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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 （四）

在孙中山看来,蒙古族、藏族和满族的人口较少,力量较弱,都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把国内各民族融合成像美利坚一样的强大民族统一体,才能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争得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所以他说:“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多汉人。讲到他们底形势,满洲既处日人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范围,西藏已几成英国的囊中物,足见他们皆无自为的能力,我们汉族要帮助他才是。”又说,“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的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合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137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由此可见,使国内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地位,建立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以各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孙中山主张“民族同化”的直接动机和最终目标所在。它从一个角度,实际上也等于揭示了辛亥革命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兴起、确立、传播和认同的一个重要动力。此外,从长远来看,革命后民国的建立,政治上既实行“五族共和”,文教上复推行有利于一体化近代化的民族融合措施,这些都在实际上对各民族的融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满汉之间,不仅没有因为辛亥革命而加剧矛盾,反而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了两族间的融合。１９２２年,梁启超曾带着大汉族主义情结谈到这一点。他写道:辛亥革命,满清逊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义。———专就民族扩大一方面看来,那价值也真不小。———满洲算是东胡民族的大总汇,也算是东胡民族的大结束。近５０年来,满人的汉化,以全速率进行。到了革命后,个个满人头上都戴上一个汉姓,从此世界上可真不会有满洲人了。这便是把二千年来的东胡民族,全数融纳进来,变了中华民族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扩大的一大段落。梁氏的这种表述虽有欠科学和准确,但还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对于满汉民族实际融合的某种积极影响。第三,“中华民国”国号的正式确立,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感,使得人们在考虑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确立各类组织和事物名称的时候,往往喜欢使用“中华”字样和符号,来表示其民族特色、国家身份或全国全民性质,实现某种整合意义上的概括。这从民国建立后,成千上万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和事物名称蜂拥而现中,即可见一斑。如民国初年,这类组织机构中就有中华书局、中华职业教育社、大中华报、中华革命党、中华银行、中华艺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足球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等,不胜枚举。此种用语习惯及其运思导向,成为此期及以后“中华民族”一词能够应运而生、逐渐流行和传播开来的重要语言因素。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时还是未曾形成的。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在具有各民族平等融合整体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历史资料,正是出现在辛亥革命胜利和民国建立之初。也就是说,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最终实诞生于这一时期。前面,我们曾提及“中华民族大同会”。该会的消息,曾在当时《民立报》和《申报》等着名报刊上广泛刊载,传播很广。其所谓“中华民族”本身虽还不是一个固定名词,但在一定程度上已能起到固定名词所表现的那种民族一体性的传播效果。另外,前文还曾提到,１９１３年前后袁世凯和部分蒙古王公也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类似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如１９１４年,湖南安化人夏德渥已完成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一书,１９１７年,《东方杂志》第１４卷１２号刊登的《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一文,１９１８年元旦,《民国日报》发表《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的社论中,就都曾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词汇和概念。
《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是一部至今尚未见有人专门介绍的颇具历史价值的着作。作者夏德渥,生平不详。他具有鲜明强烈的使命意识,完成该书后,曾报呈教育部审批,并请革命党元老、民国要人李根源作序。该书详细考述了中国历代各种史书的有关记载,专门论证中国汉、满、蒙、回、藏、苗六族间的同胞关系,“冀览此书者恍然于汉、满、蒙、回、藏、苗论远源为同种,论近源为同族,而慨然动同胞之感” 。书中统称中国各民族的统一体为“华族”,偶尔也称其为“中华民族”,并强调中华民族的主要构成成分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没有“苗族”。不过,此书直至１９１７年才得以正式出版。书前印有教育部的批文:“详绎该书,其宗旨在融洽感情,化除畛域,提出人种学问题,为科学的研究。详加考辨,具见经营。”可见,对于该书有益于民族平等融和的社会功能,国家也给予了积极评价。民国初年,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而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可能是李大钊。１９１７年２月１９日和４月１８日,他在《甲寅》日刊上分别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激发出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来实现对古老中华民族的“更138生再造”,从而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有关“兴亚”责任的思想主张。鉴于其这一思想目前尚未为人所指陈的重要历史价值,我们不妨完整地引录几段,以见其详: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此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之自觉尚矣。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发挥光耀于世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
在上述文字中,李大钊不仅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实政治条件,说明了“再造”和“复兴”古老中华民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呼吁社会认同五族合一的新“中华民族”,提醒民国政府在今后的政治、教育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应该本着这种整体的新“中华民族”观念,来培养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并由此强调了中华民族在亚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至此,可以说,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已经是基本上形成了。从李大钊上述言论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想所发生的影响之外,还可见及中华民国的建立所激发起的那种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的确,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来说,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信心,都是其内在动力,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是缺一不可的。不过,认定民国初年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经基本形成,还只是就这一观念本身的内涵而言。五四运动以前,不仅社会上,甚至一般知识界和舆论界中,“中华民族”观念都还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现代意义上使用的“中华民族”词汇虽已不算少见,也还谈不上流行。这从五四运动中着名的反帝文告里尚难见此词,可以得到某种证实。在五四着名的反帝文告中,我们只能较多地见到一些国家意识较强的词汇(如国贼,卖国政府、救亡、国货等)。这可能是民国初建,人们那种一体化的整体民族意识尚弱于新兴的国家、国民意识的缘故吧。说到“中华民族”称谓的兴起直至确立受到“中华民国”国号的影响,常乃德在１９２８年出版的最早以“中华民族”命名的着作之一《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曾有过一段说明,题为“中华民族之命名”,值得引录如下: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这段话说明,对于了解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华民国”国号之间的相互关系,应不无裨益。
以上,是关于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与中华民族现代认同之关系的认识。其实,这种认识至此尚并不完全。因为它既没有说清何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不久会有那么剧烈的民族方略调整?也没有说明此前的革命思潮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形成的关系到底如何。实际上,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回到前文所提到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完整内涵上来,即应意识到,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结构在清末民国时期,大体有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复合性的中华民族体内之各子民族间,要反对互相歧视和压迫,争取平等,携手发展,共同进步,并朝着进一步深化融合的民族共同体方向努力;二是要反对外来民族的欺压,一致对外,争取民族共同体的独立、解放和维护自身发展及其他方面的权利和尊严。而在第一个方面的内涵中,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平等互助”属浅层,却是前提;“一体融合”是深层,也是目标。在目标和深层的意义上,两方面内涵最终实现了自身的统一。但在浅层即前提层次,两者却又经常直接地构成矛盾,产生张力。就民族共同体关系的总体认识而言,君主立宪派起初的确看得较为深远,显得相对理性。但他们对于满族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的危害性及其拒绝放弃民族特权的顽固性,却认识不足;而革命派起初的确显得偏激,较多地表现出狭隘的汉族民族主义的立场。但他们致力于先打倒满族统治者的特权地位,实具有不同寻常的民族解放意义,并为建立新型的民族共同体关系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以往,我们从革命与改良的对立角度着眼,更多的看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果换个角度,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的形成视角去认知,就会惊奇地发现,其彼此间的“互动”和“同一”的效果也甚为明显。立宪派提出民族融和的“大民族”观念,即是针对革命派激烈“排满”作出的回应,而革命派“排满”的观念,也在与立宪派的论争中不断得到过修正,并非是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后,才一下子来个彻底的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立宪派的主张。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派在１９０５年之后,其“排满”思想中已很少种族复仇主义色彩,并一再说明其并不“排”一般满人,而是“排”满清贵族和腐败政府。其所建国家不仅允许其他民族存在发展,而且要“实行平等制度。”
这就不难理解何以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要迅速放弃“排满”理念,而将“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融合原则立即付诸实践的转变了。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的初步形成,实不过是戊戌维新以降改良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实现思想和实践彼此互动的一种逻辑结果而已。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前述许多其他因素也发挥了各自程度不同的作用。如果循此视角考虑问题,还可以强调,清末民初,中国人一般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资源的引发、调动,也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比如像“民族”、“民族主义”、“国民”、“同胞”、“中国人”、“华人”、“华侨”乃至“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他们所共享的概念之广泛使用和传播,就已成为孕育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不容忽视的必要资源。至于“中华民族”一词本身在他们之间的传递使用和意义转换,则更为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