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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振忠：清末徽州学生的《庚戌袖珍日记》

周振鹤教授所编《晚清营业书目》，列有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目，其中提及该馆出版有《庚戌袖珍日记》：
本馆自光绪三十年创制袖珍日记，历年增广改良，发行以来咸称便利，自庚戌年起改为狭长形，置诸怀中尤为便用，所附各表亦均精心改制，务期适用，布面金字，装订精美，并可配装铅笔，每枚五分①。
上揭《庚戌袖珍日记》，只是商务印书馆同类出版品中的一种。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曾以不断修订、连续出版的形式出版同一种着作（这就是所谓的“历年增广改良”），而每次修订，均较此前一版更为精致细密。譬如，早在晚清光绪年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有该馆的出版书目②，及至宣统元年(1909)十月，《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已出到第八版。又如，民国元年(1912)创刊的《中国旅行指南》，到民国十年(1921)一月已出至九版，在此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添派专员，详为调查”，故其所述内容，从初版的68处增至第九版时的92处，其中的子目，也更为详细。从第六版起，还新附各省风景画，每省一幅，以便旅客行踪所及，“藉得按图寻访”③。而更早于此的《袖珍日记》，从光绪三十年(1904)创制起，到宣统二年(1910)改版，历时也有六年之久。
此类日记虽见于书目登载，但因日记为个人实用之物，倘若刻意寻找一部日记原本，殊不易易。此前，笔者偶然收集到《庚戌袖珍日记》实物一册，确系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目所记的那种“狭长形”，为蓝色布面，封面烫金字体，写作：“宣统二年庚戌／袖珍日记／商务印书馆”。据书目版权页得知，此书为宣统二年(1910)的《袖珍日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由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每本定价大洋壹角陆分。
一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晚清，成立之后，因其经营的灵活性而得以迅速发展。民国二年(1913)上海海左书局印行的《最新民国商务普通注解尺牍》中，就有致《商务书馆》的信函：
商务印书宝馆大执事鉴：久违雅教，时切怀思。兹启者，阳历七月三号，奉上一函，谅邀台阅，至今未见货箱颁下，甚为诧异，岂其未曾收到欤？抑局中半途误事欤？殊难解决。刻因询买者日有多次，无书应接，甚难为情。如政治、法学、财政等书，并民国教科书之类，皆人所亟欲购观，迟则数见不鲜，奇货不可居矣。故再申函，望将此数种先行寄下，以应门市，不可有误，忝恃老主顾，故敢催促，有费清神，容当面谢，不敷之数，随当寄到，特此再布，即请
刻安！
文成堂书柬。
其后是商务印书馆给文成堂的回函：
文成堂宝坊台览：阳历七月三号，尊处所寄之函，并洋若千元，货单一纸，均已收到，却非局误，本拟修函奉覆，奈局中事如猬集，以致稽迟，又以不日各书即可印齐，故此简略其事，俾宝坊盼望多日，盖不知如此之急也。昨又接华札，方悉购者纷纷，无奈今岁沪上各书局倍加发达，印刷装订等局，所出之书，不敷客帮之批发，其原因实由民军光复之后，各地书坊，货皆空虚，今庆共和成立，处处交易，同一起色，故办货者一时齐集，往往眼见现银而无货与客也，兹特照单寄上，另开发票一纸，各价登明，祈收阅可也，若犹嫌部数之特少，函示续寄不误，下找之款，望即寄下为盼，此覆。即请
大安！
商务书馆书柬。
上述二函，大致反映了民初商务印书馆所编各类图书的热销状况。如所周知，商务印书馆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此类新式中小学教科书，迄今在徽州各地时有发现④。除了编印、刊刻教科书之外，中小学生的文具用品，显然也是商务印书馆重点经营的范围。《庚戌袖珍日记》的后一部分印有诸多实用性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各省往来华文电报价目表、邮传部重订收发电报办法摘要、邮件章程摘要、购领邮票汇票行使银钱之定章、专差投递快信摘要、邮件寄费表、京汉铁路火车票价目、京奉铁路北京前门通州至山海关火车价目、京奉铁路山海关至营口并沈阳火车价目、沪宁铁路各站价目表、杭沪铁路价目表、内河小轮船价目表、上海到沿海各埠船价表、上海汉口间船价表。这些，涉及车船交通、邮政通讯等方面的知识，颇可反映出日常生活与时代风气的巨大变化。此外，日记中尚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类书籍，如：“欧美名家之政法书”、“日本法学大家之名着”、《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大清会典图》、《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要义》、《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通释》、《城镇乡地方自治事宜详解》，还有学部审定宣讲用书：
《克莱武传》，三角；
《澳洲历险记》，一角半；
《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三角；
《鲁滨孙飘流记》，七角；
《富国学问答》，五分；
《蒙师箴言》，五分；
《农话》，一角。
上列诸书，亦见于宣统元年十月第八版的《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宣讲用书》，可见，商务印书馆有意识地将该馆所出书籍的目录，悉数印入《庚戌袖珍日记》，以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在这批“宣讲用书”中，前数部均为翻译读物，如克莱武(Robert Clive)为18世纪英国着名的冒险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曾长期负责东印度公司和英帝国的南亚事务。《克莱武传》与脍炙人口的《澳洲历险记》、《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和《鲁滨孙飘流记》等书一起，成了国人开拓眼界、启迪民智的重要参考书。而《蒙师箴言》，则显然是迎合清末私塾改良的社会需要。各书旁注曰：“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延聘专员随时宣讲，而此数书，业经审定，为宣讲之用。”
在《庚戌袖珍日记》的后一部分，另外还列有一些书籍：《宪政论》、《宪政研究书》、《立宪国民读本》、《日本预备立宪之过去事实》、《十六国议院典例》、《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日本议会法规》、《日本议员必携》。书籍旁注曰：“预备立宪之时代，不可不知宪法之要义，本馆编辑宪政各书，凡我国民，苟能悉心研究，则可知宪法精神，而养成国民资格。”这些书籍，都是当时极为适用的着作。对此，晚清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认为：“古称‘通经致用’，今则‘通法致用’。”这种看法，典型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不少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同时，亦可看出有关宪政各书所受到的重视。他曾前往上海法政讲习所学习，研习各种法律，主要有行政法、法学通论、经济学、财政学、民法、警察学、宪法、西洋史、欧美日本自治大观、地方自治制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共计11项内容⑤，其中一些科目的参考书，即与上述的书籍有关。
此外，日记中还列有儿童用书、校外用书、初等小学教科书、女学生用书、算学书目、中学教科书、教育类书目、英文书目、字典辞典、尺牍日记、五彩地图、各种杂志、最新小学、说部丛书、新译小说和新撰小说等，内容相当丰富。这些书刊，目前在徽州民间均有大量的遗存。在清末民国时期，此类书刊对于开通皖南山区民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庚戌袖珍日记》差相同时的《陶甓公牍》记载，外界对徽州的冲击，主要是来自外出经商的徽商和受新思潮影响的学生和绅士。而徽州子弟的外出求学，更带回了新的思想⑥。在这方面，日记后所附的广告，显然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人们通过此类的广告，了解到中国当时最新的学术思潮，关于这一点，有待于今后作详尽、细致的研究。此处，仅举一个细节稍加说明——《庚戌袖珍日记》内部栏目的设置，事实上也影响了徽州人书写的习惯。譬如，民国年间的一些书信抄本（即信底）之前，有“通讯录”、“收寄信函表”⑦等，这显然是受到《庚戌袖珍日记》之类新式日记的影响。因为在晚清以前，此类的通讯录及收寄信函表，往往直接书写于信函的旁边，而不会在开首作一备查式的索引。
二
这是一册用过的日记簿，因此，除了本来印刷好的文字外，还有使用者留下的诸多印迹，这些印迹虽然稍显杂乱，但仍可从一个侧面窥见使用者的社会生活。
关于袖珍日记的主人（使用者），从书中所记内容中可以略加推测。《庚戌袖珍日记》“人名录”部分，记录了主人的两位亲戚朋好之通讯录，其中一位为：“程敬斋，休南汊口上村，崇基堂，南通州源大典”，也就是说，程敬斋为徽州休宁县汉口上村人，他家的堂号为“崇基堂”，本人则在南通的“源大”典当行从业。休宁汉口历来为程氏族居之地，早在明代，徽州着名的武术大师程宗猷（即《少林棍法阐宗》的作者程冲斗），即出自该村⑧。另外，在清代，南通一带的典当业，也基本上是由徽州人所垄断，这与程敬斋的出身背景及从业特征也极为吻合。通讯录中的另一位叫方俊卿，是歙县大洲源井潭人，从业于“苏阊门外杨安浜恒兴公茶行”，也就是在苏州阊门外的一家茶行中务工经商。另外，《庚戌袖珍日记》中的“往来书信表”，记录了十月十六日，主人分别寄给在北京的叔父和在天津的姑丈之信函，据此可以推测，日记的使用者应当是位徽商子弟。
至于日记主人的职业，亦可根据所记内容稍加分析。日记中多处均记有英文单词，如十二月初五日乙亥处，就记有：one（混，潘，一），two（吐，二），three（特立，三），four（夫儿，四），five（反夫），six（色克司，六），eight（唵特），name（应作nine，能，九），ten（吞，十），dollars（淘拉司）。这些，都是用中文标注的英文读音。可见，此人应是一名出外就学的学生。日记中还记有其人回乡时所带的行李，即《由天津到徽州行李计数》：
铺盖，乙个；衣包，乙个；
网篮，乙只；长箩，乙只；
考篮，乙只；伞袋，乙把；
衣箱，乙只；
木箱，乙只；腐乳，乙坛；
9件。
共欠洋十元0三角。
在民间文书中，数目字的“一”通常写作“乙”。考篮为徽州学子外出求学的常备之物，这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小说中所见颇多。以徽州为例，新近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中，就多处提到考篮。如作者詹鸣铎等人某次赴徽城（今安徽歙县县城）参加府试，“大家穿旧式的外套，戴无顶的纬帽，手提考篮，陆续都去”⑨；另一次府试，每次入场，天未亮，有人就代詹鸣铎提考篮，送他前往⑩。以上两例是上考场的情形。还有一例是在安庆参加优拔考试，詹鸣铎自述：“是日我出场后，随唤得东洋车坐回寓来。一路之上，人见我们头戴顶子凉帽，脚下放考篮，这个样子，真个有些趣味”(11)，这是出考场时的情形。至于网篮、衣箱，则是当时人出门时的常带之物，这在《我之小史》中亦有反映(12)。
从日记主人出门所带的物品来看，此人应是在天津读书的徽州人。晚清民国时期，天津的北洋大学颇为有名。詹鸣铎《我之小史》中，就提及徽州婺源庐坑村有两名北洋大学毕业生。如第十八回就写道：“村内（詹）伯纯，在北洋大学毕业，奉旨着赏给进士出身，改为翰林院庶吉士。捷报到家，村人为之一喜。”(13)詹荣锡，字伯纯，庐坑人，据民国《婺源县志》记载：其人“北洋大学工科毕业，奖给拔贡，部试赐进士”(14)。不知道日记的主人，是否也是北洋大学的学生？
日记所记内容，对于徽学研究颇具参考价值。如主人用铅笔逐日记录自己由杭州江干起程，经钱塘江、新安江返回徽州的路程：
十月十八日戊午（十一月十九号，星期六），是日，夜由江干起程。
十月十九日己丑（十一月廿号，星期日），是日，在富阳歇夜。
十月二十日庚寅（十一月廿一号，星期一），是日，在七里龙、冷水铺歇夜。
十月廿一日辛卯，忌辰（十一月廿二号，星期二），是日，在严州歇夜。
十月廿二日壬辰，小雪，忌辰（十一月廿三号，星期三），是日，在潼关歇夜。
十月廿三日癸巳（十一月廿四号，星期四），是夜，在港口下五里歇夜。
十月廿四日甲午（十一月廿五号，星期五），是日，在杨村降歇夜。
十月廿五日乙未（十一月廿六号，星期六），是日，在天王滩脚歇夜。
十月廿六日丙申（十一月廿七号，星期日），是日，在街口歇夜。
十月廿七日丁酉（十一月廿八号，星期一），是日，在正口歇了。
十月廿八日戊戌（十一月廿九号，星期二），是日，各公回府歇夜。
江干位于杭州的钱塘江滨，是沿钱塘江—新安江溯流而上返回徽州的起点。《浙江水程至屯溪诗》就有：“归途昨夜宿江头，风送钱塘一叶舟，夜静潮生新月上，六和塔影水中流”(15)。七里龙亦作“七里泷”或“七里滩”，与严陵濑相接。元曲有《严子陵垂钓七里滩》，说的便是此处，该地例来为泊船过夜之处。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钱兆隆在其所作《钱塘江上流游记》一文中这样描述：“至七里泷，两旁高山壁立，峰峦如画，惟时起大风，行舟畏之，有时若遇猛烈之顶风，惟有抛锚而待，故有‘顺风七里逆风七十里’之谚。”(16)
另外，日记中还记有《潘伯和同吴正才兄二人路费计数》：
十月十五，支洋乙元十弍毛，付京江客栈伙食；
支洋乙元，付行李小车；
十八日，在杭付讫，支洋叁元弍毛，付申往杭火车费；
支洋乙元六毛，付上行李；
支洋叁元，付由津往申轮酒钱；
支洋乙元，付京江栈阿小酒钱。
这些内容，反映了日记主人与同行旅伴在镇江、杭州等地的开销。此外，日记中还有《沿途便记》：
十月十八日，收吴正才兄洋乙元；
支洋乙元，付加香肉；
收方纯卿洋拾元；
收吴正才兄洋拾弍元；
收吴正才兄洋乙元，支洋乙元，付冬
笋拾斤；
支洋式拾元0四毛，付船钱；
支洋式元，付曹太来各人酒钱；
十九日，支小洋式毛八分，付猪肉；
支洋四毛四分，付闻家堰捐；
收吴济川兄洋七角弍分；
收吴正才兄洋弍毛；
收洋弍毛，付东关嘴捐；
收潘伯和钱乙百四十文；
支钱乙百四十文，付买鱼；
收俊卿钱四百八十文；
支钱四百八十文，付买鱼；
收纯卿兄洋五百文：
支洋五百文，付东关捐；
收纯卿洋八百文；
支洋八百文，付严州捐；
收吴正才洋叁元；
支洋叁元，付船钱；
收吴济川钱五百文；
支钱五百文，付保商会；
收吴济川钱二百文；
支钱二百文，付买肉；
收吴济川钱三百0一文；
支钱三百0一文，付吃面；
收济川钱三百0六文；
卄二日，支钱三百0六文，付买鱼；
卄三日，收纯卿钱二百卄弍文；
支钱一百十弍文，付买肉；
支钱四十文，付买豆腐角；
卄四日，收纯卿洋弍毛；
支洋弍毛，付买酒；
收正才洋弍毛；
支洋弍毛，付买肉；
收济川钱四百四十文；
支钱四百四十文，付买肉面各项；
卄六日，收吴正才洋乙元五角；
收方纯卿洋乙角；
支洋乙元六角，付威坪捐；
收方纯卿钱六十文；
支钱六十文，付油豆腐；
收吴济川钱五百八十文；
支钱五百八十文，付猪肉白豆腐；
支洋弍角，付王家潭捐；
收纯卿钱一百六十文；
支钱一百六十文，付酒。
上揭提及的钱塘江—新安江沿途之各类开支，颇具史料价值。“曹太来”应为“曹泰来”，是杭州江干着名的转运过塘行，应系徽州人开设。詹鸣铎《我之小史》中，曾述及他多次投落江干曹泰来行，“时曹泰来行内，多是灰［徽］州客，听见皆故乡口音，气求声应。”(17)《沿途便记》记录了所过各关卡之税捐，计有闻家堰、东关嘴、东关、严州、威坪和王家潭六处税捐。晚清时期，钱塘江—新安江沿线浙江省境内共有六重关卡，“三完税，三验票”(18)。光绪六年(1880)，祖籍歙县大阜的潘钟瑞自苏州返乡展墓，曾有感而发，拟有《行路难》新乐府一首。除了正式的关卡外，日记主人还“支钱五百文，付保商会”。晚清时期，由于“河道不靖，自富阳江至徽界抢案迭见”，旅严同人组织保商分会，禀请官府允许添设巡船，保卫行旅。由于经费不足，所以要求经过新安江返乡的徽州同乡每位捐助巡费大洋壹角，在舟过严州南门时，由保商公会筹捐处经收(19)。

注释：
①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②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提及，商务印书馆在光绪三十二年已有增订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目》和《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目》，第220页。
③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增订九版中国旅行指南》“凡例”，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1页。
④据汪太戈《柯庆施在安徽省立二师》（《徽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一文透露，歙县南乡水竹坑（竹溪）村柯家，至今还保存着一本柯庆施使用过的高等小学校第6册《新理科》课本。
⑤［末代秀才］詹鸣铎着，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第15回《考拔贡文战败北，投法政海上逍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⑥参见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2页。
⑦《鱼踪雁影》，徽州文书抄本，私人收藏。
⑧参见王振忠：《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徽学》第3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末代秀才］詹鸣铎着，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第4回《回家来频年肄业，受室后屡次求名》，第115页。
⑩［末代秀才］詹鸣铎着，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第5回《从业师再投邑试，事祖母重到杭州》，第121页。
(11)［末代秀才］詹鸣铎着，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第14回《赴景镇再及浔阳，由长江直抵安庆》，第234页。
(12)［末代秀才］詹鸣铎着，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第15回《考拔贡文战败北，投法政海上逍遥》：“房舱则每人一间，每间仪容一铺，铺下容放网篮衣箱。”第237页。
(13)［末代秀才］詹鸣铎着，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第18回《接杭电匍匐奔丧，办民团守望相助》，第283页。
(14)民国《婺源县志》卷18《选举八·学位》。
(15)《雨窗杂录》，徽州文书抄本1册。《浙江水程至屯溪诗》，亦作《杭省江中〔干〕至屯溪锦衣词曲》（徽州文书抄件折页1份）。以上二种均私人收藏。
(16)《地理杂志》第4卷第2期，1931年3月。
(17)［末代秀才］詹鸣铎着，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第4回《回家来频年肄业，受室后屡次求名》，第107页。
(18)潘钟瑞：《歙行日记》，歙县《大阜潘氏支谱》卷10《文诗钞》。
(19)参见王振忠：《新安江上的徽商武装巡船》，《寻根》2003年第2期。