本”思想，也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观念的主要内容，并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
三、社会生活方式及身份观念的变化
随着洋货流行和从商热而来的，不仅是商业繁盛、商务人员数量大增这些经济领域的变化，由此还引起了一系列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交往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及伦理观念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那些商业发达、华洋杂处的通商城市，这些变化尤为明显，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风习。下面从几方面来看：
1．出现了与下层“贱民”交际或联姻，及衣冠服饰逾等违制的风习，标志着原有的封建等级身份观念开始崩坏。
旧有的观念，商贾是受人鄙视的，而佣役、优伶、妓女等，更被视为是操贱业的“贱民”，一般士宦平民，即所谓清白之家，是不屑于与这些“下等人”交往，更谈不到缔结婚姻了。如若有人胆敢破例，将不容于家族乡里，但到了这一时期，这种观念大为减弱。官吏士夫等所谓“上民”，为贪钱财而乐与商贾，乃至洋行商家的店伙、佣役相攀附结交，引为友类。而士宦平民更有与优伶、妓女等缔结婚姻者。
笔记小说《里乘》中，就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个积有多金的妓女，自己赎身脱籍后，希望“择一才貌俱优、可同白首者，托一终身”。先是一“贵家公子”谎称妻将病亡，许以作继室夫人，骗去钱财后却背信弃约。该女即在其为母祝寿、亲朋盈门之际，华妆前往，当众指其劣迹，各亲朋遂对该女“好言抚慰”，表示“愿共为调停，令公子谢过，仍践前盟”。(许奉恩：《里乘》卷四《柯寿鞠》。)看来，即使是这一“贵家”的亲族长辈，也没有对公子欲娶妓女这种以往被视为有辱门楣的事情表示非难。后来这个妓女发誓要嫁一位更加可靠的“中年名士之在官者”，“且非续娶不可”。随即便有一位任府学教授而五十丧偶的老名士，应召而来，“遣媒求为继室”，迎娶为正室夫人。他人对此也并无异辞。由此可见，当时这类事已不鲜见，人们也抱着相当宽容的态度。当然，陈旧的观念仍然有影响，那位娶该女为妻的周姓“教授”，虽然夫妻“琴瑟甚敦”地一起生活了四五年，并生有一子，但其仍顾及家门后世的名声，在借妻之金经商发财之后，便颇有君子之风地以什一之息将本息归还该女，遣其携子离去。看来这位熟读圣贤遗教的“教授”，虽然可以为养家、为发财而暂时违礼，娶妓为妻，但终归还是要保全名声，顾及道德形象的，这一故事反映了新旧观念的冲突矛盾。
同治末年上海曾轰动一时的“杨月楼案”，恐怕是最能说明这种新情况及新旧观念冲突的典型事例。杨月楼是一扮武生的名伶，一位粤商的女儿爱慕其才貌，经母亲同意与之订亲。但当杨月楼迎娶之时，粤商乡党却以平民嫁贱民，有辱乡风，而群起阻拦，并将杨月楼扭送官衙，污其为“诱拐”。县令遂以“诱拐”论处，将杨月楼和该女等分别刑责治罪。此事立刻引起舆论大哗，满城议论，论者显分二途：一是粤籍商人坚执前见，以平民之女不可嫁与贱民，否则有辱家门乡风的传统观念为立论，支持重判。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对杨月楼和该女表示同情。《申报》登载一篇文章认为，此事系该女母亲作主，由女家主动提亲，月楼明媒正娶，一切按照正常程序，月楼和该女并无错处，更不应指为“诱拐”，如果说有门户不当、不宜嫁娶之处，也应由其父母自行处理，旁人和官府不应代为处理。(《申报》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等级门第观念的抗议。引人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以致群起而与粤人论辩。可见人们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已不再偏执于旧有的等级观念，即便是对属于“贱民”的优伶，也主张抱以较为平等、公正的态度。
这时期还出现了人们在服饰用具上逾制僭越的时尚，上海洋场就出现了有人随便穿用原本只有官员才能穿用的红风兜、青缎褂、蓝呢轿、朱轮车等现象。有人就此讽咏道：“红风兜，耀日头，舆台皂隶等公候。”“朱轮车，装饰华，京师乘者惟王爷。何物狂奴妄豪奢，笞杖罪应加。”“蓝呢轿子疾如飞，似官非官坐其中。”(《申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九日。)这说明原来森严的等级界线，在人们眼中已不再那么神圣不可逾越了，有人甚至公然无视这些界线，任意而为。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传统等级身份观念的淡化。
2．随着旧观念的崩坏而来的，就是新的社会价值观的建立。这时期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金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崇尚金钱，金钱至上，以金钱来衡量其他的观念被人们广为接受。
由此带来的一个新风气，就是以金钱的多寡作为交友的标准，逢人不问出身，不念故旧，全以衣冠取人。时人记道：“新交因狐裘而定，不问出身。旧友以鹑结而■，视同陌路。遂令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蓝缕而自惭形秽。”由此形成人们价值观、廉耻观的变化，即“身家不清不为耻，品行不端不为耻，目不识丁不为耻，口不谈文不为耻”。(《申报》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申江陋习》。)
与此相伴的就是追求奢华、刻意炫耀之风大盛。不仅巨商大贾争相斗富，挥霍炫耀，就是一般平民中，也兴起奢华之风。有人记上海民风的前后变化时说道：“本邑旧时风俗颛朴，……通商以后，华洋杂处，俗尚繁华，民情轻薄。家无担石（疑为米之误），鲜履华衣。”(李维清：《上海乡土志·民情》，1907年版。)同治末年时，有人撰文列举当时上海市民中这种追求奢华的陋习：“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家中无米为炊，而犹高坐蓝呢之轿者。且有轿役之身份超乎轿中之人者。”“一入酒家，争尝者燕窝鱼翅。……徒慕贵重之虚名而不求饮食之真味。……不以口食，专以耳食目食。”(《申报》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一日，《申江陋习》。)人们无论有钱无钱，为了摆谱摆阔，衣服争穿华贵的，出门不坐独轮车而必要乘轿，甚至狎妓争狎高等的，看戏必要坐上座。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民中慕虚荣、尚奢华的风气之盛。这种风气也渐渐浸染到内地乡间。如据浙江《嘉善县志》记载，本地“乾嘉时风尚敦朴，咸同而后渐染苏沪风气，城镇尤甚，男女服饰厌故喜新。东南乡多小市，农工习于游惰”。(江峰清等：《嘉善县志·风俗》，光绪十八年刊。)即使是北方城乡，各地也多有“同光以后，俗尚奢华”的记载，可见这种风气已相当普遍。这些都是由崇尚金钱的新价值观带来的人们社会行为的变化。
由以上这些开放通商以后新出现的民间社会风习，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近代文明，首先是通过洋货而为中国老百姓所认识和接受的，正是在洋货风行、商业兴盛的冲击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随之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也开始改变。重商观念、平等观念，以及将金钱凌驾于等级特权、亲缘和地缘关系之上的近代性观念，最早都是在这些民众的生活变化中萌生形成的。而作为社会理性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这一变化的概括和反映却显得迟滞得多。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唯圣、唯古、唯上、唯雅的传统，治学运思拘泥于圣贤之道、书本之言，不屑于体认凡俗百姓的思想感情，甚至不屑于认真思考自己在凡俗生活中的真情实感，这就难免于他们在起自于民众之中的社会生活观念变动面前，思想显得十分迟钝和滞后。几位早期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郑观应辈，虽然发出了几声改革的呼声，但都是从治国经世的大处着眼，既已大大落后于社会实际生活的步伐，又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思想感受无多大关涉，因此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迅速响应，也未能形成对已出现的近代性文化观念的理性思考。这一步只是到了维新运动时期，唯新人士提出了肯定“人欲”、提倡“平等”等思想，才把这些近代性的生活伦理观念提升到理性的层面，开始被知识分子所注意和思考。
（资料来源：《社会学研究》199306）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594.html
以上是关于炎黄文化-李长莉：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