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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潞:《皇朝礼器图式》：一部规范清代社会成员行为的图谱（二）
四、《礼器图》所反映的清代社会生活
前文已述，清礼与清礼器，非古礼与古礼器。《礼器图》中，有相当多的器物在清以前从未出现过。它们是经过整合后的清代社会文化的产物。这种整合，集中体现在清朝文化实为一满汉为主的多民族融合的社会文化上。下面，就《礼器图》中一些具表性的器物略加说明。
首先是冠服。这是《礼器图》中最能反映经过社会整合后的礼器。众所周知，清代冠服是带有突出满族传统特点——右衽、披肩、箭袖、开裿——的服装。对衣冠在确立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乾隆君臣均不讳言。乾隆在为《礼器图》所作序中，语重心长，特别提出：“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袭。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恐后之人执朕此举而议及衣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祐，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1][39]馆臣在“冠服卷”附言更是坦言：“昭名分辨等威，莫备乎冠服。”[1][40]从清代社会秩序确立的历史进程看，这些言辞毫不过分。为改衣冠，清入关之初满汉民族为此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谁也不可能忘记。但是，清冠服又非仅具满族传统文化的单一元素。《礼器图》中所列，最高从皇帝，至最低“不入流”的冠服，又无一不带有中原文化的元素。如皇帝朝服上的“十二章”纹，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黻、黼12种纹饰，以及各级文武官员官服上所绣麒麟、孔雀等补子，都是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延伸。[1][41]
其次是乐器。乐器卷中，排在最前边是镈钟与特磬。这两种乐器，显然是承袭周礼器而来，我们从近年湖北出土的曾侯乙墓古钟就可知它的源流。它的作用乃为定音。但乾隆将其载入《礼器图》的缘由还不止于此。就在《礼器图》即将告成之际，江西临江出土了11尊古钟。如此重器，江西巡抚不敢怠慢，将其献至皇宫。乾隆“辨其名，知为周时所铸”[1][42]。但是，“律应十二钟，缺其一”，便不但新铸一钟，补足一套后列入《礼器图》，而且还在西苑为古钟特辟了名为韵古堂的陈列室。而特磬在此时琢制，则完全是由于西陲告捷，盛产美玉的和阗正式纳入了版图，“谕廷工请以和阗贡玉琢为物磬，用彰始终条理之盛。”[1][43]。至于乐器卷中出现的“廓尔喀部乐”、“瓦尔喀部舞乐”、“回部乐”、“缅甸国乐”、“安南国乐”、“朝鲜国俳乐”等乐器，就更是清廷与周边民族或国家交往，逐渐形成多民族国家或与藩属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所致。
再次是武备。武备卷中收入冷兵器计有弓、箭、弩、刀、枪、矛、戟、滚被、斧、藤牌10类139种，热兵器有炮与火枪2类76种。冷热兵器并列出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惟有此时。这期间在世界范围内，正是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之时。76种火枪与炮出现在《礼器图》中，表明至18世纪中期，乾隆朝的武器装备还几乎与世界同步，并非半个世纪后那般落伍。而139种冷兵器，也正是清代武器装备和军事活动的基本反映。如藤牌、藤牌营挑刀、射虎箭、射虎枪等武器的出现，与清军征台湾及清帝热衷狩猎活动直接相关。
《礼器图》中，从多角度折射了清中期社会生活的为“仪器卷”。将仪器收入《礼器图》，按乾隆君臣的本意，仍是自尧舜时就形成的“乃在睿玑玉衡，以齐七政”的传统观念，即天子拥有对天象的绝对解释权，天文由此成为皇权的象征：“臣等伏惟仪器之作，所以授时成宪，体天运而布岁功，盖其钜也。”[1][44]但从收入本卷的50件仪器看，它反映的社会生活绝非皇权一点。由于50件仪器中，有38件实物还存于故宫博物院与东便门古观象台。结合实物，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在内容上，仪器可分为天文、地理测绘、光学、计时器等数种；在制作时间上，最早从1541年，最晚至1750年；在制造者上，除清廷钦天监和造办处自制外，还有21件来自英、法、德等国且刻有西文款识的仪器。[1][45]这些信息至少告诉我们：（1）18世纪时，清代官方的科技活动十分活跃，不仅有天文观测，也有地理测绘，其自身的价值，远远超出对皇权的象征。（2）天文仪器中的前6件，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制，它是反映清初社会动荡的历法之争事件的重要实物资料。[1][46]（3）以地球为中心的浑天仪，和以太阳为中心的英国制浑天合七政仪，是罗马教廷对日心说解禁的见证。（4）超过40%的标有西文款识（如LONDON）的仪器，被堂而皇之地列为皇家礼器，一方面，是乾隆以天朝上国自居，强调“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对世界格局全然不知的反映；一方面，又是当时社会对西方文明几乎毫无认识的体现，以为只要是仪器，就具备“以齐七政”的作用。
应该说，乾隆对世界茫然无知的认识，并非仅因他为中国皇帝。他的认识不过是18世纪时中国学人对世界对西学普遍看法的集中体现。我们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所收西学着作的评论可以看出，由于眼界的狭隘，在当时的顶尖学者如纪晓岚等人眼里，西学不是“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1][47]，就是源自中国：“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1][48]。特别是后者，即“西学中源说”，几乎就是当时的主流看法，连被视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戴震也不能免：“戴氏《勾股割圆记》唯斜弧两边夹一角及三边求角，用矢较不用余弦，为梅氏所未及，其余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1][49]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乾隆将欧洲制造的天文测绘仪器视为中国礼器，成为平常之事。《礼器图》的作法，正是“西学中源说”在当时大张其势的集中体现。
五、《礼器图》的影响
《礼器图》作为清帝钦命绘制的一部经典图谱，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当时的影响仅限于宫廷。这主要是因为18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一方面清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微，五礼所涵盖的制度大都已无以治国。仅以朝廷而论，某些直接体现皇权的礼仪，如大朝仪、祭先农、先蚕、南苑阅兵、秋狝田猎等礼，都已长年不举，涉及民间的礼仪之制，影响力就更为有限。加之自宋明以降，作为礼学经典的三《礼》，大部分不在科举考试范围之内，士子多不诵习，《礼器图》惟有束之高阁。但作为乾隆朝的经典图谱，对后世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一定的作用，最直接的，就是它成为嘉庆朝首次绘制的《大清会典图》的奠基之作。
嘉庆朝前，《大清会典》已修定了三次，除乾隆朝所修《钦定大清会典》中，出现部分图外，康雍两朝的均无图。即使是乾隆朝的，也仅“图式，凡坛庙规制，职方舆地，莫不有图。其五刑之具，丧服之制皆具列，以垂万世章程”[1][50]。实际上，此时所收之图，基本上均为示意图，仅“卷八十六钦天监”收录的10件天文仪器，为《礼器图》中所绘。而嘉庆朝《大清会典图》，则将《礼器图》绘制的器物全部收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这种作法，或许是嘉庆帝承继传统，告慰先帝的一种方式吧。
随着清王朝的衰败，《礼器图》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收藏于圆明园的一部，被英法联军掠至欧洲。其中一部分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及爱丁堡皇家博物馆。但时过境迁，原本为强化清朝统治的《礼器图》，今天却成了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文物。笔者去年在英国访问时，就曾于大英图书馆的“东印度公司历史展”中见到数幅《礼器图》。透过这些图谱，我们可以看到以服饰为代表的满汉文化的融合，以军器为代表的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历史，以仪器为代表的中西文化的冲突等清代很多重要的社会波澜。由此，《皇朝礼器图式》不但是我们今天认识200年前天文地理仪器、冠袍带履、车马轿舆、枪炮军械、民族乐器等文物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我们了解18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份珍贵的形象资料。
[1][1] 这里以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内的《皇朝礼器图式》为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以下简称《四库全书》。
[1][2] 《礼记·曲礼上第一》，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673页。以下简称《十三经》。
[1][3] 《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十三经》第885页。
[1][4] 《礼记·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十三经》第889页。
[1][5] 参见邹昌林着《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6] 《周易·系辞上》，《十三经》第78、79、80页。
[1][7]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十三经》第434、435、438页。
[1][8] 《礼记·礼运第九》，《十三经》第763页。
[1][9] 《礼记·礼器第十》，《十三经》第770页。
[1][10] 《史记·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1959年。
[1][11] 参见拙文《清初祭天礼的政治内容》，《清代皇权与中外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2页。
[1][12]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纂：《国朝宫史》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以下简称《国朝宫史》。
[1][13]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14]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15]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16]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17] 《礼记·礼运第九》，《十三经》第764页。
[1][18]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八，《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1][19]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八，《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1][20]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八，《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1][21]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1][22] 参见《钦定大清会典》，《四库全书·史部》三七七。
[1][23]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1][24]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九，《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1][25] 《大清通礼?序》，《国朝宫史》第542页。
[1][26] 《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一五，中华书局，1991年。
[1][27] 《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一五，中华书局，1991年。
[1][2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九，中华书局，1991年。
[1][29]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1][30]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1][31] 《皇朝礼器图式?序》，《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32] 《皇朝礼器图式?表》，《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33] 《钦定大清会典》，乾隆《御制序》，《四库全书·史部》三七七。
[1][34] “乾隆十二年正月上谕”，《大清会典则例》，《四库全书·史部》三七八。
[1][35] “乾隆十二年正月上谕”，《大清会典则例》，《四库全书·史部》三七八。
[1][36]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37] 《清史稿》卷二一九，中华书局，1977年。
[1][38] 《清史稿》卷三〇二。
[1][39] 《皇朝礼器图式?序》，《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40] 《皇朝礼器图式?序》，《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41] 参见拙文《服饰与皇权》，《清代皇权与文化》第80页。
[1][42]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
[1][43] 《皇朝礼器图》卷九，《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44] 《皇朝礼器图》卷三，《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1][45] 参见《故宫藏精器全集西洋仪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
[1][46] 参见拙文《清宫仪器与需求及引进的关系》，《清代皇权与中外文化》第115页。
[1][47] 《职方外纪》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史部》。
[1][48] 《周髀算经》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〇六《子部》。
[1][49] 凌廷堪：《与焦里堂论弧三角书》，《校礼堂文集》卷五，转引自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2页。
[1][50] 《钦定大清会典》乾隆甲申《序》，《四库全书·史部》三七七。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 者：刘潞，故宫博物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