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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阚红柳：清末钦定正史考论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13年8期第100～105页
【英文标题】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erial Standard History in Late Qing
【作者简介】阚红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封建王朝的官方史学至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标志之一即为乾隆朝正式确立了“钦定正史”的史学模式，即通过君主公开认定以及官方出资刊刻的方式赋予特定史籍以王朝正统的含义。耐人寻味的是，自乾隆朝后，有清一代还发生了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行为，其性质和内容与乾隆朝相似，而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则呈现明显的反差。此次钦定正史发生在政局衰颓的清朝末年，其时光绪帝、宣统帝以及南书房、国史馆官员均对此事给予了普遍重视，却以未果而告终。通过详细梳理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时代的演进过程中，钦定正史一事的结局似乎预示了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并且，清末钦定正史事件已经预示着封建王朝确立的正史观念亦面临着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清末民初正史观念前所未有之变局。
【关 键 词】清末/钦定正史/魏源/正史观念
一般来说，正史指由官方编纂或认可的、最正规最重要的史书。实际上，正史在史学史上有其复杂演变的历程，其含义是不断累积的。①正史之名首见于南朝梁阮孝编着的《正史削繁》，但由于其书无存，故无法展示其时正史具体指代的书籍状况。至《隋书·经籍志》，则将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列为正史。唐刘知几撰《史通》，把《尚书》、《春秋》以及其后的纪传、编年体史书均视为正史。清人纂修《明史·艺文志》延续了刘知几的看法，亦以编年、纪传二体史书为正史。及至清乾隆四年(1739年)编纂《四库全书》，钦定自《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②为正史，私家不得擅自增益，所谓“官方编纂或认可、最正规最重要的史书”之含义方正式、全面地确立。可以说，乾隆朝确立钦定正史的模式，既是封建王朝官方史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亦为其时王朝政治、文化统治臻于鼎盛的表现之一。关于乾隆朝钦定正史的前后经过及其价值与意义，本文不拟赘述。应该说，乾隆朝的钦定正史行为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认可，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与之相比，清末的钦定正史则研究成果不多，③引起的关注亦明显不足，甚而少有人知。笔者拟以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事件为研究对象，尽可能详细考述事件的前后经过，进而探讨和总结钦定正史行为与王朝政治统治间的微妙关系。
一、魏源初衷：列入正史
乾隆朝钦定的二十四部正史之中，《元史》质量至为低下，《四库全书总目》称：“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殆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1]梁启超更明确指出：
《元史》之不堪，更甚于元修之史。盖明洪武元年宋景濂之奉敕撰《元史》，二月开局，八月成书，二次重修，亦仅阅六月，潦草一至于此！虽钞胥迻成文，尚虞不给，况元代国史本无完本，而华蒙异语扞格滋多者耶？故或以开国元勋而无传，或一人而两传、三传；其《刑法》、《食货》、《百官》诸志，皆直钞案牍，一无剪裁，于诸史中最为荒秽。清儒发愤勘治，代有其人。[2]
有清一代学人自清初及至清末，乃至民国，皆致力于重编或改造《元史》。咸丰年间成书、光绪年间刊行的魏源所着《元史新编》即为其中的代表性史着之一。光绪末年，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呈请将魏源依据旧《元史》重修之《元史新编》列入正史，光绪帝命国史馆官员详加审核考论，至宣统元年，经柯劭忞勘定，以体例未合为由驳回呈请，《元史新编》另入于别史，是为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事件。此次钦定正史从动议到最后无果而终，始于光绪三十四年，终于宣统元年八月，历时近一年之久。
概而论之，这次钦定正史事件可分为三个阶段。追溯渊源，最早动议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者，为其作者魏源。咸丰六年(1856年)，《元史新编》于杭州脱稿之时，魏源已有意将其列入正史。据魏源所着《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云：
臣源恭读《四库全书提要》云：《元史》二百十卷，成于明初，承前代文献不足之馀，加以纂修官宋濂、王祎皆系文士，疏于考订，昧于衮钺，有史才而无史学、史识，八月成书，是以疏舛四出，或开国元勋而无传，或一人而两传，顺帝一朝之事，虽经采补，亦复不详，至其余诸志，刑法、食货、百官，全同案牍，在诸史中最为荒芜。臣源考武英殿国子监颁行廿三史，有《旧唐书》，复有《新唐书》，有《旧五代史》，复有《新五代史》，皆于旧史之外重加整理，往往后胜于前。[3]
有鉴于此，魏源“于修《海国图志》之余，得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罗斯元裔之始末，枨触旧史复废，日力于斯，旁搜四库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及《元秘史》，芟其芜，整其乱，补其漏，正其诬，辟其幽，文其野，讨论参酌数年，于斯始有脱稿。乌乎！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鉴也哉。”[4]宋欧阳修所着《新唐书》、《新五代史》，经由皇帝钦定，与《旧唐书》、《旧五代史》一并列入正史，这是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的成例，一方面，私修之史书借由钦定，列入正史，与王朝的正统画上等号；另一方面，新旧史书亦可同列并存，互为补益。有鉴于此，书成之后，魏源进而产生了将《元史新编》效仿成例，与旧《元史》一并列入正史的想法：“稿成，原拟托浙抚某公④上之当道，俾得乙览，而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同列正史，传诸天下后世。”[5]当然，如史着得以列入正史，供天下士子阅读学习，亦为魏源经世致用、以元鉴清之志向得以实现的最佳方式。
可惜，魏源在世之时，《元史新编》列入正史的愿望未能实现，“魏氏为人颇为兀傲；为文亦相当自负。当其完成《元史新编》时，深以其书可与欧阳修的《新唐书》及《新五代史》相媲美，而期朝廷列为正史，以补《旧元史》之不足。故曾一度转托当时的浙江巡抚何桂清为之代呈。嗣以时局危亟，未克实现”。[6]其实，魏源初衷之所以未能实现，除了王家俭所言“时局”⑤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
首先，魏源委托代为上呈的浙江巡抚何桂清很快因病去职，⑥而魏源本人也在次年，即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殁于杭州，代为呈请者离开浙地，无法继续承担魏源的托付，而作者本人亦不幸去世，应该说这些是魏源托人呈请的愿望未能实现的直接原因。
此外，咸丰六年，《元史新编》脱稿之时，仅为初定之草稿。据魏源族孙魏光焘介绍，“(魏源)论次略就而殁，稿落仁和龚氏，已而复落于莫君祥芝。”[7]魏光焘得知消息后“寓书索还”，但“值国家多故，鞅掌不遑，弆存久之。岁丁酉(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始属欧阳辅之、邹改之⑦两茂才校勘。凡八阅寒暑，徐克蒇事”。之所以校勘修订工作需耗时8年，是因为“原稿系创成，有目无书者亦不止一处。”加之“所遗原稿，其中已录清本者十余册，多有抄胥倒乱，及讹夺难于理会之处。其就旧史涂改各底本，间为他手窜易，或至纰缪不可思议”。为此，欧阳俌与邹代过二人“伏案数年”，“始克就绪”。[8]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元史新编》方告刊成，此时距魏源脱稿之时已有50余年。《元史新编》甫经写成，仅为初稿，尚需时日编次刊定，很难想象地方官员会将一部未定稿呈送朝廷审阅，遑论要列入正史。可以说，史书的自身状况亦为魏源希望落空的重要原因。
二、袁励准呈请与光绪朝国史馆的初步论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经魏光焘的努力，魏源所着《元史新编》终于在50余年后刊刻传播，与世人见面。在书前的序言中，魏光焘再次重申了族祖魏源将史书列入正史的夙愿：
原稿系创成，有目无书者亦不止一处。昔之良史所传，其非全书者多矣。抑古人有言，非史官不应为人作传，推之帝纪、实录，更非私家所得为。然此特为当代言之，若修古史，则义所不拘。列史之不出于史官，或曾为史官、其书实出于私修者，不知凡几。《史记》、《三国志》、《南北史》、《新五代史》并非敕撰，而皆以正史着于《四库全书目录》。即如康熙中，邵戒三学士《元史类编》，亦成于退修之日，会圣祖南巡进呈。此尤盛代近事之可援附者。光焘虑岁远遗稿就湮，及时锓梓。倘当代大君子为加鉴定，上呈乙览，俾得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同列正史，以传之天下后世，则先族祖神留柱下，及余小子拳拳二纪，抱守残阙，惟恐失坠之志也夫！[9]
魏光焘期盼当世有“大君子”能“为加鉴定”，使《元史新编》得以“上呈乙览，俾得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同列正史”。[10]此书的刊行，确实引起了一位史官的注意，此人即为时任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讲⑧的袁励准。⑨袁励准呈请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事宜在《清实录》中仅有寥寥数语的记述。⑩据《德宗实录》记载：“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奏：呈进故江南高邮州知州魏源重修元史。得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详阅具奏。”[11]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在一部私家日记中找到了关于此次钦定正史的详细材料。对此事详加记述的是当时遵照皇帝命令审核史书、并提出参考建议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史馆史官恽毓鼎。(11)在其所作《澄斋日记》中，《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事宜的奏议经过得以充分展现。
据恽毓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十日《日记》：
初八日，编修袁励准具疏，呈进邵阳魏源《元史新编》，恭候钦定列入正史。有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阅看。因与鲁卿约集于恒裕，偕诣总裁寿州师相(指孙家鼐)。书已由南书房交师处，大略阅迄，交余二人嘱送荣总裁(指荣庆)。余乃携归翻阅。书共四函。[12]
从《日记》记述来看，此事得到了皇帝的重视，不仅责成有阅看书籍、出具评语之责的南书房官员承办，而且特地命国史馆参与办理。次日，恽毓鼎在《日记》中详述了国史馆郑重办理的具体情形：
未刻，鲁卿来，偕诣学部谒荣中堂，送呈《元史新编》。向来京外进呈书籍，下南书房复看，不过略观大意，三四日即复奏。此次以事关正史，意从郑重，特命会同国史馆，故荣相之意亦不欲草率从事，以书交余二人酌派馆中通晓史学及西北舆地诸君，在馆详细校阅，提出实胜旧史处，具疏详陈请列正史。余意亦正如此。以为此折当仿《四库书目提要》之式，乃为矜慎也。[13]
荣庆将校阅史籍的任务交给恽毓鼎，并请他协同馆内精通西北史地的史臣详细比对，查证魏源史书超出旧史之处。在其后数日的日记中，恽毓鼎详细记述了审慎阅读《元史新编》的过程，如九月十二日，“灯下看《元史新编》太祖、宪宗平服各国传两卷。《元史》地名、人名佶屈缭绕，本不易读，加以乾隆朝重加译改，尤觉满纸烟云。魏史则犹仍旧史名辞也。”[14]九月十七日，“灯下阅《元史新编》表志三卷，颇有所见。”为了有所比较，恽毓鼎还广泛阅读了其他与元代历史相关的史着。九月十九日，“午后诣编书处，阅《元史》”；[15]九月二十一日，“向绶金借来洪文卿侍郎《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原阙十卷)以核魏编”；[16]九月二十四日，“篝灯看《译文证补》未尽各卷。又检邵远平《元史类编》浏览义例。邵氏此编详核有条理，颇胜《元史》，然于开国武功、西北地理，亦无以远过旧史，则以元初记载荒略，无可凿空也。洪侍郎之能编佳史，亦时会为之。吾辈生今日，读书功力之逸，真胜前人矣。于此而犹不用功，岂非对不住自家。”[17]经过两周有余的审阅，恽毓鼎拟定了最终的意见：
(九月二十五日)自三点钟起，杜门却客，洁西厅长案，遍陈《元史》各书，拟《元史新编》复奏稿，分正体、补缺、匡谬、正讹四段，而折重于平服各国传、外国传、宗室世系表，以特表其长。晚饭后始脱稿，凡千馀言，请吴先生缮写清稿。费旬日研摩之力而后成此文，甚矣，责实之难于课虚也。[18]
恽毓鼎对魏源才华一向推服，他认为：
默深先生本具史才，谙习中外时事。此其晚年所编，欲进呈而未果(见于制府后跋)。体例谨严，考核精审。其最有功者在太祖、宪宗平定各国传。太祖兵力，南略印度，西逼欧洲，威震泰西，为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乃明初史臣如宋、王诸公，虽工文学，不谙蒙文，开创宏功，概从阙略。近年转从俄罗斯及泰西史籍，窥见一斑(如洪文卿侍郎钧之《元史补正》，则据俄国古史译成者)。先生此传，远过宋修十倍。惜其中稍有缺佚(如隐逸、释老、群盗三传皆有目无文)，然无碍于大体。闻诸公意议，欲奏请列入正史，与《新唐》、《新五代》并传，亦乙编快事也。[19]
通过仔细审读，比较参照，恽毓鼎对魏源所着《元史新编》评价甚高，认为其“有功乙部，独为其难者矣”。并指出，“倘蒙列诸正史，洵足上备乙览，嘉惠士林。”同时，恽毓鼎还根据《元史新编》的不足提出建议，“又源伏处东南，不能得殿本元史，故于地名人名犹从旧史，未遵钦定国语更正，应饬馆臣照钦定元史逐一改写，以便颁行。”[20]
根据恽毓鼎《日记》所述，光绪朝国史馆官员对《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事给予了肯定。(12)但事有变故，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驾崩，举国悲悼，将《元史新编》钦定为正史一事遂有了新的变化。
三、宣统朝驳回原议，最后一次钦定正史无果而终
由光绪朝转入宣统朝，《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事一波三折。
据恽毓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载：
柯凤孙学使(劭忞)精研《元史》垂二十年，搜辑中外载籍及元人文集，得异本甚富，因合洪、李之书补修《元史》，已成本纪若干卷，志传草创未毕。史馆总裁奏以柯充史馆帮提调，专任阅看魏氏《新编》。凤孙学使丁卯乡举，与先君子同年。今日特来访，请余助理其事。余询以宗旨，则思重修《元史》，据魏编为底本，而遍采中外秘籍以补之，使完善无遗憾，然后列为正史以废旧史。与余意悉同。余于史学，唯元代最为疏陋，借此亦可知所未知，补半生为学之恨事。开岁即可专意为之矣。[21]
柯劭忞以其治元史之才华，为国史馆任为帮提调一职，专任阅看《元史新编》事宜，柯的加入，不仅改变了恽毓鼎的看法，亦主导了此次钦定正史的结局。
据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十三日《日记》载：“与柯凤孙丈约，在史馆晤谈，八点钟即往，致总裁之命，催其复看《元史新编》，尽月内竣事。凤丈交出复看说帖一份，发供事缮清。”[22]
综上可知，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底到宣统元年四月底，此为宣统朝复阅《元史新编》的时间，大约四个月。至宣统元年六月初六日，柯劭忞已经进呈奏折，说明相关情形，据《日记》记载：
巳刻诣史馆，阅柯凤孙丈所拟复奏阅看《元史新编》折。专门之学，言之娓娓，自非余所能堪比也。大意谓：魏氏此书，只能列入别史，与明柯氏《宋史新编》并行。若列入正史，则取材既不出旧史，文笔亦无以远过，不能取而代之也。其说甚允。[23]
关于柯劭忞为何反对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说认为其此时正在撰着《新元史》，如魏着得列正史，则己着无望，故而反对。(13)结合前文所引《日记》，柯劭忞此时确已着手编撰元代史书，将其反对的原因归之于私心，自有其可能。但笔者认为，恰恰因为柯劭忞正在撰着元代史书，其工作性质和内容与魏源大致相似，且史官当以良史自喻，故其评鉴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不能完全以私心概而论之。至于恽毓鼎何以被柯劭忞轻易说服，除了学术上的钦服之外，应该说也不无情面上的考虑。
至八月，关于确认《元史新编》是否能列入正史的诏谕正式下达，据《宣统政纪》记载：
大学士孙家鼐等奏：前奏派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暂充国史馆帮提调，勘定魏源《元史新编》。兹校阅已竣，谨将原书呈缴，并附呈《校勘记》一册。窃谓原书入之别史，实在《宋史新编》之上；入之正史，则体例殊多未合，尚非《新唐书》、《新五代史》之比。所有编修袁励准请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之处，应毋庸议。得旨：依议。《校勘记》留览。[24]
观此谕旨可以看出，《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之议之所以被驳回，体例不合是主要原因。因未能见及柯劭忞奏折及《校勘记》，其他因素笔者难以揣测。至此，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宣告结束。消息传出，引起了欧阳俌等学者的极度不平。(14)后世学者亦为之惋惜，认为：
魏源拟改造重编《元史》而成之巨构：《元史新编》在苦心孤诣的经营下，晚年终于脱稿。魏氏至为珍视该书，并极欲纳为正史，惜生前未能如愿。光绪末年，柯劭忞奉旨予以审查，其断语为“……入之正史，则史例殊多未合，尚非《新唐书》、《新五代史》之比。”列入正史之议，遂遭驳回。一代巨构，乃仅得“追随”《元史类编》(《续宏简录》)之后，于《清史稿》中同被纳入《艺文志·别史类》而已。此岂独魏源个人之不幸，抑亦学术界之损失也。[25]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背景来看，清末钦定正史之举与乾隆朝的钦定正史恰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乾隆朝正当盛世，在帝国统治的巅峰时期强化史学的政治属性，以发挥其教化功能，与皇权统治相得而益彰；清末则统治已近衰微，显然统治者主观上有借史学行为宣扬王朝正统、挽救统治危机的意味，但耐人寻味的是，两年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建，钦定正史一事的结局似乎预示了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同时，就史学而言，客观而论，无论是乾隆朝还是清末的钦定正史，其之所以产生，与史学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与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除《明史》为清朝官修之外，其余诸史均为史学发展历程中积累沉淀的精华，乾隆钦定正史亦可视为皇权对史学上已获得认可的史籍的价值与意义的确认。同样，清末钦定正史虽无果而终，却展示了有清一代史家在元史重修改造方面长期以来的努力，换言之，清代元史学的发展推动了事件的发生。并且，清末钦定正史事件已经预示着封建王朝确立的正史观念亦面临着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清末民初正史观念前所未有之变局。
注释：
①在笔者看来，正史含义的演变有史部目录学和官方正统哲学的双重意义，前者侧重于学术层面，后者侧重于官方政治层面，其演变轨迹虽略有不同，但几乎是同时进行，且相辅相成，不断互相影响，甚而互相吸纳、认同彼此的演变。因此，不同时代的正史观念一方面展示了目录学定义中正史作为史籍部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则展示了封建王朝对史学控制的日益加强以及借史学空间延伸的政治理念。本文探讨的正史观念涵盖二者，自乾隆朝钦定正史的模式正式确立以来，官方政治层面的正史在观念上渐居主导地位，但随着清末民初社会形势的发展，正史观念的王朝性因素逐渐为学界所批判抨击，而渐趋回溯到史部以及目录学的学术性本质上来。
②据《四库全书总目》“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着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据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史部·正史类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经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史分别为《史记》130卷、《汉书》120卷、《后汉书》120卷、《三国志》65卷、《晋书》130卷、《宋书》100卷、《南齐书》59卷、《梁书》56卷、《陈书》36卷、《魏书》114卷、《北齐书》50卷、《周书》50卷、《隋书》85卷、《南史》80卷、《北史》100卷、《旧唐书》200卷、《新唐书》225卷、《旧五代史》150卷、目录2卷、《新五代史》74卷、目录1卷、《宋史》496卷、《辽史》116卷、《金史》135卷、《元史》210卷、《明史》336卷。(据张之洞《书目答问》之《钦定正史》条云：“乾隆间钦定此二十四部皆为正史，共三千二百四十三卷。”)
③关于清末钦定正史的研究，以笔者所见，仅有中国台湾学者王家俭在《魏源的史学与经世史观》一文中略有提及，在谈及魏源对“元史的改造”之时，王家俭简要介绍了魏源在《元史新编》脱稿之际，拟呈送朝廷列为正史的初衷，以及后蒙袁励准奏请朝廷，但最终动议被驳回的经过(参见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薮》，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222-223页)；此外，台湾学者吴宗儒在其论着《清儒与元史》一书中，采录了王家俭的观点(参见吴宗儒：《清儒与元史》，第97-98页，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古典文献研究辑刊，三编，第17册)。二者仅简要介绍事件经过，旨在探讨魏源及其《元史新编》的价值意义及历史地位，并未涉及有清一代正史钦定的相关内容。
④据王家俭考证，“某公”当指何桂清(1816-1862年)，字丛山，号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进士，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礼部与吏部侍郎等职。
⑤咸丰六年(1856年)确实是晚清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其时内忧外患频仍，对内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对外，中美重修《望厦条约》，中英亚罗号事件发生，并进而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纷至沓来的历史事件来势汹汹，让清朝政府无暇顾及于此。
⑥何桂清于咸丰六年(1856年)任浙江巡抚，十一月六日以病免职。何桂清因病去职后，次年很快升任两江总督，且主要精力用于抗击太平军。
⑦指欧阳俌、邹代过。欧阳俌字辅之，邹代过字改之，二人均为湖南新化人，以精于校勘着称。
⑧关于南书房的裁撤问题学界有不同观点，一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撤销，一说持续至清末，以笔者所见，至少在宣统初年的实录中仍有南书房官员的行迹。光绪时期，南书房官员的责任主要是为皇帝读书治学提供咨询和顾问，包括阅看各地官员呈进的书籍，校阅后出具评语或遵照皇帝的命令修订错讹等。
⑨袁励准(1876-1935年)，字珏生，号中州，别署恐高寒斋主，河北宛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后入值南书房。民国后任清史馆编纂，辅仁大学教授。工书画，富收藏，精鉴赏，有《恐高寒斋诗集》传世。
⑩笔者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中见有袁励准《恭录魏源〈元史新编〉校勘记钞存》一册、《元史新编校勘记》(疑为柯劭忞重新评定《元史新编》时所作)二册，惜均未能见原书。参见“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1982年，第604页。
(11)恽毓鼎(1862-1918年)，字薇孙，一字澄斋，河北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中进士，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宪政研究所总办等职，担任晚清宫廷史官达19年之久。
(12)恽毓鼎在《日记》中并未明言其奏稿是否最终上奏朝廷，但从其后的记述来看，可能性的结果有二，其一为国史馆按恽毓鼎的意见上奏，但时值二圣先后驾崩，无暇顾及，新帝登基后，处理方案有所改变；其二为恽毓鼎的意见与国史馆总裁的看法不一致，遂有特聘柯劭忞重新评定一说。无论怎样，在光绪三十四年年底至宣统初年年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恽毓鼎的看法有了极大的转变，而《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事亦发生了逆转。
(13)如王家俭认为：“柯劭忞审查《元史新编》，正系其编纂己作《新元史》之同时。窃意或不无虚位以待之嫌。述唐史，既可有两《唐书》；记五代事，又可容两《五代史》。然则载录元代史事，恐亦得援例比照；惟不闻更有第三部正史也。宋、王巨构既为正史于前，则魏氏新撰自不得继位于后，否则己着便无所旁落，柯氏心中，或不无此种考量也。”(见王家俭：《魏源的史学与经世史观》27页下注释条)
(14)据王闿运民国三年七月三日《湘绮楼日记》云：“柯凤笙驳签魏元史，欧阳俌极不平。”(王闿运：《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